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粮（童年记事）
天气越来越冷了，地面结了冰，脚踩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人们接受了隆冬的来临，穿上厚厚的棉衣棉裤，戴上棉帽子，走起路来缩着脖子，两只手习惯地统在袖口里。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母亲告诉我说：“你今天哪也别去，跟我一起到粮站买粮去。”
粮站离我家不远，就在地委大门的对面，那时地委门前有个小岗楼，岗楼里总是站着一个荷枪的解放军战士，他的长枪不是搁在胸前，而是放在右手的腿侧，人站得笔直，一动不动，但是他的眼睛很明亮，老是转来转去。我每次从门前走过时，他的眼睛总是看着我，嘴角好像带着不动声色的笑。虽说我是个十岁的小孩，被他这么一看心就慌了，以为自己是坏人一样被他识破，脸都红了，于是赶紧加快脚步走过去，走出他的视线，心才安定下来。有时一天要在岗哨门前来回走几次，总以为岗哨认识自己了，他知道自己无所事事，想偷鸡摸狗一样心怀鬼胎，所以我心里害怕他了。为了避免见到岗哨，我总是提前从报社那里跨过马路，从粮站门口走过，粮站的大铁门总是敞开着，里面总是有人排着队买粮，但是我一次也没有进去过。
这次跟着母亲去买粮，我心里很高兴，准备第一次走进粮站的大门去看看。于是，我拿着母亲准备好的布口袋和一只油瓶子就去了。因为是星期天，粮站买粮的人很多，有二三十人，排成一条龙似的长队。我们来的有点迟了，据说有人天不亮就在大门外排队了，我们只好规规矩矩排在最后面，慢慢地跟着队伍往前移。
粮站是个长方形的大院子，库房在大门的右侧，是很大的红瓦房，门是两扇严严实实的大木门，木头有一寸多厚，估计小偷是钻不进去的。大门左侧是一排矮小的瓦房，瓦也是红色的，每个门上都挂着厚厚的印有粮站名称的天蓝色门帘，门上的砖墙上，还钉着一块白色的木牌，牌子上用黑体字写着里面办公人的职位，比如：“站长室”、“副站着室”、“股长室”、“会计室”等等。买粮人排的长长队，就从会计室门前，一直排到副站长室门前，中间隔着五六间房子。会计室只开一个窗口，买粮人排到跟前，需要从怀里掏出户口本、粮本和现钱，从窗口递进去，开票人根据你的购粮总数，用算盘算出你应该买多少白面、玉米面，或者其它什么东西，才一样一样分别给你开票，开好票再去库房取货。所以开票人很忙，开票速度很慢，如果算盘功夫不佳，才慢才急死人（那时还没有小型计算机，所以当财会人员首先得练就超人的算盘功夫）。如果你不是用粮本而是用粮票买的话，还需要经过审批的专门用于购粮油的票证，这种特供一般家庭是绝不会有的，我们只能买粮本上定量供应的粮油。
因为粮站供应的粮油品种比较多，所以排队时间也比较长，要有足够的耐心才行。这时，太阳已经升高了，黄黄地照在地委办公楼背后的山坡上，照在粮站的红瓦房上，人们排队的院子里还是冷清清的没有阳光。长长的队伍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穿着蓝色的或者黄色的棉衣棉裤，有的戴帽子，有的不戴帽子，女的大都围着围巾。我和母亲两人是一个没有围围巾，一个没有戴帽子，因为我家里没有一顶帽子可供我戴。排在我们前面的是一对母女，女人有三十几岁，脸被一条蓝花围巾围着，口袋搁在地上，不急不躁地排着队，她双手总是揣在裤兜里，伛着腰，低垂着头，不知心里在盘算着什么。小女孩比我小一点，扎着两条羊角辫子，身穿红色的印有梅花图案的小棉袄，裤子是蓝色的，像是新的一样，没有打补丁，脚上和我一样穿着手工缝制的黑棉鞋。小女孩先是和我一样站在自己母亲身边，两手要不揣在口兜里，要不捂住耳朵，这里看看，那里瞅瞅，一句话也不说，队伍往前移时，她会帮妈妈把搁在地上的东西往前移。后来太阳终于照在院子里了，照在排队人的身上，气温稍微暖和了一点。小女孩不知怎么的，从兜里拿出一只漂亮的红鸡毛毽子，很熟练地踢了起来。她踢的很好很熟练，左脚踢右脚踢，前脚踢后脚踢，引得大家回头观看。有这么个小姑娘踢毽子，我感到漫长的排队也不怎么让人心焦了。正当大家把注意力放在踢毽子的小女孩身上时，前面开票的窗口跟前大声吵吵起来，原来是因为粮站内部人员插队引起一些人的不满。
事情是这样的，有个别粮站的工作人员，就是那些穿着像医生一样白大褂的人，他们浑身沾满面粉，手里拿着熟人托付给他们的粮本、户口本，走到门口，撩起门帘，一边咚咚敲门，一边喊着里边人的名字，等门打开后，像泥鳅一样很快钻进去，马上关上门，外面窗口就停了下来，半天不动。正在办理的人看到里面的情形，一般睁一眼闭一眼不吭声，排在后面的人可不依了，有一个头上笼着羊肚子毛巾的老汉，走上前去，趴在窗口，看到里边人的所作所为，一下子沉不住气了，他大声对里边人说：
“你们为什么光给里边人开票？让我们这些站在外面的人受冻死等呢？你们也太不像话了！”
里边开票的是一个留着剪发头的中年妇女，穿着黄色衣服，胸前戴着大大的领袖像章，双胳膊戴着蓝布袖套，她抬起头辩解说：“没有开票，他们是问话哩。”
