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下关1.16
王观远
55 年前的今天，1968 年 1 月 16 日。
是一个充满血腥的日子，人称“下关 1·16”，60 岁以上的人都记忆深刻，忘不掉，抹不去……
时常有年轻人好奇的打听这段往事，也时常听老人茶余饭后回忆这段往事，却很难见有文字记录这段往事。老人们已随着时光渐渐逝去，这段往事也将随之烟消云散……
年逾古稀，喜欢怀旧，许多往事犹如过眼云烟，想不起，记不得，惟 “下关 1·16”如骨鯁在喉，吐不出，咽不下，挥之不去。冬夜难眠，胡思乱想，想把我亲身经历的这段往事写出来，告诫后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悲剧不能重演！
文中渉及的人和事都是我的所见所闻，如实记录，绝无虚构。为铭记历史教训，消除个人恩怨，我将文中部分人物的实名隐去。鉴于我当时年仅 18 周岁，初谙世事，不可能了解更深层次的东西，更不能完整的再现那段历史，仅仅反映了个人目光所及的一些表面现象，也足以说明那个年代的荒唐和残忍。
大风起兮
下关地处滇西交通要道，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解放初期设为下关市，是大理白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1983 年与大理县合併为大理市。据有关人口统计资料记载，1967 年底下关市实有人口 68785 人，农业人口 24355人，非农业人口 44430 人。就是这样一个云南边陲的小城市，1968 年 1 月16 日却发生了一起惊动中央的大事。
下关的文革从 1966 年下半年开始，南下红卫兵在下关街头贴出“炮轰大理地委”“火烧下关市委”的大幅标语，拉开了下关文革的序幕。接着学校、机关和厂矿都纷纷行动起来，很快出现了一些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打倒邵风（地委书记）、欧根（州长）、吉其祥（地委副书记）、余汝学（下关市委书记）”的标语贴满大街小巷。各单位开始揪斗大大小小的“当权派”。“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很多人被红卫兵抄家，拉出来游街示众。观音塘、将军洞甚至鸡足山等各种寺庙中的佛像全部被砸得粉碎，街道名称一律改为“革命街、前进街、东方红大街……”
我的一个朋友的父亲是位老木匠，他看到“破四旧”砸墓碑，担心日后祖坟难认，就把祖坟的方位和祖先的姓名绘了一张草图在周总理的画像背面，贴在墙上，本已为万无一失，但逃不过红卫兵小将的火眼金睛，抄家时被发现，酿成大禍。说这张图是“变天账”，企图反攻倒算，复辟资本主义。他姓周，把祖坟绘在周总理像上是别有用心等等……从此无休止的对他进行批斗、游街，然后遣送到大展屯村交贫下中农改造。龙尾街有一位妇女，没有文化，她做鞋子剪鞋样找不到好一点的纸，随手拿一张画报纸剪，无意中有一部分露出毛主席像来，也因此招来横禍，诸如此类的荒唐事不胜列举。后来批斗邵风、欧根、余汝学这些“走资派”，也要把这些“地、富、反、坏，牛鬼蛇神”拉去跪在旁边陪斗，说他们是“走资派”的“社会基础”。欧根这位地下党滇桂黔纵队第七支队的政委，做梦也没有想过他会带过这样一支队伍。
市建二社的木匠李莼，对云南民间音乐理论有很深的研究，是大理地区少有懂得“工尺谱”的人。后被迫害回到下关，落籍在巿建筑二社做木匠。1966 年底巿建二社分别出现了 7、8 个战斗队，12 月 11 日李莼和我们几个木匠 、泥水匠也组织了一个“12·11战斗队”。那时大家都有一种朴素的感情，不甘落后，都希望积极的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只要是拥护文化大革命，几个人约起就可以成立一个“战斗队”，无须审批，没有什么限制。有一天晚上全社的战斗队要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每个战斗队都要上去表决心，“决心书”要印成传单散发。“12·11 战斗队”写决心书的任务自然落在李莼这位大知识分子的身上。晚上要开会，下班前他还在木匠马橙上刻腊板、印传单，油墨未干就拿到会场散发。突然有人说这是一张“反动传单”，我去找来一看，开头是一些“永远紧跟、誓死捍卫和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之类的豪言壮语，结尾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万寿无疆”等口号，最后是无数个“万岁、万岁、万万岁”。传单的内容无可挑剔，问题就出在“万岁”的“岁”字上，其中一个“岁”字有人说不是“岁”，是“罪”。我仔细看是手刻腊板，没有油印机，用橡皮刮子在玻璃板上刮着印出来的，印得有点模糊，似像非像。