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奶奶生于清光绪31年（公元1905年），逝于1990年，活了86个年头，经历了清朝/民国/新中国三个朝代。
奶奶原名赵维珍，嫁给我爷爷钟xx（愿祖宗原谅，我竟不知道我爷爷的名字）之后改名钟维珍。
奶奶的娘家在长江上游的一个叫“广阳坝”的江岛上，近重庆市区。这个小岛并不太小，约十平方公里，据说是长江上仅小于上海崇明岛的第二大岛。说是“岛”，其实也不尽然，当年逢枯水期左侧与“河口场“旱路可通达，右侧隔着甚宽的长江干道，乘船十数分钟方可抵达”大兴场“。20世纪90年代三峡大坝蓄水之后，广阳坝成了真正的江岛，现在到大兴场（已改名叫“峡口镇”）建了大桥，广阳坝也正在建设什么国际旅游岛（可能已经建好了？）。
广阳坝是个好地方，土地肥沃物产丰盈，可谓是天府之国中的天府之地。这里基本上是平地，偶有十来米高的小山包；农户分散在各自的属地里，没有北方“村”的概念，也没有祠堂之类的建筑；农田之间多水塘，寸土寸金，连田埂都很窄小，走在其中稍不留意还会跌落到田地或水塘中。
奶奶的父亲是自耕农，拥有足以供全家人温饱度日的土地，还略有剩余（这是我估计的，理由容我随后道来）。奶奶的父亲（我们称其为“外头祖祖”，她的母亲称作“屋里祖祖”））略通文字，为人谦恭大度随和，深谙乡俗民风和中国传统道德礼仪，被乡民邻居所信任，因此常扮演乡绅的角色，调节纠纷居间公正处理公众的事物，可能因此还有一点儿收入。
屋里祖祖生了四胎，老大早年死了，奶奶排行老二，下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奶奶的幼年和童年过得颇惬意，衣食无忧，还认了一些汉字。那年代中国女人兴“缠足”，就是在女孩成长到一定程度后，用强制野蛮的方法阻止脚部的发育，把骨头和肌肉压缩得很小，那时的审美观认为女子脚越小越好，有“三寸金莲”之时尚。我奶奶的脚被缠得很小，加之她身高很低（我估计大约一米四多一点儿），相貌有几分姿色，符合当时娇小柔弱娴静的淑女形象，长到十六七岁时也算是窈窕美女了。
我奶奶17岁时嫁给了四川巴县西彭地方我爷爷家。那时我爷爷的父母已故，有一个妹妹已出嫁了，大约三十几岁，原本独自生活，家境一般。婚后夫妻日渐生情，男耕女织，奶奶勤俭持家，温饱地幸福着过了大约6年时光。奶奶生了三胎，只存活了一个儿子，就是我爸。
不幸的是，我爷爷太迷恋酒精，不到四十岁就死于喝酒过多。那年我奶奶23岁，我爸3岁。西彭钟家嗜酒那时大概在那一带是有点儿名气的，钟家的祖坟称作“酒缸子坟”，从湖北迁徙过来的先祖们都埋在这里（关于我爷爷英年早逝的原因，我爸说是“积劳成疾“，我想那是带有粉饰的说辞，我从我奶奶对喝酒的极度抵制排斥的态度估计，我爷爷应该是死于酒精中毒或相关的原因）。说来也巧，国家搞三线建设时在西彭建设“西南吕加工厂”，规模很大，号称“中国二吕”。上世纪九十年代西南吕引进了一批德国设备，厂方请求我单位派人去帮他们与外国技术人员接洽并消化相关的技术，我到西彭去呆过大半年的时间，还去厂区围墙外找寻过“酒缸子坟”，未果。
我爷爷的离世改变了我奶奶的人生轨迹。上世纪二十年代内地女子虽可抛头露面，但完全没有社会地位，丈夫死了就失去了家庭的支柱和基本生活条件。此后奶奶走上了另一种人生道路。
