（一）父亲的备冬打樵
（二）母亲的年货及过年
（三）儿时偷糖吃
（四）肥猪事件和父亲挨批斗
（五）后记
（一）父亲的备冬打樵
我的老家在陕西省石泉县中池镇裕民村，是一个处于子午古道池河川谷小盆地的富裕村庄。这里山清水秀，溪水潺潺，阡陌交错，沟壑纵横。春天垂柳依依，茶香四溢；夏天万木葱茏，鸟语花香；秋天山花漫野，稻谷飘香；冬天雪花飞扬，银装素裹。我就生在这个诗画的小天地里，在父母长辈的呵护下，度过了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古子午道从南至北沿着池河蜿蜒而上，经过有着“小汉口”之称的池河镇、俗称“大坝”的中池镇（我的家乡），然后过太山庙，翻古山蹬；又沿金簪河下铁门坎、姊妹潭；再沿月河、旬河一路向北过江口、广货街，翻秦岭至喂子坪；然后再从喂子坪向东北折向一条今天已废弃的小道——走砭子口、核桃沟、十里桥、金仙观及拐儿崖，出秦岭七十二峪口之一的“子午谷”；最后到达关中平原的帝国京都——长安城。在汉江上游崇山峻岭的秦巴山区中，能够得“子午古道”交通之便，确实是一件值得傲娇与夸耀的事情。
在漫长而复杂的中国历史上，古子午道绝对是一个神奇的存在。汉、唐两朝及以前，它是自京城长安通往汉中、巴蜀及其他南方各地的一条重要国家驿道。汉高祖刘邦去汉中时，为防止后面项羽的追兵，派张良烧毁子午栈道，后来王莽又进行重修。魏延向诸葛亮提出走子午道奇袭曹魏大军，然诸葛亮并未采纳，坚持“六出祁山”，终致蜀汉政权“北定中原，兴复汉室，以成霸业”的梦想灰飞烟灭，化作泡影。
子午道上的金戈铁马、战旗飘扬似乎还回荡在秦巴山区的山谷之中。在那交通不便、道路崎岖的岁月里，无数流民跋山涉水，徒步迁徙到秦巴山区的深山老林，他们或是湖广填川陕的移民，或是江南躲战乱的难民，也夹杂着不同出身、不同目的来这里谋生的各色百姓。他们在这块土地上落地生根、繁衍生息，于崇山峻岭、千沟万壑之中，与当地遗留下来的少量原著民一起，辛苦劳作着。他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自耕自足，自娱自乐。虽然过着与世隔绝的简朴的农耕生活，却也躲开了不少历史风云的硝烟袭扰、改朝换代的战火劫掠。我的祖辈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生活在秦巴山区深山老林里的祖辈们，在一年的多数时间尤其是在湿冷的冬季里，一到晚上就点着蚕豆般大小的煤油灯，围坐在几块大青砖砌成的火塘边烤火。孩子们津津有味地听着大人们谈论着自己的家常事，也常常七嘴八舌地说着孩子们自己的那些琐碎小事。火塘上方从屋顶或阁楼的木檩条上挂下来一根梭钩，梭钩下端勾着一把如小脸盆大小的铜制“催壶”，一边烤火，“催壶”中的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烧开了。睡觉前，大人和孩子们就用这些热水倒在一个大脚盆里，围在一起洗脚。洗脚之后，孩子们就把脚后跟踩在母亲缝制的布鞋上，脚板对着火塘，脚烤干、烤暖和后才肯穿上布鞋。
我们家里人多，兄弟姐妹七人。父亲常常嫌孩子们这样烤脚影响其他人烤火，也担心孩子们不慎踏入火塘而被烧伤，就把火钳拿在手中比划出要敲打孩子们脚的架势。孩子们一看到父亲拿起火钳，就赶快把小脚塞进自己的布鞋里。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妻儿老小在寒冷的冬天不至受冻，晚上有火烤，提前谋划越冬烤火及做饭的柴薪，打樵备冬，就成了我的父亲必须考虑的头等大事。
我家在屋后两里地远的山坡上，有三四十亩的自有薪炭山林。山林中长满了花栎木阔叶树。花栎树一年就能从冬天砍伐的树根部长出一人多高，两年即可将这些拇指般粗细的花栎树砍伐，作为梢子柴煮饭之用。生长一两年的花栎树主干表皮为青褐色，树皮上长满了淡淡的斑点，仿若女人脸上的雀斑。花栎树越长越高，越长越大，树皮就开始皲裂，好像辛苦劳作的农民在冬天开裂的双手。
