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怀念外公童第德先生
张昭卿
外公童第德（1894-1969），字藻孙，号次布，浙江鄞县（今属宁波市鄞州区）塘溪镇童村人，韩愈研究专家，曾任中华书局编审，著有《韩愈文选》、《韩集校诠》。《韩愈文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出版说明中写道：“选注者童第德同志已于1969年病逝，本书是根据他1962年写定稿排印的。”《韩愈文选》是在外公去世十一年后出版的，外公自然不可能看到他的这本书出版。《韩集校诠》由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同样外公也没有看到他三十年心血凝聚的书稿出版。今年，外公已去世整整五十年了，手捧他的书，心中涌起对他的层层怀念和不舍。
外公童第德（1894-1969），字藻孙，号次布，浙江鄞县（今属宁波市鄞州区）塘溪镇童村人，韩愈研究专家，曾任中华书局编审，著有《韩愈文选》、《韩集校诠》。《韩愈文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出版说明中写道：“选注者童第德同志已于1969年病逝，本书是根据他1962年写定稿排印的。”《韩愈文选》是在外公去世十一年后出版的，外公自然不可能看到他的这本书出版。《韩集校诠》由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同样外公也没有看到他三十年心血凝聚的书稿出版。今年，外公已去世整整五十年了，手捧他的书，心中涌起对他的层层怀念和不舍。
外公童第德（1894-1969）
曾外公童树庠育有五子三女，外公排行第二：童第周，中国著名的生物学家，排行第四，我们叫他四公公。曾外公是清末秀才，未中举人。他考虑到八个子女的教育问题，亦想教化村民，遂在家乡办起了私塾，既是家塾，又兼族塾、里塾、义塾。除了教育自家孩子，还接受本族、本村、邻村的农家子弟，对个别家境贫寒的学生还减免学费。
前排左起：童第周、童第德、童第谷，后排左起童第周夫人叶毓芬、童第谷夫人
外公年幼时跌断过腿，走路有些瘸；曾外公看他不宜务农，就培养他读书。外公天资过人，记忆力强，三四岁能背很多古诗词，稍大就写得一手好文章。曾外公送他到宁波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念书，沙孟海、陈布雷也曾就读此校。师范毕业后，外公去临近的咸祥球山书院教书。但他不想就此安逸一生，希望继续深造。外公大胆地向他父亲提出，想报考刚刚由京师大学堂改名的北京大学。
曾外公看到外公已能赚钱，原来指望他能帮助家里减轻经济负担，没想到他还要上大学，就与长子童第锦商量；大公公对曾外公说，大弟能读大学是好事，大学毕业后能赚更多钱，地位也不一样，对全家有好处，应该让他去。曾外公觉得有道理，卖掉了奉化松岙的二十亩水稻田，作为外公去北大读书的费用。土地从来就是农民的命根子，曾外公此举，颇有眼光，虽减了田产，但开创了童村人不惜血本、投资子女教育的先列。
外公从小在曾外公的私塾里打下坚实的文科功底，他越过北大预科，直接考入北大文科。当录取报单送到童村时，小山村沸腾起来，大家奔走相告，童秀才的二儿子要上大学啦。大家都为曾外公高兴，毕竟这是童村第一个大学生。至此，童村与中国高等学府建立了通道。几十年后，人们发现，童村走出去的教授源源不断，童村被称为“教授村”。1917年外公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门，在北大期间，他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黄侃、马一浮等，专攻训诂学。