说来也很幸运，当时她的父亲（我的“外头祖祖”）虽然并不富裕，但出于父女深情，接我奶奶全家三人回广阳坝，把我爷爷安葬在赵家祖坟旁，并拿出多年的积蓄凑了100元，使我奶奶母子生活得以接续。
好运不止如此，还有赖于我爷爷为人聪明正直广交朋友。他的一位忘年交老先生钟少舫，与我爷爷并无亲缘关系，家境颇殷，也捐赠了100元。这位钟少舫公以后与我家甚无往来，1990年我们去江津安葬奶奶的时候，我随我爸还去拜访过钟少舫的年过80岁的女儿，此人谈吐清雅睿智举止雍容自在，曾给我留下较深刻的印象（她上世纪30年代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
这200元就是我奶奶母子俩之后的生活和我爸求学至初中毕业的物质基础（也可以说是我们西彭钟家能够继嗣延宗的种子）。奶奶开过小商店，帮佣，缝补针线活桨洗衣物，基本上维持了母子二人的温饱，其中的艰辛周折应是我辈今日可以想象但难于真正体会的。我想，奶奶的勤奋坚毅乐观和果敢担当的性格，虽属贫家妇道之人，在那个年代可算是并不寻常的民间翘楚。
之后母子俩相依为命，生活中奶奶昔心照料她的独生儿子，无微不至自不待言（参见我爸写的“慈母祭”）；精神上母子想通相连，相互情感至深可谓深入骨髓矣，至今想来也令我辈唏嘘不已。
我爸从高小到初中都在外地住读，初中毕业之后，考取了学费吃住费全免的“国立中央工业学校”，期间母子分多聚少。往后更是参加共产党地下组织，担心殃及母亲，几近断了母子之间的联系，使奶奶陷于极度绝望之中。
世间总有情与理的矛盾，明大义者心胸必容得下凶涛骇浪。奶奶一介小民寡妇，把她唯一的人生寄托的日渐成人的儿子留在自已身边应在常理之中。我奶奶的不平凡之处就是，深明大义，以儿子的意愿为重，把对儿子安危的深度忧虑埋在心中，以求内心之平衡。
我奶奶真正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是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开始的。我爸成为新政权的干部，几年之内调任重庆成都北京等地，升职到“高级干部”。儿子事业有成前途光明，家庭经济状况大幅提高且后顾之忧。48年我爸和我妈结婚，之后在6年之内连续生了我们四兄弟，全由奶奶一人照料，加上全家七口的日常起居油盐酱醋茶，奶奶忙并快乐着。
我奶奶特别讲究卫生，操持家务很有章法。
我家从没请过保姆，我爸妈大摔手，所有的家务事全由奶奶一人承担。早期我们兄弟小的时候，年纪相差不大的四个小男孩吃喝照料有多繁杂，想必带过小孩的人有体会。奶奶有她的一套办法，一个人带四个小孩，不能分身，凡事轻重缓急先后次序绝无紊乱。尤其是，我奶奶很讲究营养搭配，多大的孩子需要进食哪类食物，她都有她自己的安排。那年代没有牛奶，西安郊区有农民出售鲜羊奶，我奶奶让我妈订羊奶，每天一斤，我们四兄弟每人隔一天喝半斤羊奶，这种待遇在上世纪60年代同龄人中是不多见的。
如今我们已年至耄耋，我想，我们四兄弟幼年少年成长期得益于奶奶的“科学营养”而打下的基础，身体之基本功能保持着健康完好，这其中少不了奶奶的心血。
