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童年记事）
我进城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上学。那时文革“武斗”已经结束，农村的学校还没有开学，城里的学校已经开学了。母亲看我在家养了几天伤，腿上的伤口结了疤，渐渐恢复如初，能正常走路了，就告诉我说：“你也不小了，该去上学了。”母亲说她有个同学在市场沟小学教书，就说：“咱们找找他，看怎么给你报名哩。”
母亲这个同学姓贺，家就住在我们家对面的半山腰上。
第二天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母亲领着我去见他。他家住的是粮食局家属院，一排整齐的红瓦房，有十多户人家，院子是一条窄窄的刚能容一辆架子车通行的小巷子，地面没有铺砖头，是坑坑洼洼的泥土地面，想必是被房檐滴下的雨水冲刷得结果。他们家家门对面是一个自建的小厨房或柴炭房，大小高低不一，显得参差不齐、杂乱无章、拥挤不堪。这时候正是家家吃过晚饭的时间，有的厨房里已经亮起灯，乱糟糟的是洗刷碗筷的声音和人们相互之间打招呼拉家常的说话声。母亲也是第一次来这里，问清楚第几家人后，我们敲门进去。贺老师正坐在窗口的一张书桌前在看书（也许是在备课）。他是一个满脸麻子的中年人，短短的黑头发中夹杂着不少白发，他中等个头，身体微微有些发胖。他很惊奇地站起来迎接我们的到访。他客气地让我们坐在屋里边的土炕上，因为他家只有一把他自己坐的竹椅子，还有几个靠墙一字排开的木箱子和两口黑色的水瓮，估计一口是水瓮，一口是腌菜的菜瓮，再什么也没有。我和母亲没有坐，就站着和他说话。他爱人大概正在厨房洗碗，听到说话声，走进来和我们打过招呼后，又忙自己的事情去了，他的几个孩子可能吃过饭，在里屋写作业或者玩耍哩，我们能听到他们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却看不到人，因为里屋的门上挂着一条绣花的粉色门帘。
“坐坐坐，”贺老师把土炕上皱巴巴的床单拽拽拉平整，一再招呼我们坐下，母亲谦让了一下就坐在炕沿上，我仍然站在脚地上，木然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城里人的家，心想：城里人住的瓦房都很小很拥挤，没有农村人的窑洞宽敞。
母亲开门见山说：
“老贺，我这个儿子现在该上学了，想来问问你怎么报名哩？”
贺老师走到书桌前，点了一支烟，抽了一口，然后把椅子调过来，一边坐下，一边用一双眯缝着的小眼睛看了看我，像是估摸我的年纪。他抬头问母亲：
“这是你头里的小子？”
母亲看着他，点了点头。贺老师应该在街上或什么地方见过母亲，和母亲拉过家常，知道母亲改嫁的情况。
“他几岁了？”贺老师又问。
“虚岁已经十岁了。”母亲回答。
“以前上过学没有？”
“上过几天，但是因为‘武斗’都停课了，农村的学校到现在还没有复课，所以再没有去上。”母亲叹口气说，“你知道我这儿子一直在豹子湾跟他外爷外婆一起生活，现在他外爷外婆都去世了，没有办法，只好进城和我一起住，他年纪不小了，应该去上学，我知道你在小学当老师就来找你了。”
贺老师接着问：“他户口在哪里呢？”
那时，还没有实行身份证，只有户籍，户籍很重要，干什么都要用到户口本。
“户口我早给他转到城里来了。”母亲回答说。
“那好办，”贺老师抬手弹了一下烟灰，口气随和地说：“你明天拿上户口本，来学校找我，我看着让他把学上上。”
“那就谢谢你了，”母亲大概没有想到事情这么简单，这么顺利，她立马从炕沿上遛了下来，很感激地说，“谢谢你！老同学！”她为自己办成一件大事情，心里既高兴又轻松，连声说着感谢的话，然后，我们就告辞出门了。贺老师的爱人从厨房里跑出来，一边急急忙忙用腰里的脏兮兮的白围巾擦擦湿淋淋的双手，一边像对待亲戚一样，再三叮嘱我们说：
