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母亲
明天就是母亲去世一周年忌日了，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无数次想写点什么，可总觉得千言万语无法表达。
我们的母亲，1938年11月3日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郊一个贫苦渔民家庭。她是七个多月的早产儿，我们无法想象在当时条件下，她是怎么活过来的。外婆起先觉得她活不下来的，就在小小的婴儿嘴边抹上了一抹玉米面糊糊，说看她的造化吧！那个小生命哭喊了整整三天三夜，三天三夜啊，那个声音越来越嘶哑，越来越孱弱，但终究没有断绝。邻居家大叔说，他二婶儿，看来这孩子命不该绝，不是有福没享，就是有罪没遭啊。外婆体弱，没有奶水，而且里里外外还有一大堆的活儿等着干。于是，更多的玉米面糊糊被抹上了。母亲活下来了，成为外婆所生的12个孩子当中幸存的两个，还有一个是我的大舅。而母亲的嘴角便从此留下了一道纹，是那小婴儿拼着命哭喊，拼着命求存活时嘴角撕裂的纹。
母亲小小年纪就开始干活了，地里海里都是一把好手。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给海蛎子破壳。我们外婆家前面十几米处的海岸线就是海蛎子壳堆积的。母亲常年弯着腰破海蛎子，弯着腰赶海，弯着腰种地瓜，所以微微有些驼背，早产加上营养跟不上，母亲只有一米五的身高。她还得过一次伤寒，被土郞中用萝卜缨子擦身，疼得满炕滚，第二天居然就退烧了。
由于家里条件不好，不可能同时供两个孩子读书，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母亲参加了三个月的扫盲班，从此能够认字了。母亲天资聪颖，老师教的汉字很快就能认会写了，而且还能当其他人的小先生，甚至摸索出自己的学习方法——遇上不认识的字，就把字拆开念或者念半边，母亲举例说，比如辽宁省的“省”如果读不出来，就读作辽宁“少目”，字“典”就读成字“曲”。母亲的文化基础就是那三个月的扫盲班毕业，但很多人都不大相信，因为根据母亲的为人处事，谈吐举止，人们总以为母亲应该是初小，甚至高小毕业。
母亲是大眼睛，鹅蛋脸，出落得十分漂亮，虽然家庭条件不好，穿的是有补丁的衣服，但外婆总是把一双儿女拾掇得干干净净，母亲的头发有点儿黄，可能是营养不良的缘故，但当地的老毛子和小鼻子，就是俄国人和日本人，看到这个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黄毛丫头总会摸摸她的头，胖胖的苏联玛达姆烤的大列巴，穿木屐的日本主妇做的寿司，母亲都吃到过。
下图是18岁的母亲。
母亲18岁时，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的父亲，一个空军飞行员。母亲嫁给父亲，左邻右舍都觉得不可思议，隔壁的三婶儿每次见到母亲回来探亲都会说：哎呀，你怎么就跟个当兵的走了呢？很多人都挺惋惜的，觉得嫁给军人肯定很辛苦。但是母亲自己知道，她随军后就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她也一定吃得了苦，耐得了劳。她总是说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这里学到的东西是在那个小渔村里永远无法感受到的，眼界开阔了，见识增长了，本领增强了，所以母亲说从不后悔。
下图是父母的结婚照，他们结婚于1956年12月22日。
母亲为人很热情也很单纯，刚随军不久，正遇上父亲的一个战友飞机失事，父亲那天也在空中执行任务，在耳机里听到战友失事前的情况。不想领导居然派这个新婚不久的小媳妇陪伴、安慰那个失事飞行员的家属。我问过母亲，你不害怕吗？你不担心我爸会出事吗？母亲说，我好像从来没有害怕过呢，那时候领导派你个任务，你好好干就是了，哪会想那么多呢！
下图是刚随军不久的母亲。
1958年4月我出生在空军469医院。母亲是难产，那时一般不主张剖腹产的，结果又是一个苦苦挣扎的三天三夜，等到孩子终于产下，护士光顾着高兴了，没掖好被子，母亲在被推去病房的走廊里受了穿堂风，从此落下了肩膀怕风怕冷的病根。
母亲一开始随军是在大连周水子机场，后来部队转场去了牡丹江，我们住在民和村。之后部队转场到黑龙江省富裕县二道湾机场，当时母亲怀孕已经五个多月了。领导说可以生了孩子再过去，因为坐火车长途跋涉毕竟有一定风险，但母亲毅然选择随部队出发。记得我们乘坐的是绿皮火车，都是硬座，孕妇没办法躺。就在两排硬座上搭了几块木板，母亲铺上一块黄军毯，就成雅座了。困乏的时候，我其实很想躺在母亲边儿上的，但显然不可能。
