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一代

追忆我的父辈和少鹤四哥

       一块二尺来长，半尺来宽的古老木牌，刷金脱落，露出斑斑红底,，镌着碗大楷书“金陵溫寓”四个大字，挂在老院子门外八字灰墙左边。这院子座落在南纪门内柑子堡一条几坡石梯组成的僻静街道。小时候看到木牌没有在意。上中学时，四哥（溫嗣康 号少鹤）拿出一本线装的族谱，对我和十六哥（温嗣鑲号慎甫）说: “我们祖先是天文学家，他的子孙、我们的世祖，在明代都是世袭的钦天监本监博士、高官。你们要勤学苦读，效先祖遗风，学必有成，光宗耀祖啊！”
 四哥这时四十多岁，身材高瘦，穿丝绸长袍、毛呢马褂，留浅发，前额宽朗，鼻梁高耸，戴副金丝近视眼镜，蓄浓黑八字胡，说话咬文嚼字，声音沙哑。虽任总商会主席，却是学者风度。 
        我出生在那个挂木牌的老院子。出生不久，就随父亲（溫仁铨 号幼之）去了忠县。父亲清时授同知衔，此去忠县任征收局长。母亲说,，他很喜欢我,当他写信时，我摇摇摆摆走去，他抱起我擱在膝上,我顺手抓过来边写满字的信纸，两下就撕了。他没有责怪我，反而笑着看我把纸撕成碎块，然后重写。我两岁时，他患了痢疾，当年属难治之症。而他嗜酒，坐在马桶上，都不停杯。他逝于忠县任上，才四十七岁。我见过他的照片，丰腴的长面庞，两眼炯炯有神，穿着整齐的深色西服，背心里面露白衬衫，领口上扎着黑色蝴蝶结。
       四哥讲到父亲是同盟会员，参加了辛亥革命。从北京归来时，在老院子大堂屋，大伯父(温仁寿号鹤汀)、四伯父(温仁椿 号友松)和他抱头痛哭，引得全家流泪，四哥也磕头觐见六叔。为父亲归来，家里开了几天筵席，亲朋好友来来往往，给他接风。兄弟子侄们从早上开饮，或猜拳行令，或即席赋诗，相互唱和，直到晚间二更才罢。
      父亲死后，我随生母回到重庆，住在老院子坎下唐家院内。生母带着姐姐和我，依靠父亲遗留小笔现金，存放在四伯父处，按月取息维生。过年过节，四伯父还略给补贴。我读书也是在四伯父设立在荆园的家塾里。
       荆园修建在老院子对面，是有花园、凉亭、鱼池的走马转角洋楼，旧时的重庆地图上，有它一个小红点。两扇闪亮的黑漆大门大开，白沙石门坊上，刻“荆园”两个斗大金字。彩色玻璃镶嵌在门庭内四扇二门上。进二门是大花园，下两步石梯，有宽阔的白石路通往楼房。两旁是花園，花草繁茂。右手挨近围墙有个竹丛围绕的凉亭，左手台阶上便是学堂。再往前下一坡石梯，过大厨房，又是个夹竹桃做围篱的大花园。园中有四季名花、鱼池，还有一幢三层的楼房,楼底层是个大厅，两架柜式大钟，分立后壁两侧，大钟摆不停地“嗡嗡”摇晃。厅内冬季陈设沙发、夏季换成藤器。四伯独居二楼，四伯母早喪。走廊上站个听差伺候，三楼有储藏室，储藏各类家具。还有数间书库，满屋玻璃书橱，置放《四库全书》、《万有文库》等大部头藏书，四伯每年都让人翻晒。

