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东北抗联一军宽甸千人统战大会的说法持有不同看法。据介绍，“1936年9月，杨靖宇在（宽甸县）夹皮沟小汤石岭上召集左子元、于万利及‘天日’、‘圣军’、‘老北风’、‘东北军’等被改编的各部官兵千人大会。杨军长在会上讲述东北沦陷后的政治、军事形势，针对敌人将要进行冬季大‘讨伐’的实际，要求各部队在条件艰苦的处境下，做好思想、物资准备，建设好密营，保存实力，准备坚持长期斗争。”（宽甸县史志办公室：《六甸沧桑》1989年版，第97页。）这是东北抗联一军宽甸千人统战大会较早的说法。1993年出版的《宽甸县志》说，1936年“9月24日 杨靖宇在夹皮沟小汤石岭召开被改编的抗日部队千人大会，宣传全国抗日形势，部署密营建设任务。”（《宽甸县志》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7页。）这次千人统战大会无疑是东北抗日联军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但这次统战大会是否召开过？是否有千人参会？值得深入探讨论证。
宽甸县小汤石村驮道岭。
第一，向无原始文献档案记载。抗联一军在宽甸小汤石村驮道岭一次集结和集会上千人，应是东北抗联历史上的大事之一，但《东北抗日联军史大事年表》《东北抗联大事记》均没有述及。其它各种档案文献对抗联一军宽甸千人统战也应有记载或提及，但目前没有看到。杨靖宇将军警卫员王传圣的回忆录《抗联一军在宽甸的抗日活动》，对抗联一军进军宽甸、收编山林队、大错草沟战斗、天桥沟大捷、天桥沟密营建设、四平街大捷等等，均所述甚详，唯独没有述及抗联一军宽甸千人统战大会。（王传圣：《抗联一军在宽甸的抗日活动》《中国老区·宽甸抗日游击根据地》，1995年版，第105-114页。）1989年版《六甸沧桑》、1993年版《宽甸县志》、1995年版《中国老区•宽甸抗日游击根据地》虽有记载，但依据是口述资料，并非原始档案文献。
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
第二，宽甸地区抗日武装有没有上千人？东北抗联一军历史上，基干部队最多时只有3600人左右。据记载，“1936年7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杨靖宇仍任军长兼政委。下辖一、二、三师，由程斌、曹国安、王仁斋分任各师师长。基干部队达2000余人，接受指挥的其他抗日武装8000余人。这时集结在兴（京）桓（仁）边界的一、三师基干部队达1300余人，接受指挥的武装已达5000余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在辽宁史料长编》白山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78页。）而且上述部队平时“化整为零”，只有重大军事行动才有集结，如东北抗联一军第一次西征，最多时兵力在400人左右。1935年10月4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司令部、第二军第二团在濛江县那尔轰召开会师庆祝大会，是抗联第一路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但两军官兵加上当地反日会员、群众只有1000余人。按照宽甸千人统战大会的说法，与会者大致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抗联一军军部直属部队。抗联一军军部直属部队“是以保卫队、教导队、研究班、宣传队、炊事班组成的，总人数为110名。”（《满洲共产匪之研究》（中译本），原件存辽宁省档案馆。转引自《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在辽宁史料长编》白山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05页。）抗联一军军部直属部队人数本来就不多，而且平时“化整为零”，分头行动，还存在战斗减员等问题，参加宽甸千人统战大会的人数不会很多。有一位八十多岁老人口述资料说，杨靖宇率部参加会议的指战员“不足15人”。另一部分是接受指挥的武装，即宽甸义勇军和山林队。当时宽甸义勇军和山林队有20多支，但每支队伍规模都不大，有的只有十几人或几十人，如“华北军”只有8人。到1936年8月，左子元陆续收编山林队，“全军发展到700多人。”（宽甸县史志办公室：《六甸沧桑》1989年版，第97页。）宽甸还有一支较大的义勇军部队，就是于万利部，当时“共100人左右”。（《中国老区·宽甸抗日游击根据地》，1995年版，第22页。）另据记载，“1936年，抗联一军在宽甸一地就改编几十支抗日武装，共2400多人。”（张瑞发：《抗联一军统战工作》《中国老区·宽甸抗日游击根据地》，1995年版，第88页。）这2400多人的数字是否准确，我们姑且不论，即使被改编的宽甸义勇军和山林队有上千人或2400多人，是否拉去上千人开统战大会？令人生疑。
