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兰州一中
小学毕业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兰州一中，那时（现在也是）兰州最好的中学是甘肃师范学院（现为甘肃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与兰州一中，哥哥毕业于师大附中，我爸爸，后来我弟弟，都毕业于兰州一中。一中很难考，它是有悠久历史的一所名校。那时没分区考中学的规定，本想报哥哥上的师大附中，但它离家很远，上必须要住校，当时经济上也不允许，由于一中离家很近，我就报了它，全市报一中的考生非常多，记得学校发榜时，看榜的人山人海，像赶大集的一样，在人丛中，当我透过人头，看到自己的名字时，心上的一块石头落地了，那时家长是不关注这些事的，许多事都由自己处理和决定。那有像现在家长都围着孩子团团转的。
记得初上中学时，社会上到处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广告！新闻、文艺、影视，全是苏联的内容，我那时很爱看小说，所以受当时氛围的影响，看的是很流行的苏俄小说，如“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小说中的亚瑟、保尔柯察金英雄人物的事迹，感动的我常常夜不能寐，他们那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使我久久不能平静，直到现在，每当电视上有反映那个时代的苏联电影或电视剧时，我都会看。记的我晚上是一个人睡在大房相邻的小房里，不影响大房里睡的母亲、妹妹、与弟弟的睡眠，经常由于晚上看小说常常睡的很晚，第二天早晨听到学校的上第一节课的予备铃声（兰州一中离家很近），才匆匆忙忙起床，背上书包，常常空着肚子去上学，有时镘头上沫些辣椒浆就是最好的早餐，偶而辣椒浆中再混一些芝麻浆沫在镘头上，吃起来格外香。由于那时候沒有保健知识，不知如何保护身体健康，我的近视眼就是由于无知，常常在昏暗的灯光下躺着看小说，使眼疲劳而造成的。
自己从小就喜欢手工制作，记得上初中那时制作过小的月琴模型、滑翔机模型等。特别要说的是制作矿石收音机，由于当时人们都很穷，买不起收音机，所以听不到无线电广播，更不知道世界上已经有电视了！矿石收音机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欧美，在中国流行于20世纪50-60年代，我看到介绍，说制作简易的矿石收音机，就可以收听无线电广播，这激发了我的兴趣。矿石收音机里没有放大器，所以不需要电源。矿石收音机是指用天线、地线以及基本调谐回路和矿石做检波器而组成的无源收音机，它是最简单的无线电接收装置，矿石相当于现在使用的二极管，电流在其中只能单向流动，它可将天线上接收到的载有声音的高频调幅信号（它易于在大气中传播，属于中波信号）中的声音信号“检”出来，这声音信号（音频信号）是直流脉动信号，它直接使高阻耳机的膜片振动还原出声音来，于是我们就听到了广播。因为没有信号放大器，所以声音很小。由于是用天然矿石和金属触须代替二极管来检出声音的，它又叫矿石检波器，用此检波器的收音机就叫做矿石收音机。天然矿石要耐心找灵敏点才可以接收电台信号，当时可以买到做好的矿石检波器，如图所示。由于空中有许多电台信号，矿石收音机还的有调选电台的电路，它是由电感线圈L和可变电容C组成的谐振电路，主要用于中波广播的接收。当电路其谐振频率f=½π√LC等于天线接受到电台发射的无线电频率时，发生谐振，于是得到最大电流，这样就选中该电台。
为此自己节约零花钱，买了矿石检波器、耳机、可变电容器、漆包线、自己动手绕制了漆包线线圈，制作了如电路图所示的电路板，做了小木盒，做为机箱。上房顶架设了天线，从窗户引入，在屋里地下埋了地线，经过许多天的辛苦调试，终于听到了广播，这让我兴奋了好多天，以后每晚我都躺在炕上，戴上耳机，用它听新闻、听故事、听音乐，乐趣满满。
后来上高中时，我在旧货摊上，买到一个很便宜的五管直流电子管收音机，它要用很大的直流电池供电，所以没人能用的起。我大胆的买下，又在旧货摊上买到一个旧的小电源变压器，搭建了一个交流变直流的整流电路，使输出直流电压正好是要求的电池电压，放进机箱里，和原电路很好的结合，成功了，调台、收音都正常，只是交流嗡嗡声大，于是我查资料，找问题，将整流电路中的滤波电容换成更大的，解决了问题，我将改装好的外表很新的收音机放在大房的桌上，常用来收听新闻、讲述、听歌曲，很是洋洋自得！觉得很有成就感！
矿石检波器
电路图