1963年9月，弟弟出生在部队家属宿舍，我一觉醒来就看到盼望已久的弟弟。当时没有B超，之所以认定是弟弟，是因为外婆有一项本事，能看出女子的生育情况，外婆说我母亲是那种“花着生”的体质，就是生孩子总会一男一女一男一女的生。当时条件非常艰苦，父亲从食堂借来60个鸡蛋就算是给母亲坐月子了。父亲工作繁忙，我只有五岁，母亲发烧了，也没下奶，自己爬起来烧了一锅土豆汤，喝下去出了汗，奶也下来了。北大荒真的很冷，弟弟出生那个月就下雪了，月子里母亲要做饭、洗尿布、照顾我们姐弟，从此落下了第二个病根——左臂常年冰冷，即便炎热的夏天也如此。
有一次，母亲要坐火车，拿着大包小包，候车时饿了，不舍得买干粮，路边买了一毛钱大葱，边剥边吃，解渴解饿，好多路人都看她，她也不觉得丢脸。后来，一个年纪较大的军人过来问她是不是军人的妻子，母亲说是，那人说，只有军人的妻子才能吃这样的苦，说着给母亲敬了个礼。
在我和弟弟的印象中，母亲总是很忙，但是对我们姐弟俩的照顾却竭尽所能。北大荒的冬天菜窖里只有白菜和土豆，那时我不爱吃白菜，最爱吃的是母亲做的土豆汤——土豆擦丝在水里浸泡一会儿，捞出烧上一锅汤，将之前浸泡土豆的水小心地滗掉，剩下的就是一层白白的土豆淀粉，土豆汤熟了勾上芡，那香喷喷热乎乎的羹汤直暖了整个身心。母亲还教我们烤土豆片，选出大的土豆切成不厚不薄的片儿，放在铁丝箅子上烤至焦黄，外焦里嫩，香味扑鼻，那是我们姐弟最喜欢做也最喜欢吃的零食了。
母亲喜欢唱唱跳跳，跟几位家属一起，被选入部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母亲所在部队的文宣队还是挺有名的，因此经常到其他部队演出。有一次，母亲出去了一个来月，回来时，用她那个蓝色旅行袋，装了满满一袋的小动物饼干，我们姐弟高兴极了。看到我弟弟头发长了，鞋子也小了，两个脚趾被挤得叠在一起，母亲心疼的用她的大连腔连声叹息：哎……哎……
下图是文宣队部分成员合影，其他几位都叫不出来了，左面的是牛荣祥叔叔，中间的是聂宝罗叔叔。
作为随军家属，母亲的第一份工作是理发员。刚上岗不久就碰到一个大首长来理发，那个时候刮胡子是要用剃头刀的。母亲有点紧张，不小心在首长下巴上拉了两道口子，好在首长对这个新手十分宽容。母亲还做过部队小卖部的营业员，无论什么工作，她都是尽心尽力，任劳任怨。在金州五七干校，母亲在军人服务社当营业员，迅速学会了打算盘，卸货、上货、算账、卖菜什么都能干，同事郎阿姨赞到：小宫干起活来，就像小毛驴似的！
下图是母亲当时用的算盘，现在是弟弟的珍藏品。
父亲生性耿直，敢于直言，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先是被下放到辽宁金州五七干校开拖拉机，1971年春天，部队安排父亲复员（八十年代落实政策时改为转业），如果留在大连，父亲会去街道工厂，母亲则不给安排工作，只能做家庭妇女；如果去南方父亲老家的话，父亲会被安排到国营企业，母亲能去集体企业。反复思量后，父亲和母亲最终决定回父亲的老家。后来父亲、母亲不止一次说起，当时的选择无比正确。
我们一家来到江南小城海宁，不习惯狭长的石板路，不习惯梅子黄时雨，最要命的是听不懂海宁话。母亲搞不懂“退瓶啤酒”与“透明肥皂”的区别，我就更可笑了，当时有一种手艺人是修淘箩的，走街串巷时会拉长调子喊着“洋铅淘箩”，以为是“让开道路”，还叫弟弟让路呢。
母亲是十分乐观向上的人，在哪里都能很快适应新的环境。母亲被分配到海宁拉链厂工作，从最初连话都听不懂的外地人做到副厂长，一共只有短短的九年时间。母亲后来筹建了二轻公司幼儿园并担任主任，管理过二轻公司招待所，口碑甚佳。
母亲非常孝顺，因为定居南方，不能在我外公外婆身边侍奉，因此母亲总是想方设法尽孝，经常寄些茶叶之类的南方特产，隔几年就会乘坐海轮去看望二老，二老还两次下江南来我家住过一段时间。
母亲退休后，相继有了孙子和外孙女，母亲含饴弄孙，总是乐呵呵地忙进忙出，看到儿孙们的成长进步，母亲比谁都高兴。
下图是2018年11月3日养老院拍摄的庆生照片。
下图是2018年12月29日母亲跟父亲参加养老院迎元旦晚会，父亲以90岁高龄登台高歌一曲《青藏高原》，赢得满堂掌声。
母亲晚年，深受伤病折磨，青光眼导致双目失明，2020年7月起她的阿兹海默症加重了——尽管弟弟每次都假装不会让她教大连童谣，尽管我每次都带着她唱那些她以前熟悉的歌曲，尽管我和弟弟每次都要她回答那些关于自家亲人们的问题。睡梦里，母亲经常念叨的是找不到大连那个家了（城市化的结果）。2020年12月，母亲病重，从此卧床不起。阿兹海默症残忍地蚕食了她的记忆，一年时间里，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她一点一点忘了那么多人，那么多事，忘了住过几十年的老房子，忘了外公外婆和我大舅一家，忘了父亲，忘了儿孙……最后忘了她自己。
母亲小时候，算命的说她本是龙王娘娘座下添灯油的小丫头，因为犯错被罚到人间渡劫来了。母亲，人世间走这一遭，你活得很辛苦，很努力，很精彩，回到仙界的你，一定是一个美丽善良、聪颖灵动、无忧无虑的小仙女！
渤澥游子
2022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