李莼有口难辯，因此犯下了弥天大罪，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多次在全市的万人大会上批斗，五花大绑游街示众，最后遣送到宾川农村交贫下中农改造。眼睁睁看着李莼一字之差就变成了“现行反革命”，接着在“三月黑风”中建筑二社的“造反派”沈树祥、杨节、陈文斗和下关总站的杨仁民、敬学林、宋剑良先后莫名其妙的被逮捕。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政治运动的凶险，有点胆颤心惊，害怕这种灾难降临到我身上，我们几个人约起就到凤鸣村地震台、松毛坡煤矿干“私活”去了，成为“逍遥派”，暂时离开了这块事非之地。到 1967 年底，形势越来越紧张，“私活”也干不成了才又返回单位。
1966 年下半年，云南大学的学生率先组织了“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学生领袖方向东；昆明工学院的学生在 8 月 23 日围攻云南省委以后，也组织了“八·二三战斗兵团”，学生领袖黄兆琪。后来发展成云南的两大派，即“炮派”和“八派”。1967 年上半年，各单位五花八门的“战斗队”开始分化瓦解，兼并重组，又变成各种各样的“战斗兵团”走向社会。下关两派的分岐逐渐明显，也还处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文斗”阶段，打口水仗，笔墨仗，大字报舖天盖地。4 月 20 日成立“下关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四·二 O联络总站”，将观点相同的群众组织联络在一起；另一派也将一些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下关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随着全省的形势发展，也渐渐分为两大派，即“大联合指挥部”，属“炮派”简称“大联合”；“四·二 O 联络总站”，属“八派”，简称“四·二 O”。“大联合”的总头目孔敬文、马才顺；“四·二 O”的总头目季振华、王钰嵩都分别是下关总站的职工和下关中学的老师。两派的主要实力也是下关总站的工人和下关中学的学生。两派的人数“四·二 O”的占多数；“大联合”的党团员和家庭出身好的人占多数。1967 年 6 月 29 日，“大联合”组织了一批工役制八团修建漾濞到永平公路的山东、河南籍支边工人到下关市区游行，与“四·二 O”在仁民街州歌舞团附近用棍棒石头发生武斗，从此拉开了下关武斗的序幕。这些支边工人有几百人，是适应当时的战备形势，和军队一样的编制，实行供给制的工人，换上军装就可以上前线。他们都是贫下中农子弟，多数还是复员退伍军人，人人身强力壮，身穿清一色的黑色衣服，威武中透出一股杀气。工八团的支边工人正式成立“6·29 战斗兵团”，驻在下关。下关总站的支边工人也成立了“前卫兵团”。从此，支边工人在下关形成了一股很强的势力，成为“大联合”的骨干力量。“大联合”的总头目孔敬文就是“前卫兵团”的。
血雨腥风
1967 年下半年武斗逐步升级，到年底已经响起枪炮声，两派也公开对立。以建设路的客运站、东方红旅社（现广发大厦）、到苍山饭店以东为“大联合”占领，以西为“四·二 O”占领。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基本关门，银行公吿停业，建设路是滇缅公路的必经之路，因此滇缅公路的交通也中断。两派分别在建设路的东方红旅社和振兴街口的向阳饭店房顶上架起几十个高音喇叭，开足最大功率 , 不分昼夜对骂。炮派的战歌《红军战士想念毛主席》，八派的战歌《葵花向太阳》如雷灌耳。两派的阵线已经渐渐分明，但位于下关东站的州农机厂仍然属“四·二 O”占领，成为“大联合”的心腹之患。地处田坝心的苍山饭店又被“大联合”占领，工八团的支边工人多数住在里面。
1967 年 12 月初，两派为争夺这两个地方就摩擦不断，从而导致武斗步步升级。19日 “四·二 O”围攻苍山饭店，一辆货车疯狂的冲出来翻在稻田里，众人围上去就是乱打。
1968 年 1 月 6 日晚上“大联合”攻打“四·二 O”占领的州农机厂，“四·二 O”攻打“大联合”占领的苍山饭店，两派已开始抛弃棍棒，真枪实弹的打起来了。两派都已经死人，“四·二 O”在增援州农机厂的途中受到阻击，死了十多人，我认识的市轻工机械厂的杨发就是那天晚上被打死，时年 18 岁。第二天还抬着棺材在市区游行，悲壮的气氛中透出一种强烈的恐怖。我的一位同事参加“四·二 O”，在那天晚上右手臂中了一枪，至今留下终身残疾。“四·二 O”在苍山饭店打死了 6 个支边工人，其中一人被打死后，有人用手榴弹把尸体的肚子炸开，心肝五脏到处横飞，现场惨不忍睹，第二天下午我亲眼看到还仰面朝天躺在原地。这具尸体很多人都见过，在支边工人中引起强烈反响。“四·二 O”还抓到“大联合”的肖槐，传说他是“大联合”的“作战部长”，此人我认识，是下关总站后勤科的干部，家住鸳浦街，为人不错，凭他的性格，说他是“作战部长”，我觉得不可能。