屋后山丘自有薪炭山林的小沟旁还长了一些高大的枞树针叶林。枞树生长缓慢，我们见到那些细小的枞树苗，都十分爱护，希望它在这贫瘠的山崖之上能长成参天大树。枞树的树枝上长满了长长的细细的像针一样的松针，在寒冷的冬天也不脱落，一身正气、傲然挺拔。成年的枞树才长出鸡蛋大小的松果，松果的表面犹如鱼鳞一般，每片鱼鳞间还夹着一片透明的如玻璃纸一样的黄褐色种子。
花栎树生长一年或两年即可砍伐后打成捆，码成垛，经过一个夏天干燥后，冬天砍的湿柴就变成了干燥的梢子柴。梢子柴的树梢上带有很多树叶，一根火柴就能引燃做饭时手中的那把梢子柴。
间隔几年，父亲就会把我家自有薪炭山林中的枞树枝条用弯刀剃下，以便枞树的主干长得更高。笔直的枞树长成碗粗即可砍倒做建房子的檩条，更粗的枞树可以锯开后做家具。弯刀剃下的枞树枝条，砍成一人高后打捆，与花栎树梢子柴一同码成垛，干后用作做饭的薪柴。枞树的枝条上有很多含有油份的松针，更容易点燃，火力也更大。年少的我更喜欢用枞树枝条帮母亲在土灶上添柴烧火。
我家屋后的三四十亩自有薪炭山林中的花栎树，每年因轮换在不同区域砍伐，一个冬季也只能砍六七十挑花栎树梢子柴。这些梢子柴仅够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土灶做饭之用，火塘上烤火用的那些要持久燃烧的“硬柴”，靠屋后少量较粗的花栎树是远远不够的。
1949年安康解放前，父亲曾在石泉中学和汉阴中学读过两年的初中，因安康牛蹄岭战役打响，父亲被迫中断辍学。父亲虽是个地道的农民，可他识文断字，又会一两门手艺，在四乡八里也算得上小有名气。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石泉县筷子铺电站上马建设，父亲就被村组抽调到筷子铺电站做专职木匠，给筷子铺电站大坝做些支护模板的工作。
在石泉县筷子铺电站附近的冻耳沟及其电站附近的山丘上，满山遍野都是枞树和花栎树。父亲常常把离家十五六里远的大堰村集体在冻耳沟的一片树林采伐权购买下来，想方设法、千辛万苦地把这些花栎树搬回家。
冻耳沟的山间只有人走的小道，沿着池河才有一条蜿蜒曲折、坑洼不平的仅仅能单车通行的约四米宽的简易云池（云雾山至池河）公路。我们砍伐冻耳沟花栎树的山林距离冻耳沟口的云池公路还有三四里远。人走的小道坡陡路窄，山林中的薪柴要靠人的肩膀一步一步地搬运至公路边，搬运薪柴的难度可想而知！
一个寒冷冬天的早晨，天还没亮，母亲就早早地起床把一家人的早饭做好。随后，父亲把二姐、三姐叫起床，与本院子请的兰家年轻壮小伙子一同在家里吃一顿早饭。饭后，父亲带着他们三人，背上米、油等食材，沿着蜿蜒、坑洼不平的云池公路徒步十里路来到冻耳沟口，又沿冻耳沟缓坡向上的林间小道来到半山腰一户叫冯宣福的家中。随后，父亲领着他们就在以前谈好的那块树林里首先砍出一条林道来。山坡较陡时，就将那些砍倒的拳头直径的花栎木顺着林道溜向山沟。在山沟里，将花栎树用弯刀砍成五六十厘米长的短木棒，再用两片篾条制成的“柴架子”挑至冯家院子的后屋檐下，码成一人多高。
冬腊月的早晨，寒风料峭，霜雾笼罩。树枝上凝结着一层厚厚的白色霜冰，仿佛在树枝上撒上了一层白色的食盐。陡峭的溪沟悬崖挂满了冰溜子，小溪水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水冰，用树枝一戳，立马碎成几块，就好像是打碎的玻璃一样。中午时分，温暖的冬日阳光照耀在阳坡山林的树梢上，斑驳的树影投射在地面厚厚的落叶间，光怪陆离，时明时暗。弥漫在连绵起伏山头上的霜雾在温暖的阳光下慢慢散开，氤氲缭绕，若隐若现。寂静的山林里伐木人的砍伐声与远处环绕的黛色山峦，构成了一幅超然出世的优美图景。
一连好几天，父亲他们吃住都在冯家。做饭时，二姐搭手给冯家主妇帮忙，她们二人一同把每顿饭做好。冯家是户厚道人家，十多年都这样，我们两家来往也就密切了。
