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母亲的钻石婚

       我们的父亲母亲出生在旧社会时代的抗日战争时期，出生地是一个封闭落后的彝族村子—文山县追栗街大兴寨，今年（2023年）是他们的钻石婚纪念周年。他们是自由恋爱结婚，在过去那个年代，这是多么难能可贵、令人羡慕的事呀，这也奠定了父亲母亲相亲相爱走到今天的情感基础。

       当时我们的外公外婆膝下无子（母亲生了大女儿后的第三年外婆才生下了我们的小舅），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寨子里的人非常蔑视甚至欺负没有儿子的家庭，这样的家庭不得不招女婿上门（俗称招姑爷），所以父亲只能做上门女婿。但其实这只是形式而已，因为我们的爷爷奶奶年事已高，所以父亲母亲举行婚礼后不久，母亲就回父亲家劳动、侍奉公公婆婆了。就这样，父亲母亲相互扶持、相濡以沫60年，育有两男两女4个子女，之后又有了5个孙辈和1个重孙。他们的子女按当地的话来说就是很成器，大女儿从事护士工作35年，现已退休；长子自文山民师毕业从教2年后转岗警察工作至今；次子从事教学工作近30年，曾获得云南省乡村教师优秀教师荣誉称号；老幺小妹是自由职业。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虽然没有官居要职、发家致富，但我们清清白白做人，勤勤恳恳做事，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用勤劳的双手开创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赢得了同事和亲友的尊重，我们的父亲母亲也为此感到欣慰和自豪。

       如今二老生活富足，心满意足，他们安度晚年，不亦乐乎。回望来路，这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付出了很多艰辛、心血和汗水换来的，也是伴随着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步伐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奋斗得来的。现我们四兄妹商议，由老大瞿生执笔，共同回顾、记录父亲母亲60年来的点滴珍贵掠影，献给敬爱的父亲母亲，并祝二老安康长寿！

       父亲瞿光德生于1938年3月，属虎，今年85岁了，排行老二，上有一位兄长，下有三个妹妹。他上过小学、初中，小学一到四年级在大兴寨求学，五到六年级在追栗街，初中在文山州一中。1958年，在父亲即将初中毕业之际，爷爷因砍伐了一棵自种的桐子果树被劳动教养一年有余，父亲也因此被迫辍学。同年8月，父亲因寨子里缺少师资而担任教师。本来应聘时他的身份应该是公办老师，但因没有毕业文凭改为民办老师，两个多月后重新参加考试录取为公办老师，可谓好事多磨、一波三折。父亲在教育战线一干就是36年，他努力探索教学工作，从未倦怠，直至1994年8月退休。期间，克服重重困难，服从组织调配，扎根农村，坚守在乡村教学岗位的第一线，兢兢业业、钻研教学、精心育人，硕果累累，受到学生的爱戴、受到教学所在地百姓（家长）的尊敬、受到各级教学行政部门及政府的肯定和表彰，如文山州模范班主任、文山州教育先进工作者等等。

    父亲得到的最高表彰是荣获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表彰大会！这是父亲的“高光时刻”，天道酬勤，父亲实至名归。

    父亲曾经执教的教学地点（岗位）和获得的荣誉如下表：   

表1：任教时间及地点

       老父亲从教36年，一直扎根在偏远落后的农村（自然村）教学，有19年是在离家较远的外地村子任教。有的村寨交通不便，只有羊肠小道通行，雨天泥泞，跋涉艰难。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每隔一到两周才能见上父亲一面，因为父亲要到星期六晚上才能回来，星期天下午又要回学校。那时父亲出行没有交通工具（买不起自行车，也没有牛马车等），只能步行崎岖山路赶回学校，从不迟到或缺席。回想起来，我们是既盼望父亲回来，又怕父亲回来。盼望的是因为父亲会带着面条或大米等回来（他的公粮自己舍不得吃，几乎都是补贴给家里），我们就可以改善一下伙食；害怕的是父亲一回来，就和母亲一起背着包谷（玉米）去外婆家推磨（用石磨碾细成粉），备好未来一周所需的包谷面，家里没有劳力，老的老小的小，这些重担就压在父母肩上。因为推磨要晚饭后才能去，父母不能带着我们，就把我们放在黑灯瞎火的家里睡觉（那时尚未通电，点煤油灯也要节约）。年幼年少的我们害怕极了，如果撵路（要跟着去）的话，就要挨打屁股（一根小柴棍棒随时放在床边），所以只有哭累了、困了才会抽泣着睡着。当然父母偶尔也会允许我们跟着去。我们老大（大姐）胆子特别小，跟当年的这些经历有关。后来渐渐长大，才明白父母亲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生活所迫呀！

