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夏至1977年夏，这是我在吉林延边农村过的最有意义的一年，
1976年春夏开始，随着形势的变化，政府对农村的政策也有所放宽和松绑，私有的东西，如杀猪，自留地种植，农民上山搞点小副业等资本主义的东西以前是偷偷摸摸的，现在逐步合法化了，农民的积极性也逐步提高，生活条件也相应有所提高，最起码的是能吃得饱肚子了，不用挨饿了，这对农民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飞跃，实际上当地的农村并不是一个很穷的地区，前几年主要是国家政策的关系，吃大锅饭，农业学大寨，出工不出力，加上天灾，问题一下子暴露出来了。造成农村生活民不聊生，现在矫狂过正，日子自然好过起来了。知青在农村的政策也宽松许多，但能留在农村的知青已经不多了，知青集体户已经合并了几次，最后只剩两个集体户了。有的知青户口在农村，但已经好几年没见踪影了。能踏实留在农村的几个人，像王林晓，李红君，郭奕宣等，至少生活上能自理了。有知青结婚的，一切生活起居跟当地农民没啥两样，基本上已经融入当地的人文环境之中了。我呢，开着大胶轮拖拉机跑运输，因为我们拖拉机车库从属大队多种经营管理，是直属大队直接领导，大队多种经营包含果树园，小煤窑，车库，木耳场，鹿场，人参场。那时大队领导把大胶轮拖拉机当他们的坐骑一样使唤，我么跟着领导，拖拉机开到哪吃到哪（当然不是上馆子），而是吃住在老百姓家。1976年夏至1977年里，知青的政策又有了松动，大队的知青（基本上在上海不回来的），陆中伟，茅沁华，李玲玲等在上海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可以搞病退回上海了，等他们在上海办好手续让别人帮助迁户口时我们还蒙在鼓里，引起不小的动荡，好生羡慕。知青张仁爱，我们大队最后一个上调延边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也上大学去了。知青孟一鸣，陈复义，杨云龙，上调到图们市，石砚造纸厂，延边地质队等。陆吉廉已经从延边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回来了，分配到凉水公社的凉水中学，成为响当当的国家编制的人民教师。那时的农村的生活太封闭，没有通讯工具，消息闭塞，不知道国家的很多事情、政策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说话也随便一些了。大队里知青几乎找不到了，连说上海话的地方都没有了。我还是在农村，与贫下中农已经打成一片，夏天种菜、种地，秋天分粮食，挖菜窖，储存土豆、大白菜、萝卜，还要做泡菜，腌酸菜，晒萝卜干，冬天上山砍柴禾等等，与朝鲜族农民一起生活，入乡随俗，习惯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听得懂朝鲜语言，连吃饭少了一碗酱汤就觉得很不习惯了。
秋冬开始就要到大山里伐木场送给养，盖房子，住在山上。还要给伐木工造房子（林场的房子每年秋天要根据选好伐木地点重新造的，上一年的房子离伐木点远了就不要了），材料用就山上的原木，横向排列垒起来，缝隙中加土抹墙，房顶用树皮加山草。房子里还要搭南北大炕，这就是在冬季到来之前都要上山做的准备工作。在盖房空隙时，我们几个人决定包一顿饺子，这顿饺子有点怪，要用到山里的蛤蟆，我们三人就组团去抓蛤蟆，东北林子里的蛤蟆，也就是森林里的“林蛙”，一定要生长在无污染的自然环境中，现在来说是很珍贵的山货，属于国家一般保护动物了，比较稀少了，但当时还是很普通的东西，就知道蛤蟆油是很贵重的，干的蛤蟆油要60元一斤，是给空军吃的。所以一到秋冬，很多社员会上山抓蛤蟆，抓回来后，公的直接吃了，母的用开水一烫，用小树枝撑开，一排排串好，挂在长长的树干上风干，风干后，破开肚子将里面的油（卵巢）拿出来卖给收购站，那时是一笔副业的收入。但我们后山上的溪流小，所以蛤蟆也不太多，个也小，不太容易抓。但林场的蛤蟆生长在深山老林之中，山高林密水深，整个夏天又没人烟，自然环境一级棒，所以蛤蟆长得又大又多。