偶尔的一个星期日，我与四姐不上学，父亲也把我俩带上去冻耳沟砍柴。那时，我才十二三岁，用肩膀扛木棒，在怀里抱木棒。这些潮湿而沉重的木棒压在肩上有种尖刀刺在肉里的感觉，有时肩头上甚至还会压出血紫来。大人们的肩膀上有时也同样如此。
真是寸土难移，寸木难搬啊！
头一年在冯家院子的后屋檐下码好的湿柴，一个夏天后就自然风干了，其重量也大大减轻了。在冬季火塘烤火前一段时间，父亲就带着二姐去冯家院子里用肩一挑挑搬至冻耳沟口，先堆放在沟口的河边处。从冯家至冻耳沟口大约三四里路，且是下坡，没有一点力气的话，常常腿脚会发软。
天黑前，又将堆在河边的那些柴，重新装进“柴架子”里，用扁担挑上，小心翼翼地迈过还有点摇晃的木桥，这样才能运至河对岸的云池公路上。冬天池河水流变小，在河流中砌些石墩或支承交叉木桩，然后再并排铺上三四根枞树木棒，一个简易的人行木桥就搭设完成，方便一河两岸的山民们过往通行。汛期，池河水流暴涨。在洪水来临之前，就得把枞树木棒拆除，以备来年之需。父亲与二姐沿着三四里山路的冻耳沟用肩挑柴，每人一天也只能挑上七挑，正好装满三四米长的木质二轮架子车。拉着一车柴的架子车，先后要爬上“花瓦屋”和“梁子上”两处云池公路上的较陡坡路，然后才能平稳地运至家中。
十多年来，父亲与二姐、三姐她们都要去冻耳沟砍柴。直到姐姐们出嫁，我们长大离家外出求学，土灶的改良，冬季取暖方式的变化，自家屋后薪炭山林中的花栎树也就基本够烧了。这时，父亲才不必去冻耳沟另外砍柴了。
那时父亲大约四五十岁，正是身强力壮的年龄。父亲言语不多，特别是在人多场合不像母亲那样能说会道，可是父亲做起事来心里明白，主意坚定，为人也厚道、实在。父亲生于一九三〇年，殁于二〇〇九年，享年八十岁。
下面这段文字是父亲墓碑上的正文内容，该段文字也是对父亲一生的概括和总结。该段文字为叶建成老师给家父所撰写的石刻碑文，后又经陕西省造价协会秘书长冯安怀修改、润色，最终定稿。
先父为人忠正，信义敦诚。躬耕桑梓，和睦亲邻。慈爱儿女，身动德行。外讷内明，勤谨家营。舛泰无媚，顺逆不惊。感念恩荫，勒石以铭。
（二）母亲的年货及过年
在那个缺衣少食、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孩子们都期盼着过年。过年意味着有好吃的，有新衣服穿，还可以与同伴们一起嬉戏玩耍。大人们在春节这几天也不管我们了，给我们放假，让我们尽情地玩耍。大人数九、小孩盼年。从腊月二十日开始，我们小孩子就开始进行倒计时，一天天算着日子，心中惦记着还有几天是大年三十。
大姐成家较早，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出嫁。二姐、三姐已长大成人，要帮助父亲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肩负着养家糊口的重担。四姐比我长三岁，我大约十岁时，一放寒假，就要与四姐去屋后自家山林里耙树叶，然后将树叶堆积在屋后。
晚上，我们一大家人就围坐在火塘旁烤火。用我们耙回家的树叶先点燃一把梢子柴，架上较细的干花栎树，火旺之后再增加较粗的，随后再架上几根半湿半干的，这样不至于火力过旺，且又能持久。
在冬季夜晚上冻（低于0℃）后，母亲就着手把做甜酒的糯米在甑子里蒸熟，然后就用蒲篮（一种蔑制的翻沿约10cm，直径约1.2m的圆形晾晒工具）将其平摊着，放在室外，一边晾晒，一边冷冻。我们把它称之为冻米。冻米在冻融循环下变得蓬松。在年前半月左右，母亲把冻米炒酥或把菜油在铁锅里烧开，将冻好的糯米往锅里一撒，冻米就被炸酥，变得更加酥脆可口。再将炒酥或炸酥的冻米用自己家里红苕熬制的糖稀拌合均匀，趁热制成像今天的标准实心粘土砖大小的冻米糖砖，等其降温后，变得似硬非硬时，再用菜刀将其切成小指厚的薄片。我那时只能帮着母亲把砖块一样的冻米糖进行切片，既要用一把力气，又担心怕把手切着，时不时还偷着吃冻米糖。
年前几天，母亲把面粉发酵做成关中“裤带面”形状的长条，用两块粘在一起，然后切成三四厘米长的菱形状，在锅里用菜油炸黄、炸酥。有一次，我帮着母亲油炸菱形面果，抵御不了那诱人的香气和清脆的口感，就多贪吃了一些。结果，第二天我就“跑肚拉稀”。