听说后来在“四·二 O”撤退的时候被枪杀。中华书局正式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大理市志》（以下简称《大理市志》）对这一次武斗的记载：“1967 年 7 月，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下关地区的两派群众组织内部都增设‘武卫部’或‘作战部’，着手准备武斗。12 月 10 日，‘大联合’向州农机厂发动首次进攻。1968 年 1 月 6 日晚，‘大联合’再次进攻州农机厂，‘四·二 O’在派人前往增援的途中受到阻击，双方展开激战，这次武斗两派共死亡 19 人”。
气氛越来越紧张，在街头见到对立面的人就痛打，令两派的人都纷纷四散逃避。“大联合”的逃往下关汽车总站为中心这一片，“四·二 O”的逃往西洱河以北的关迤、大理古城。
我在振兴街就亲眼目睹了一群“四·二 O”的人痛打一个“大联合”的人，好像踢足球一样，踼过来踼过去，那人跌倒在地，众人就围上去用脚在他身上、头上踩踏，最后被解放军制止，才把人救走，我固计那个人不死也活不长，真是惨不忍睹。后来听说那伙打人的就是“抗暴队”，他们是由十多个人组成，打人下手比较狠。
当时我家住在紫云街 10 号，位于部队南大门西边约 200 米。“破四旧”将鸳浦街、紫云街改为东方红大街，我家门牌改为 136 号。正好处在两派的分界线上，下关六小门口街心中间还修了个“土碉堡”。紫云街历史上就是唐代天宝战争的古战场，过去一直被称为“战街”。见到“碉堡”，居民非常恐慌，都各奔东西逃命。我父亲有一位非常难得的朋友黄万元，四川人，饮食公司的厨师，我们都叫他黄师傅，家住阁楼上面中承街 29 号，危难之际收留了我们全家 7 口人，1 月 8 日我们搬到他家避难。黄师傅的老伴是“大联合”，跑到总站去了，他是“四·二 O”，带着两个孩子守家。楼上楼下30 多平米的房子，黃师傅还收留了十多个逃难的人。
1967 年我才 18 岁，我对两派的一些暴力行为很反感，虽然观点倾向“八派”，但我一派都没有参加。生产瘫痪以后，单位的会计、出纳都各奔东西跑了，不参加组织的人就没有地方领工资。市委、市政府的一部分观点属于“八派”，态度比较温和的干部和部分财贸系统的职工发起，组织了一个“红色造反者兵团”，“四·二 O”的有些人把他们叫做“八二炮”，意思不是铁杆八派，是八派中的炮派。我们单位也组织了一个“9·11 战斗队”加入，共有 30 多人参加，多数是家庭成分不好，行为比较谨慎的人。为能领到工资，经动员 11月份我也就加入了这个“战斗队”。我们主要负责守护百货公司（振兴街老百货大楼），防止坏人乘机哄抢商品。
那个年代，在城市中每个单位都分为两派，夫妻、父子、弟兄或一个家庭分为两派的比较普遍。甚至连部队都有倾向性，否则枪就不会那么好“抢”。昆明军区及下属 13 军、14 军基本倾向“八派”，云南军区及下属各军分区、武装部基本倾向“炮派”。因此部队“支左”也是有倾向性的。当时中央规定农村不参加城市的文化大革命，不许组织农民进城，但农民的思想也有倾向。两派都不参加，或者思想上不认同某一派的人，几乎不可能。这也正是那个年代的荒唐之处。
1968 年 1 月 10 日左右，昆明工八团的支边工人成立了“滇西挺进纵队”（简称“滇挺”），杀气腾腾的来到下关。同时“大联合”成立了“毛泽东主义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驻滇西指挥部”。“滇挺”和“大联合”抢了清华洞 396军火仓库的一大批枪支弹药。“大联合”的人全部鸟枪换炮，全新的五六式冲锋枪和半自动歩枪基本人手一支，还有班用机枪和迫击炮。“四·二 O”也抢了大理军分区机关的一些枪支，又从云台山林业局拉来一些伐木工人， 号称“一 O·一兵团”。两派的力量对比天差地别，形势急转直下，枪炮声赿来赿密集，炮弹从州委党校的山上发射过来，不断的从头顶上呼啸而过，目标直接对准关迤，直线距离也有 3--5 公里，这肯定不是一般的迫击炮。
1 月 15 日“大联合”在下关总站开誓师大会，晚上由“滇西指挥部”统一指挥，全副武装的两千多人正面从建设路过新桥、黑龙桥，侧面从西洱河闸门及天生桥分三路向“四·二 O”发起总攻，还有后勤供给和现场救护，完全是军事化的行动。“四·二 O”是一个群众组织，内部又山头林立，各吹各打。可以说是一盘散沙，乌合之众，很多人还扛着梭标、火药枪，根本不堪一击。不到天亮，“四·二 O”已经溃不成军，下关市区关外一片基本被“大联合”占领。
15 日晚上我和老辉在百货公司值班守夜，我刚刚 18 岁，他小我两岁，可以说年幼无知，根本晓不得外面发生了什么，我俩还蒙在鼓里，老老实实的赤手空拳在“保卫”国家财产。半夜时分，正在炕粑粑吃宵夜，有人叫着进来：“老炮打来了，人都跑完了，你俩个还憨粗粗呢搞什么？”我俩闻声都嚇着了，赶紧锁好门窗，一趟跑回关迤黃师傅家躲起来。16 日那天我睡在床上，忽然“轰”的一声炮响，一颗炮弹落在外面山墙上，我的床也震垮。晚上我们就商量，此地不能久留，明天“大联合”攻上来肯定凶多吉少，老人和小孩留下，年轻人赶快往大理跑。