外公大学毕业后，回到宁波，被一所中学聘为教师，后调到宁波效实中学任国文教师。宁波效实中学是陈布雷的堂哥陈训正等宁波文化名人在1912年创办的。学校教学除了中国历史、语文外，其余各科都用英语课本和英语讲授。1917年起，效实中学与上海复旦、圣约翰、光华等大学签立特约，凡效实毕业生可免试保送入学，当时在浙江省名望很高。外公在效实任教时，四公公童第周以插班生考入效实。虽然考入时成绩倒数第一，但经过几年努力，到高三期末考试，四公公童第周的成绩名列全班第一。这对四公公童第周一生影响很大，他曾说：“那件事，使我知道自己并不比别人笨，别人能做到的，我经过努力也一定能做到。”
陈布雷、俞飞鹏和我外公都曾在宁波效实中学任职。1927年，外公因文才出众，被邀赴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需署任职，后来成了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俞飞鹏的机要秘书（相当于少将），这一做就是十几年。俞飞鹏是奉化县城（今宁波奉化区大桥镇奉南）人，蒋介石的同乡嫡系亲信，也是蒋的后勤总管。
1937年，外公随交通部到陪都重庆，住了七年。外公、外婆共养育四子二女。我母亲是老三，长女。那时外婆在宁波，既要管家又要带孩子，她是个坚强能干的女人。外婆不识字，没有工作，全家指望外公的收入来养家。战火纷飞，工资有时到不了家，外婆就带了舅舅开烟纸店，勉强维持生计。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在重庆，在外公的生命中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外公与章士钊相遇相约，章士钊注释柳宗元文章，外公注释韩愈文章，倾心中国古典文学，为两位大家注释传世佳作，两位文化传承人开始了漫长的探索。章士钊幼读私塾，十分勤奋，十三岁时在长沙买到一部《柳宗元文集》，爱不释手，从此攻读柳文。为了承诺生命中的这个约定，外公从此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致力于韩愈研究。他广泛搜集韩集各种版本，潜心研究历代校笺成果，1968年《韩集校诠》基本定稿。1969年4月，外公在逝世的前一天，还在字斟句酌地修改他的书稿。三十年，一部书稿凝结着外公的毕生心血。君子之约，双方都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章士钊先生的《柳文指要》上部，于1964年成稿，1971年下部脱稿。时值“文革”，各类已出版的古籍已成“封资修”毒草，难逃焚烧之命，《韩集校诠》和《柳文指要》可谓生不逢时。但章士钊与毛泽东有着长期密切的私人关系，在毛泽东的关照下，《柳文指要》于1971年9月批准出版。而外公的《韩集校诠》依然被冷落着，默默等待着出版的那一天。
外公从小在曾外公的私塾里打下坚实的文科功底，他越过北大预科，直接考入北大文科。当录取报单送到童村时，小山村沸腾起来，大家奔走相告，童秀才的二儿子要上大学啦。大家都为曾外公高兴，毕竟这是童村第一个大学生。至此，童村与中国高等学府建立了通道。几十年后，人们发现，童村走出去的教授源源不断，童村被称为“教授村”。1917年外公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门，在北大期间，他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黄侃、马一浮等，专攻训诂学。
外公大学毕业后，回到宁波，被一所中学聘为教师，后调到宁波效实中学任国文教师。宁波效实中学是陈布雷的堂哥陈训正等宁波文化名人在1912年创办的。学校教学除了中国历史、语文外，其余各科都用英语课本和英语讲授。1917年起，效实中学与上海复旦、圣约翰、光华等大学签立特约，凡效实毕业生可免试保送入学，当时在浙江省名望很高。外公在效实任教时，四公公童第周以插班生考入效实。虽然考入时成绩倒数第一，但经过几年努力，到高三期末考试，四公公童第周的成绩名列全班第一。这对四公公童第周一生影响很大，他曾说：“那件事，使我知道自己并不比别人笨，别人能做到的，我经过努力也一定能做到。”
