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构才是决策者
文 \ 安立志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朝政衰敝，外族凌夷，王朝飘摇之际，总结教训总是走过场，所谓教训也往往很模式，罪魁祸首只是少数下臣，皇上还是英明的，仍然是“明君佞臣”、“奸臣误国”的老套路。正在全国热播的电视剧《精忠岳飞》仍然未能摆脱这种积久成习的窠臼。考察宋金议和，岳飞被害这段历史，不能不提及现存杭州岳庙明人文征明的一首《满江红》，为论说方便，全文照录：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高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端、堪恨又堪悲，风波狱。
岂不念，疆圻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文征明碑）
《词统》称此词“激昂感慨，自具论古只眼”，我谓此词入木三分，力透纸背，甚至为一般史家所不及。邓广铭是我一向敬重的宋史学家，但他认为，在南宋王朝中，秦桧不是居于皇帝赵构之下，而是玩弄赵构于股掌之上，是赵构必须仰承鼻息的人物。（《岳飞传》第二十章）因此，在对宋金和议与杀害岳飞元凶的认定上，他极力为皇帝赵构开脱，完全诿过于秦桧，并对文征明的观点，设立专节予以批驳，他认为，“文征明所提出的‘笑区区一桧亦何能’的议论，以及赞同、附和这一议论的意见，全都是昧于当时历史形势的一种不切合实际之谈。”（同上）应当说，《精忠岳飞》很好地体现了邓广铭这一错误观点。
（秦桧剧照）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宋与金进行首次和议。这种名为和议、实为投降的活动，实际上是赵构与秦桧暗箱操作的结果。请看史书的一段记载。
一日朝议，宰执奏事退，桧独留身奏讲和之说，且曰：“臣以为讲和便。”上曰：“然。” 桧曰：“……若陛下决欲讲和，乞陛下英断，独与臣议其事，不许群臣干与，则其事乃可成。……”上曰：“朕独与卿议。”桧曰：“臣亦恐未便。欲望陛下更精加思虑三日，然后别具奏禀。”上曰：“然。”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欲和甚坚，犹以为未也，乃曰：“臣恐别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虑三日，容臣别奏。”上曰：“然。”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坚确不移，方出文字乞决和议，不许群臣干与。上欣纳之。(《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四)
从整个过程来看，秦桧始终是建议者的角色。作为建议者，其建议是否合于“朕心”，是否正中“上怀”，则是能否被采纳的关键。为摸清皇上对和议的真实态度，老谋深算的秦桧，竟然以请皇上“三思”为由，对皇上进行了三次试探。在这一过程中，秦桧的数次建议，无论“程序建议”还是“实质建议”，因其合于“圣意”而得到全面赞同与肯定，这从赵构回应的三个“然”字可见端倪。秦桧的观察是准确的，“知上意欲和甚坚”，“知上意坚确不移”，并对秦桧的投降方案作出“英断”——“上欣纳之”。决策者是谁不是很清楚了么？正因为赵构投降求和的坚定不移，作为执行者的秦桧才会肆无忌惮，于是才会有丧权辱国的宋金和议，于是才会有岳飞父子的千古奇冤。
（此文曾在《齐鲁晚报》公开发表）
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秦桧寿终正寝，此时距岳飞被害已经14年。如果赵构认为宋金和议是一项错误决策，如果如邓先生所说赵构乃仰承秦桧之鼻息，那么，秦桧既死，威胁已除，他完全可以将所有罪责推到秦桧身上。然而，史实并非如此。秦桧死后当年，赵构当即“追封桧申王，谥忠献，赐神道碑，额为‘决策元功，精忠全德’。”（《宋史卷三十一·高宗纪》）这说明，在他看来，在推行他的投降议和政策方面，秦桧是立下不世功勋的。秦桧死后第二年，赵构又亲自下诏：“讲和之策，断自朕志，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渝定议耶？”（同上）皇帝口含天宪，金口玉言，肯定自己才是真正的决策者，秦桧不过是一个得力的执行者，一个元凶，一个帮凶，如此而已，岂有它哉！如此明确的历史责任，后人何必曲意回护。
1957年夏，毛泽东与冒广生父子谈到这段历史时指出：
“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执行皇帝的旨意。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内’，不能不投降敌人。文征明有首词，可以一读。……是赵构自己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志，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后来的史家是‘为圣君讳耳’，并非文征明独排众议，他的《满江红》：‘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一似丘浚的《沁园春》所说：‘何须苦把长城自坏，柱石潜催。’”（舒湮《1957年夏我又见到了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以词证史，以史论词，抛弃了“为圣君讳”的史家旧习，道出一些史学家把高宗投降主和与冤杀岳飞的罪责推到秦桧一人身上的歪曲史实。
其实，“为圣君讳”往往出现在东方专制文化的氛围之内。中国历代王朝莫不如是，甚至苏联的斯大林去世之后，赫鲁晓夫作反对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别国的是非，在中国却引发风波。由此可见，探求历史的真相，能否跳脱制度和文化的禁区，有时比发掘历史的证据，还要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