17 日天亮以后，小远、阿明我们三兄弟和老辉准备往大理跑。母亲煮了一锅饭，给我们一人捏了一个饭团，赶紧逃命去。小远要在火炉上烤饭团，我说：“我们先走，在上面大石头等你。”阿明、老辉我们 3 人就先出来了。走到上面半工半读学校门口我们进去看了一下，当时是“四·二 O”的临时医院，只见有些人躺在台阶上哼，有人拄着拐杖在院子里走，有些人死了无人管。正常人都跑了，看着阴风惨惨的。后来听说那天中午“大联合”攻上来以后，里面的人全部被打死。我们继续往上走，到大石头还不见小远来，遇到我的好友张新成的母亲出来找她儿子，见我们要往上走，她说：“去不得了，上头有人堵着，去了就被抓走。”我们又赶紧返回黄师傅家，不见小远，我想就是我们进半工半读学校的时候他上去了，阴错阳差就在此刻。我们一家六口和黃师傅家父子三人，还有老辉和另外几个人挤在舖子后面的一间小屋里抱团取暖，听天由命……
中午时候，突然听到有人用枪托猛烈的砸门，狂吼：“出来，出来。”枪声也“哒哒哒哒”的响。母亲和几个老人都大叫：“有人，有人，不要打”。门开以后我们全部走出来，那些人大叫：“举起手来！”我背着半身不遂的小妺二丫，母亲叫阿明背起小弟阿兴作掩护，除我们弟兄二人以外，无论老小全部乖乖的举起双手，站在街中间，大约集中了百十人为一批，就往下押送。我见到市医院的一个护士举着双手，鞋子被人踩掉一只也不敢弯腰去捡，光着一只脚走下来。一路之上只见全副武装的人，左手臂上扎着一条红布，排成两条长龙，从两边房沿下穿梭而上，挨家挨户抄家、抓人。街边有橫七竖八的死人；龙尾关阁楼被枪炮打得百孔千疮；黑龙桥两边、启文街和邮车站附近有几处被战火烧毁的房子还在冒烟；州礼堂被炸毁；路中间都是高举双手的人群。如有人指着某人喊：“四类分子、牛鬼蛇神、社会渣宰、或武斗干将、走资派、坏头头”，拉出来就可以枪毙。如果遇到熟人搭救，拉出去也就逃脱了。老辉就是遇到一个同学把他救出去的。
我认识的一位关迤联合诊所的老医生陈振华，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我们全家有病都请他看，我印象中是一位慈颜善目的老人，有人说他是国民党的军医；还有我们单位的一位施工员，就是在豆糠坡上拉出来就枪杀掉；州医院的一位女药剂师，信奉基督教，过去在过大理福音医院，有人说她是“特务”，1 月 18 日在龙尾关阁楼旁边拉出来就枪杀。当时家属还不敢出面收尸，请朋友帮忙暂时就地掩埋，几个月后才去重新挖出来正式安葬；还有我的一位朋友的父亲，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夹着尾巴做人，平时无论什么人骂他都不会回嘴，是一位非常忠厚老实的老好人，根本不会与任何人结仇，就因为有人说他是地主，躲在汪家里被抄家抓出来，拉到下关一小的子河桥上，一梭子弹，打得脑瓜盖横飞；电影公司的两个女职工逃到刘家营后面的田野中，也被杀害；下关京剧团的著名武生演员周慧毛，被人追捕，试图逃往解放军 42 师部队驻地避难，却被枪杀在部队围墙外；文明街有两父子在抄家时被打死在家中；西大街石家有两弟兄也被打死…… 解放军战士何修华在街头执勤，就是因制止乱杀人，而被枪杀。凶手是下关总站的工人谢福有，后来被判处死刑枪决。这已经不是两派武斗，而是地地道道的大屠杀。
后来我妻子与我说起（当时我们还不认识），“1·16”她们全家从朝阳街搬到关迤小井巷，躲在大姨妈家，1 月 17 日大抄家时，大姨妈挺身而出，大叫：“我们是农民，一派也没有参加！”才逃过一劫，未被抓走。躲在院中的一些人被抓走，有一人出门就被打死在门口菜地中。表妹受到惊吓，留下终生癫痫，多年后不治而亡。
我们一行被押送下来，关在林勘五大队院中的一幢小房子里，一百多人挤在一起，席地而坐，数九寒冬，真可谓饥寒交迫，还极度的紧张，恐惧，随时担心大难临头。那天林勘五大队、市医院和汽车总站都关滿了人。
把平民百姓当俘虏对待，在古今中外的战争中都十分罕见，而且随便枪杀“俘虏”，更是触目惊心。
下午 6 点左右，关押我们的那间牢房或者说是集中营的门口有背枪的人守着。“大联合”的很多人串出串进，有的来找熟人，有的来抓仇人。我背着二丫，阿兴站在我旁边，挤到门口看热闹，看着看着就混了出来。父母亲和阿明还关在里面。林勘五大队的大门洞里堆积了很多砂袋，显然是个作战工事，上面搭了一块跳板，我们从跳板上面走出来，路边就见几个死人。从东方红旅社后面的小路很快就回到家。但家徒四壁，柜中没有米，缸中没有水，床上没有被，无电无火，无法生活。早上吃了个饭团到现在滴水未进。饥寒交迫，举目无亲，有家不能归，很是凄惨。我决定跑大理，找出毛笔在墙壁上写下留言，告诉父母亲我们去大理。兄妹三人相依相伴就向大理出发。
才走到紫云街 1 号大门口，遇到老辉他妈，她是我们本家大嫂，我告诉她我们要去大理，她说：“天黑了去不得，到处打死人，走，到我们家去。”我们跟她一起回去，老人非常难得，叫我们烤火，她忙着给我们做饭。晚上老辉家睡不下，隔壁苏爱宝来叫我们去他家睡。那时我才发现往往大家认为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