       四伯是清授优贡生，和大伯一起参加同盟会。听长辈说，重庆反正那天，老院子关着门，女眷们赶做写着“汉”字的白布旗，一清早挂出大门外。大伯、四伯剪了辫子，去朝天观参加独立庆典。知府、 知县被当场抓来，吓得趴在地上叩头表示投降。四伯在蜀军政府做了官，后来成为实业家，并任总商会主席，经营川江航运最早的轮船公司，有蜀通、蜀亨等大轮船往来沪渝，打破外轮独霸川江的局面。又在磁器口开办了两家丝厂，是四川最早的机器工业之一。此外，还兴办地产公司、银行、盐号，拥有资产数十万元。在我有记忆时，他已五十多岁，面容清麗、无须,长袍马褂,慈祥而庄严，出门乘坐巨大的鹦哥绿官轿。每次过年，母亲都要带我去给他磕头拜年，他要给个包了四块银元的红纸封封。
        荆园学堂只有几个同学，即十六哥、十三姐(温嗣芬)、大侄女 (温厚媛)、樊老师的儿子，还有两三个亲戚。老师不仅教四书五经， 还教算术。在学堂，常常看见一些威风凛凛的大官来拜会四伯。轿后跟着一群马弁,背着坠红缨的梆梆枪。那时，川滇黔军阀混战，听说滇军赵荣华、黔军袁祖铭都来过。还看见四伯大宴宾客，柑子堡石板坡上被官轿塞满，煤汽灯把荆园照得雪亮。有时还有高鼻子洋人来访，大厨房侧边有西餐厨房做西菜、烤西点。
       我九岁时，四伯因肺病去世。荆园一片白色,人人都穿孝衫，扎孝帕。祭幛、挽联挂满楼上楼下走廊墙壁、院坝、花园、街上都搭起白布棚，棚顶饰挂各式各样彩灯。亲友和各界、各商帮祭奠者络绎不绝。按照伊斯兰习俗，人死后三天必须安葬。出丧那天，全城轰动， 送葬行列长达数里。前面是框架用绸扎的“铭旌”和穿戴整齐的军乐队开路，随后是威严的古式仪仗队，锡制兵器样的二十八宿，和垂挂 黄丝绦、用弯架悬吊的白绸宫灯队列，接着是数十台戏，每台戏都由演员化妆表演这出戏的一个场面，演员站在方桌上，由四人抬着行进；再接着是数十匹顶马，由小孩扮成戏剧人物，骑在有人牵的马上前行； 再后是各商帮都争奇斗艳的“玉锣”，即业余打击乐队。然后是长长的用竹竿支起的挽联、祭幛行列；紧跟着是各界和各商帮的数百名送葬代表，灵柩前面由几个人拉两条长数丈的白布孝帐，圈着扎孝帕的孝子孝孙和亲戚们。灵柩是黑漆刻经文的“经匣”，外有巨大的鲜花扎的框罩，数丈长的龙杠裹着红布，侧面有支杠，由三十二个人抬着前进。从柑子堡出发，经下半城到上半城，沿途路两边筑着人墙。出丧从清晨开始，走走停停，游遍全城，直到中午才走到通远门城门洞。
       “请留步了，孝子谢!”几位亲戚大声喊，十哥(温嗣棠 四伯长子)匍匐在城门口地上恭送。客人纷纷散去，留下近亲，等灵枢卸去花罩，然后出城。
       我随着大哥哥们在旷野中继续行进，护送四伯经过两路口，上教门亭，经遗爱祠，才到鹅项颈墓地。坟茔早就修好，葬着四伯母。 面对滚滚长江，两根方形石望柱高插蓝天，顶上蹲着两个小石狮。白沙石包裹着大坟包，墓碑空着，后来十哥请于右任题字补镌了碑文。按伊斯兰习俗不用棺材，四伯遗体沐浴后用白绸缠裹下土，没有任何随葬品。坟包早已打开，露出经井，长六尺、宽二尺余，用白沙石砌井墙，上面刻有涂金经文，井底铺麝香、雄黄等防腐药品。井上张天幕，四伯遗体从经匣抬出，由井下两个阿訇接住，小心平放井底，解开头部白绸，露出四伯遗容。随后向白绸上撒药物，在一人深的井口，盖上刻有经文的黑漆木板，压上巨石，长子十哥掩上第一撮土，葬礼就完成了。
        四伯下土以后，家里仍很热闹，悼念活动一浪高过一浪。几个阿訇天天来念经，三十本古兰经，要念一个月，逢七还要宰牛念经，大宴宾客，悼念达到高潮。总商会也设了灵堂，前不久追悼孙中山先生的陈设，全部移来悼念四伯了。有个微刻艺术家也来祭奠，献上在几粒米上刻的苏东坡赤壁赋，我们都争着用放大镜来欣赏。各界、各商帮分别安排祭奠日期，丧事整整办了四十天才结束，四伯身后可谓备极哀荣了。

