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学时代
等待彔取通知的时间似乎很漫长，看到有的同学已接到录取通知，到后期自己录取的信息还一点也没有，真像热锅上的蚂蚁，煌煌不可终日，最后天天想的是自己可能落榜了，正在万念俱灰时，突然喜从天降，我被录取了，而且是被科学院录取的，且是现代物理系，实际上就是核物理，要知，当时流行的口号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且学的是神祕的原子核物理，这在当时是最热的专业。我要感谢大跃進，由干时值大跃進期间，兰州又是核武器研究的基地，需要大量的科研人员，因而为此，中科院兰州分院新办了甘肃科技大学并设现代物理系和石油化工系，需要大量的学生，因而放宽了政治条件，于是我幸运地被现代物理系录取了。如果没有这个天赐良机，我可能不会有上大学的机会了！
困难时期人们抢购食品
在科大期间，正值三年生活困难时期。入学后，肚中还有遗存的油水，暂时还能吃饱，但繁重的体力劳动真是吃不消，那时上午上课，下午总是在黄河边上挖沙搬石头，修建养鱼池，名曰自力更生改善伙食，我还是校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劳动时，常常進行广播宣传、鼓动。那时真是干的热火朝天，肩上挑着从黄河岸边挖的装满泥沙鹅卵石的担子，肩膀压红了、磨破了仍然继续挑，广播中不断报告着挑担子创记彔同学的名单。激励着年轻的同学们你追我赶，一片火热的场面。然而这一切都是白干的，大家始终没吃到鱼，听说黄河发大水后全校同学几个月的劳作，倾刻间化为泡影，养鱼池被洪水冲的不见踪影。这种违反自然规律又劳民伤财不计代价的蠢事，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由于我們班上班干部多为调干生或激进派，他们文化基础低，甚至有的只有初中程度，所以一般学习较差，系总支书记为军队转业干部，受当时大的政治环境影响，他们采用一种极左的管理方法，把军队管理的那一套搬到大学里了。每周几乎都有批判会，予头直指一些同学，一点小事都要无限上纲，记得，我在图书錧看杂誌时，在放杂誌的书架格中发现了几张粮票，几经查找，我找到了失主，是一个同班的极小个子的上海人王光辉，我如数交还给了他，作了好事的我，本应得到表扬，因为困难时期这是多么难得的事呀！但最后却得到了恶报。以班长高保洁为首的一伙人，硬说是“我偷了他的粮票，后来我觉得錯了，才表演了这一幕”，这个小个子的上海人（他母亲是兰州越剧团的团长,有名演员）为迎合领导的意图，也不承认是自己丢的，于是开小会大会要我承认错误，但我在那样大的压力下，矢口否认，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巫陷，什么叫黑白颠倒，这些从二流学校来的同学，学习不行，对我们一中来的几个同学就认为只专不红，因而找借口進行批判。这似乎是我在大学中的最黑暗的一段日子。1999年回兰时，见到了当时的几个同学，他们在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我特意请他们一起去见了当时整我的那个班长，他也在科学院近物所工作，且是一个领导，见面时一幅恭敬的面孔。这样的人多了，他们总是能跟随潮流，变色龙，总是能获得最大利益。
在科大时，有一次听北京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饯三强讲话，他的讲话极其生动，富有鼓动性，具有号召力，他鼓历大家不要每门课都得五分，只要学好一二门，其它课考及格就可以了，不要看书太多了，要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现在想起来，他实际是在传达毛主席的教育思想，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言论，它打破了我们门门要学好，不能偏科，要全面发展的理念。六个多小时报告会，同学们饿着肚皮，聚精会神的听着，会场鸦雀无声，只听到一些刷刷的记笔记声。深夜大家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激动地辯论着，久久不能入睡。你可知道，往常这个时候可是大家躺在床上，谈吃的，精神享受的时候。