“你们再来串啊！”她的意思是让我们再来串门。但是在我的印象中再没有去过贺老师家。
第二天，母亲带我去学校，先找到贺老师，贺老师看过我的户口本后，又带我们去见校长，校长了解情况后，对贺老师说：“你不是带着低年级吗？你就看着在班上安排一下吧！”这样我就成为贺老师班上的一名学生，正式开始上学了。
第一次去上课，我是跟着贺老师去的。当听到上课的钟声后（当时学校一棵老柳树上挂着一口细长的大铁钟，专门有人按时敲钟，后来才换成电铃），贺老师领着我去教室，一进教室门，同学们立刻起立，高喊：“毛主席教导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贺老师走上讲台，说：“同学们好！”同学们又喊：“老师好！”贺老师说：“坐下！”同学们稀稀拉拉并不整齐地坐下了。这时贺老师才转身把我介绍给全班同学，安排我在第四排一个空座位上坐下，好像这个座位是专门留给我的。
我们这个年级只有两个班，一个是甲班，一个是乙班，贺老师带的这个班叫乙班，班里有四五十个学生，男女几乎各占一半。但是我刚到班里上课那阵子，“班”不叫班，叫“排”，各班就是各排，班长叫排长，小组长叫班长，我们班就是乙排，但是没有多久就改回去了，依旧叫“班”，叫“班长”，只是叫排的那阵子刚好让我赶上了，所以记忆犹新，估计当时是按人数划分才那样叫的。
我们学习的课程主要有语文、数学、常识、音乐和体育。上课的时候，班长喊“起立”，同学们齐刷刷站起来，先是大声念毛主席语录，等念完语录后，再说：“老师好！”老师说：“同学们好！坐下！”才正式开始上课。那时，学习的课本上、教室的墙壁上、学校的围墙上、路边房屋的空白处，甚至山坡上的土崖上都有用红油漆书写的语录和最高指示，好多名言名句，我们念的滚瓜烂熟，所以不论要求变换什么语录，只要班长一喊起立，同学们张口就来，一点也不费劲，不需要死记硬背。
贺老师是班主任，任语文教员；一位姓王的又瘦又小的男老师教数学；常识老师姓康，是位年轻英俊的后生；音乐老师姓许，是位20岁左右的女老师，人长得非常漂亮，一口纯正的北京话，说明她是北京知青；体育老师是位中年男老师，姓名我已经不记得了。
我们学生最喜欢上的课是乐音课，不仅因为许老师年轻漂亮，说一口甜美的普通话，还因为她给我们教欢快的歌曲和“哆来米发嗦啦西哆”这样的音乐简谱，最关键的是教完教材课程要求的部分，余下的时间她给我们念书讲故事，她每次上课都带一本厚厚的书，起初是《欧阳海之歌》，后来是《高玉宝》。她从头给我们读起，也许她做了删减，所读的情节都环环相扣、十分吸引人，让我们不论男学生还是女学生都听得如痴如醉。其他课我们都盼望下课的钟声，只有音乐课我们不希望听到下课的钟声，我们听到钟声也不希望老师说下课，希望她继续把小说未读完的那一节继续读完。等老师放下书说：“今天就读到这里，剩下的部分我们下节课再读。”同学们很失望，下课后，好些意犹未尽的男女同学上前围着许老师问她下面的故事怎样了？可是她向我们露着酒涡，甜甜地笑着说：“你们别急嘛，下节课我再读给你们听。”大家不依不饶，跟在她身后，一直走到她的办公室门前才止步，见她走进和其他老师一起办公的房子，才无奈地散去。当时，每天安排两节语文课两节数学课，音乐课一周只安排两节课，而且都是下午的自习时间，我们觉得太少，希望多安排几节，但是许老师说她给学校建议过，学校不同意，于是害得我们天天盼音乐课。当听书听到入迷时，等背完语录，许老师一说“坐下”，同学们就一齐喊：“我们不上音乐课，请许老师直接读欧阳海的故事吧？”惊讶不已的许老师站在讲台上，瞪大一双漂亮的黑眼睛，看了我们片刻，然后抱歉地笑笑说：“你们的要求我理解，但是学校不容许，还是让我把课程教快点，等教完课程咱们就开始讲故事，你们说好不好？”大家齐声说“好！”便安静下来，等老师讲课。许老师讲完学校安排的课程后，就拿起她带的那本让我们着迷的书，接着上次余下的部分开始读故事，刚才还有人叽叽咕咕低声说话的教室里，顿时变得静悄悄的了，只剩下许老师柔和甜美的声音在整个教室里回荡。
