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爹的美篇：重走求学路(上)

    重走求学路.上篇. 忆当年

  今年是62届高中毕业生离开学校走入社会的60年，也是我从黄湖山麓来到浏阳河畔，开启新的求学生涯的60年。

  有人说高考改变人生命运，我不完全赞成这个观点。那些投笔从戒的军人们，那些弃学经商的商家们，那些提前进入社会参加工作的公务员们，那些休学务农的农人们，哪一个没有在社会大学里活出精彩的人生？哪一个没有创造出辉煌的业绩？读大学只不过多过了几年学生生活，多了一张毕业证。与其说高考改变命运，倒不如说“拼搏改变命运，励志照亮人生”；与其说知识学历改变命运，倒不如说认知水平镌写人生答卷。

  华容有同学曾谋划，来次60年同学再相会；大学高班长曾建议，大家去重游农学院。可恨疫情一再打破计划，现在快到年底了，看来今年已经无望。幸好去年我钻疫情的空子，回华容到岳阳上长沙，拜访昔日同窗，重走当年求学路，到母校短暂一游，见证“六十一甲子，弹指一挥间”的沧桑巨变，勾起了60年前艰难求学路的回忆……

下面是陈金华同学翻拍的1962年毕业合影照，可珍贵啦。

我5岁半发蒙读小学。开始的学校在北门堤下的李公庙，后来转到北门下街的南岳庙，再后来搬到西门的文庙。初小毕业时转入新市街东侧的仰山庙，即后来的城关完小。那些“庙”都消失在县城建设的历史变迁中；但华容城关完小还在，不过现在叫“华容县实验小学”了。

 1956年7月我从华容城关完小毕业，同年考入华容一中初中部，1959年升入高中部，1962年7月从华容一中高中毕业，同年8月考入湖南农学院农学系。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四年制的大学在学校呆了六年。这样算来，我正好小学6年+中学6年+大学6年=18年的求学生涯。

长话短说。1959年我进入高中时，华容一中招了两个班，近百名同学，经过三年困难的淘汰，到毕业时仅剩下1个班、40名同学了。1962年4月初，学校开始分类复习，我选择的是二类即农医类。语文老师刘塔城老师问我：你有较好的成绩底子，为何不报考一类？我回答说，我爱好生物学，崇拜米丘林。刘老师没有再做声了。当时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分理工类(俗称一类)、农医类(称二类)和文史类(称三类)。无论报考那类，语文、政治、外语、物理、化学5门课是必考的，考试内容也是一致的；一类考生再加考数学，二类考生加考生物，三类考生加考历史。5月初，学校组织填报志愿。开始我考虑的第一志愿是农学院，刘老师又劝我，你应该选医学院。他说，当医生是终身职业，退休后还可以开私人诊所。我想也对，便将第一志愿改为第一军医大学，湖南农学院为第二志愿。选择类别和填报志愿都是我自己的主张，没有征求父母和哥哥姐姐们的意见。1962年7月19日，我们背着书包，带着简单的铺盖行李，坐货车去南县参加高考。当时同属常德地区的南华安三县的考点设在南县一中。货车只能到南县对河的华容九斤麻。过完扁担河便是南县了。走过石矶头，穿过弯曲的东堤街，再转过几条窄街，便是南县一中了。我们这些外县来的考生除女生和少部分一类考生安置在南县一中学生宿舍外，大部分都安排在宽敞的教室里打地铺。草席铺地，和衣躺下，书本当枕头，夹衣当盖被，葵扇既可消暑降温，又可驱赶蚊子。三天时间，流汗了，用冷水擦把脸，口渴了，喝杯凉开水。22日高考一结束，在南县一中吃完晚饭，连夜原路返回。在等候货车时，我选择随汪副校长步行回家。近70华里，到家时天已大亮。

高考结束后，一时找不到工作，便跟随父亲参加挖土、挑水、拨粪等莱地劳动，但心情并不平静。我并不是单纯等待录取通知书，而是思考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没有考取，最大的心愿是当个图书管理员，其次是找个称心如意的工作，最坏的打算就是在家和父亲一道种菜，自食其力，并自修生物学、搞搞实验。当时不是号召城市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吗？

我的录取通知书是张南珍同学带来的。那是8月27日中午，我正在家睡中觉，张南珍一声“录取了！是湖南农学院植保专业。”的呼喊声惊醒了我，她本人录取在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接过录取通知书，我竞高兴不起来，内心充满疑惑，通知书中提示要“带斗笠和锄头”，难道读大学要天天搞劳动？父亲担心的是上大学的费用，有力不从心的意思。同学们看法各异，张宜昌同学表示祝贺；金国钟同学说，“录取了就一定要读”；张天武同学则认为，“读农学院还不如在农村弄点现钱”。在大姐夫的劝说和动员下，哥哥姐姐们凑合45元钱，决定送我上大学。离报到截止日期只有3天了。为了我上大学，一家人忙开了，二哥为我凑钱，二姐到街道居委会开申请助学金的证明；大姐为我整理姐夫当兵时的被褥和蚊帐；母亲为我洗晒缝补衣裳；父亲为我安排整理行装。我自己去学校转粮油关系。

