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五年级时的照片
1966年初夏,我就读的五年制实验小学的学习课程已经结束了,同学们正准备迎接小学升初中的考试,课间休息时,有个同学绘声绘色地说着一个“小秘密”,上一届学生中某某人在升学考试前吃了根雪糕,结果那人考上了区重点中学师大二附中,听众中有几个同学半真半假地说考试前我也要吃雪糕。
我就读的普陀区中心小学老照片
我对这个“小秘密”不以为然,因为在此之前,班主任华慧芳老师已找过我两次了,第一次她对我说,学校打算保送你去市重点中学——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学的前身)附属中学,她说,那里的语文教得最好。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没过多久,华老师又找到我说,师院附中别去了,学校要保送你去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前身)附属学校学习西班牙语。果然,没多久那位瘦瘦的女的周副校长到我家去了,向我的爸妈说了这件事,她很郑重地说道,西班牙语啊全市才招两个班呢,我们因为是实验小学(五年制试点学校)才给了一个名额。家里人当然高兴,邻居们也纷纷说好。我的父亲要上班,我的母亲不识字,7月13日去市体检中心检查身体的时候,是我的邻居曹阿姨带我去的。体检很顺利,只是医生在问到家里是否有人生病的问题时候,我说了实话,我说我妈妈经常胃疼,出了体检中心的大门曹阿姨对我说,“啊呀,这个蛮好不要讲的呀”。体检以后,还是这位周副校长告诉我,一边等通知一边准备住校的物品吧。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以上这段内容,和我以后的自学有关系吗?有的。学校的两次保送,因为“文革”的原因,虽然没有把我送进重点中学里去,但给了我很大的希望,我以为只要自己好好努力,我还是有希望读到好学校的,这是激励我努力求学的一股动力,这股动力始终推着我在学习的道路上往前走往前走。
1967年11月15日我接到中学录取通知书,按照“就近入学”的规定,我进入了曹阳三中。1968年4月学校开始复课,复课处于无课程设置、无教材、无正常教学秩序的不正常状态中,就是这种状态也没有维持多久,我们被安排到工厂去“学工”半年,到农村去“学农”半年,在中学约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这届学生基本上没有学到文化知识。
我(前排左二)在曹阳三中的老照片
1970年5月,我作为一名69届初中生下乡到了北大荒,重返外语学院读书的梦想被我小心地珍藏在心中,我虽身在边疆却常常梦到外语学院敞开的大门,那时梦想上大学的人又何止我一个,只是谁也不敢明说。1972年为一道算数题,我们连知青中曾发生过一场“南北大战”,有个H市的知青硬说“1/2+1/2=2/4”,几个N市知青则坚持“1/2+1/2=1”。双方的背后都有老乡同党,谁也说服不了谁,由争吵辱骂到比试拳脚,差点酿成流血事件,从那以后有的知青开始偷偷摸摸地看书学习了。
1970年5月离开上海前我在外滩留影
1973年6月我从农九连调到运输连学习汽车驾驶,刚调去不几天,招收工农兵学员的通知就下达了,按照我在农九连的表现,我自信有把握通过“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这前三关,问题是“学校复查”——文化水平考试这最后一关我心里没底,但说什么都晚了,我已不是九连的人了,另一头,我刚到运输连读书的事想也不要想,就这样1973年我错失了一个很好的读书机会。
站出来接受祖国的挑选——当年报考时的老照片
1974年运输连推荐工农兵学员时我得票第三名,这对于刚到新单位仅一年时间,又是以学员(学徒)的身份学习驾驶的我来说,在各方面已经付出极大的努力了,但读书的名额实在有限,我还是被无情的淘汰了。
1977年参加高考时的老照片
1975年运输连正在推荐工农兵学员的紧要关头,身为副连长的宁波知青周铮华在开车途中把解放牌卡车开翻了,副连长干不成了,他却因祸得福上大学走了,这其中的蹊跷,我至今没搞明白。
2013年6月我(左)去大连看望周铮华
1976年又到了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时候,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我的推荐票数终于第一名了,但是我在运输连的处境却越来越糟,连长做媒不成之后,我就开始“穿小鞋”了,直到推荐结束才扔给我一句冷冰冰的话“参谋长说了不让走,所以党支部就没有同意你去读书”,这是我日记中的一句原话,至于参谋长说了什么话,我不知道,我只记得这么一个场景,得知没有同意我读书的消息后,我独自站在北大荒空旷的夜空下,我第一次很清晰的觉得“活着没意思”......