后来，许老师调回北京工作，走时许多女同学依依不舍，紧紧拉住她的手哭了，据说有个别男同学放不下对许老师的牵挂，还专门跑到北京去看望了她，还把她的照片带了回来，让同学们看。可惜我一直没有看到许老师的照片。但是我记得她经常穿着一身干净的洗得有点发白旧军装，留着两条刷子似的短辫子，她的脸又白又嫩，像白格生生的荞面凉粉一样，她拿书的小手白白净净，手指细长匀称，而我们学生的手大都黑黢黢的，疙疙瘩瘩，又脏又粗糙（那时许多学生手上有冻疮）。有的学生悄悄地交头接耳说：“人家许老师脸上手上擦着雪花膏哩！”而我那时只知道母亲常用的擦脸擦手油是凡士林，还不知道“雪花膏”是何物。那时不论男学生女学生，都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许老师身穿洗得发白的黄军衣，合身，干净，很让我们这些穷学生羡慕——因为那是真正的军装啊！
我所在的这所小学，座落在深山沟里的半山上。当时，山沟里还是坑坑洼洼的碎石子路，两边是褐色的灰色的红色的杂色旧瓦房，还有木质的老旧阁楼房。走上一个山坡才到学校。教室都是清一色的蓝瓦房，围成四合院，很像过去大户人家的院落。旁边靠山一排新瓦房是老师的办公室。学生上体育课或者课间活动的操场，是另一个较低的院子，用矮矮的土墙围着，操场上只有一付破破烂烂的篮球架，再什么也没有，靠山一排石头接口土窑洞也是老师的办公室。因为操场是土质的，一下雨就变得泥泞，有时还被雨水冲个大洞。有一次，体育老师带领我们班的部分男生，用铁锹平整操场边上一个被雨水冲出的大坑，竟然发现一枚未爆炸的锈迹斑斑的小型炸弹，据说是当年日本飞机轰炸延安时扔下的。发现炸弹后，学校很快拉起了警戒线，不让我们学生靠近，也很快上报了有关部门，炸弹当天就被几个穿军装的解放军小心翼翼地挖走了。
我到班里上课的当天，一名调皮还有点霸道的同学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对着一群男同学，指着我说：“这家伙是农村来的，我们可以欺负他，让他去提水。”我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心想你们欺负我干甚？以为我好欺负吗？不过提水倒可以，这种活什我在农村是经常干的。于是，关系比较近的同学轮到他值班时，专门叫上我和他一起去提水，留下另一名值日生打扫教室。
学校背后的斜坡下面，紧靠上山公路旁边有一口水井，井口是用石头砌成的，水面离井沿很近，水很清澈，像一面镜子一样，能够清晰地照出人的五官：鼻子、耳朵、嘴巴、眼睛和眉毛。水也很深，黑幽幽的一眼望不到底。因为水面浅，水井没有安装手摇的辘轳，人们不用扁担或者什么钩子，只要用手提着水桶，弯下腰去，把水桶伸进井水里，就能把水提上来。每天早晨，各班值日生，零零散散拎着水桶，拿根两米来长的剥了皮的柳木棍，要到水井去把水抬回来，高年级学生什么也不拿，拎着水桶直接就提回来了。一桶水刚够一天擦洗书桌、打扫教室和泼洒土质的不断扬起灰尘的教室地面。