      但是四伯的长子、次子身体不好，不能继承他的事业，三子(温嗣芳 号石珊，总排行十三)先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后去英国留学，入爱丁堡大学学经济。好在四伯生前培植四哥少鹤，把他由学界调到商界，先在商会作他的助手，颇得商界好评，继在丝厂搭股，做了丝业公会主席。四伯去世不久，四哥就接替当选为总商会主席。
       荆园学堂停办后，我考进夫子池模范小学。第二学期发生“三·三一”惨案。那天我身穿绿色童军服，欲去赴会，但到校稍迟，队伍已走，未能进场。回来不久，就听见会场上响起枪声，站上房顶，只见会场上的旗帜纷纷倒下。一阵儿，又看到鲜血淋淋的受伤学生从老院子门前经过，我除了恐惧，便是对军阀枪杀学生感到愤恨。家里认为洋学堂读书不安全，这学期没有上完就让退了学。
       暑期过完，我转学川东师范附小，重读高小一年级，才读一年，我的生母患胃病逝世。我到了大伯家，住进老院子。
      老院子是大伯和四伯共有的产业，荆园未修之前，四伯也住在里面。
       大伯鹤汀六十多岁，头发灰白，团团脸爬满皱纹，牙齿脱落，嘴向里瘪，上唇留着花白短髭。他身材高大，背躬着，行动迟缓，从内室到堂屋都得有人換扶。家里上上下下都尊称他“老太爷”，四哥更是事父至孝，四嫂管家，每天总是要给厨房打招呼，替大伯做两样荤菜，这些菜我们不敢动箸，但老太爷总给我们拈两块。

        四哥这时继承四伯任总商会主席，上午出门，出席各种会议、宴会，晚间回来，总要来向两位老人家问安。偶尔，全家到寰球电影院看电影，四哥也同去。影片无声，对话是字幕，外国片有翻译解，看完回来，他常要我们复述內容。
        一九二八年秋，我跳了一级，和十六哥一起考入市商会私立职业学校，相当初级中学。四哥曾去上海考察，结识了黄炎培，非常赞同黄的职业教育主张，就和黄的职教社建立联系，创办了这所学校。四哥兼任校长，校址在一所道观里。离柑子堡较远，我们寄读，学校为照顾我们，开了回民伙食。期末考试，我的总成绩是七十几分，四哥问及，有点不满的说“滚团团(中等)。”我觉得很难为情，暗里下决心用功，但不懂得怎样才算用功。原来晚饭后，常和同学们逛街，几个乡下来的大同学有时约去打麻将，在一间吊脚楼里，房东借牌抽头。开始我抱膀子，后来被拉下场打过一两次，把几个零钱输得精光。用功当然不能再去鬼混了，但怎样用法，还是茫然。 
       在家里听说，四哥读书很用功。他考过秀才，还考上成都高师学堂，学习物理、化学，是最早学习近代科学的学生之一，也参加了同盟会。那时家境不好，他去成都上学要走十来天，只带一个咸鸭蛋做路菜。暑期回家，他只背书包，当了铺盖做路费，在家起早睡晚，复习功课，成绩一向优良。他的故事使我懂得，用功就要刻苦，于是早晨起得很早，在操场念英语单词，晚上在煤油灯下朗读古文，作练习。
       四哥对自己懂得自然科学很满意，常从写字台边站起来，取出红木书柜里的各种理化工具书，翻开给我们看，并讲解各种科学常识。有时从卷宗里找到珍贵的族谱，讲家学渊源。他告诉我们，学问很广泛，经营商业也是一门科学，要我们学好各种知识、本领。在我们眼里，他不是只讲钱的商人，倒象学校的老师。 
       事实上他也教过书，高师毕业就在重庆联合中学等校教物理、化学、英语等，后任巴县视学。他在商会接了四伯的班，代表商界利益, 为了捐税、派款等问题，时常向占据重庆的军阀当局请愿。他自己没有资产，也不会做生意。在银行任职的表兄私下说四哥是“开会主席、 挂名经理”，虽是嘲讽，但基本合乎事实。他兼职很多，每到月终，各处送来车马费，使得盖章收款的四嫂既忙碌又高兴。他实际上是工资收入者，并非资本家。
       四哥自己做过一次生意，经营牛羊皮出口，在老院子二门外的地坝，搭起棚架，晒晾血皮。但不到一年就亏了本，几乎破产，银行贷款还不了，搞得他常忧郁、紧张。他设了几次家宴，请来商界、银行界头面人物说情，大家总算设法帮他渡过了难关。可是据说实际负责的合伙者还赚了钱，买了房产。此后他再没有做过大生意。 