左子元烈士像。
第三，宽甸千人统战大会召开的时间说法不一。一说1936年“9月24日，杨靖宇在夹皮沟小汤石石岭召开左子元、于万利等被改编的各部队官兵千人大会。会上，杨靖宇讲述了东北沦陷后的政治、军事形势，介绍了奉天、安东、通化一带日军的情况，同时针对敌人将要进行的冬季大‘讨伐’，提出了对策，要求各部队在艰苦的条件下作好思想、物资准备，建设好密营，待机打击敌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在辽宁史料长编》白山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76-77页。）一说宽甸千人统战大会于1936年9月召开，但没有明确日期。（宽甸县史志办公室：《六甸沧桑》1989年版，第97页。）宽甸千人统战大会的参照系是杨靖宇将军指挥的1936年9月29日宽甸大错草沟战斗。杨靖宇将军警卫员王传圣的回忆录《抗联一军在宽甸的抗日活动》、1936年10月3日《盛京时报》题为《东边中熊部队之壮烈牺牲》的报道和《牛岛部队写真集》等，对大错草沟战斗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这表明，1936年9月29日前后，杨靖宇将军和抗联一军军部直属部队确实在宽甸县境内活动过。大错草沟在宽甸县牛毛坞区，此地距离宽甸县夹皮沟区较近。但杨靖宇将军率部在此地活动，与召开千人大会是两回事。
“南满东边道宽甸驻屯牛岛部队”。
第四，上千人在宽甸集结和集会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必要搞上千人集结和集会？杨靖宇将军十分注重实际，不搞虚张声势。统战工作当然是人越多越好，但召开会议规模不一定很大。只要各部负责人出席就可以了，会后分头动员部署，这是我党我军老传统。据记载，宽甸义勇军左子元、于万利等部与杨靖宇分别见面，随从人员都很少。1935年6月，杨靖宇将军率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部在青山沟绿豆营子村，与宽甸地区左子元、“胜武”、“圣军”、“长海”“等20多支抗日武装首领参加会议。”（《中国老区·宽甸抗日游击根据地》，1995年版，第18页。）这次会议规模小，效果好。
被牛岛部队杀害的宽甸“华北军”等八勇士头颅照。
第五，容易暴露目标，招致大批日伪军伏击。根据伪《满洲国治安肃正计划》规定，1936年4月至1937年3月是该计划的第一年度。1936年10月起，日伪当局发起所谓“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宽甸地区被列入这次“大讨伐”范围内。1936年10月1日，也就是大错草沟战斗的第三天，日伪在通化成立“讨伐指导部”，对南满抗日游击区展开“大讨伐”。为此，日本关东军于1936年8月，也就是在“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前一两个月，将最精锐的第一师团第一联队即 “南满东边道宽甸驻屯牛岛部队”派驻宽甸县，当属“东边道独立大讨伐”的主力部队之一，宽甸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由此进入异常艰难的时期。日军牛岛部队训练有素，武器精良，十分凶残，且戒备森然，1936年9月28日被牛岛部队杀害的宽甸“华北军”等八勇士头颅照，就是明证。就在宽甸“华北军”等八勇士遇害的当天，杨靖宇将军率部进入宽甸大错草沟埋伏起来，第二天即9月29日，杨靖宇将军率部打响大错草沟战斗。为了攻其不备，避免打草惊蛇，参战的抗联一军军部直属部队、教导一团和于万利部在大错草沟战场附近需要分别隐蔽行踪，提前埋伏。如果9月24日或大错草沟战斗之前把上千名将士召集在一起，隆重召开千人统战大会，动作是不是太大了，而且又是大敌当前，大战在即，在战前召开千人大会，为兵家大忌。杨靖宇将军一向警惕性极高，不会贸然集结千人集会。加之日伪军警宪特密布，很容易走漏风声暴露目标，难以达到突然袭击大错草沟之敌的目的，极易招致大批日伪军来袭或伏击。
宽甸县双山子区“集团部落”。