有时，母亲还把玉米炒成蓬松状，与红苕熬制的糖稀拌合均匀，揉成拳头大小的圆球状。这些就成为我们过年食用的零食。
冬腊月时，母亲自己在家里用甑子把糯米蒸煮熟，在蒸熟的糯米上撒上酒曲、拌合均匀，放在厨房的土灶后，铺上稻草，让蒸熟的糯米发酵变成甜酒。然后，将其封装在一个陶制的罐子里，来了客人就可以煮着喝。有时，母亲没把火候拿捏到位或酒曲有质量问题，做的糯米甜酒就会发红、变酸，我们都不喜欢喝这种甜酒。
冬腊月时，母亲就要给我们孩子们准备过冬的棉衣。我们家里人多，二姐穿了的棉袄，三姐接着穿，三姐穿了四姐再接着穿。只有到我这里才缝制新的棉袄，然后再给弟妹穿。
我们每个孩子一年要穿三双单布鞋。母亲就用自己搓制的苎麻绳给我们纳“千层布”鞋底，用一毫米厚的黑色条纹绒布料做鞋面。冬季时，母亲还得给我们每人缝制一双棉布鞋。每到新年前，母亲不仅要给我们准备好吃的，而且还要给我们几姊妹购买布料，让掌握裁剪及缝纫技术的大姐和二姐用缝纫机给我们弟妹们缝制新的衣服。
大年三十的早晨，母亲就开始着手准备团年饭，父亲拿着斧头在一个木凳上剁已经熏干的腊猪蹄。在火塘中的一个吊罐里，炖满满一吊罐的莲藕炖猪蹄，这似乎是我们这个大家庭里年年都有的一道菜。二姐、三姐给母亲打下手，帮着做一大桌子可口的家乡菜。
中午两点多，在一小方桌上摆上四个菜，点上一支蜡烛，插上三根香，先敬“灶老爷”，祈求“灶老爷”保佑一家人年年有饭吃，不至于挨饿；后敬已经逝去的祖宗，祈求祖宗保佑一家人岁岁平安。
然后，燃放鞭炮，拆下家里房门上的一块门板，支上凳子，摆好碗筷，放上酒盅。我们都搭手从灶台上双手端上一盘香气扑鼻的佳肴放在长门板上，各自落座，斟上一杯父亲自己酿造的在火塘中煨热的杆杆酒或拐枣酒，每人都可以各尽所能地喝上两杯。
无论是品尝何地的美味佳肴，还是品尝名厨烹饪的山珍海味，我始终忘记不了母亲的霉豆腐蒸腊肉、豆豉炒腊肉和莲藕炖猪蹄的独特味觉感受。母亲所烹饪的家乡菜肴的味觉记忆至今还保留在我的舌尖之上。
吃完团年饭后，我们就将锅子洗刷干净，烧一大锅子水，人人都准备洗澡，换上干净的内衣，然后一家人就围坐在火塘边七嘴八舌地说着一年里高兴的那些事。那天，父母的态度变得比平常更加和蔼可亲，特别是平时严厉的父亲，似乎在三十晚上也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这就是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一年又一年上演的“春晚”。
正月初一的早晨，我们换上为过年而准备的漂亮新衣服，来到大院子的院坝上，与小朋友们比谁的衣服更漂亮，与小朋友们在院子里一起嬉戏玩耍、蹦蹦跳跳。在院子里，用碗粗的枞树木棒，大孩子们自己动手搭建一个六七米高的秋千，小伙伴们一个接一个地轮流荡着秋千。好不开心！好不快活！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过春节的。
小时候，看见一架飞机从头顶的蔚蓝天空中飞过，飞机经过的天空立即就出现一条白色的烟雾，好像一条巨大的银练悬挂在天空之上。我常常幻想，天空之上或许另外有一群与我们一样的小伙伴们，过着与我们不一样的生活，他们一定比我们过得更加快乐和幸福。
小时候，望着家乡四周连绵起伏的山峦，我常常遐想山峦之外的遥远世界会是怎样的一幅美丽景象；常常遐想站在远处高山之巅所看到的更远、更高的云蒸霞蔚的山峰美景；常常遐想遥远的山边到底有没有尽头，寂静的高山之颠——云雾山上到底有没有住着神仙，一代智圣“鬼谷子”到底还在不在那里。
小时候，多少的日子里，我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想。我望着太阳从东边的山头升起，又从西边的山头落下；望着皎洁的月亮时而如盘子一样悬挂空中，时而又如镰刀一样隐藏云后；望着院子堰塘边的那棵老桂花树，半边开着白色的桂花，半边又开着金色的，时而金桂飘香，时而又干瘪枯萎；望着春天的大地，阳光普照，万物生长，朝气蓬勃，而冬天的天空，却北风呼啸，寒风刺骨，凄凉凋敝。这些都使我不由地感慨万千！
