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是庆丰收,不是聚在一起抗怪兽

桂歌
创建于2023-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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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会意兼形声字。甲骨文的“年”字,上部是一束穗子向下垂的禾谷的象形,下部是一个弯着腰、臂向下伸的人的象形,二者合起来像人负禾之形,表示丰收、收获等意思。“人”也兼表声。金文中“年”字,形状跟甲骨文的“年”很相似,只是下垂的谷穗更明显,人的腰也更弯,稍微有点变化的是人与禾连在一起。篆文讲求整齐化,“年”字下部的“人”讹变为“千”,“年”由此转化为形声字,禾形千声。隶变后楷书写作“秊”,俗作“年”。最初“人”头顶着“禾”的样子,彻底消失了。如今规范化,以“年”为正体。

                                甲骨文“年”字


       播种收割,人挑回家,皆大欢喜,于是祭祀祖先,告知收成…… 播种收割,人挑回家,皆大欢喜,于是祭祀祖先,告知收成……这个周期性的农耕和祭祀活动,转一轮大概要经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也就是如今的一年的时间。如此反复,于是就形成了“过年”的习俗。

       当然,有了收成,人们自然是载歌载舞;当然,祭祀祖先自然是要有仪式……

       华人“回家过年”传统,就是这样来的。春种冬藏,跟“熟稔”“收成”有关,跟挑谷回家有关。

       回家过年,理所当然是游子回家,与家人一起庆贺丰收,并祭祀祖先,于是,形成了春运,形成了短时期内的人口大流动的奇特景象。

       有人说,“年”是一种怪兽,人们燃放爆竹驱逐怪兽因而就形成了过年的习俗。这是一种谬传。其实,回家过年并不是回家与家人们一起抗击“年”这个怪兽。

      传说,太古时期,有一种凶猛的怪兽,人们管它们叫“年”。“年”生性凶残,专食飞禽走兽、鳞介虫豸,一天换一种口味,从磕头虫一直吃到大活人,人们谈“年”。慢慢地,人们掌握了“年”的活动规律,原来它每隔365天就窜到人群聚居的地方尝一次口鲜,而且出没的时间都是在天黑以后,鸡鸣破晓便返回山林中去了。人们将这可怕的一夜视为关煞,称作“年关”。人们算准了“年”的肆虐规律,于是,这一天网上男男女女便提前做好晚饭,熄火净灶,再把鸡圈牛栏全部拴牢,然后把宅院的大门封住,躲在屋里吃“年夜饭”。由于这顿晚餐具有凶吉未卜的意味,所以置办得很丰盛,除了要全家老小围在一起用餐表示和睦团圆外,还须在吃饭前先供祭祖先,祈求祖先的神灵保佑他们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一夜。吃过晚饭后,谁都不敢睡觉,挤坐在一起闲聊壮胆。此为“熬年”。 

      天黑,“年”窜了出来,只见家家户户宅门紧闭,门前还堆着芝麻杆,巷道里却瞧不见一个人影儿。转了大半个晚上,“年”一无所获,只好啃些芝麻杆充饥。再过些时,公鸡啼晓,“年”只好怏怏返回。熬过“年关”的人们十分欢喜,打开大门燃放爆竹,并互相道喜……后来,人们渐渐松了警惕。这时,“年”又来了,几乎将一村子的人吃光,而挂红布帘、穿红衣的新婚夫妇平安无事,还有几个童稚在院里燃烧竹子玩耍,竹子燃烧后“啪啪”爆响,将“年”吓跑。由此,人们知道“年”怕红怕光怕响声,于是,每至年末岁首家家户户就贴红纸、穿红袍、挂红灯、敲锣打鼓、燃放爆竹,这样“年”就不敢再来了。

      这一现象,《诗经•小雅•庭燎》有记载,于是,两千多年来,关于“年”的起源,人们都是从《诗经》寻找根据。一句话,那就是信了。

       其实,这是人们以讹传讹,《诗经》也将错就错。

    据传,过年的风俗起源于大舜帝时候。从大舜帝到春秋时代孔子编订《诗经》,历史已经走过了一千多年。上古时期文化落后,特别是在文字出现之前的许多事情多是人们口口相传代代相传,包括孔子的《春秋》司马迁的《史记》,很多历史时间都是根据民间传说记载,难免有误。

       其实,东汉时期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就说,年,谷熟也。“年”就是禾谷成熟,是人挑谷物回家的欢喜。《谷梁传·桓公三年》说,五谷大熟为有年。《谷梁传·宣公十六年》里说,丰年多黍多秊。清代甲骨文的出土和研究结果,再一次确定“年”是上“禾”下“人”并将“年”字产生的年代上推到了殷商时期。“过年”这一风俗早就有了正确的说法,可民间传说根深蒂固,很难更正,直到如今,还有人说“年”的起源跟怪兽出没有关。

       回家过年并不是游子回家,与家人们一起抗击“年”这个怪兽。抗击怪兽没有必要回家。真有怪兽,回家那就笨蛋了。鸡蛋不能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是很浅显的道理。再说,真有怪兽,真要回家,那也是对怪兽来个内外夹击,两面进攻,而不是都躲在屋里关门抵抗……对付外来敌人,中华民族是又经验的,不会这样。

       “过年”起源于上古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早期时“过年”的具体日期并不固定,并有“元辰”、“岁朝”、“元日”、“元旦”等多个名称。秦朝之前先后规定过12月、11月、10月的第一天“过年”,直到汉武帝实行“太初历”才正式确定在正月初一。

      1912年,中华民国宣布改阳历1月1日为“新年”,可老百姓并不买账,仍以农历正月初一为“过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天文史学家石云里介绍,1914年1月,时任内务部总长朱启钤为顺从民意,提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经袁世凯批准,于是就奠定了阳历年首为元旦,阴历正月初一为春节的并存格局。

       100多年来,特别是民国初期20的多年里,民国政府一直试图将贺年、祭祖、贴春联等活动移到元旦,幸好民间强烈的传统意识保住了“过年”这一习俗。安徽省民俗学会秘书长王贤友说,新中国建国后移除了一些封建迷信的习俗,改革开放后城镇化、信息化浪潮也在改变源于传统农耕社会的春节,如传统过年仪式简化、部分人改到饭馆吃年夜饭、上门拜年变成电话或网络拜年等。

      “虽然形式在变,但春节祭祖祈福的内涵没变,家庭团圆、强化家族意识的功能没变。”王贤友说。

         “过年”、“春节”的习俗在华人世界和中华文化圈(如越南、朝鲜、韩国等)十分盛行。特别是近年来,这一风俗走向了世界,成为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如何进一步加强对“过年”“春节”这一传统节日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通过多样性文化增添国家魅力,这还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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