第六，上千人集结和集会，涉及住宿、饮食、警卫等诸多事宜。抗联窝棚式或草房式密营，一般可同时挤住50人左右。上千人住宿，需要20座以上的窝棚或草房。1936年9月，抗联一军千人大会会址周边地区老百姓都被“归大屯”，住“集团部落”（又称“人圈”），与会上千人几乎找不到现成的窝棚或草房可住，只能露天宿营，可此时辽东宽甸山区夜间最低气温在摄氏10度左右，又有蚊虫叮咬，上千名将士如何熬过漫长的秋夜？抗联一军宽甸千人大会每天需要保障上千人的口粮和副食品，数量这么大的粮食和副食品由谁提供和加工？在何处加工和储藏？宽甸等地又被“集家并屯”，如宽甸县双山子区“集团部落”旧照所示，山里民房已被烧光，人烟已绝，抗日武装无法得到民众帮助。
第七，非当事人的口述资料不具权威性，只能作为提供线索时的参考。譬如非当事人之一、当地村民刘某某74岁，“他说自己十几岁的时候听父亲讲，‘跑胡子那年’有一支抗联队伍在自己家老宅住过一宿，第二天奔驮道岭方向去了，后来就传出了开会的事，说是有个姓杨的军长召集开会。”（关寒 金松：《抗联千人大会就是在驮道岭开的 丹东宽甸发现抗联统战大会旧址群填补史料空白》《辽沈晚报》2022年1月28日。）而且当地百姓的说法，如称杨靖宇为“杨军长”，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据记载，在东北抗联一军，“由于当时形势需要，党是单线领导，干部只准叫姓（如陈同志、李同志），战士只准叫代号（如1号、2号），不准随便乱问，因此有的同志彼此不知叫什么名。”（《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在辽宁史料长编》白山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96页。）当时杨靖宇将军身份对外是严格保密的，老百姓不可能了解其真实身份。据抗联一军一师少年营一连连长张泉山回忆：“军部曾对外称‘营部’，靖宇将军称‘营长’，这是为了保密。”此外，杨靖宇将军对外称“杨司令”，老百姓只认“司令”，不认“军长”。但非当事人之一、当地79岁的村民宫某某说，“父亲给他讲过，抗联开大会的时候杨将军来过家里，还在家里住过，家里穷没有吃的，临走父亲送给了杨将军一小袋核桃，然后跟着杨将军上了驮道岭。”这一说法难以确认。还有一点值得注意，1936年正是日伪强制实行“集家并屯”和保甲制度的时期，在南满地区几乎无人能够幸免。日伪当局法西斯统治非常残酷，山里民居几乎都被日伪军警烧毁，宽甸千人统战大会会址在小汤石村驮道岭，当地山里有居民和住宅的可能性很小。非当事人之一、当地村民刘某某的父母和非当事人之一、当地村民宫某某的父母在山里的老宅，均难逃被日伪军警烧毁的厄运。可他们现在都说“杨军长”在他们家老宅住过，委实让人难以置信。实际上，抗联一军在当时只能依靠密营解决后勤保障问题。1938年6月29日抗联一军一师师长程斌叛变后，南满地区70多处密营被暴露和破坏，迫使杨靖宇将军和军部直属部队等离开宽甸、本溪、桓仁等地，撤往吉林境内。其环境之艰苦，可想而知。
宽甸县小汤石村的石碾子。
第八，没有“铁证”就不好认定。1936年9月的宽甸千人统战大会，距今已有87年时间，当事人多已离世。既没有召开千人统战大会的主观动机，又没有我军和敌方的原始记载，还没有当事人回忆录或口述资料，仅凭几位七八十岁的非当事人口述资料，以及很难确认是抗联使用过的石碾石磨和模糊的“遗迹”，难以令人信服。
我们研究地方党史，发展红色旅游，工作热情值得肯定。但是历史研究需要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红色旅游项目要真实可信，无懈可击。笔者认为，东北抗联一军在宽甸召开统战会议是说得通的，但上千人的大会可能性不大。杨靖宇将军在此之前曾主持召开过多次规模不等的统战会议。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35年6月在宽甸县青山沟绿豆营子村召开的由20多支山林队首领参加的统战会议。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把1935年6月宽甸统战会议的时间地点混淆了，误传为1936年9月宽甸县夹皮沟小汤石村的千人统战大会。有研究者说东北抗联一军1936年9月在宽甸召开“千人统战大会”，规模这么大，疑点又比较多，不好轻易下定论。有些相关的问题似乎值得深入研讨、推敲和验证，特别是需要确凿的证据。
2022年3月13日第一稿。
2023年1月2日又改于天桥沟寓所。
（作者是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丹东天桥沟东北抗联一军军部旧址展览研究室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