小时候，看着母亲一年年苍老，脊背一年年变得弯曲，一头青发也慢慢变成了灰白，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我深知，岁月是把杀猪刀，一刀一刀催人老，紫了葡萄，黑了木耳，黄了香蕉。我深知，岁月何曾饶过谁？天道好轮回，不曾饶过苍天，更不会饶过母亲和每一位。
小时候，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虽然没饿着，但吃的都是粗茶淡饭。我们经常盼望着过年，盼望过年能吃上几顿好吃的、可口的；盼望过年能穿上自己喜爱的新衣服。殊不知，这一饭一衣，凝结着父母的多少辛劳，承载着父母的多少期冀呀！
在这个贫困、饥饿的时代里，父母和姐姐们靠着勤劳的双手、坚忍不拔的毅力，我们一大家人比本院子里的其他家庭在吃饭和穿衣上做得更好。在那个时代，也算得上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父母没有让我们饿着，没有让我们冻着，没有让我们一边上学，一边回家自己做饭吃，顿顿还有相对可口的热饭充饥，使我们能够安下心来在学校里上学。我们就是这样度过了那艰难困苦的岁月。我们一个个的也吃得白白胖胖，身强力壮，并没有比今天的孩子在身体营养上有什么缺陷。
我们家里人多，父母都是农民，能拉扯我们七姊妹长大成人实属不易。母亲成长在中池镇（大坝公社）解放前最大的地主家庭里，虽未上学读书，可是受到外公这个读书之人潜移默化的影响，母亲骨子里有一股超越父亲的胆量和勇气，有超越父亲的天生口才。母亲生于一九三三年，殁于一九九九年，享年六十六岁。
下面这段文字是母亲墓碑上的正文内容，该段文字也是对母亲一生的概括和总结。该段文字为叶建成老师给家母所撰写的石刻碑文。
先妣自适吾父，家业为先，子女为重，料理家务，操持出入，无不精细筹措，例为人先。为人坦诚公允，心地善良，训幼儿女，正心为上，衣食供给，竭尽全力，使我姐弟有入黉门之机遇，有求衣食之路途。终因积劳成疾，过早还乡，吾侪甚哀，谨以碑记乃尔。
（三）儿时偷糖吃
人人都喜欢甜食，人类对甜食的需求是天生的，刻在基因里的。我小时候胖乎乎的，非常好吃，更喜欢吃糖。在那个年代，糖是一种奢侈品、稀罕物。有一次，听大人说，“抗美援朝”归国回来的战士住在石泉县招待所，房间里放着一碗白糖，由战士们任意吃。听着大人们讲这个故事时，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我们家姊妹兄弟七个，我行五，上面四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弟弟。因为是长子的缘故，小时候，父母都宠着我，护着我。
我们家里有一口红色油漆的箱子，油漆是当地漆树上流出的汁液经加工制成的，当地人叫它土漆，比当今化学合成的人工调和漆硬度要高，色泽要亮。听说，这是外公在母亲出嫁时给她打制的陪嫁。箱子里常常锁着母亲的一些重要东西。
这口红色箱子的锁扣是铜制的，像个月亮半圆形，箱盖上的锁扣有个铁制插销。我看母亲经常将锁住的箱子开锁后打开，里面放有一个二三十厘米高的深棕色玻璃瓶子，瓶子里盛放着白糖或古巴红糖。只有在孩子们生病时，母亲才把这些红糖或白糖与药混合后给我们喂下，否则，我们不肯吃药。
我常常站在母亲身边，看母亲开锁、打开箱子，诱人的白糖和红糖吸引着我的眼球。母亲离开后，我就琢磨那口箱子上的锁扣，发现锁扣上的插销可以活动，就试着把插销往外拔，慢慢地插销就可以拔出来。这样，箱子就可以打开，白糖和红糖就顺利地倒入我的口中。
每次，我又不敢多吃，怕母亲发现了打我，吃几口就悄悄地把插销安好复原，不动声色。我常常感到饥饿时，就去偷吃白糖或红糖。终于有一天，母亲和二姐发现了那个瓶子里的糖少了一大截，就拷问我们是谁偷吃了糖，吓得我们都不敢承认。