上中学时因为全面学习苏联老大哥，所以学校也实行5计分制，最好成绩就是5分，3分算是及格。每次上课时开始，老师要点名一个同学到讲台前回答一个问题，然后由台下的同学举手要求补充，最后老师根据回答的情况和同学补充的多少，为被提问的同学当场打分。我经常是那个举手作补充的同学，似乎显的我学得好，这种虚荣，好表现自己的做法，对于被提问的同学可能是一种伤害，因为我的补充他会被降分，这也会导致同学关系变坏，后来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也开始收敛了！
记得在上高中时，社会活动比较多！比如上山植树，勤工俭学参加市政地下污水管道工程建设。帮助农民夏收等。
背冰上山
先说一说植树活动吧！由于兰州的东西黄河穿过，而南边有皋兰山，北边有白塔山，但在当时，南北两边都是连绵起伏的荒山秃岭，人们常说：“皋兰山上有一棵树，白塔山上有七棵树”，那一颗树，就是当时我们每天仰望南边都可以看到的皋兰山顶上的那颗孤零零老榆树，白塔山上七棵树是指在白塔山上寺庙里由僧人们养育的那几颗老松柏树。兰州几代人的梦想就是让南北两山变绿，上世纪50年代，兰州市政府就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上山种树，绿化两山，于是每年都有两次（春秋）的上山植树活动。记得1956年春，兰州市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学生在政府的号召下，展开了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运动。黄河刚解冻，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去白塔山上植树，事先让我们背上背篓或拿上布袋，就近在铁桥附近砸冰块，装在袋子或背篓里，把冰背上山，然后栽树，再把冰块壅在树苗旁。当春暖花开之时，就靠融化的冰水来养活这些树苗。挖树坑有两种方法：当荒山坡陡时，就挖水平沟，然后在沟里挖坑栽树苗，如坡不陡时，就挖鱼鳞坑，即直接在坡上挖树坑，挖的坑就像鱼身上的鱼鳞一样，分布在坡上。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下雨时能留住雨水，因为干旱的西北可是雨水贵如油呀！连着两三个周末，都这样劳作，这种植树活动坚持了三年，直到我们中学毕业。
挖排污下水道
当夏天麦熟的时候，我们就去乡下帮助农民收麦，记得晚上还为农民演出小文艺节目，我好像还担任报幕！那可是赶着鸭子上架呀！当时曾想自己用自学的撇脚的拉小提琴。来作为一个节目，后来还是自知之明的退出了。要说明的是这个小提琴，是当时哥哥上大学时，他中学同学，在西安上医学院的爱好文艺的女友送给他的，哥哥没时间用，反倒成为我自学练琴的工具了。
记得上初中时，很喜欢踢毛蛋，就像踢足球一样，毛蛋是用毛线绕制成的小圆球，或用布包破棉花缝制成的小球，大小像小皮球，因为那时都很穷，没能力买小足球，只能用它来代替，球场空旷的地上，选一块小场地，两对面各用书包或土块摆一个球门，同学分成均等的两拨，就可以踢了，规则如同踢足球，到了高中，班上组织了正式的足球队和篮球队，学校体育组老师经常组织各班球队比赛，我们班总拿第一。我也成了班上足球队的成员，我虽然跑的还快，但对抗能力不行，那时张宏根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头号球星，他司职前锋，技术娴熟，左右脚都能射门，同时速度快，过人技术超群。许多人都崇拜他，在球场上也模仿他，那时我也学他，所以我记得和我名字相近的叫王世文的同学，在球场上常对我开玩笑说：我们的张宏根来了！王世文同学长的很帅，个子很高，我们关系很好！他也是校篮球队成员，记得每当有校级比赛时我都会去，那时兰州一中篮球，足球队，在中学队里都是无敌的！王世文是中坚力量。他考到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可惜在困难时期没有坚持到最后，中途退学，后到新疆体委工作，打过几次电话，遗憾的是没有联系到！
另一个同学王毓林，他对我非常好！我到哪，总有他的身影跟随。他家是兰州雁滩的农民，每当时令瓜果下来时，他总要给我家送来许多，他后来兰州师专毕业，分配到新疆军区医院做化验工作，转业后在乌鲁木齐市开一个汽车4s店，由于恰遇小汽车在全国全面放开销售，他的店日益壮大，后来开的很大，还销售小汽车的零配件。他多次邀请我去新疆玩！当时我已在南开大学并带研究生，他儿子要考金融方面的研究生，还要我寄一些考研的有关资料！我搜集后邮寄给了他，后来有一天打电话给他，接电话的是他老伴，她突然说他已不在了，这让我无法接受，半年前还和他联系过！她说他突然检查出患了白血病，不久即离世了，太遗憾了！去新疆看他的愿望也未能实现！