  8月29日凌晨5点左右，我挑着行李(包括铺盖行李和生活用品，还有学习用品和劳动工具)，来到华容大桥附近准备乘船北上。碰巧有去湖南师院报到的新生张兰珍、严正以及高2班考入湖南大学的李学植同学可以结伴。当天早晨有雾，6点左右才开船，告别父母亲人，正式开船远行了。机帆船沿华容河逆流而上，有风则扬起风帆，无风便开动柴油机，时速约每小时12里左右，比步行略快。中午11点到达长江南岸江轮停靠码头湖北石首县的调关。中途上船的还有湖南农学院的学长邓协清、贺树清以及考上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新生程学汉同学等。在调关候轮室，小黑板布告称，“因长江连日大雾，航班暂无确切消息。”我们这些第一次出远门的新生没有主张，进退两难。几个学长发话了：长江有雾是常有的事，只能等。张兰珍同学是个活跃份子，她找到了在调关供销社工作的原高3班同学邹纲政。邹同学十分热情，对我们也很客气，我们焦虑苦闷的心情才稍微放松。想不到，我们这一干穷学生在长江边的小码头苦苦等了3天。直到9月1日下午4点，我们终于登上《宜昌号》江轮，离开调关。

人们会问，为何从华容去长沙不走南县，要绕道长江到隶属湘潭专署的岳阳？因为岳阳有京广线，而华容到岳阳中间隔了个洞庭湖；若往西经南县、沅江、益阳到长沙，也要横跨南洞庭，还要过五条河，路程更远。“隔山容易隔水难”。上世纪中叶前，华容人想从陆地插近路去岳阳，到了茅斯铺(明清时岳州府通华容的驿站)，远远看见了岳阳楼，就是过不了洞庭湖。虽有木筏子在岳阳北门渡口接送沿湖旅客，一次渡3到5人，遇上风雨便停渡了，旅客只能在荒洲野外干等。当年华容人要出远门，只有三条路：一条是步行或骑马140华里到垸外洲滩的茅斯铺，再坐木筏子横渡洞庭湖；二条是步行或骑马120华里至广兴洲再坐江轮经长江到岳阳；三条是坐船沿华容河北上到湖北调关乘江轮，西进可去宜昌重庆，东下可达岳阳汉口。这三条路没有一条让人轻松快捷，岳华公路一直是华容人跨世纪的梦想。

中午时分轮船抵达岳阳，上得岸来，我们挑着行李，一路步行来到岳阳火车站。排队凭录取通知书花1.2元(半价)买到去长沙的火车票。下午3点，我们终于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我是第一次坐火车，它由蒸汽机为牵引动力，带动着十多节外面涂抹成绿色的车厢。听学长们讲，火车上还有硬卧，我无法想象如何设置卧铺，也不敢越过拥挤的人群去卧铺车厢参观。我现在感兴趣的这绿皮火车箱的设施，木质高靠背硬坐椅，一边坐3人，一边坐2人，中间是过道。坐位上方一排铁栏杆，可放置行李。坐位相向而设，中间有小搁板，可放置茶杯饭盒等小物品。一节车厢定员108人，坐位都坐满了，过道上还有不少站着的乘客。两节车厢连接处设有厕所和洗手间，车上免费供应开水。列车员推着小货车在车厢里来回叫买香烟、饼干、糖果之类。我站在车厢连接处，贪婪而好奇地欣赏窗外的景色，只见近处的树木、房屋、电杆往后快速扑倒，远处的水塔、烟筒、山峰则缓慢移动。沿途停靠十来个小站，每次停站，列车员要将厕所门锁上。停车时间有长有短，短则几分钟，长则几十分钟。我们这种短途慢车，常常要为特快、快车让道。当列车发出“呜……”的汽笛声，然后“哐当、哐当、哐当”几声声响，火车就又开动了。

晚上9点左右，火车抵达长沙。6个多小时，火车便运行了150多公里，真快！其时长沙火车站设在小吴门附近，走出车站，人山人海、灯火辉煌、车水马龙、一片喧哗，根本分不清东西南北。这就是省城长沙。在学长邓协清、贺树清的带领下，我挑着行李到湘雅医院贺学长叔叔家打地铺借住一晚。9月3日清晨，我挑着行李，随学长郑协清、贺树清步行来到浏城桥附近的湖南农学院驻城办事处。在办理登记手续时，我无意间在新生名册上看到了自已的高考成绩：最低的76，最高的94，六科平均84.63分（均为百分制）。因新生报到已基本结束，直到下午5点半，农学院的校车才将我们接到农学院。在学生食堂用完餐，靠学长的指引帮助，在号称“千人宿舍”的四楼401室开好铺，才正式安顿下来。想想一路上，全靠同学、学长帮忙、关照，真的胜如亲兄弟！屈指一算，这次途中足足花了6天。