       老父亲勤俭持家是出了名的，有时甚至让人感觉他太抠了，尤其是对自己。虽然是“公家人”，每月有固定的粮油供给，但他没有享受过这些待遇，享受的人是作为儿女的我们。为什么星期六晚上要推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父亲需要带走一份玉米面，有时还要带点洋丝瓜（我家园子里栽种的，每年都很茂盛，果实累累）作为他回校后简单、省钱的食粮。

       父亲对儿女无私忘我的爱正是表现在这些方面——从自己的牙缝里省下一切好东西留给儿女们享用。

       老父亲几十年如一日，一心扑在教育教学事业上，不仅多次获得各种荣誉，更是深受百姓的爱戴和肯定。例如在马厂小学任教的14年间，学生成绩在攀枝花公社名列前茅。而且他平易近人，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亲如一家。1980年，爷爷因为脑出血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需要照顾，父亲申请调回大兴寨任教时，马厂的干部和百姓万分不舍，承诺只要父亲留下来，同意他举家搬迁到马厂落户，分给田地、给地基建房等，但父亲还是回到家乡，一边照顾生病的爷爷，一边继续努力做好教育工作。这期间恰逢恢复高考后的几年，国家重视教育，父亲认真教学，加之教学经验越来越丰富，教学质量、学生成绩蒸蒸日上，父亲也获得了各种荣誉、奖励。

       在父亲的教学生涯中，由于大部分时间是在外任教，自然就顾及不了对自己儿女的教育教学。遗憾的是，我们兄弟姐妹几人至今都没有现场聆听过父亲讲课，没有目睹、感受过他的教学风采。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父亲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把大儿子、二儿子、小舅子一起带到马厂小学读书学习（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也没亲自教授过他们。但父亲就没有教育过他的子女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家有不成文的规矩规定：吃饭时碗里面的饭菜要吃的干干净净不能剩，掉在地上的也要捡起来吃；不准拿（偷盗）生产队上的任何东西；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父亲空闲时还会考考我们算术应用题等等（他最擅长复合、复杂的数学应用题），题目都有一定的难度，但又结合实际，启迪思维。

       凡此种种，父亲何尝不是在为儿女教育教学、释疑解惑？父亲用心良苦的规矩规定和谆谆教诲，何尝不是良好的家风家教？

       母亲张国英生于1943年3月，属羊，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今年80岁了。她本来排行老二，因哥哥出生没几天即夭折（外婆共生育9胎，存活长大4个），所以理所当然成了家中老大，扛起老大的职责，和男同胞一道风雨无阻、轰轰烈烈、战天斗地，成为了典型的女汉子。母亲小时候和大多数农村女孩一样，带弟妹、讨猪菜（采摘野菜、树叶等当猪食用）、捡野生菌（蘑菇、木耳）等。因我们的外公一辈子吃了不识字、没文化的苦，思想比较开明，不重男轻女，立志要供女儿上学读书，于是，母亲9岁时上了小学一年级。然而天不遂人愿，母亲读完一个学期后，唯一的女生读伴就因其母亲去世而被迫辍学，母亲没了女伴，只能独自上学。在上学途中经常被两个男生欺负，强行索要东西，给或不给都要被打，甚至搜身，撕烂书本等……外公外婆忙于务农，不能看管照护女儿，也就不敢让她独自一人去上学了。母亲15岁时进过扫盲班识字，会写自己的名字。

        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经历了良好的开端和曲折的发展。在大跃进时期，年仅十五六岁的母亲积极投身到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曾去过文山攀枝花、茶安、鸡心果、大沟绞、小沟绞、长者、马厂等地方支农栽秧、收割；曾到过文山城挖盘龙河道；到过追栗街芹菜塘参加堵坝（第一批）等。她完全把自己当家里的长子、当男子汉用（我小舅比我小两岁，那时的他还不能独当一面）。同时，为了贴补家里，母亲抽空砍柴、背柴（用大背篓背在身后）到文山城、马厂、三角塘等地方售卖……母亲瘦弱的小小身躯承担了应该或不该承担的家庭责任和生活重担，人生路途崎岖坎坷，她只能负重前行！

       1950年8月，国家（政务院）公布《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农村开始划分成分。母亲家划成中农，而她却嫁给了划成富农的父亲，于是漫长的苦日子又开始了，不仅身累身苦，心更累更苦。在生产队干劳动挣工分，和大多数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本是寻常事，但却因为阶级成分是富农而备受欺负，被无故仇视。令母亲最难忘的是有一天劳作时（移栽红薯藤）下大雨，生产队长竟然喊：“贫下中农躲雨了，地主富农继续垄地移栽”。在这些愚不可及的人眼中，贫下中农是人，地主富农不是人。