（四）肥猪事件和父亲挨批斗
我家每年至少都喂三四条大肥猪，我常常跟在父亲身后，见父亲每天把猪圈打扫得干干净净，是我们一二十户大院子把猪圈收拾得最为干净的一家。我家的猪，在父亲的训导下也变得听话、懂事一样。父亲这种言传身教，做事认真、负责、细心的态度，深深地影响了我一生。年底时，我家能卖一两条肥猪，过年自家也能杀一两条。家里人一年的吃油、吃肉问题就全部解决了。
在那个荒诞不经、舛谬多难的“文革”年代里，父母也难逃厄运。我家的肥猪在父母的精心照料下，好像比别家的长得快一样。自此，就常常遭到一些革命分子的惦记。冬腊月时，石泉县池河区食品站就要到所辖农村低价收购肥猪，让当地村组集体给卖户补贴粮食。
有一天下午，在所谓的“大坝公社革委会”工作人员的幕后指使下，石泉县池河区食品站的人没有与父母协商沟通好，就来到我家的猪圈，强行要把我家的一条肥猪牵走。父亲进行阻拦，池河区食品站的人就在猪圈门口与父亲拉拉扯扯，在猪圈后面缓坡上拉扯时还将父亲的棉马甲上衣口袋都给撕扯烂了。当时，二姐、三姐及年幼的我们都在现场，我亲眼目睹了父亲与他们的拉扯和二姐、三姐的帮忙助威。那时，我只有八九岁，此情此景仍然在我的脑海中记忆犹新、挥之不去。至今，我都不明白他们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做。
当晚，“大坝公社革委会”工作人员把二姐带走，在公社办公室里对二姐大声吼叫道：“地主崽子给我站好。”二姐不卑不亢地答到：“我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啥子是地主崽子？”
那时，二姐已长大成人，据理力争，“大坝公社革委会”工作人员也无法辩驳，公社领导只得把池河区派出所的人叫上两个来。大坝公社距离池河区公所、派出所大约二十五里，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徒步走到大坝公社也要两个小时左右，二姐就这样一直站在公社办公室里。派出所工作人员在了解清事情缘由之后，半夜时分，他们才将二姐送回家里。
在多次收购肥猪的事件中，二姐与当时的“革命政府”产生了矛盾，致使二姐在恢复高考的1977年考上后，政审不过，难以如愿。直到1978年，二姐经历重重难关，才最终被安康师范学校录取。
二姐走出山村，在外求学，给我们弟妹们做出了一个榜样。随后，四姐、我和弟弟也都实现了“鲤鱼跳龙门”，虽跳出了“龙门”，最终还是回到了那可爱故乡的“龙门”之中，为家乡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那种社会大背景下，父亲默默地支承着整个家庭。父亲是聪明之人，只是在人多场合下，不善言辞，可在私下里话语极多。父亲会一两门手艺，又是肯动脑筋之人，村坊邻里对父亲也很尊重。
在那种黑白颠倒、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社会土壤中，我上小学二年级时的一个不冷不热的下午，全村人都被召集于本村张家湾的大院坝里，父亲与家族中的另一位伯父一同站在全村人的面前，挨批斗、做检讨。
先是家族中的伯父自我检讨，然后，自己家族中的一个兄弟来到台前，翻着白眼，在伯父面前指指点点，唠叨着伯父的所谓“错误”。家族中的伯父，个子魁伟，双手抱于胸前，头昂扬向上，望着灰蒙蒙的天空，一副满不在乎、冷傲蔑视的形象。大队干部也奈何不得他。
最后是父亲自我检讨。幸运的是，有良知的村民们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点父亲的所谓“错误”。
在如此大庭广众之下，召集全村人开会，批斗父亲及家族中的伯父。明眼人都明白，这些都是大队干部的唆使和怂恿，还有上级革命组织的政治要求。
在接受批斗之后，大队干部就让父亲与伯父先行回家。我也在人群之中，随即穿过人群，来到台前，从主席台旁跟在他俩身后，与他们一同回家。