湖南农学院座落在长沙县东岸人民公社姚托大队，环境幽雅，空气清新，只是有点偏僻，到长沙市没有直达公交车，只能步行七、八里，经东湖附近的长沙农校、湖南农科院到马坡岭后才有一趟26路公交车进城，车费两毛三；或沿浏阳河大堤步行十五里多路，经东岸公社过浏阳河大桥到东屯渡再搭六分钱的公交车进城。大学生活的的第一个星期天，我和同学结伴到离学校六、七里左右的长沙县榔梨镇去购买文具生活用品。榔梨镇地处浏阳河九道湾中弧度最大、弯形最美的第七道湾东岸，曾为长沙县治所。浏阳河绕镇而过，千年陶公庙香火不断。这里古民居、古街巷、古桥、古井、古码头，默然而立，记录着榔梨的古老繁华。浏阳河边的吊脚楼，麻石铺就的弯曲小街，古朴的石拱桥，还有千年历史的陶公庙和两棵古樟树，给人留下了古色古香的印象。当时人们都缺少旅游观念，我也没有去观赏品味这千年古镇。号称“六朝遗庙，千年名山”的陶公庙(当地人叫陶真人庙)从未进去过，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庙前那两棵千年古树。当天我在榔梨镇停留半天时间，连带午餐和文具花费了1.4元，以后我再也不敢轻易上街了。

  当年国庆节，调了星期天，可以连休三天。我和同学一道步行到东屯渡，排队坐公交车进城。这是我来长沙读大学后第一次进城。街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人山人海。随着人流，来到五一路，正好又碰上庆国庆的游行队伍，我象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眼睛都看花了。游行队伍过后，沿五一路西行，乘小轮渡，穿桔子洲，再过江到河西，一路走到湖南师范学院，足足花了近5个小时。在这里，华容一中的同学们来了个大团聚。师院的张兰珍、程枚村、汤迪银、许光华、范玉庭、严正，湖大的龙冬生、李学植，铁道学院的李子方等都见面了。大家交流了各自学校的情况，感觉师院的条件最好。第二天我们结伴游览岳麓山的爱晚亭、麓山寺、云麓宫、舍利塔、蔡锷墓、黄兴墓等名胜古迹。意外地碰到了在湖南林学院念大二的侄儿汉民。我便告辞同学，同汉民返回城里。他带我游览了长沙最繁华的黄兴南路和全城的最高的天心阁，再经雨花亭到湖南林学院，还去长沙铁道学院一游。第三天我从雨花亭坐公交车到五一广场，舍不得搭车，一路逛街步行到五里牌，乘上往返农学院的公交车。在马坡岭下车后，正好同胸配红底白字校徽的农学院人事科宋老师一道步行回校。从宋老师口中，了解到湖南农学院建校历史。他说，湖南农学院是1951年由湖南大学农业学院和湖南省修业农林专科学校合并组建的，我们的校名还是毛泽东题写的的。我直言询问，为何我们农学院要离群建在这浏阳河边？宋老师告诉我：刚独立建校时，临时校址是在市内的韭菜园，新校址建筑在长沙东塘附近，先后兴建了科学馆、图书馆、体育馆、教学大楼、学生和教职工宿舍群及食堂、浴室等。1952年9月，学院搬迁到东塘新校舍。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湖南省委决定：农学院迁往长沙县楖梨姚托，并同意在长沙浏城桥附近设立“驻城办事处”。姚托距长沙市东塘老校址20多公里，距离长沙市东屯渡约15公里。现在的校址东临姚托，南至浏阳河，西至农科院，北抵长沙农校。通过一年半的艰若努力，才建起基础课教学楼、专业课教学楼、图书馆、行政办公楼、教职工宿舍群、三栋学生宿舍以及学生食堂浴室等，还有风雨球场。1960年通过50多天的大搬迁，连珍贵树木都搬来了，学校正式从东塘搬迁至姚托。东塘原校址移交给水利水电勘探设计院。宋老师还告诉我，现在全校有3个系、69个班、1973名学生。他还说，当年农学院录取新生的标准是平均70分以上。我说我的平均成绩是83.6分，宋老师说，个别同学还有90分的。我不便再吱声了。这次国庆外出，给我的印象是，湖南的各所大学，就算农学院条件最差、离城最远、待遇最低。但反过来讲，农学院北领东湖秀色，南润浏阳河风光，校园环境幽雅，远离城市喧闹，的确是个读书求学的好地方。从此，我开始了艰苦求学的大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