       上了两年中学，我渐渐懂事了，知道自己寄人篱下，没有任何依靠，未来的一切，全凭自己努力。于是，读书更加勤奋。课外除了读小说，还读名人言行录。并和几个同学办了两期油印刊物。《吴稚晖言行录》里说，法国的无神论者，在巴黎满街跑。这话触动了我，因为十三哥从英国回来，不参加任何宗教仪式，也不忌口，长辈们说,，要信仰真主，不要忘本。他说，我们是回族就是回族，信不信教，那是各人的自由。他每天清晨带我和几个小兄弟去打枪坝跑步，呼吸新鲜空气，我对他非常信服。我印证吴稚晖的话,写了一篇《论宗教》 的短文，宣扬十三哥的观点。对和尚、道士、阿訇、牧师等，多有不敬之词。我把文章投给《商务日报》副刊《集思园》，居然给发表了，但只登了一节。四哥见了把我叫去，申斥我不懂事，并当即通知报馆，不让发表下节。
        一九三一年暑期，我毕业了，总成绩八十几分，算优良。举行毕业典礼时，四哥亲手发给我毕业证书和奖给优等生的五元购书券。我去商务印书馆买了一部《词源》。 
       十六哥和一位外侄，毕业后进了川盐银行，四哥却叫我升学，进入省立高级商业职业学校。第二年春，我和几个同学组织“尝试文艺社”，意图在《新民报》副刊发表文章。四哥支持我们，写信给该报负责人，大意是应鼓励后学，切磋诗文。后来该报社长同意了，但稿件交去，编辑却不同意，还粗暴地写了公开信，教训我们。 
       挫折使我们更加发奋读书，鲁迅、高尔基、《北斗》文学杂志把我们领上革命之路。我想象高尔基那样进社会大学去增长知识，寻找共产党。我回家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四哥，说社会不公平，穷的穷，富的富，日本人还侵略我们，我要踏进社会，去尝尝人间疾苦，创造一个理想社会。 
        四哥睡在大伯的烟榻上，缓缓坐起来，抹抹嘴上浓黑的八字胡，双目从金丝眼镜里注视着我，喜悦地说:“孺子可教。然而，首先当自立于社会，行有余力，才能泽惠于人。”他又说我年纪尚轻，应当学好本事，高中毕业还可以送我进大学商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温氏门庭，尚望我们振兴。

       一九三三年春，川盐银行招考练习生，我想去报考，长辈们赞成，认为十六哥早去该行，我再考去也好。我被录取了，开始自己养活自己。我买了许多书，除了文学书籍,还有《 政治经济学》、《通俗资本论》等。读后拓开了眼界，认识到阶级社会发生革命的必然性，增强了投身革命的决心。这时，我还住在老院子厅房左侧小屋里。十三哥结了婚，在重庆大学教书，住厅房右侧两间屋，两道门相对。我常去他屋里，听十三嫂弹钢琴，并与十三哥闲谈。他在英国学过经济，我就向他提出了剩余价值、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敏感问题。虽然他攻读的是正统经济学，但大革命时在上海参加过共产党，所以对我有倾向的问题都作了肯定、准确的回答。
       一九三四年春，结识《商务日报》的王达非后，他介绍我进了该报。事后，回去告诉长辈们，都说我傻，丢了金饭碗，去当个穷访。四哥摇摇头，没有责备我，只说:“人各有志,强求不行,好自为之!” 
       我在《商务日报》编辑副刊，受“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影响，在几个暂失联系的地下党领导下，一九三六年六月，秘密组织了重庆救国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十月，鲁迅先生逝世，副刊以一周时间出版纪念专刊，并发起举行追悼大会。为扩大影响，广泛征求发起人。我去请四哥，他欣然同意，并亲自参加了追悼大会。四哥也同情救亡运动，副刊因支持学生运动违检，次年三月间《商务日报》被新闻检查所处罚停刊三天，这时四哥不兼任报社社长，但十分关心。会见我时说：“爱国嘛，自然是人心所向，然而你们发议论，须得稳慎，要审时度势，不逾规矩，不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报社改组，七月我赴上海转延安，一九三九年初返渝。四哥明知我在延安入党，但对我仍如往昔。这时他已迁出老院子，原来房产卖了抵债。十月为躲避日寇轰炸，我们全家随他疏散乡下，租借一个地主大院居住。他在经济上不时给我帮助。由于三青团势力排挤，四哥不再担任商会主席，但仍然是丝业公会主席，在商界有一定影响。国民党 CC 派为扩充自己实力，拉他加入了国民党。他拿出陈立夫、陈果夫作介绍人的国民党特别党证给我们看，还讲到蒋介石在行辕请他吃自助餐的情景。我们只好笑笑，当然也理解他的处境。此后，他当了国大代表，临近解放，又重任商会主席。