三人分工明确，他们有长筒雨靴，下水很合适，一起扛着铁镐，撬棒，网兜，一人负责用铁撬棒在激流里不停地撬动水里的大石头，把即将冬眠在水底大石头缝隙中的蛤蟆冲出来顺流而下，一人负责用网兜，在川流不息的激流里，要眼疾手快，捕捉冲下来的蛤蟆，顺到网兜里，我只负责捡拾扔到岸边的蛤蟆，不多时间就抓了几十个，那冬眠的蛤蟆在冬眠前排泄的非常干净，肠子里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杂质，连它的皮都可以吃的，等我们回到住宿地，饺子已经包好，等饺子下锅时，就将蛤蟆对应一个饺子下锅，只见一个蛤蟆抱着一个饺子在锅里翻滚，等熟了就捞上来吃了，看似相当残忍。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已经想不起来了。
伐木场里的生活很艰苦，吃的是大锅饭，大蒜蘸酱，酸菜，大酱汤，很单调，很少有肉吃的，但白酒是必须有的。晚饭期间，看着他们在煤油灯下喝酒划拳、侃大山时大声粗口骂娘，动作粗野，吵得不可开交。那时候连收音机都没有的，也没有有线广播，这就是深山老林里的生活。晚上睡的是他们采伐工的通铺大炕，几十个人一溜排开，我也只能混在其中，为了节约衣服，老乡们睡觉是不穿衣服的，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脱了个精光盖着脏的发硬的破被子，手上拿着裤衩，沿着裤腰子抓虱子，每抓到一个虱子，放在嘴里一咬，有的用两个大拇指指甲一挤，会有清脆的“啪”一声响，还口吐脏话，好像是消灭一个仇敌似的。用大树干垒砌的屋子里永远散发着那呛人的大蒜味、土烟味、脚臭味，半夜里那惊人的呼噜声、梦呓声彼此起伏，吵的让人无法入睡。总之，山里头有的是树木，很粗的树干就锯断当劈柴，所以整个大炕烧的滚烫，睡在上面像烙饼一样，下面热，上面冷。早晨起来，鼻子、眉毛还会带着霜。连刷牙、洗脸都免了，吃好早饭，看着他们戴上狗皮帽，穿上翻毛皮的大衣，扛着大锯，斧子，揣着熊皮屁股垫子，冒着严寒，一步一步往深山老林走去，那厚厚的白雪只留着一排深深的脚印，弯弯曲曲地伸向前方。远处，隐约听着他们的伐木号子此起彼伏，当听到一声“顺山倒”的叫声响起，紧接着一片稀里哗啦的声音，一棵大树就倒下来了，紧接着劈杈，归愣，那就是伐木人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只有在书本里，电影、电视剧里描述过的东北，也是我在那50多年前大山里生活的场景，让人至今无法忘
冬天用胶轮拖拉机送打猎队上深山老林打猎，经常能打到野猪什么，有一次还套到一只黑瞎子，那黑熊一个后腿被套子夹住了，已经挣扎了几天，只有腿上的筋还连着，后来给补了好几枪才给打死再抬回来。大队小煤窑的，铁匠铺的，拖拉机车库，果树园，鹿场等一帮子人吃了好几天。上山里的木耳场，冬天要砍柞树（春天后作为木耳菌栽培的母本），带上几支步枪，顺便打一些猎物，那时农村要采石，挖煤，每年还要民兵训练什么，炸药、雷管，导火线、子弹等大队就有，不稀罕的，打猎主要是打狍子，山上最多的是傻狍子，野兔基本是下套的。拖拉机后面装上朝鲜锅，调味料什么，六队的金大牙枪法很准的，上山喜欢带着一杆老掉牙的步枪，枪膛里的滑膛线早已磨损了，子弹飞出去后就会翻筋斗，呼啸的声音也不一样的，打在狍子身上的子弹是横的飞进去的。狍子拖回来还是活的，当场就开膛破肚，抓着狍肝就往嘴里塞（生狍肝对冬天的夜盲症很有特效），弄得满嘴满脸鲜血淋淋的，手上、身上衣服都是血，相当野蛮的。割下一条一条的狍子肉就这么生的沾盐或大酱吃，回头再看看那狍子，还喘着气，好恐怖哦。割下狍子头，剥皮，开膛切肉，直接放在架起的朝鲜锅上煮了，等干好活就直接在山上大碗喝酒，大快朵颐，一醉方休，好不快活。
夏天，在密江公社的老林子里采青石板，那地方的石头都是青石块，用斧子可以把它一片片劈下来，可用于铺做炕板，盖屋顶等等，用途也很广的，每天要用胶轮拖拉机拉一车石板回来，密江公社的密江河也是一条比较大的河，那密江河比较宽，但水不深，水非常清澈，河底全是鹅卵石。休息时间经常在河里抓鱼（一般都是巴掌大的鱼，冷水鱼），在家里就用一个小玻璃瓶子里面塞半管炸药，一个雷管加10来公分的导火线，封住瓶口，只留少许导火索，先在上下游往水里扔石头，将鱼赶到中间段，再点燃导火索，将瓶子扔到河里，一声响后冲起一大水柱，就可直接下河捞鱼，在河滩边支个锅，架起火，大小通吃，这些准备从图们江入大海的马哈鱼幼鱼味道极佳，当时的自然资源相当丰富，不存在枯竭现象，对于现在来说，这是相当不文明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现在密江河那里野生大马哈鱼苗已经灭绝，只有人工培养的鱼苗通过图们江放入大海。