我的高考证
当我得知1977年不再推荐工农兵学员而是恢复高考的时候,距离开考的日期已经很近了,知青们就象疯了一样到处找书,当时最缺少的是数、理、化的书,不少人手里拿的学习资料都是手抄本。作为一名69届初中生,我不是不知道,以自己接受过的5年小学教育为基础,与以高中、初中“老三届”为主的570万考生竞争27万3千个录取名额,是一件多么渺茫的事,但我还是全然不顾,仍然拼了命般的苦读,我太渴望读书了,太渴望实现自己的梦想了。当我干完了一天繁重的活,拿起书本的时候,经常是困的抬不起眼皮来,但我咬牙坚持着,有时实在抗不住了想休息一会时,心中的秘密就会跳出来阻止自己,于是做几下深呼吸又埋头读书去了,很有点“悬梁刺股”的样子。
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通知
有一个冬天的晚上,同宿舍的知青们都去看电影了,我光顾自己埋头读书,忘记了照看火墙边上的一个煤油炉,直到火苗窜起来才手忙脚乱的去扑救,结果用了三件棉大衣和一床棉被才把那堆火捂住,而我则付出了烧焦眉毛和头发的代价。那一年为向高考冲刺,白天干活夜晚苦读,累得我走路直打飘,考试结束后,本来就瘦弱的身子又减轻了15斤。尽管这样拼命般的努力,最终还是未能考上大学。
1978年我的初考成绩单
第二年(1978年)再拼搏再冲刺,初考中我以政治96分;语文74分;历史77分的成绩排名黑龙江完达山农场文科第4名并取得了参加全国统考的资格(总分在140分以上可以参加统考),统考之前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我已经忘记了,为了备考,坚持了多年的日记也暂时放弃了。统考成绩下来了,我有点发蒙,政治80分;语文52分;数学6分;历史78分;地理85分,以总分301分的成绩排名农场文科第10名,重返外语学院的梦想彻底破灭了,我拖着沉重的双腿又一次走到野外,面向南方独自承受失败和无奈的痛苦,心中宛如刀割一般,眼中却已经没有了泪水。
1978年我的统考成绩单
农场招生办来征求意见,按照我的高考成绩可以被西岗师范学校大专班录取,我拒绝了这份好意,手握“病退”和“顶替”两份通知书匆匆离开农场回到上海,“顶替”我父亲进入企业工作。
我虽然没有考上大学,没有实现到外语学院读书的梦想,但是恢复高考制度,就象熊熊燃烧的荒原大火一样,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复苏和新生,给所有喜欢读书的人都带来了希望和期盼。我参与了这场罕见的高考,见证了这段难忘的历史,所以我倍加珍惜学习的机会,高考落榜以后,我继续在自学的道路上艰难地跋涉着。
当年的高考现场老照片
回城以后,我一边工作一边在晚上读业余中学,用一年时间读完了初中的课程,又用一年时间读完了高中的课程。1985年夏末,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曹阳街道文化馆招受“电视大学(以下简称电大)自学视听生”的广告,我半信半疑的报了名,报名时没有想到“文凭”的问题,只是想多学点东西总是好的。“电视大学自学视听生”开学的时候,我的女儿出生了,工作、学习、家庭,这3副担子我同时都得挑起来,那一样都不允许我放下。为了完成“电大”布置的作业,在单位里我抓紧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抽空就找个僻静的地方看书写作业,尽管自己很当心了,但还是被人发现了,以 “违反劳动纪律”为由,我受到了批评和扣减奖金的处罚。虽然受到了处罚,但“书”还是要读下去啊,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挤时间”,在家少睡觉,在单位晚下班。有一天,部门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他说,厂里在近郊租借了一块场地做露天仓库,用于堆放原材料,那里需要一个看护人员,我们打算派你去。听完这句话,我正在犹豫的时候,这位领导又说了,那里条件差奖金少,但那里你可以看书没人来抓你 “违反纪律”,领导的这句话说服了我,我答应去看仓库。
业余初中毕业证书
业余高中毕业证书
露天仓库的大门口,新盖了一个砖房,砖房分为两间,一间是值班室,另一间是更衣室。去露天仓库上班以后,我每天早晨离开家之前都要带上两样东西:午饭和女儿的尿布。露天仓库的条件非常简陋,但这丝毫不影响我读书的热情,在仓库工作了两年多以后,1988年7月我完成了“电大法律专业”的全部课程,同时也洗完了女儿的全部尿布。接下来的两个多月,我又拼了一下,一鼓作气跨过了“律师资格考试”这道门槛。当我拿着“大专毕业证书”去劳动人事部门验证的时候,工作人员对我说,你不归我们管了,你去组织部门报到吧,于是我就开始填写“干部履历表”,正式成为一名企业管理人员。
电大毕业证书
律师资格考试成绩单
干部履历表
为了圆一个学习外语的梦,1988年12月开始,我用业余时间又学习了《许国璋英语》一到三册,虽然取得了电大英语单科结业证书,因为不能学以致用,很快就把英语忘了个一干二净。
英语单科结业证书
2000年我参加了国家级考试,取得全国企业法律顾问资格(含盖经济师资格)。
企业法律顾问证书内页
企业法律顾问证书
2010年4月17日,我通过上海市人事局考试,获得《专利管理工程师》的资格证书。
专利工程师证书
至此,我通过自学先后取得了律师、经济师和专利工程师的资格。
经济师证书
时间真是无情,转眼间2014年到了,我该退休了,又一个选择来到了我的面前,那就是退休以后要不要去做一名实习律师。其实,这也是在问自己,自学的路还要不要走下去?如果不去做实习律师,多年前依靠自学搏命般考取的律师资格将成为一张废纸,我可以过一种彻底休闲的生活,同时也意味我的自学道路也将到此为止。如果去做实习律师,我将象年轻人那样,大量地阅读和背诵法律条文,不停地上课、写周记,参加开庭,阅读案卷等等,清闲的生活将与我无缘,我将继续在自学的道路上踉踉跄跄地跋涉着。
2014年参加律师实习培训课时与同桌的留影。
经过一年的律师实习,我先后通过了在线学习,集中培训,笔试面试等考核,退休后的第二年(2015年6月)我终于获得了律师执业证书。当我把证书捧在手上观看的时候,我的心情是不平静的,我,一个12岁就因“文化大革命”而被迫“停课闹革命”的人,一个16岁就告别上海远赴边疆屯垦戍边的人,一个在下乡期间想读书快要想疯了的人,一个在花甲之年重新坐在课堂里去学习去拼搏的人,这其中的艰辛和无奈啊,令人伤感令人悲愤,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不让人读书”这样粗暴荒唐的闹剧再也不要发生了!
律师证
在法律援助中心值班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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