1 月 18 日早上我们回家欣喜的见到父母亲和阿明都已经平安回来，还有邮电局的李鹤龄夫妇也和他们在一起，生了一炉火，烤了一夜。昨晚我们兄妹三人混出来以后，突然有一伙人进去指着阿明说：“就是这个！”说着拿出绳索就要抓人，父母亲再三求饶也不行，幸好有一个人进来看看说：“不是”，才躲过一场大难。后来是隔壁杨玉珍把他们搭救出来，还送饭给他们吃。拿给他们一张小纸条，上面印着“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如果遇到有人检查，拿出来可以作为“护身符”。几年以后，父亲为感恩危难之时搭救过我们的俩位恩人，他牵线搭桥，把黄师傅的儿子介绍给杨玉珍的姑娘，两家喜结良缘，和睦相处至今，好人一生平安。当然，这是后话了。
虽然回到了家，父亲、阿明我们父子 3 人都不敢出门，母亲带着阿兴去黄师傅家搬东西，来回搬了好多转，路上见到很多死人，有时绕不过去还要从死人身上跨过去，阿兴害怕的拉着母亲的衣裳蒙着脸走。
父母亲最担心的是我，因为我从小喜欢游泳，又在建筑公司当工人，长期日晒雨淋，身材又高，皮肤又黑，不像阿明长得斯文秀气。生怕有人再来抄家抓人，说我是“武斗干将”，我就只有死路一条。叫我躲进隔壁李鑫家，他家是太和村的，全家都搬回去了。我从后院他家的厨房里爬进去，躲在楼上，吃饭就由父母亲从窗外递进来。我在李鑫家楼上整天就在听东方红旅社房顶上的广播在反复播放“滇西指挥部”发布的 3 个通吿，“下关市已经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四·二 O’的人要主动投案自首，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反复响彻下关上空……
父母亲商量阿明我们俩弟兄在下关还是不把稳，最好想法送上大理。
我们不敢同时走，于是由母亲用两天分别护送。看着稍微平静下来些，1 月19 日送阿明去，第二天又护送我去。在新桥搭了一架马车，母子二人终于顺利到达南门外大水沟外婆家。因表弟黎明在昆明出生，外婆赴昆护理，家中就只有阿弟和阿妹，我大妹子阿丫已先到几天，我们弟兄二人去了以后小陈和小石、东平也陆续来了。福林舅舅一个人从昆明歩行回来，走了十多天，有钱也买不到饭吃，可以说是沿路乞讨回来。外婆家就一间堂屋，最多的时候有十多人，整天吹拉弹唱，晚上挤在小楼上铺开稻草滾地铺，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穷欢乐！
解放军十四军向中央报告下关发生的武斗情况，1 月 20 日左右，“滇挺”闻讯撤回昆明，在一平浪干海子被解放军围住，因负隅顽抗，打死解放军谈判代表，中央下令解放军围剿。据《当代云南大事纪要》记载：“1月27日工八团途经一平浪矿区时，被部队围歼于干海资煤矿，打死工八团成员184人，当地砲派群众和煤矿职工、家属59人”。活着的全部到临沧博尚办“学习班”。“滇西挺进纵队”被定为“反革命组织”“下关 1·16”被定为“反革命事件”。有些人被判刑，其余的人被遣送回原藉。可怜这些贫下中农子弟，怀着满腔热忱来支援边疆建设，却落得如此下场，真是有苦难言，愧对家乡父老。
1 月 27 号我在大理南门外看到有十多辆解放牌汽车从洱源方向杀气腾腾的开过来，驾驶室顶上架着机枪，车上全副武装押着“四·二 O”逃到洱源被抓捕的几百人，有些人在洱源就被打死，我的一个同事就是其中之一，有一位著名老画家也被打得半死。
2 月 1 日，正月初三，“大联合”的宣传车拉着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架着高音喇叭到大理宣传“滇西指挥部”的“三个通告”，“欢迎四·二 O的人回家过年”。宣传队在文化馆演出时，“四·二 O”的人冲上去见人就打，将石头砸向“大联合”的宣传车。“大联合”的人四处逃窜，解放军两个人保护一个拖着就往军部跑，“四·二 O”的人遍街追打。顿时街上一片大乱，店铺纷纷关门，行人惊慌失措……
当时正处在极度焦躁、恐惧和仇恨之中的“四·二 O”人，过年了流落街头，有家不能回，一旦有机会发泄是任何丧失理智的事情都会做得出来。幸好解放军及时出来制止，把“大联合”的人抢救到军部保护起来，才避免了又一次惨剧的发生。
“大联合”在攻打下关的时候是经过精心策划部署的；而派人到大理“宣传”就显得有点幼稚了。
“四·二 O”逃到大理避难的大约有几千人，有些投靠亲友，举目无亲的人就挤在大理一中，大理一中变成了一个“难民营”。工资领不到，生活就靠解放军发救济粮、救济款，我也去领过两次，每次有几斤米或三五块钱。因为有解放军保护，“滇挺”不敢攻上大理，才避免了更大的伤亡。因为有解放军的救济，很多人也才渡过了难关。解放军十四军与大理人民建立的魚水关系将永远载入大理的史册，将永远铭记在大理人民的心中！