我第一次到井边去打水，是一起玩的同学高海生叫去的，那天他是值日生，就叫我和他一起去抬水，我提着水桶，他拿着木棍。我们走到水井边，他不敢走近水井，说他怕，我问他怕什么，他说刚不久前咱班上的一个男学生，就是坐在我现在坐的那个位置上的同学，他在这个水井里淹死了，然后给我讲了那个同学淹死的全过程。他说，正是他和那个淹死的同学一起去提水的，当时学校没有要求带木棍，都是轮换着用手提水。那个学生弯下腰提水时，不知怎么就掉进井里了，他去拉他，可是怎么也够不着，急得他急忙去喊人，可是那天怪的很，也许他俩来的有些早，就没有其他高年级学生来提水，等他跑上山坡叫了老师来，把那个同学捞上来时，人已经直挺挺的淹死了，送到医院也没有抢救过来。从那以后，学校要求提水的学生都要带上木棍，在发生意外时可以及时援救，而且每天派一名值日老师到水井跟前监督防护，防止此类悲剧再次发生。我告诉高海生说我会游泳，即使掉进井里，这点水是淹不死我的。他不相信，愣住看了我半天。我大胆地来到井边，弯下腰，把满满一桶水提了上来，高海生嫌太满，让我倒掉些，我们才抬着往回走。在路上，我心里想，那位同学说欺负我，让我去提水原来是这个缘故，他根本不了解我，我才不怕这口井，它让有的学生胆怯畏惧，但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因为我在农村已经学会游泳，我自信我自己的水性还不错，能自己救自己。
这件惨痛的事情，不久后，又听教常识的康老师讲了一遍。康老师是位年轻漂亮的陕北后生，据说上过大学插过队，他长着一对像姑娘一样迷人的大花眼，知识丰富，学识渊博，人很随和，一点也没有老师的架子。那天下午我们给校办的砖厂干活（那时大部分学校都有小型农场或者工厂），干活中间坐下来休息的时候，我们要求康老师给我们讲故事，康老师讲了当时流行的雷锋和王杰的故事，讲完故事后，也许看到山坡下面那口水井，也许是有人提起那位淹死的同班同学，康老师说，他听到说有学生掉进水井里了，急忙跑下山坡，来到井边，看见那个学生趴在水里，不见脑袋，只露个脊背，一动不动，他伸手把他拎上来，倒转过来给他挤压肚子，想让他把水吐出来，还扳开他的嘴给他做人工呼吸，但是怎么也救不活他，最后送到医院也不顶用，把个活蹦乱跳小孩子淹死了。
康老师是和我们十几个学生坐在学校烧砖窑的发白坚硬的空地上，看着公路旁边的那口水井讲完整个救人过程的。最后他总结说，那个学生掉进井里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就淹死了，他估计是井水太清澈给呛死了，因为前前后后包括在医院他都跟着，是亲眼看见的，发现他肚子里并没有喝进去多少水，他告诉我们说清水容易呛炸肺，呛死人，浑水倒不易淹死人，他说他在农村时在洪水里耍过水（就是游泳），他也见过从洪水里救上来的人，肚子鼓鼓的灌满浑浊的水，把人救上来后，让他把喝进肚子里的水吐出来，人就活过来了。他说的这条经验到底有没有根据，到底是不是事实，我不知道。
那天，是下午上自习的时间，是个春末夏初温暖季节的晴朗日子，天空没有云，太阳慢慢地靠近对面的山梁，我们围坐在康老师周围，就像当时歌中唱的“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那样，静静地听康老师讲故事。一群灰白色的野鸽子从我们头顶飞过，对面山坡的草丛里有野鸡在咕咕叫，旁边人家的烟洞里冒着蓝色的炊烟。我们听完故事，继续干活，干的活是把烧好的红色砖块，从砖窑里搬出来，由工人接收后码放的整整齐齐，等待运走盖新房子，或者修补学校破旧的房子。
不知不觉，太阳落山了，天已经黄昏了。康老师拍着沾满双手的红色粉末，大声对我们我说：
“好啦，同学们，今天就干到这里，你们赶快回家去吧！”
于是，我们放下手里的活，像脱缰的野马，比赛一样争先恐后的急急忙忙跑回教室，取了自己的书包和东西，不知疲倦地蹦蹦跳跳回家了。
写于2023年1月9-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