在回家的路上，我听着父亲与伯父在轻松自在地说着话，并未有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发生，一个儿童的弱小、脆弱心灵也稍稍得到了平静。此情此景，今天回想起来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样。
我上小学一二年级每学期开学报名注册时，要么是二姐，要么是三姐领着我去离家只有五百米远的学堂开学报名。这个学堂，在解放前原是本地张姓的祠堂。祠堂高大、雄伟，内有一个天井，二层为木楼板，是当地最高大的百年建筑。开学报名注册在填“家庭成分”一栏时，“家庭成分”好的那些小伙伴们，总是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态，大声给老师说道：“我家是贫农。”或者说道：“我家是中农。”二姐或三姐每次只能轻言细语、小声地给老师说道：“我家是地主。”
儿时，我并不明白贫农、中农、地主的真正含义。我只知道那些“贫农、中农”家的小伙伴们常常是一副趾高气扬、高人一等的感觉，常怀一种欺压我们的心态。
上小学三四年级时，当课本中提到“万恶的地主”如何欺压百姓时，我都常常低下头，不好意思看着同学们。我始终不明白地主是如何欺压百姓的；始终不明白四川的大地主刘文彩一顿饭是怎么吃下一百多只鸭蹼的，鸭子身上其它部位的肉又让谁吃了；也始终不明白镇压农民起义的万恶皇帝一顿饭要吃一百多个菜，皇帝吃剩下的菜又让谁吃了。
我的外公是池河在中池川道方圆一二十公里之内的最大地主。中池“闵家庄”的这个庄子以及池河右岸在中池川道上的大片水田都是他的。小时候听母亲说，外公常常接济穷人，给穷人看病时也不强求收取费用，并没有像课本中所宣传的那样欺压百姓。
后来，我才慢慢明白，“地主”是土地的主人。但是，除了我家的“自留菜园”那小块土地之外，我家没有任何土地，与“贫下中农”家的土地是一样多的，为什么我家是地主呢？“地主”的家庭出身，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终于，我才明白：那是一个按照“家庭出身”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社会；那是一个所谓“剥夺剥夺者”将财富重新分配，按照所谓的“财富”把人划成“阶级”的社会；那是一个靠权力、靠弄虚作假、靠关系、靠“出身”打天下的社会。
在那个社会中，只有“贫下中农”家的孩子才能上高中；在那个社会中，只有大队干部、革委会领导的孩子才能被推荐上大学；在那个社会中，只有那些“高干”的子弟才能被推荐上清华、上北大。在那个社会中，没有土地的所谓“地主”家庭的孩子，只能在这黄土地上“当家做主”。其实，也做不了土地的主人，也成不了真正的所谓“地主”。
（五）后记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儿时的那些往事仿若昨天发生的一样，还常常在眼前飘荡。过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过去的记忆却始终还在我的脑海里回荡。
2023年的春节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春节。中国为防止新冠病毒大面积感染而进行了三年封控。2022年12月5日，中国对新冠病毒的三年封控全面放开。其后一个月左右，中国大约百分之八十的人经历新冠病毒感染，另外不知还有多少生命罹患重症而陨落。
每逢佳节倍思亲，不由自主地使我想起了早已作古的我的父母。
历史风云变化，时代滚滚向前。人的生命，与万物相比，真是渺若微尘。
谨以此文缅怀早已逝去的父母。
叶彬写于2023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