另一个同学叫刘继泰，记得上学时他打扮很时髦，和我关系也不错，没上大学，后来他也去了乌鲁木齐工作，没和他怎么联系，我刚调来天津，在天津电子仪器厂设计所工作时，收发室的人突然打电话说门口有人找，下楼后，我远远的看到一个穿着油污棉大衣的人，走近一看，这不是刘继泰吗！他怎么这样落魄？他怎么知道我的地址，在偌大的天津，能找到我！让我惊奇，也佩服他的一片诚心！在收发室里，我们寒暄了一阵，他说想要一些天津的工业卷要买一些天津的日用品！那时正是文革后期的一个冬天，临近春节，天津许多紧俏日用品都要凭工业卷购买，可惜我当时身上没带，我说明天给你，他说来不及了，今天就要乘火车离开！那时上楼，找同事们借，也能借到，就缺了这个心眼，况且我们的工业卷也用不完！后来打问他，说他早已去世！因为这件事，让我终生遗憾！
同学聚会
我们高中时的同学，有几个至今还联系密切，通过微信互通信息，我回兰时，总要跟在兰的大部分同学聚餐一次，畅谈当下，回忆往事，意犹未尽，像回到了我们当年青春荡漾的年代。
反右斗争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此后，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运动中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把许多的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党外爱国民主人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1957年夏至1958年春全国教育系统中有一大批干部、教师、职工和大学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注9。上高中一年级时，这年暑假，因为学校搞运动，教师不放假，所以我和士敏哥及弟弟妹妹坐长途汽车，去临洮农校看望父亲，白天只有吃飯时才能见到父亲。父亲去食堂打飯，为了我们，总是买好的帶肉的飯菜，拿回宿舍和我们一快吃，这是我们第一次吃食堂的飯，由于饭菜总是带点肉，这让我们吃惯了没肉少油饭菜的感觉很香。在晚上常常听到喊叫的口号声、打倒声，让人好像在一种受压抑、又恐怖、又凄凉的气氛中生活着，学校从白天一直到晚上10点，都是在开揭发，批斗会议，老师们都处在惶恐不安中，人人岌岌可危，不知哪一天帽子就会戴在自己的头上。父亲一直平安无事。当我们上的学校快开学时，父亲送我们到长途汽车站，他望着我们乘坐的车开出，父亲脸上没有一絲笑容，似乎有一种陰霾笼罩着我们。从临洮回来后，有一天，突然有一伙人闯入家中，说要抄家，找父亲反革命的罪证，他们翻箱倒櫃，抄走了许多贵重的东西，我们亲眼看着，记得有西藏达赖喇嘛在黄缎子上的提词，于佑任的提词，齐白石、张大千的书画等（这些东西以后也不知下落），记得由于父亲抗日有功，蒋介石给父亲颁发的抗日有功银质勋章沒被查去，我们怕惹祸，后来就把它破坏了。这次抄家后，一种不详的兆头笼罩在家中，开学后，父亲狼狈不堪的突然回到家中，说被下放到临洮辛甸公社上梁大隊王早村去劳动，这次回家是来告别的。后来才知道，父亲虽末打成右派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并被开除公职，送农村劳动改造。父亲的后半生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在农村度过的。听父亲说，在临洮农校时，有一次邓宝珊注10在临洮视察时，打听到父亲在临洮农校，要见他，父亲躲而不见，认为自己所处的地位与处境不宜见面，怕连累他。别人做思想工作，后来和邓见了面，他勉励父亲要为甘肃农业出大力。若当时见面，说一些困难，我想邓宝珊一定会帮助的。父亲和邓宝珊年青时就有相当深的交情。后来兰州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江隆基注11曾帶话给父亲，请他到兰大图书馆工作，做英文书目的整理编撰，因他知道父亲英文很好（父亲在北京上学期间，因有病动手术，曾在北京美国教会医院住院很长一段时间，因和外国医生护士都是用英语沟通，因而口语很好），父亲也未同意，主要原因是怕给他增加负担，帶来麻烦，总认为自己是被控制使用的。要安分守己。江隆基和父亲是北京大学同学，都是西北人，要知道，当时在北大，西北老乡是很少的。听说：刚解放时，父亲在西安革命军政大学学习时，当时江隆基曾是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也是他们的领导。
大炼钢铁