“1962年中央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调整教育事业和精简学校教职工的报告》”。於是全国院系开始進行调正，甘肃科技大学并入了兰州大学，并入兰大的学生会收到通知，当时我是最晚接到通知的，后来得知，我是不能被兰大接收的学生,后来几经讨论,才被接收,若不是我的高考成绩好，因家庭问题很可能将被刷掉（这是我哥哥的同学在兰州大学当干部的人透露说的），事实上，有几个同学就被刷掉送到了新疆农场工作。当然我就不适合学核物理专业了,于是我的专业就变成了普通物理专业。在大学后期选专业专门化时，我选了当时兰大物理系较有名的磁学专门化专业。这也为我以后搞计算机专业创造了条件。
现在的兰州大学大门
上大学时，正赶上“1960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吃不饱，致使部分市、县、社发生了严重事故（即浮肿病、非正常死亡）”，那时我在甘肃科技大学，当时在学校学生定量一般为30斤，沒有其它油水，这点东西对正在发育的年青人来说，根本填不饱肚子，同学们天天嘴上说的是吃饭问题，晚上上完自习回宿舍就上床躺下，於是互相就又聊起了吃，同学们说这是精神会餐。食堂采用什么“增量法”、“瓜菜代法”、“吃稀不吃干法”，来欺骗人们的视觉，但实际上在胃里就显了原形，似乎吃的很多，结果却饿的更快。一次院里组织人去青海草原打黄羊，用拉回来的黄羊肉改善伙食，那是一次至今还记得的会餐，多么香呀（现在才知道，黄羊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012年列入世界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那时根本没有环保意识，也根本不知道，地球是我们与动物的共同家园）。
黄羊
每次吃饭时，固定四人为一组，每天一次，由一同学轮流值班去领饭，蒸好的一脸盆米饭(小米或大米),正好是四个人的,中间用筷子划一个十字就分好了,那些修养不好的同学，轮到自己分饭时，总是划一个不正规的十字, 给自己分的很多。记得有时食堂主食是拷面包时，我就步行将自己分得的面包拿回家，妈妈做好稀的，然后和母亲、弟弟、妹妹一块吃，这样干稀搭配，可以吃的饱一些。我们一块吃饭时，总是互相谦让，誰也不多吃一口，最后总有剩饭，以至於最后，总要由母亲强行将剩饭分完，当时像这样的家庭极少见。到现在那种影象我还历历在目，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很后悔，当时沒有注意到母亲是否吃饱。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妈妈为了我们能多吃，她总是吃的很少，总是自己饿着吧!
合到兰州大学后，困难情况已经好转，肚子慢慢的可以填饱了，由于兰大学生很多，吃饭的食堂已变成大的饭厅，由一个同学给大家领饭变成了每个同学自己拿饭卡去窗口排队打饭，有时每个窗口外面摆一个大竹盘，里面盛满玉米切糕，可以不计量随便拿。记得每个同学都有一个饭卡，上面有名字、卡号、系别、年级，每次去食堂打饭时，都要在窗口排队，每个窗口都有一个同系的女同学根据卡号在就餐者名单表中查找该号，然后划号，也就是说，每当排到窗口时，持卡人报号，划号的女同学，在表中找到号后，划完号，然后由炊事员打饭，欣喜的是我不用报号，每次打饭，划号者看到我，就提前给我划了，不用我报号，不知道她们为什么记住了我的号，同学们很羡慕我，她们怎么都知道你的号！我也莫名其妙！可能我有时穿父亲的粗呢子大衣或由父亲旧呢子衣服改制的中山装，比较时髦，惹人注意吧！
临洮辛甸的山山壑壑