陈布雷、俞飞鹏和我外公都曾在宁波效实中学任职。1927年，外公因文才出众，被邀赴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需署任职，后来成了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俞飞鹏的机要秘书（相当于少将），这一做就是十几年。俞飞鹏是奉化县城（今宁波奉化区大桥镇奉南）人，蒋介石的同乡嫡系亲信，也是蒋的后勤总管。
1937年，外公随交通部到陪都重庆，住了七年。外公、外婆共养育四子二女。我母亲是老三，长女。那时外婆在宁波，既要管家又要带孩子，她是个坚强能干的女人。外婆不识字，没有工作，全家指望外公的收入来养家。战火纷飞，工资有时到不了家，外婆就带了舅舅开烟纸店，勉强维持生计。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在重庆，在外公的生命中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外公与章士钊相遇相约，章士钊注释柳宗元文章，外公注释韩愈文章，倾心中国古典文学，为两位大家注释传世佳作，两位文化传承人开始了漫长的探索。章士钊幼读私塾，十分勤奋，十三岁时在长沙买到一部《柳宗元文集》，爱不释手，从此攻读柳文。为了承诺生命中的这个约定，外公从此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致力于韩愈研究。他广泛搜集韩集各种版本，潜心研究历代校笺成果，1968年《韩集校诠》基本定稿。1969年4月，外公在逝世的前一天，还在字斟句酌地修改他的书稿。三十年，一部书稿凝结着外公的毕生心血。君子之约，双方都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章士钊先生的《柳文指要》上部，于1964年成稿，1971年下部脱稿。时值“文革”，各类已出版的古籍已成“封资修”毒草，难逃焚烧之命，《韩集校诠》和《柳文指要》可谓生不逢时。但章士钊与毛泽东有着长期密切的私人关系，在毛泽东的关照下，《柳文指要》于1971年9月批准出版。而外公的《韩集校诠》依然被冷落着，默默等待着出版的那一天。
章士钊先生的《柳文指要》出版后，学界认为外公的《韩集校诠》一书，完全可以与章士钊先生的相媲美。
外公去世后，四公公童第周和舅舅们以及父亲都在为外公的书籍出版煞费苦心。特别是四公公童第周，他和外公都住在北京，平时也多有往来，兄弟情深。四公公深知《韩集校诠》是外公一生的心血，也知此书的价值。外公逝世后，他请国学家吴则虞先生审阅、校订《韩集校诠》，并为之写序。又请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孙女誉抄《韩集校诠》，一式四部，一部赠宁波“天一阁”，一部赠北京图书馆，一部赠四川图书馆，一部准备出版用。抄写需要大量的十行直格毛边纸，当时北京买不到，四公公童第周写信给我父亲，托他在上海采办，买到后邮寄到北京。《韩集校诠》文稿五十五万余字，抄四部二百二十余万字，所用直格毛边纸数量大，于是，父亲分数次邮寄到北京。
四公公童第周于1979年3月30日与世长辞，《韩集校诠》的出版可能又将搁浅。在北京参加四公公童第周追悼会期间，我的舅舅们和我父亲、母亲商量，决定把出版《韩集校诠》作为童第周的遗愿向上面提出。父亲回沪后，立即从四公公童第周平时与我父亲往来的信中，整理出有关要争取《韩集校诠》出版内容的几封信，请当时健在的沙孟海先生过目后，寄给了童第周治丧委员会委员之一的胡愈之先生。不久，胡老给我父亲回了信说：“请家属直接与中华书局联系。”以后，就由北京的二舅童祖谟与中华书局联系，《韩集校诠》终于在1986年1月得以出版。