洗衣服，搓洗一遍，冲洗两遍，最后“浆”一遍，晾干后逐一检查修补。我奶奶的针线活特别棒，对损坏部分不止于缝补，而是美化，我穿着奶奶处理过的衣服，破损处有的绣上花树叶小草之类的装饰物，往往招人瞩目，对其中的细腻与精巧处叹为观止（现在是2022年，人们穿的衣裤如若破损就被废弃了，50岁以下的人不知到当年物质紧缺，衣裤经缝补要延长其使用时间的）。所谓浆，就是用米汤加热水把衣物过一遍以去皱，相当于熨烫。全家人的衣物，根据她的时间表每天洗一部分，原则是，每人每周从内到外换一次衣服，每周固定的时间把折叠有序的干净内外衣裤放在各人的床头枕头旁。
奶奶可能有点而清洁癖，举两例：每天必打扫房子的每一个角落，扫地，“抹”家具，所有的家具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要用湿布擦拭一遍，高处站在凳子上也要擦，一年365天天天如此；吃饭前洗碗，要用开水把每个碗“烫”一遍，先把开水倒进一个碗里再到进另一个碗里，把原来那个碗的外部再放进这个碗的开水中过一遍，如此把每个碗的内外都要烫一次。我大弟做事马虎，有时烫碗敷衍了事做样子被奶奶发现，奶奶就让我重做，奶奶知道我做事认真细心。
我这一辈子遇见过听说过许多人为生活辛苦劳作，常有人抱怨加班，累，不堪重负。今天联想到奶奶的所作所为：那么瘦小的身躯竟然蕴含着那么大的能量，从未抱怨过，反到以此为乐，奶奶实乃非常人也！
说一句题外话。美国人对做家务事视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每年的GDP都含有家庭内家务劳动的产值估算。如此说来，奶奶一生几十年劳动的“产值”，算算该是一大笔财富了吧！
再说几句题外话。我大弟从小就“心大”，马马虎虎遇事安之若素，我则凡事常“较真”不厌其烦，都是天生的，改不了。记得有一次奶奶让我们俩各自洗自己的一件衣服，事后奶奶评价说：三娃子马虎的很，二娃子洗得认真，奶奶表扬了我批评了我大弟。现在想来，奶奶潜意识里可能是要我们彼此学习借鉴，马虎的要认真一点儿，认真的也要马虎一点儿，凡事不宜走极端，中庸才是正道。还有一事，我爸晚年在家里洗澡，他体胖腰阔活动不便，我妈让我大弟给他搓了几次澡，我妈不满意，打电话叫我专程回家给老头子搓了一次澡。
奶奶完全没有过去做婆婆的那种家长的权利和控制欲望，她自己的定位就是帮助我爸妈管理家务照料孙子的角色。但是奶奶也有心计，那就是对对付我姥姥。我妈也是独生女，我姥姥平时在农村老家她的养子那里生活，也曾断续在我家生活过几段不太长的时间，像做客一样，我估计，每次都是我奶奶巧妙地使用阴谋阳谋把她赶走的。
我家的财务大权掌握在我妈手上。奶奶的爸爸解放前就去世了，她的妈妈活到96岁（大约一九八几年去世的），我爸每月寄10元钱给他的姥姥（我的“屋里祖祖”），这笔钱在当时农村算是一笔不小的现金，祖祖用不了就不时拿去补贴她的儿子孙子们。我爸妈每次发了工资先给祖祖寄钱，有时那一大家子谁谁发生严重困难了也额外来信要钱（据我所知大都是很有节制的），奶奶研判后决定寄的，告诉我爸让她安排我妈执行，大都能照办。也有例外，大约在一九八几年，我的一位表婶（奶奶的侄儿媳妇）患了癌症，我妈给他们寄过几次之后就不干了，我爸还私下要我寄过几次钱，每次20元（这位表婶是负责平时照料我祖祖的，我见过她，为人特别贤惠和蔼可亲，我很喜欢她，那段时间常为她感到悲哀）。