老汉嚷着说：“没有开票？他们只是问话哩？我明明看见一会儿进去一个，一会儿又进去一个，已经进去过三四个人了，你当我没看见？刚才一个你们内部人员把票开出去买粮去了，现在又进去一个，你还不承认？你当我眼瞎着吗？”
老汉真的有点生气，他从窗口把头缩回来，转身来到门前，掀起门帘，咣咣捣起门来，里边人问是谁，他不吭气，继续捣门，里边人不耐烦了只好打开门看是什么人，却看到一张皱纹纵横、怒不可遏的脸，老汉双目圆睁，气哼哼地说：“你们也太不像话了，走后门走上瘾了，还死不承认，咱们去找你们站长走？”
售票员先是一愣，心想：“这个老东西，是不是有什么来头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她脸红了，赶紧抱歉地说：“老人家，你不要生气，我马上给你们办。”
老汉气呼呼说：“你们里面办了一个又一个，我站在这里不吭声，你当没人管似的。”
售票员木讷着不知说什么好，最后探出身子给老汉说，也是给排队的人说：“再谁来了，我也不开门了。”她对老汉说，“你赶紧排你的队去，我快点办，你们放心，我再不让他们进来了，进来了也不给他们开票了。”然后把刚才问话的那个人也请出门了。
她郑重地关上门，又坐下来继续开票。
老汉回到队伍里依旧气哼哼的，和身边人七嘴八舌议论开了。
有人支持他说：“这些龟孙子就要有人管哩，不然咱们一上午队都白排了，下午还得来。”
有人宽解地说：“买个粮都走后门，你想，招工、安户口才他妈的走后门哩！”
另一个说：“这些粮站的人，说不定是家里人走后门安插到这里工作的，这样的好单位，咱们的娃娃是进不来的。”
当时的粮站、肉店都是好工作，我们店院有一位阿姨出去买东西受了气回来，总爱发牢骚说：“他娘的，买粮受气，买肉受气，打豆腐买菜也受气（当时打豆腐也要票），以后等我三个女儿长大了，一个让她进粮站，一个让她去肉店，一个让她进蔬菜门市去卖菜，看老娘再不用排队受些窝囊气了？”
后来，我读作家路遥的小说《人生》时，就想主人公高加林抛弃刘巧珍，不仅仅是因为她没有文化，他们两人没有共同语言，重要的是刘巧珍没有城市户口，他们结婚后，生下的孩子，户口落不到城里去，落在偏僻的农村又不甘心，会成为游走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一窝黑户，要靠高加林的死工资来养活，那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所以找个吃皇粮有工作的黄亚萍才是正确的选择。
关于走后门的问题，我年龄虽小，但是知道一些，比方邻居家境富裕的，都是当官的或者父母工作在好单位的人家，因为可以看见他们的孩子经常端着大米饭吃肉菜，让人看着直流口水。我进城后，第一次看见别人家吃大米饭，不知道他们吃的是什么，因为当时粮站是不供应大米的，他们都是通过特批票证买到的，我想这也应该算是腐败吧？至少应该算是社会不公吧！
所以，当时有另一位老者见他们为走后门生气吵嘴后，闷声不响，两手始终统在在袖口里，不以为然地叹息道：“走后门算什么？人之常情，腐败到处有，从古到今，只是形式不同，轻重不同，生气只能让自己少活几年。”这句话我一直没有忘记。
好不易轮到我们趴在窗口上了，母亲把粮本、户口本从窗口递进去了，等待售票员算好准备交钱，这时，刚才踢毽子女孩的母亲，她已经买过粮了，这时急急忙忙跑来了，抢在母亲前面，把头卡在窗口，向里面大声问道：
“哎哎，你刚才是不是给我算错了？”
“怎么算错了？”里面回答。
她把自己的粮本递了进去说：“少给我算一斤半白面，还有二两油，这月应该是……”她说出数字，等待回答。
里面接过他的户口本，“啪啦啦”拨着算盘，抬头回答：“对着哩，咋不对？”
女人回答：“我的大儿子刚过了生，这月增加了五斤粮，百分之三十的细粮，不是一斤半吗？还增加二两油？”
里边又让她把户口本递进去，然后说：“是少了一斤半细粮二两油，你下月来，我给你补上。”
外面人也劝她：“那少不了你的，下月肯定给你补上了。”因为什么年龄吃多少粮，根据年龄增加，粮油也会增加，这是国家的规定，忘了是要补上的。
但是女人不同意，说她家里还有个吃奶娃娃，奶水不够吃，需要白面糊糊喂养他哩，这样非补不可。售票员只好啪啪打算盘给她补上，这样又耽误了我们一阵时间，母亲才把自己的票开出来。
我和母亲跑到对面一个个粮库去取供应粮，最后一个库房准备关门了，工作人员说：“你们下午来吧？我们中午下班了。”母亲应该经常买粮认识他，好说歹说，他心软了，给我们取了最后一样东西，才把门关上，再来的人只好等到下午了。
最后，我和母亲站在粮站的院子里，细细清点国家供应的也是自己用钱买到的东西，我看见有八九样之多，有白面、玉米面、高粱面，有红薯干、黄豆、绿豆，有高粱米、玉米糁和荞麦粒，还有一瓶油。这些基本活命的东西，当时全靠公家供应，在市场上是买不到的，如果有人买卖，会按照国家的“投机倒把罪”，轻则批斗和劳教，重则被判刑坐监狱。所以买粮是时，每个人都会算的很细很认真，一点也不马虎，像刚才那个女人，可以说是斤斤计较了。
这次买粮经历，所见所闻，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忘也忘不掉。
写于2023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