《大理市志》对“下关 1·16”的记载是：“1967 年 12 月开始，两派为了争夺权和人，直接插入对方地区的两个据点，进行武斗。1968 年 1 月 1 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关市支行公吿关门停业，2 月恢复营业。1 月 10 日，下关一造反派组织砸军分区，抢走分区机关的武器；15 日另一造反派去弥渡县抢人武部的武器。1 月 14 日“大联合”群众组织成立了‘毛泽东主义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驻滇西指挥部’，同时，‘四·二 O’也成立了‘抗暴委员会’和‘抗暴队’。1 月 15 日晚“大联合”的两千全副武装的武斗人员分三路进入阵地；16 日佛晓总攻开始，到下午武斗基本结束，‘大联合’占领了下关，‘四·二 O’分头向漾濞、苍山、大理、洱源等地撤离，沿途又受到一些关卡的堵击、搜捕，一些人被打死、枪杀”。“这场数千人参加的严重武斗延续到 27 日，历时 12 天，被枪打中死亡 56 人，被抓后集体枪杀或个别枪杀一批人，死因不明 19 人。”这是有据可查的文献资料对“下关 1·16”事件比较详细的记载。
自从文革开始，砸烂公、检、法以后，法律就不起作用了。康生说云南省委副书记赵健民是“滇挺”的“黑后台”，是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并将其逮捕。凭他的一句话就可以将一个省委副书记逮捕，“1·16”凭一句话就可以杀人，充分说明法律已经完全瘫痪，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年代。
1968 年 3 月两派代表到北京谈判达成协议，交出各种武器，停止武斗，实行革命大联合。武斗是停止了，两派并没有联合，但形势稳定下来了，我们也就从大理搬回下关。
有些“四·二 O”的人翻越苍山逃到漾濞、永平的人都回来了。长兄小远还没有下落。四处打听没有结果，我和父亲就到设在洱海宾馆里面的“解放军大理州支左委员会”去了解，接待的人给我们看一本登记簿，上面记录了一批死难者，是“大联合”集中埋在巍山公路 6 公里处的两个坑里，共有 50 多人。解放军去挖出来，分别男女、估计年龄、大体模样、服装、伤口和身上的遗物都造册登记。比较明显的遗物都一人一个水泥纸袋装起，尸体分别编号、装棺，就地安葬，坟头插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编号。我们逐一查看了性别年龄接近的那部分，都没有发现比较合适的。经反复比较，觉得编号为 27 号的死者年龄、衣着相对接近，在遗物袋中发现只有一串钥匙，父亲说拿回去试试，回家一试，锁就打开了，不言而喻，没有结果时我们还抱有侥幸生还的一线希望，有了结果却令人肝肠寸断，父亲顿时悲痛欲绝……
3 月中旬，我们到巍山公路 6 公里处找到埋葬小远的地方，见到一排排的土堆上面都插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编号，有些土堆已经被人挖开，表明死者已被家属迁走。27 号牌仍然静静的插在一个土堆上。挖开土堆，下面躺着一口棺材，是用 3 公分厚的木板钉的。抬出棺材，打开棺盖，果然是他。右手和胸部用纱布包扎起来，显然是解放军收尸时候包的，衣服还是 1 月 17 日上午逃跑时穿的那套。我们就用那口棺木把他迁到苍山斜阳峰下的一点红安葬。长兄小远属羊，享年 24 岁，那一年正是他的本命年，就在腊月 18 日，本命年的最后几天不幸去世。正值风华正茂之时，永远离开了我们。
小远从小聪颖过人，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学校要求学生做手工艺品。他用罐头筒做了一辆“蒸汽机车”，用酒精加热以后，居然可以开动起来。还做了一台“矿石收音机”，在当时广播讯号非常弱的情况下可以收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能够做出这样的“手工艺品”，在下关产生了轰动，他被推荐参加全省小学生夏令营，他与两件作品的照片在仁民街照相馆的橱窗中展出了好长时间。后来他受到苏联宇宙飞船上天的影响，又试制“火箭”，我和他一起去下关中学足球场上试飞，也飞上了天。小学毕业被免考保送升学，因家境贫寒而辍学。凭他的天赋，如果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完全可以为国家，为人民做些事情。无奈生不逢时，英年早逝。
打死小远的人共有 3 个，一个是下关总站的工人，两个是下关中学的初中生，都是素不相识，无怨无仇。没有人检举，他们自己供认出来，1 月17 日那天中午他们奉命去滇西大学押送一批被抓获的人，下来到公路边，有人说小远是“社会渣宰”，其中一个学生就拿枪朝他举着的手上扫射，打倒在地以后，那个工人朝他胸部开了几枪，已经打死，另外那个学生又来补上几枪。最后 3 人均被分别判处死缓、20 年和 5 年徒刑，后来都分别提前释放了。在整个清查到判刑的过程中，父亲对我们说：“这 3 个凶手已经查明，我们要服从革委会处理，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手打人。翻来复去的整，以后是回什么事只有天晓得”。我们家的人对他们 3 人从来没有碰过一指头，他们 3 人都还健在，并且都公认。
