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探讨了距离的议题，即治疗师需要与来访者距离多近或者多远才是适当的位置。罗思安希望远离中心位置，但她对这对夫妻的困境，特别是对妻子的行为产生了情感反应，导致她失去了距离感和广阔的视野，被这对夫妻的冲突关系带来的焦虑所裹挟。米纽秦则能够与夫妻俩融人，同时保持远离中心的位置。
作为治疗师，罗思安在治疗伊始就犯了一个错误，也许是因为她急于要做些什么，没等卡洛斯出现就开始了初次访谈。这给了莉迪亚一个机会来表达她对卡洛斯的挫败感，却没有给治疗师机会来观察他们之间的互动。相反，她聚焦于看似 “愤怒”的个体。
米纽秦在双重层面上与家庭融人，他让他们知道，自己虽然老了，却是精神病学教授和老师，这让他立足于权威的位置。然而他又是个“不确定的专家”，因为他告诉他们，会“试着帮忙”，这是他所能提供的最佳表现了。他不做承诺，但满怀希望地期待治疗有所收获。
外化症状
米纽秦在督导中知道卡洛斯被认为是病人，在治疗中却聚焦在莉迪亚的童年经历上，她失去了很多，对跟谁生活在一起、在哪里生活感觉不安全。米纽秦向这对夫妻解释，童年经历类似莉迪亚的人常会感到焦虑，因此，实际上他一开始就解释了病因，而不像通常那样去除病因。他将这一特定的性格特点转化成她是一个怎样的人的标签。然而，这仅仅是转移问题之所在的前奏。米纽秦在督导安吉拉时说道，治疗师可以与某一个家庭成员探讨个人的议题，只要他心里明白，这仅仅是探索的一部分， 稍后会扩展范围，将其他家人都包括进来。
治疗过程中，米纽秦将每一个人都当做独立的个体与之对话，要求他们扩展自己的身份。通过对个体的探讨，两个人回到家中都会努力改变。在治疗结束之际，卡洛斯不再被视为病人，而是妻子的潜在治疗者。莉迪亚的试图控制变成r弱点，为此她需要丈夫的帮助。米纽秦向这对夫妻传达出这样的信息：他们是彼此塑造的，两个人都必须改变自己，才能最终改变对方。
多重身份
学徒治疗师在本章开头向我们介绍了自己的基本情况，包括她是意大利裔纽约人、一位母亲、正在学习崭新的行业。我们可以看到，她在治疗中对夫妻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判断形成了狭窄的视角。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得到的信息，将她的注意力集中在有限的戏剧冲突里。与许多学徒治疗师一样，她不能将自我作为一种工具加以熟练运用去推动家庭改变。
米纽秦作为专家进入治疗，充分运用这一权威地位。因为他知道，在莉迪亚的关系网络中，她需要有些人拥有确定感。在此，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不同的米纽秦。在之前的几章里，我们看到的是作为不确定的专家的米纽秦。然而出于策略的目的，在这对夫妻面前，他不再是不确定的了。像他对莉迪亚说的那样“所以我了解你不是复杂的人，我知道你为什么这样，我可以接受这些理由，我能理解。”除非站 在他的位置上、拥有他的权威感，学徒治疗师不可能做出这个干预。她会被驳斥，干预很有可能会失败。
治疗始于卡洛斯被视为不积极主动、不可依赖的丈夫，通过卡洛斯要变成莉迪亚的拐棍这一比喻，将他从莉迪亚的负担、累赘变成了她的支持者。治疗结束于卡洛斯变身莉迪亚的保护者。
莉迪亚的身份从强势的、颐指气使的妻子，变成了带着痛苦的童年经历、难以应对复杂性的人。这一转变以分析病因的方式传达出来，包含着对她的挑战，她需要接受不确定性。在学徒治疗师首次治疗的开头，莉迪亚表现出非常强势的姿态。在米纽秦督导第二次治疗的结尾，她先前被视为咄咄逼人、企图控制的特点，转变成一种需要并渴求帮助的呐喊。
家庭组织
在本案例中，罗思安和米纽秦都犯了致命错误，他们的工作方式均好像这个家庭只有两个人一一莉迪亚和卡洛斯似的。然而，这是一个五口之家。没有将孩子们带进治疗中来，学生和老师对家庭系统的观察视角都被限制住了。尽管孩子们均尚年幼，假如将他们也带进治疗中，可以让治疗师有机会观察父母系统是如何运行的。也许可以看到谁更关注孩子、孩子们找谁帮忙、父母如何彼此协商、分配职责的诸多模式。在当前的治疗中，治疗师仅看到婚姻子系统，远远看不到其他潜在的改变之路。
反馈(米纽秦的评论）
这是一对陷人权力平等之争的夫妻。与他们一道工作的技术，对于学徒治疗师而言是十分困难的。因为这要求在夫妻之间制造不平衡的关系，赋予夫妻一方比另一方更大的影响力。这也是一种有失公平的技术，因为治疗师会暂时地支持一方，打压另一方。但是，这种技术所带来的危机感挑战了夫妻的平等关系，带来了互补性，使本案中的卡洛斯成为妻子的治疗者。这一改变为夫妻的关系模式提供了其他可能性。打通新的治疗性干预的道路后，治疗师可以在未来的治疗中支持妻子，再重新回到中立的立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