奶奶手上也有财权。我们小时候家里7口人的日常用度定额是100元，每月由我妈交给奶奶。奶奶购物花钱很有章法，该花的不省，小商贩小菜摊上买东西一分钱也要争执而且必获全胜。奶奶精打细算，在保证食物的量和质前提下，100元总有剩余。奶奶常给我们兄弟派发零花钱，一次5分顶多1角。别看这点儿钱，还真给我们的童年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我就记得，一次得到5分钱，下午第二堂课心里一直痒痒地，盼着下课买“拐枣”吃（这是一种在中高纬度地区生长的野生植物果实，纯甜），待把第一粒“拐枣”吃到嘴里时，心中不免生出满满的幸福感！奶奶发钱是有算计的，啥时候给了谁多少钱她记得一清二楚，不偏不倚，我有时想钻空子多要钱，从未得逞过。
奶奶经受过吃了上顿担心下顿的困顿生活，始终忘不了“底线思维”，要存钱。她从每月100元里精心留存下来积攒的“私房钱”，在文化大革命中帮了我家的大忙：那几年我爸的工资160元被造反派扣除了大半，只发生活费30元，那时我们兄弟都没成年（12岁到18岁），正是能吃能喝长身体的时候，全家人仅靠我妈的工资加30元，加之还要给老家寄钱，要给我爸治病（我爸没转过那个弯，着急之下患了“恶性高血压”），难以度日，几近陷入绝境。关键时刻我奶奶拿出她的私房钱，帮我们家度过了难关。
奶奶也有严厉的时候。小时候我们兄弟如果犯了错误，奶奶有不同的应对策略：批评，罚跪，打“片片”。奶奶有一个大约10几公分宽2公分厚一米长的竹子或木头做的“片片”，谁犯了严重错误就打“片片”。我大概是领受“片片”滋味最多的，事到临头我有预感，先自行趴到床边裤子褪到大腿根部，奶奶的怒气已有消减，落下来的“片片”自然就力道不大了。其实奶奶打我们的屁股大都是有讲究的，所谓雷声大雨点小，听起来“PiaPia“的阵仗挺大，感觉却不甚疼。
奶奶注定还要遭遇一场磨难，那就是“文革”，她的儿子被“揪”出来了。我爸比较耿直，做了二十多年的领导干部，文革浪潮袭来时不会变通，常与造反派对着干，先是“走资派”后升级为“三反分子”，住过“牛棚”，被带大牌子游过街。
我家被抄家过一次，没有预先告知，造反派大约十几个人突然拥进我家，翻箱倒柜，没找到什么罪证，倒是把我家稍微值钱点儿的东西拿走了。这些人还算比较文明，有人进门见到我奶奶还称“大娘”，没有动粗。那年我15岁，心中忿忿然，搬了个凳子放在走廊正中间，坐下来拉二胡，拉的全是革命曲子，看你们奈何我乎？
我爸在“牛棚”被关了好几个月，这段时间奶奶又一次经历了与四十多年前相似的心路历程，与儿子相隔不能相见。但是老人家异常坚强，把持着全家的日常生活起居秩序井井有条，每天特地为我爸做三餐饭让我哥送去，想来这些饭菜中必定传达了母亲的深情厚意和坚定意志。
奶奶有一次机会可以见到我爸，那是在露天灯光篮球场召开的一次对我爸的专场批斗会。我爸被允许坐在一张椅子上（那时他已经被诊断患了“恶性高血压”，无法长时间站立），我哥站在那椅子背的后面，以防发生突发事件（这还要感谢造反派们，尚未完全氓灭人性）。奶奶拄着拐棍站在会场外面十几米处，被人群挡着，想必她最终也没见到她的儿子。这事过去那么多年，早就淹没在尘烟中了，但我仍然记得我奶奶当时的眼神：忧伤，期待，无奈，或许还有憎恨。