        因父亲是人民教师，长期在外教书，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就只有爷爷和母亲。奶奶去世的比较早，我们对她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大爹（大伯）因生病无妻儿，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活计帮补家里，挣不了工分。随着四个子女的相继出生，母亲更是艰难困苦，经常是身后背柴火或猪菜或农作物，胸前拴托一个娃，手上还要拉着一个娃。老三瞿绍华、老四瞿艳还比较小的时候离不开妈妈，母亲去干劳动时就把他俩带在身边照看，五六岁的老大瞿生、三四岁的老二瞿绍文（农村男孩排行老大）只能留在家里。有一天，母亲回来时天已经黑了，家里黑漆漆的，两个孩子不见了，母亲大声呼喊没有应答，随后去邻居家、亲戚朋友家到处找到处问都没找到，最后想到是不是溺水而亡，于是又跑到池塘边呼喊、呼救，然而叫天天不应……母亲几乎崩溃地回到家里，关上门点上煤油灯，才发现老大老二已经在厨房门背后兔窝的木板上睡着了，其实主要是饿得犯困……这件事令母亲终身难忘。但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母亲都坚韧地挺过来了。

        在我们心中，母亲是一位不怕困难、努力前行的平民女英雄！

       “文化大革命”期间，爷爷作为“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之一”，动不动就莫名其妙被批斗得遍体鳞伤，不能下地劳作。有一次被批斗的原因竟然是家里有一把破竹子的刀。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生产队要杀一条狗，一时找不到刀具，爷爷因农闲时用竹子或藤条编织箩筐、簸箕、撮箕等，留了一把尖刀在家里，于是生产队需要时就拿出来公用。这下可不得了了，爷爷被说成是私自截留刀具不上交生产队，被批斗一通。其实那些人是嫉妒爷爷是个能工巧匠，也是寨子里数一数二的木匠师傅，所以故意设下这个陷阱让爷爷往里跳。于是，母亲只能用瘦弱的肩膀挑起全家的重担，坚忍不拔直面种种艰难困苦。她敢说敢做，不卑不亢，荣辱不惊，头脑灵活，做得一手好活计，总是能按质按量或超额完成生产队分配的劳动任务，使得大部分生产队队员对她由衷地钦佩。队长抓不到什么把柄，常常对我们的母亲有意刁难或无故找茬母亲总是不畏强权，敢于据理力争，用事实说话，几番较量之后，母亲在生产队立稳了脚跟。在那么困难的时期，外公外婆偶尔帮帮忙，去生产劳动时带着我们，还被生产队批评；本应在第三生产队的姨婆家，因住在沙子坡离队较远，有几块耕地离生产队距离也远，于是生产队同意姨婆家独自耕种那几块地（单干户），所以姨婆家不愁粮食不够吃，有时还有剩余，姨婆经常接济我们家，有好吃的就留给我们，还提供薪柴给我们去卖；做客打包的肉食，姨婆舍不得自己吃，经常送给我们吃（因当时多数家庭都很贫困，非讨亲嫁女等迫不得已要办客时，都是固定的碗数八碗、固定的肉块数量、固定的就餐人数，所以吃饭时一桌人需要统一夹菜，其实就是平均分配。大人舍不得自己吃，就着一点油星肉菜汤泡玉米饭饱腹，因为不限制饭的份量，肉都是要带回家与家人分享的）；还有母亲的好姐妹、闺蜜龙贵英阿姨，她经常帮助我们家，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也时不时会送给我们。在那些艰苦贫困的岁月里，总会有人间真情温暖着父亲母亲，像爱的雨露阳光一样滋润着我们幼小的心灵。

       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自尊自强的同时不得不逆来顺受维持生计，这样一个典型的农村劳动妇女形象并不是母亲的全部。母亲虽不识字，是文盲，但她有胆识、有远见，维持生计和供子女上学念书，是支撑她瘦弱身躯一路向前的动力。她坚信，读书能改变命运，践行了“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理念。母亲总是嘱咐我们好好学习，而且时常监督我们看书写字。遇事她就和我们讲道理，实在不听话、不好好学习就被她骂或打。在我们的印象中，母亲从来没有因为我们家挣的工分少而叫我们停学或请假帮忙（小孩子放牛、谷子要成熟时驱赶麻雀可以挣成人工分的1/2）。有时，大女儿因白天放学后要带弟妹或讨猪食，晚饭后在煤油灯下读书做作业，爷爷说不要读书了，节约点煤油，但母亲宁可“浪费”煤油也要支持儿女读书学习。