外公去世后，四公公童第周和舅舅们以及父亲都在为外公的书籍出版煞费苦心。特别是四公公童第周，他和外公都住在北京，平时也多有往来，兄弟情深。四公公深知《韩集校诠》是外公一生的心血，也知此书的价值。外公逝世后，他请国学家吴则虞先生审阅、校订《韩集校诠》，并为之写序。又请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孙女誉抄《韩集校诠》，一式四部，一部赠宁波“天一阁”，一部赠北京图书馆，一部赠四川图书馆，一部准备出版用。抄写需要大量的十行直格毛边纸，当时北京买不到，四公公童第周写信给我父亲，托他在上海采办，买到后邮寄到北京。《韩集校诠》文稿五十五万余字，抄四部二百二十余万字，所用直格毛边纸数量大，于是，父亲分数次邮寄到北京。
四公公童第周于1979年3月30日与世长辞，《韩集校诠》的出版可能又将搁浅。在北京参加四公公童第周追悼会期间，我的舅舅们和我父亲、母亲商量，决定把出版《韩集校诠》作为童第周的遗愿向上面提出。父亲回沪后，立即从四公公童第周平时与我父亲往来的信中，整理出有关要争取《韩集校诠》出版内容的几封信，请当时健在的沙孟海先生过目后，寄给了童第周治丧委员会委员之一的胡愈之先生。不久，胡老给我父亲回了信说：“请家属直接与中华书局联系。”以后，就由北京的二舅童祖谟与中华书局联系，《韩集校诠》终于在1986年1月得以出版。
中华书局《韩集校诠》出版说明中称外公”童先生博闻强记，治学谨严，工作勤奋”，还说“平生著述除这部《韩集校诠》外，尚有《论衡补正》、《贾子新书校正》（未完稿）和《韩愈文选》，其中《韩愈文选》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中华书局《韩集校诠》出版说明中对外公的著作有一精准客观评价：“以前的训诂学家一般以为唐以后的文字无训诂之必要，本书则根据韩文‘无一字无来历’的特点，在前人校释的基础上探求其词语典故的根源及演变。又‘前人校勘韩集大抵胪列异同’而本书则有必要的抉择和按断。因此《韩集校诠》对于韩愈诗文的研究及训诂学研究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此书出版，出版说明最后提及：“童第德先生去世后，其弟童第周先生曾将原稿送请有关专家审阅，吴则虞先生抱病校订，并为写序。此次出版前，我们又请赵仁珪同志在抄本上作了一些必要的复核工作，又承沙孟海先生为本书题签，谨此一并致谢。”
著名文献学家、词学家吴则虞先生在《韩集校诠·序》开篇第一句感慨而言，说外公：不循一时之誉，不吝毕生之力，子子焉，默默焉，卒精其业，得非古之沉冥者乎？”评论《韩集校诠》一书，博而慎，核而恕，见独而不纤，是读书得其间，著书善用其才者”，“抉原要极，证益确。诂益达，疑似者，得君说无不的被冰坼，怡怿以解”。
沙孟海先生为外公的书最终出版感到非常高兴，还亲笔为此书题了书名。沙老在与给我父亲信中指出：藻老（童第德）笃学劭行，文章高雅，是吾乡杰出人才。《韩集校诠》既刊行，仰仗蔚老（童第周）大力，好不容易…他的学问，除训诂外，平日对古文辞下过很多功夫，积累篇章亦多。”沙孟海先生还说：“现在我想为他收集遗稿，可以录成一本文集，流传后世。也请你联系家人故旧共同注意证集，或抄录，或复印（最好复印，因抄录或有误字），大家来搞，容易成事。当然我将来准备写一篇序。”沙孟海先生的信由父亲复印，当中华书局赠书给家属时，父亲把信夹在书中，分给我们子女每人一册。外公与沙孟海先生是至交，童村与沙村相距仅两千五百米，童、沙两家近世互为通家。童氏兄弟五人，沙氏兄弟亦五人。童氏五兄弟中，沙孟海先生与我外公行趣略同，特别亲切，沙老称童第德“藻荪工为古文辞，劭学通识，有乾嘉学者风”。沙孟海先生题写的书名《韩集校诠》，还有“沙孟海题”几个小字一并出现在封面上，亦是让外公宽慰的事。
关于此书出版，出版说明最后提及：“童第德先生去世后，其弟童第周先生曾将原稿送请有关专家审阅，吴则虞先生抱病校订，并为写序。此次出版前，我们又请赵仁珪同志在抄本上作了一些必要的复核工作，又承沙孟海先生为本书题签，谨此一并致谢。”
著名文献学家、词学家吴则虞先生在《韩集校诠·序》开篇第一句感慨而言，说外公：不循一时之誉，不吝毕生之力，子子焉，默默焉，卒精其业，得非古之沉冥者乎？”评论《韩集校诠》一书，博而慎，核而恕，见独而不纤，是读书得其间，著书善用其才者”，“抉原要极，证益确。诂益达，疑似者，得君说无不的被冰坼，怡怿以解”。