其实文革中只有很少数的人干坏事，大部分是跟风看热闹的人，也有不乏同情心敢于直言的人。别看表面热热闹闹打倒声一片，许多人对我爸的表现在暗中是支持或是欣赏的，我以后调到那个单位上班，常有人对我说起当年我爸在批斗会上说的话，称之为“钟语录”。也有许多人或明或暗地对我奶奶表示尊敬。
我爸被诊断患了“恶性高血压”之后，卫生科几位大夫联合署名向造反派递交了报告，建议“异地修养”，几经折腾后被批准了。于是奶奶和我爸又回到奶奶的出生地广阳坝，呆了几个月。行前单位开了证明信，说“三反分子”某某如何云云，我妈找我商量能否在那个证明信上做点儿文章（她知道我在那段时间走南闯北，有点儿“本事”），可惜我的手艺远不够水平，未果。后来我哥也去了广阳坝，负责做一些力气活并充当保镖（那年他18岁）。我妈在西安上班，带两个弟弟生活。我则充当秘密信使，奶奶和我妈分别把写好的信逢在我的内衣某处，我负责两地往返（扒车逃票是我的长项，见“我的文化大革命”），跑了几次我不记得了。
那时奶奶的母亲（我的“祖祖”）还健在，奶奶母子与她的母亲，三代人半个多世纪后再次在广阳坝相聚，历史似乎又重演了一遍。奶奶这一次回她的老家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想必我爸在那段时间有了新的思考，之后回到单位就不怎么与造反派直接对抗了，境况略有好转。
奶奶在文革中还遭受了一次身体上的伤害。68年我已到凤县插队，一次回家探亲，两个弟弟和我妈没在家，第一眼见到奶奶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一只腿上敷着石膏板。我顿时觉得这世界怎么一下子变得那么陌生，我离家才几个月，这个家竟变得如此凄凉悲惨！看到奶奶那苍白虚弱的样子（但是眼中仍然透着坚定的神韵），我当时的感觉是，痛，不是身体上物理性的疼痛，应该是大脑意识通过神经传导出来的感觉，难以描述。
这事也是造反派造的孽：他们传唤我奶奶去参加“被批斗人员家属会”，奶奶迈着小脚拄着拐棍去办公楼参加会议（我想这大概是奶奶一生中第一次参加公家的会议吧），散会后走到办公楼厅堂的地板上摔倒了，造成一只腿的大腿骨折。
奶奶经历过不少次长途旅行，在她的同龄人中算是见多识广的了。记得1955年我们全家从重庆搬到北京去，那时我们兄弟四人从不满一岁到六岁，加上许多行李，奶奶虽然只有50岁但有严重的晕车船症，从重庆乘船到武汉，换火车到北京。我爸真是顶天立地男子汉，以现在的眼光看，我实在无法想象他是如何携老扶幼长途奔波完成这一光荣使命的（那年他30岁）。后来，从北京到四川德阳，再到西安，多次西安往返重庆，奶奶一直跟随我爸迁徙，算来奶奶一生走过的路程有近小一万公里了。其中还有一则故事：76年唐山地震弄得全国人民人心惶惶，西安的风声一时趋紧，我爸安排奶奶去重庆江津避震。返程时派我小弟去接，那时我在西安等待毕业分配，接到电报，说乘10次特快X日到西安，我爸让我骑三轮车X日去接站。查列车时刻表，这车正点到达的时间是凌晨1点多，这个时点挨近两天的交接点，究竟应是哪天，连我爸都忽略了。X日前一天晚上我睡下后忽觉不安，左右辗转睡不安稳，快到点时我索性登上三轮去火车站跑了一趟（这是我的作风，宁肯做无用功也要心里安定），到车站时已过了列车的到站时间，我在出站口张望，一眼就看见了奶奶那瘦小的身影，甭提那时的心情了！按当时的条件，半夜火车站没有公车也没有出租车一类的交通服务，没有公用电话，如果我没去的话奶奶在车站呆一夜，后果可能很严重（那是77年一二月份，冬天最寒冷的时候）。