       土地到户后，除假期外，母亲很少叫子女帮忙做农活。我们家大部分土地只适合栽种包谷，而包谷的幼苗期、拔节孕穗期、结穗期都要进行施肥。有一年，在施肥的关键时期，母亲硬是咬牙坚持三天完成松树坪那块9亩包谷地的施肥。当地一位老人感到不可思议，就问我们的母亲：过了施肥季节就会影响庄稼收成，为什么不叫你的子女来帮忙？母亲回答：老师讲新课也不会等我的子女，错过了学习的机会也同样影响孩子的成长。听听，这就是我们的文盲母亲的思想和远见！有一块地离家较远（竜所方向），又在山顶凹里，人迹罕至，有时又约不到伴（和我们大叔家的地相邻），母亲为了避免被抢被害，不得不独自一人女扮男装去耕种。当然我们也算懂事，做好力所能及的事情，老大主要是讨猪食、带弟妹；两个兄弟主要负责推磨、挑水、舂碓（舂地谷、舂粑粑），偶尔帮忙犁地耕种；老幺小妹力气大，砍柴、挑水、做农活都是一把好手，脑子灵活，手脚麻利，就是不喜欢读书。在老母亲的全力支持、督促，父亲的教育下，我们姐妹兄弟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无论是在单位工作、还是自谋职业，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踏实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受到同行、单位领导的肯定认可。

       我们“一公一农”的老父老母，就这样一路互相搀扶着支撑着艰难地走过来了，为儿女们撑起了一片天。我们小时候住的是泥巴墙茅草房（“四清运动”时瓦房被收缴充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归还瞿家），而且是跟叔爷爷（他们和我们的爷爷是同父异母兄弟）家挤在一起，中间相隔一堵墙，各自垒灶台煮饭；吃的是包谷饭，而且还不够吃。偶尔能得到国家的救济粮，也是杯水车薪，所以我们吃过煮成糊状的粗糠拌菜（鸡窝菜），吃过花生枯等；肉类更是稀缺，一年或者两三年养大一头猪本就不易，没有粮食喂，猪食都是些瓜藤野菜树叶等，猪生长缓慢，不易长膘，好不容易过年杀头猪还要上缴国家一半；水果类，家里有核桃树、柿子树、板栗树，属于叔爷爷家大儿子（大叔）、小儿子（小叔）和我们家三家人共有，到成熟的季节就平均分配，那些年，我们总是在心中默默地盼望着、呼喊着：果子，你快点成熟啊！

       童年最幸福的时节，就是果子成熟的季节；童年最诱人的味道，就是核桃脆生生、柿子甜滋滋、板栗香喷喷的滋味。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到户，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日子越过越好。1981年，我们家拆了茅草房，盖了瓦房；1987年增盖了两间砌砖的耳房，有了单独的厨房和牛圈、猪圈；随后又在门前建盖了石头墙的牛圈、猪圈、烤烟房，从此，人与家畜才彻底分开；2010年，搬离老寨子（老宅）重新盖了砖房（小洋楼）。

       房子越盖越高，生活越来越好，父母辛劳一生，总算苦尽甘来，住上了崭新的小洋楼，这是他们年轻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随着生活的富足，父母亲开始随团旅游，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看尽市井繁华。他们去过华东五市、北京、天津、湖南等地；去过台湾、香港。坐过火车、轮船、飞机。他们很知足、很满足，感到今生了无遗憾。不识字的母亲有时看反映改革开放的影视剧如《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都会热泪盈眶，还跟我们说：感谢共产党，感谢邓小平，如今感谢习近平给养老补助。

       但，我们的父亲母亲毕竟老了，一路走来，走着走着就白了头，走着走着就佝偻了背，走着走着就生了这样那样的病。父亲患有糖尿病、高血压，按时服药比按时吃饭还重要，但他经常忘记服药，需要母亲不断提醒；母亲因为小脑血管瘤于2020年6月在文山州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做了开颅切除大手术（父亲同时因糖尿病、脑梗（腔梗）在中医科住院）。二老住院不在一个科室，为了照护好他们，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孙子孙女们忙上忙下轮流守护，精心护理，二老恢复的很好。如今，已是耄耋老人的父母亲真的老了，但又不喜欢在城里居住，把孙子照顾到读大学后就回农村生活。村子里空气好、亲戚朋友多、玩伴更多。幸好现在是城镇一体化，农村公路硬化，交通方便，生活方便，也就由着他们了。好在他们的子女、儿媳、女婿、孙子孙女都很孝顺，经常抽空回家看望他们、给他们洗衣服、陪护他们，带他们去文山州八县市一日游，看看风景散散心。父母亲得享天伦之乐，瞿家四代同堂，其乐融融。    父母亲同时也希望儿女们保重好身体，总是叮嘱尽量不喝酒或喝酒适量等，好好工作；孙辈们尽早成婚，养育后代，事业有成。

       父母在，家就在，我们还有来处、归处，还是幸福的孩子。

祈愿父亲母亲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