紧接着在“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作的创造精神。会后，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在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浪潮”。於是我们学校开始了大炼钢铁的活动，同学们纷纷将家中的铁锅拿来，砸碎，然后将焦炭用碾碾碎，和铁块混合，放在小坩锅内（大约有现在的2.5升可乐瓶大小），然后集中十多个放在火中燒，这就叫“鸡窝炉炼钢”。我们24小时轮流工作，虽然有时汗流颊背，但大家抱定决心，一定要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使全国钢产量赶上和超过英国。学校提供学生吃飯免费，且不定量，不限时，食堂24小时开放。那时，累的站着就能睡觉，但大家精神却异常饱满，沒有一个人叫苦的，肚子有点饿，就去食堂吃。由于过度地消耗了粮食，这也是造成1960年全国大饥荒的一个原因吧。
我在中学的表现是比较好的，论学习，在班上也是前几名，也当过班干都，我积极申请入团，但始终沒被批准，原因就是父亲的问题。记得当时的团支部书记是个党员，农村来的，年记很大，特别左, 后来他沒考大学，直接当了领导干部。我退休后，回兰时曾电话约见，他告诉了我明天上午在五泉山公园长廊见，由于当时对大变样的公园已很不熟悉了，于是第二天弟弟陪我，找了很久，才看见，他和许多人在自娱自乐，为唱秦腔的人用二胡在伴奏，他老伴在打鼓，我们寒暄几句，我还为他们录了像。
1959年高中如期毕业，我考试成绩在班上属前几名，但复习功课的时间太短，心中还是很紧张的。记得高考前夕，报志愿时，报了一些当时尖端的专业，自己全然沒有考虑到家庭出身，当时的校长华遵舜还亲自找我谈话，要我改报专业，后来才得知他是我父亲的学生，才关心我。但他并未告诉为什么要我改报，上大学后才知道，在我中学毕业的档案中，早己写上了“只能报考一般专业”的限定，这比弟弟档案中的“不易录取”要强多了。
注9：摘自“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 人民网”
注10：邓宝珊（1894—1968），原名邓瑜，甘肃天水人。1926年后，任国民联军援陕前敌副总指挥、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国民党陕西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代理甘肃省主席、杨虎城部新编第一军军长等职。 1949年邓宝珊率部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甘肃省省长；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届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常委。
注11：江隆基（1905—1966），陕西省西乡县人，1958年任兰州大学校长及中共党委书记，1966年6月文革初开始遭到“斗争”，对他使用罚跪、戴高帽子、拳打脚踢、游街等方式进行折磨。1966年6月25日上午，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江隆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下午，江隆基被殴打致自杀。时年61岁。 他1925年考取北京大学，后赴日本、德国留学，期间从事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拥有丰富的爱国救亡运动的实践经验。1952年秋，江隆基同志来到北京大学担任副校长一职，后又任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全力协助马寅初校长主持北大的工作。江隆基同志在北京大学工作的六、七年中，使北京大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958年“大跃进”之后，江隆基同志被调往兰州大学为兰州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使兰州大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1978年春，江隆基同志的冤案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