        皖南事变前，我疏散到雅安，流转康定、自贡等地。写成《草原书简》时，四哥曾来信祝贺。一九四五年，我回到重庆，在《国民公报》工作。一个晚上，我正在他家闲谈，市党部有人拿来一个启事，说是商会主席仇秀敷已经签名，要他联名发表。他拿着那个启事沉吟了许久，说:“那个集会黄炎培先生来信邀请过我，我没有出席是确实的。然而，恶语伤人大可不必，我须得修改，才好签名。
      原来旧政协期间，一次民主集会，《新华日报》误报他和仇秀敷参加了，市党部便借题发挥，组织仇秀數和他来大骂《新华日报》和共产党。 
        那个穿中山装的市党部官员，有点为难地说:
     “仇主席都签字了”。
     “不成，他不能代表我。要我签名，我须得亲自修改。” 
那官员只好同意。我看他在写字台前打开墨盒，抽出毛笔，在原稿上划去了“《新华日报》造谣”，“共产党别有用心”等字句。 
      内战爆发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我和全家乘飞机去延安，轻装时，把书籍等杂物集中在一口大皮箱里，寄放在四哥家。三年后回来，这箱东西不见了。原来解放前最恐怖的那几个月，地方上一些知名人士都被捕了，四哥和四嫂商量，就把这箱书和别的东西一起烧了。书能重买，但我保存的全套《商务日报》副刊合订本、相册，以及毛主席、罗瑞卿、矛盾等同志给我的信，也同被火毀，深觉惋惜。 
       临解放，四哥等四个绅商代表，乘船渡江迎接解放军。为保证四哥安全，地下党同志没有让他回家。那时他任商会主席，并任自来水公司经理，住重庆村，公司有辆美国吉普供他使用。一次，这辆吉普空车过黄家垭口，果然遭到狙击，司机牺牲。 
      我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回来，四哥非常高兴，在各种会议上碰面，他总是兴致勃勃，心情舒畅地谈论社会新气象。他担任了重庆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仍是商界领袖，从此常到北京开会。有次他眉飞色舞地谈到，在一次宴会上，周总理特地把他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拉着他的手和他谈话的情形，颇引为荣耀，我们也分享了他的喜悅。四哥属于上一代，一个典型的旧知识分子，尽管世界不同，为求生存，在不同时代有不同表现，但为人正直，有“泽惠”他人之意，参加过旧民主主义革命，衷心拥护正义事业，积极迎接解放，所以赢得了应有的荣誉。 

       他也遇到过不顺心的事：他的儿子厚基在“三反”运动中无缘无故被打成“老虎”,刑讯逼供,隔离审查。四哥对此一言不发，四嫂等要他设法营救，他总以“相信组织”这句流行话作答。
       我不幸错划右派，押送劳教，后幸而摘帽生还。一九六二年，在成都等待分配工作时，他来开会，我与十三哥同去锦江宾馆看望。四哥身穿蓝呢中山装，背微曲，蓄长髯，已七十多岁，行路也扶手杖了，但精神矍铄，仍然兴致勃勃。他担任了重庆工商联主任委员、副市长, 全国人大代表。谈到当时国家面临的困难局势，四哥认为这完全是暂时的，态度非常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