“大联合”的死者都埋葬在下关清光山；“四·二 O”的死者埋葬在一点红。有些家在外地或农村的已被家属迁回原藉。由于两派的主力都是下关总站的工人，因此下关总站死的人相对比较多。据有关资料记载下关总站“四·二 O重炮兵团”被枪杀有名有姓的就有61人。另外就是云台山林业局拉来的那些“一 0·一”的伐木工人，多数是贵州四川农村来的，人生地不熟，多数都没有什么武器，赤手空拳跟着跑，身材矮小，很容易识别，因此死的人也比较多。当时埋葬在一点红“四·二〇”墓下面那一片，约有几十塚，后来都陆续迁回原藉去了。
当时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在“下关 1·16”事件中包括武斗至死和被枪杀，“四·二O”死了 200多人，“大联合”死了几十人，总数约 300 多人，具体数字不得而知。如果把一平浪围剿时死亡的解放军和支边工人以及后来判刑枪毙的人也计算在“下关 1·16”事件的死难者之内，就不止 300 多人。因为没有“下关 1·16”就不会有一平浪围剿；没有“下关 1·16”那些人也不会犯下死罪被枪毙，相互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
按照下关当时的城市人口 4 万多人，因为“1·16”事件先后死了这么多人，从唐代天宝战争以来，在下关的历史上也是非常惊人的，按人口比例在国内也十分罕见。
冤冤相报
1968 年 3 月以后，形势渐渐稳定下来，社会秩序也恢复正常，两派依然对立，工厂没有完全恢复生产，拳脚棍棒的摩擦还时有发生。
9月5号那天下午，我们在南华街四十二师部队修理所做汽车货箱，街上突然大乱起来，有些人就跑进修理所来，后面一些人追进来就乱打。有一个人被打翻在地，还有一群人围着打。修理所的解放军把他抬上一张手推车上，有人从解放军手中抢过手推车，把那个人掀翻在地上又再打。后来听说那天是“大联合”的出来游行，“四·二 O”在东风旅社集中了一些人，因此在电影院门口就打起来。
那天下班回家父亲听说又发生武斗了，他感到很紧张，生怕我们几弟兄再出去惹事。正好他的老朋友宾川的吕文龙赶了一辆马车来下关，他就叫我们跟着吕文龙去宾川闲。等我们回来形势又平静下来了。
这是从1967年6月29日打歌舞团那天开始以来一年多的武斗动乱才画上了一个句号，此后就没有发生两派的正面冲突了。但另一种方式的“武斗”又拉开了帷幕⋯⋯
1968 年 9 月 29 日，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下关市革命委员会， 由军代表、造反派和革命干部组成“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两派都有对等的代表进入“革委会”，实行“一元化的领导”，行使党委、政府和公、检、法的一切权力。各企事业单位也相应成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两派实现了名誉上的“革命大联合”，两派组织从此解散，不再公开活动，一切活动都是在革委会的领导下进行。但思想上的隔阂无法消除，思想上的“两大派”依然存在。
接着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目的是清理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各种阶级敌人。由于从“省革委”到地方的各级“革委会”态度都基本倾向“八派”，形势对“炮派”赿来赿不利。到 1969 年初就发展成全省范围的“划线站队”运动。
下关由于前期两派结怨太深，“1·16”“大联合”杀人过多，“四·二 O”的复仇情绪比较强烈。“清理阶级队伍”变成了清理杀人凶手的“划线站队”。下关总站的工人马永泗作为“大联合”的代表担任下关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仼，屁股还没有坐热，就因为“1·16”杀人而被判处死刑。以暴制暴，捆绑吊打，刑讯逼供在全市很快漫延开来。一个普通企事业单位的“革委会”都可以随意抄家、抓捕、审讯和关押人，还美其名曰“群众专政”。有些人被打死、打残、逼疯。有俩弟兄痛打一个据说是打死他们父亲的人，将其活活打死，后来俩弟兄又去坐牢。我曾经亲眼目睹了很残忍的一幕，有一个“大联合”的人因在“1·16”事件中参与毒打一个被抓捕的人而致死，在“划线站队”中他又惨遭四·二 O 的人毒打。捆绑、批斗、游街是家常便饭。最惨不忍睹的是将他双手反绑吊在樑上，双脚落地，小腿向后弯曲，膝盖离地约 20 厘米左右，又在他的小腿上压上一根几米长的木枋，剎时间撕心裂肺的惨叫惊天恸地。这种刑罚过去在电影上没有见过，“中美合作所”里也没有，真是骇人听闻。那个人后来被判刑坐牢，他的妻子带着 3 个孩子谋生，危难之际，又雪上加霜，遭到一个革委会头头的蹂躏。那些作恶的人后来都没有善终，这对患难夫妻大难不死，如今已届耄耋之年，还时常在街头见到他们的身影。