记得61年，放寒假，去爸爸那看他，也是为了省下我的口粮，贴补家，我一人坐长途客运车到临洮，然后步行翻山越岭，经过沟沟壑壑，沿途不见路人，生怕遇见饿狼，翻过一个山梁又一个山梁，大约要走六个多小吋，才能到达辛甸公社王早村。父亲住在一个破小屋中，髒乱的不堪入目，养着一个小猪，瘦的皮包骨，嗽嗷的叫着，要吃食。做钣时，要燒柴禾，实际上燒的都是从山上刨来的野草根，煙燻得直流眼淚，我常常背上背篓满山去找柴禾。这儿吃水也异常困难，要担上担子过一个山头，到半山腰一个水洼里去舀水，有时还没水。父亲做飯，我燒火，吃的是麥麸拌土豆，有时是面条，吃的很饱，不过有时要发生便泌，到过年时，村里几乎每家农民都要轮流请我们吃饭，第一家总是村支书王书记，然后别的家。油炸果子，油炸饼，肉呀！菜呀！随便吃。困难时期这样吃，对我们城里人来说还是很少见的，这样丰盛的食物在梦中才能遇见。在村里过年的日子里，我们根本不用做钣，都是在农民家过的。村民对父亲非常好，非常尊敬，大家都亲切的叫他“王家大大”，根本沒有把他看成是劳动改造的，他没有参加什么重体力劳动，生产队上只让他每天为村民记工分，工分就是那时生产队记录社员每天上工应得报酬分数的简称，是十分制。年底，生产队会根据社员工分数总和计算出全年分红。实际上，他只是一个记录员，是根据队长口授进行记录的，农民也十分相信他，他和大家关系都好！没有远近之分，他十分正直可信，会一碗水端平，村民信任，所以一直让他担任记分员。
80岁时的父亲
农民的樸实无华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毕业分配去沈阳前，我还特意到村里和父亲和村民们去告别。离别时，他们结队将我送到村尽头的一个山头，直到隐约快看不见我时，才返回，我直到现在还长长想起，那些一辈子背朝太阳面朝黄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栖的村民们，生活的怎么样了，我曾想去看望他们，但后来知道他们全村已移民了，不知移到何处了，因为那地方后来连吃的水都沒有了。
63年困难时期刚过，母亲突发脑溢血去世，在此之前多年，母亲一直患有高血压，发病时，血压突然升高，头发昏，她就赶快躺到坑上休息，稍好，就又忙着做家务，由于沒有钱买降压药，父亲回家时，从临洮农村帶回一些苞米穗煮成水让妈来喝，说能降血压，现在我还深深的记得，那时只听说：印度出的一种降压药“寿比南山”治高血压很有效，然而那对我们没钱的人是天方夜谭。母亲的去世对我打击很大，那时每当从学校回到家中，看到摆放在家中和在厨房中的物品，都是那样的井井有条，一尘不染，总觉得母亲仍像在家中，看到这我总是浸含着淚水。母亲的音容笑貌总是浮现在面前。使我长长夜不能寐。母亲名叫鲍存德，静宁人，她出生贫寒，在1920年海原发生大地震注12，在波及静宁的地震中被压在倒塌的房中，后被救出。母亲很少提起她的身世，我们未曾见到过她的任何一个亲人（据说在大地震中都遇难了）。但她勤劳朴实，助人为乐，永不退缩的精神对我们印象很深，记得她从不言累，经常一人清扫大
50多岁时的母亲
院，扫街道（那时没有环卫工人），屋内屋外收拾的整整齐齐。她无赏地帮人带小孩，记得当时住我们院上房的一个局长，他们夫妻都上班，母亲就无赏的给他们带孩子，俨然是一个不要钱的保姆。母亲常结挤要饭的穷人，听到门口有要饭的人，会立即拿吃的出去给。解放初，她背着弟弟领着妹妹参加扫盲班，硬是后来能读书看报。在学校我住的宿舍内，我对同寝室的同学说：“我的母亲是一位伟大的母亲”，由于这句话，在63年進行毕业鉴定时，给我惹了麻烦，当时以同学们住的宿舍为组進行毕业鉴定，班的团支部书记恰在我在的这组，鉴定时，由他开头，全组同学对我進行严肃批判，说我为地主婆歌功颂德，对我鉴定的结论是：“对反动家庭认识不足”。最后我沒有签字，始终不承认这个结论，要知道，当时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是高于一切的(而毕业鉴定将决定毕业分配和将来的政治前途)。这也许是毕业分配前，对同学要進行政治审查，学校外调我的家庭历史后，得出的鉴定结论，随后找我谈话，说我隐瞒家庭情况，隐瞒房屋收定息的情况，让我重新交待，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将我的甲等助学金降为丙等（当时每个同学几乎都有助学金），即最低等，仅够伙食费。还好，就要毕业了，影响不大。