沙孟海先生为外公的书最终出版感到非常高兴，还亲笔为此书题了书名。沙老在与给我父亲信中指出：藻老（童第德）笃学劭行，文章高雅，是吾乡杰出人才。《韩集校诠》既刊行，仰仗蔚老（童第周）大力，好不容易…他的学问，除训诂外，平日对古文辞下过很多功夫，积累篇章亦多。”沙孟海先生还说：“现在我想为他收集遗稿，可以录成一本文集，流传后世。也请你联系家人故旧共同注意证集，或抄录，或复印（最好复印，因抄录或有误字），大家来搞，容易成事。当然我将来准备写一篇序。”沙孟海先生的信由父亲复印，当中华书局赠书给家属时，父亲把信夹在书中，分给我们子女每人一册。外公与沙孟海先生是至交，童村与沙村相距仅两千五百米，童、沙两家近世互为通家。童氏兄弟五人，沙氏兄弟亦五人。童氏五兄弟中，沙孟海先生与我外公行趣略同，特别亲切，沙老称童第德“藻荪工为古文辞，劭学通识，有乾嘉学者风”。沙孟海先生题写的书名《韩集校诠》，还有“沙孟海题”几个小字一并出现在封面上，亦是让外公宽慰的事。
宁波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周静书撰写的《童第周传》，2011年出版了胡纪祥的著作《童氏家族》，感谢两位作者提供详尽的资料，为我的家人作传，让我们后人了解更多前辈的故事。这五十年，沧海桑田，风云起伏，我也因缘际会，远渡重洋，定居异土他邦。无论何时何地，我对外公的思念一直在，乃至每年的清明，因路途遥远，未能返乡到墓前跪拜致敬，确失人伦之礼。但，外公，您的书依然站在我的书架上，依然能看见你慈祥的面容。当年四公公童第周及家人努力地推动了您著作的出版，尽管您没等到著作出版的那一天，但您如愿了，毕竟这一笔一画凝结着您毕生的心血啊。今夜，我一杯绍兴酒，一篇薄文，祭奠您：我的外公。
昭文对外公的回忆
1966年6月，中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口号铺天盖地，人民日报广泛动员人民打倒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地富反坏右。那时候企业停工闹革命，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宣队进驻机关学校。学校停课闹革命，学生批斗校长老师。学生串联到各地去造反破“四旧”，交通、住宿、吃饭都不花钱，号称是毛主席请来的“红卫兵”。那时候大批知识分子都成为“臭老九”，在单位无法正常工作，还时不时被抄家受批判，在中华书局工作的外公无奈之下来到了上海避避风头。外公住在我们家时，当时我们家40多平方米住老少三代人，工作生活条件很差，一个办公桌，一把藤椅，外公每天上午下午都坚持伏案写作，风雨无阻。他有时候用钢笔、有时候用毛笔撰写，每天坚持不懈，专注于编撰他潜心研究的“韩愈文选”，“韩集校诠”，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还每天静坐练习气功，每天约30分钟，雷打不动，坚持不懈。外公生活很简朴，喜欢宁波乡下风味，晚上一小杯黄酒、一点煮蛏子或煮毛豆。杨梅熟时，母亲会去买几斤杨梅，用大酒坛泡上黄酒，几个月后做成杨梅酒，这是专为外公准备的。外公也很关心我们读书学习，那时候除了样板戏，金敬迈撰写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欧阳海之歌》很流行，外公特地去买了一本，郑重写上：“贻 外甥张昭文、昭武阅览 惜道老人 六六国庆日 ”，还盖上童第德印章。此书从上海跟我下乡到黑龙江，又来到北京，一晃56年过去了，几经搬迁，书已破旧，但因为是外公的纪念物，一直保留在我的书柜里。当然外公编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韩愈文选》、中华书局出版的《韩集校诠》也一直是我珍爱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