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杨多杰先生在去年十月说，几次到西方朋友家做客，拿一份祁门红茶当伴手礼，主人都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我也送过他们一些绿茶或乌龙，人家当然也是表示感谢，但那高兴的劲头儿远不能和收到祁红时相比。由此我就体会到，祁门红茶在西方人心中有别样的地位。既然是外销名品，那旧时经营祁红的商家，一定得给自己来个洋范儿十足的商标吧？还真没有。赶着这金秋时节，就聊聊我遇到的一件祁门红茶古怪商标。
大致是2010年前后，笔者在上海老文庙市场里，收到一张民国时期上海汪裕泰茶号出品的祁门红茶包装纸，长400mm，宽240mm，绿底白字十分醒目，上面明确标出了注册商标——卢仝牌。
众所周知，卢仝是中国唐代的著名诗人，他写作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更是脍炙人口的茶诗，千百年来为爱茶人广为传诵：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这些诗中的金句，时至今日还常常出现在各类茶叶包装之上。卢仝也因这一首茶诗，被后世尊称为“茶仙”，与“茶圣”陆羽并肩于中国茶史。汪裕泰的祁门红茶，为何要以卢仝为“代言人”呢？有什么别的缘故吗？
原来，上海汪裕泰茶庄到了民国年间，已发展成为上海滩第一大茶庄。1928年，买卖传到了汪振寰手中。这位少东家曾到日本留学，眼界心胸更为开阔。接手后不久，汪振寰发现店里红茶的销售额一直做不上去，这事儿让他心里挺别扭。汪振寰想起了自己在海外求学时，遇到的西方人都很喜欢红茶。于是他盘算，既然红茶在国内市场推不动，那可以去海外市场走一波。上海作为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在茶叶外贸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上海红茶出口，在1864年至1887年的这23年里，一直居于各类茶的首位。可当汪振寰准备下场卖红茶时，他突然发现红茶生意没那么好做了。因为中国红茶出现了两个强劲的对手——印度和锡兰。早在1839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的前一年，印度和锡兰就开始了红茶的海外征途。最初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实力相差悬殊，但是不久之后，局面发生了变化。印、锡红茶在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大力扶植下，讲究科学栽培、机械制茶，提高品质，并可免税自由出口，发展极其迅速。当时的上海茶叶出口，清政府不仅不加扶植，反而征收各种名目赋税，其总和相加占生产成本的36%至50%，生产之外的成本陡然上升，极大阻碍了中国茶叶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中国红茶，终被反超。到了汪裕泰茶庄想做红茶生意的民国年间，中国红茶已基本被排挤出欧美市场了。
但经过观察之后，汪振寰发现中国红茶也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印度与锡兰主要产的是红碎，他们的红碎茶工业化程度很高，成本低而稳定性高，中国茶拼不过。但中国的工夫红茶，却具有相当的竞争力。所谓工夫红茶，就是因加工精细颇费工夫而得名，属中高档红茶。外国的红碎茶，靠价格低取胜，我们的工夫红茶就靠质量高赢人。大宗市场丢了，但高端市场上，中国红茶却可以扳回一局。
1934年，汪裕泰茶庄开始正式经营外销红茶。当时的拳头产品就是大名鼎鼎的祁门红茶。既然是走高端产品线，那就不能是原材料出口，而需打造自主品牌。《卢仝牌》祁门红茶，由此应运而生。以茶仙卢仝为商标，意在彰显中国茶深厚的文化底蕴。喝一杯中国茶，不仅享受了香甜的口感，更品尝了文化的滋味。这种独一无二的文化感，是印度与锡兰红茶永远无法填补的短板。
当年汪裕泰茶庄的卢仝牌祁门红茶，分为一磅装与五磅装两个规格。其中一磅装是马口铁印花。
五磅装则是木箱外贴花纸。前文提及的那张卢仝牌祁红的包装纸，就是五磅上所用。一杯茶汤，给人带来身心愉悦的双重享受。中国茶的魅力，一半来自鲜美香甜的茶汤，另一半则是来自背后独特的文化底蕴。品饮祁门红茶的外国人，何尝不是在品味中国茶文化呢？
照此说来，虽然时间过去了近百年，但像卢仝牌祁门红茶那样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产品的做法，也还值得如今的茶行业学习与借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