注12：1920年12月16日20时06分，甘肃省固原县和海原县（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和海原县）发生里氏8.5级特大地震，亦称“海固大地震”。地震共造成28.82万人死亡，约30万人受伤，毁城四座，数十座县城遭受破坏。静宁县也是最大的受害区之一。
海原地震是20世纪发生在中国最大的地震，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地震之一。 地震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1.2个唐山大地震。强烈的震动持续了十余分钟，当时世界上有96个地震台都记录到了这场地震，被称之为 “环球大震”，余震维持三年时间。 [
在毕业实习时，我被分配到上海磁性材料厂实习，这是我第一次乘火车出远门，记得带队老师是一个北京人，她是一个女助教，途中对我很照顾，实习时，许多事让我去做。在实习过程中，当要到一个最关键的车间，磁性材料淬火车间（说是保密车间）实习时，老师却要我留在她住的房间抄写许多资料，后来她看到我不高兴，才给我透露真情，说厂里不同意我到该车间实习，因为政审不合格，她交涉多次，也无济于事。我如五雷轰顶，想到未来的前途渺茫。没法，只能抄了一个礼拜的资料。老师也是好心，让同学们都不知我被拒，而给我保了密。我要感谢这位老师，她让我摆脱了当时的尴尬。听说她后来调回了北京。
在上海算是见到了大世面，什么大世界、南京路、外滩、静安寺有幸都去过。那时市面上刚出现但不宜买到的，很紧俏的的确良衣服，塑料布，在上海敞开供应，于是毕业实习结束，回兰时，我倾其所有为吴芝芳买了一个的确良衬衣和一个单人塑料床单。也作为毕业礼物。
上海毕业实习时的照片
那个时代，上海支援了兰州许多东西，各行各业的上海人来到兰州，建工厂、商店、饭店、照相馆等，满街都能听到说上海话的人。他们也带来了上海的文化、艺术、风气，上海当时流行什么服饰，发型，兰州马上跟风，所以那时人们常称兰州为小上海。
当时全国教育系统都实行苏联的5分制计分法，考试方式有考试和考察，毕业考试要考主要的专业课和基础课，是考专业理论是否扎实。很辛运，在毕业课程考试中，我所有考试课成绩均为5分（优）。我的毕业论文是：磁性材料的磁化曲线，磁化曲线是表示物质中的磁场强度H与所感应的磁感应强度B之间关系的一种曲线，又叫B-H曲线。不同的铁磁材料有着不同的磁化曲线，但同一种材料磁化曲线是相同的。由李飞雄教授（遗憾！他已去世）指导。我记得，当时为了得到一种理想的能将磁粉均匀分布并固化在材料中的物质，进而放到磁场里，能用数据显示其磁化过程，那时还没有网络，我查资料，上访，终于在兰州化工厂，寻觅到一种可以热固化的塑料粉末，回到实验室，将磁粉与塑料粉末混合压成小棒，然后加热塑化，为了热塑时让磁粉能均匀的弥散分布在小棒中，费了好多功夫，经过许多次的实验。终于做出了较理想的小棒，将它放在磁场中，通过多次试验，终于得到满意的结果，绘制出了理想的磁化曲线。由于毕业生多，系里只选取部分毕业论文宣读，我讲解与演示了我的毕业论文，并回答了一些提问，最后也得到优的评价，当时很兴奋。
磁化曲线示意图
毕业照
我每次回兰时，都要去看带我论文的李飞雄教授，虽然我已不搞磁而是计算机，但仍然有不少的话可谈，谈过去、谈计算机、谈磁性材料、谈学校的发展。2018年去兰时，曾去他家，可惜门已锁。去原系主任杨正的实验室，而杨正教授当时还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埋头在写，他还记得我，他告诉我，李飞雄教授已去世，教授的音容笑貌立即浮现在我的面前！我惋惜！我悲伤！看到杨正教授仍在孜孜不倦工作，很敬佩他的敬业精神，他可能已90多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