奶奶一直劳累到80多岁，晚年还帮助照料孙媳妇和重孙。我老婆78年生了娃之后，在我家“坐月子”，奶奶天天给她喝不加盐的猪蹄汤（说是可以催奶）。时间长了我老婆受不了，偷偷地把猪蹄汤倒进马桶中冲掉，她以为奶奶不知道，其实奶奶不但察觉到了而且照熬猪蹄汤，大约是要感化我老婆还不让她难堪，喝一点算一点吧，总得要她的重孙吃够奶呀。
83年我小弟媳妇生了娃，他们两口子忙不过来，奶奶还去他家帮助带娃做家务（我爸妈已搬到南郊，小弟和我家在北郊）。不料奶奶在他家生了一场病，我每天去探望奶奶，深感无能为力，找到卫生科大夫，本想问问可吃点儿什么药。S大夫听我说到奶奶生了病，二话没说，拿上听诊器和一些药物，跟着我直奔小弟家，进门拉着奶奶的手连声“大娘大娘”叫得好亲切，由此情景可见奶奶的人格魅力！
奶奶平时很少生病，偶然生病吃点药很快就好了，我妈说，那是因为奶奶药吃得少，对药物敏感，药效好（我妈那时在单位医院当领导，多少懂点儿医药知识）。但是这次奶奶病得有点儿重，拖了几天没见好转，我爸特地要了单位的公车亲自来接她回家，这是我印象中唯一的一次他要公车私用（可能付了车费？那时他已调任南郊一所高校的一把手）。奶奶自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她和我爸妈的家。
奶奶很少有消遣娱乐的时候，也基本上没有什么休闲玩耍的爱好，一辈子都在忙碌。也有偶尔为之的例外。我记得有一两年我姥姥在我家过年，吃完年夜饭之后，奶奶和姥姥加爸妈凑够一桌打麻将，玩了很长时间，我夜里醒来睡不着，出去还看了一会儿。他们四个人都很认真的样子，奶奶显得挺享受的。我家有一副上好的麻将牌，我们小的时候平时他们凑不够四个人，没法玩儿，偶尔老家的亲戚来，也有玩麻将的时候，极少。这副麻将牌在文革中被造反的人抄走了，后来我妈专程去找了好几次，未果。
小时侯最喜欢过年，穿新衣服吃肉吃汤圆。早年我家过年颇有点儿仪式感，除夕夜全家人围坐一桌，奶奶和爸妈都要说几句话，我爸拿起筷子，夹菜，随后大家才开吃。看着一家人吃着丰富的菜肴开心的样子，大约是奶奶最幸福的时刻。奶奶说，年夜饭要吃一年，也就是12点前开饭，吃完饭就是第二年了。但是没坚持下去，后来改为8点开饭。
我家还有一个石磨，从重庆到北京四川带到西安（现在应该还在我大弟家？）。过年前，我们四兄弟轮流摇磨，奶奶拿着大勺子填料，磨汤圆面。料是糯米加水，两者的搭配很讲究，摇磨的速度也很讲究，奶奶是专家，一边填料一边指挥我们调整速度。
奶奶晚年有点儿迷恋上打麻将了，我们兄弟有空就回家陪她打麻将。我总是对那玩意儿没有兴趣，但是陪奶奶打麻将总是勉为其难，算是对奶奶的一点小报答吧。记得就在奶奶去世前一段时间的周末，我陪她打了一下午麻将，晚饭后，奶奶靠在门框旁张望，说“朗格椰？”，意思是是否还继续打麻将，可惜我忘了后面的情况，不知是否满足了她老人家最后的一个小愿望？
奶奶的去世也堪称惊奇，她老人家一辈子为我们家人服务，去世前也没忘却初心，患一点儿小感冒躺了几天就悄悄地咽了气，竟没给儿孙们照料报答她留下一点儿机会。神哉，我的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