1973 年我还亲眼见到一位孤苦伶仃的老人，天天晚上坐在杀死她儿子的凶手家门前台阶上哭，拉他进屋也不进，口中总是反复念着：“我的儿子，我的儿子……”那时凶手已经被判刑坐牢几年了，其情其状，十分凄惨。那位老人的儿子童年时与一个同伴露宿在下关工人俱乐部，半夜豺狼从福星村山上下来，将他的同伴吃掉，他幸免于难。后来人们常说豺狼都不吃的人，在“下关 1·16”中却被打死。而打死他的那个凶手被关了几年放出来后也神经失常，穷愁潦倒而去世。州商业局有一家，两个儿子一个八派，一个炮派，似乎可以左右逢源。谁知在“1·16”事件中一个儿子被打死，另一个儿子因参与杀人而被判刑。不多几年，老人也忧愤而终，彻底家破人亡。市建一公司有一个人在“划线站队”中被严刑拷打而神经失常，疯疯癫癫的度过了一生。
1969 年 1 月 16 日，“下关 1·16”一周年那天，在灯光球场开纪念大会，会后“四·二 O”的人到清光山挖“大联合”死难者的坟墓，暴尸荒野，甚至用推土机去推平。从此拉开了大规模的批斗、游街活动。到 1969年的清明节发展到高潮。各单位“革委会”将揪出来的“杀人凶手”约有几百人，其中难免有冤枉的，全部挂黑牌或捆绑，押送到一点红“四·二 O”死者的坟前“扫墓”。有些人惨遭毒打，有些人被强行按着在地上“磕响头”磕得鼻青脸肿，面目全非，惨不忍睹。《大理市文史资料第十八辑》有一幅照片就是记录了在“划线站队”中“下关 1·16”死难者的家属排成长队，手捧死者遗像游行的场景。“公检法军管会”也先后公审枪毙、判刑了一批人。
1968 年底，州、市“革委会”举办了一个《滇西挺进纵队罪行展览》，到全省巡展。同时还组织了州歌舞团、白剧团和市京剧团 3 个专业剧团的人和部分业余文艺爱好者，模仿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昆明 “八·二三”编排的《春城风暴》，创作了大型音乐舞蹈《风城狂飙》，主要反映下关文化大革命开始到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历史，有 100 多人参加演出，其中一部分就是反映“下关 1·16”，该剧不仅在下关反复公演，还到全省一些地方巡回演出。
《大理市志》对“划线站队”的记载是：“按照省革命委员会的指示，1968 年 8 月起，下关、大理的机关、工厂、企事业单位和农村社队，普遍搞‘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的斗争。由于派性的干扰，从城市到农村，到处出现群众斗干部，群众斗群众的混乱局面，有的则进行挾私报复，许多干部和群众无辜被拉去批判斗争，有的被审讯逼供，严刑拷打，甚至非法关押，搜查抄家，有的被强加给莫须有的罪名，戴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杀人凶手’‘政治扒手’等政治帽子，有的被打伤打残，有的被打死、逼死。下关市被打死逼死 12 人。全市在‘划线站队’中，共制造冤假错案80 件，涉及 126 人，受到严重冲击的达 838 人。全市被划为‘站错队’的干部和群众 1.49 万多人”。疯狂的“划线站队”到 1969 年下半年，“九大”以后才渐渐平静下来，有些在“划线站队”中打死人的人后来又被判刑坐牢。
此后几年的政治运动“一打三反”“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依然此起彼伏，一浪接一浪的来，但势头没有前期那么凶猛残酷了。
从 1967 年 6 月 29 日下关仁民街的武斗开始，到 1969 年下半年“划线站队”结束，在下关上演的这一场旷世悲剧，整整历时两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打人的人后来又被别人打，被害的人以十倍的疯狂又去害人，从互相伤害到互相残杀，就这样以暴制暴，冤冤相报，恶性循环，人性已经泯灭，兽性被发掘得淋漓尽致……
50 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很多知情人都已经作古，一场史无前例的悲剧也烟消云散。是非功过将永远是一本糊涂账，恩怨情仇一万年也讲不清。
痛定思痛，在“下关 1·16”事件中所有被害或后来被判刑的人都是无辜的，用当年流行的话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因此，两派的群众都是革命群众。
后人应该铭记历史，抛弃前嫌，珍惜今天，放眼未来！
此文于2018年1月16日发表在新浪博客，2019年收录进《云南大理下关文革亲历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