到山上的木耳场自己采木耳吃，蚕蛹、蚕蛾还可以炒着吃，蚕蛾子剪去翅膀和脚还活蹦乱跳的，一下油锅爆炒，味道相当不错。在人参场，人参当萝卜干一样嚼着吃。去鹿场，吃鹿肉，喝鹿血。呵呵，在那个年代，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饮毛茹血豪爽的农村生活，现在想想也怪，当时怎么会融入其中的。呵呵，那是生活所迫，入乡随俗。已经做好在东北扎根的打算了，别无选择，逐渐融入东北农村那种豪爽的风格。所以有了我在东北农村这样的生活经历。
1976年冬天，我与马美华没有回上海，准备在东甸村里过冬了，这是自下乡以来第五次在农村过冬。集体户还是我们两个，其他人都在上海，一排房间都空着，好不寂寞。我又重新挖了菜窖，那是在东北过冬必须要的，在院子里挖一个6,7平方米的大坑，高2.5米，四角用直径30厘米的柞木撑好，四周再用木板或柳树条，树枝挡住，上面用树干，树枝盖顶铺上稻草，用土覆盖，再开一个上下菜窖的口，用两根树干做一个梯子，弄一块盖板，里面在放几个大缸，（腌咸菜用的），再用树干做一排架子（放新鲜大白菜的）。一个标准的菜窖就完成了。队里分配三百多斤大白菜，一部分腌了咸菜，一部分少许吹干放入菜窖，好好管理可保存到过年，还分了几百斤土豆和萝卜，都放入菜窖，用沙子一层一层覆盖，最长可以贮存半年左右，我还问生产队要了几十斤用来喂猪的小萝卜头，不用记账的免费送给我的，洗干净切开用盐腌一个星期，就拿出来晒成半干状态，让后装入缸里压结实，这种萝卜干好放很长时间，冬天拿点黄豆，萝卜干切小块，用酱油烹煮，非常好吃下饭，后来给社员妇女学了去，那些喂猪的小萝卜猪就吃不到了
那时农村的政策放宽了，社员家喂的猪，只要第一头上交卖给国家，第二头就可以自己支配了，以前是违法的，是绝不允许的，所以只要勤劳，日子就好过许多。过年前问社员家买了小半片猪肉，约40多斤，挂在旁边零下30多度的小仓库里，刚刚硬的，要吃得用斧子去砍一点，可吃好几个月，加上贮存的粮食，黄豆，土豆，萝卜，蔬菜，腌的咸菜，泡菜等，小日子也过的不错。那年的过年真热闹，大年三十晚上，屯子里到处都是鞭炮声声，买不起鞭炮的还用纸质雷管替代，那声音响得实在厉害，鞭炮把整个屯子照的五颜六色的，我也第一次发觉在东北大雪纷飞的农村是如此美丽冻人的。大年初一，我俩也烧了好多菜肴，准备了烟酒，把炕烧的热乎乎的，请了大队的领导，同事，好友，一起吃了一顿，好不高兴。酒酣正浓，大队组织秧歌队，拄着高跷，到我家门口，锣鼓喧天，民兵连长卢玉山（汉族）和一个女的（是谁想不起来了）唱起东北二人转，唱的那惟妙惟肖，好不热闹，那是来东北7年，我第一次知道了东北的二人转，唱的都是农村里的生活场景，文革时期东北二人转是绝不允许唱的。唱罢你还得在门口好烟好酒招待。我们集体户后面是小梁家，东面是卢玉山家，都是汉族，所以秧歌队都要去转一圈，围观的，起哄的村民越来越多，好不热闹。下午秧歌队还到附近别的屯子去唱二人转比拼。那一年的年成不错，各家各户都有分红，老乡们过年每天在串门，家家户户的炕都烧的火热，老爷们围着小炕桌喝酒划拳，老娘们盘坐在一边嗑瓜子唠嗑，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都说那日子可与10年前，也就是文革前农村的生活差不多了（老百姓真的很容易满足的）。到正月十五那天晚上，公社所在地还举行灯会各个大队的高跷秧歌队，下午开始都聚集在公社开展扭秧歌比赛等，晚上灯会各显其能，尽情发挥各队的最好水平。那一年是我在东北农村过的最有意义的一个春节，也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自由的春节，至少可以随便说话了。后来农村的日子是越来越好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