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李公麟《五马图卷》探秘寻踪（上）

宋红

本文刊发于贵州《铜仁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谨此向青眼约稿并主持学报“梵净古典学”板块的范子烨先生和发稿编辑致谢！

网络分享，个别文字与刊物稍有不同，并增加了多幅图片。因篇幅过大，只能分成上下两篇。文末的36条注释处理繁难，只好删掉，但正文中电脑自动生成的罗马数字注条序号还在。

内容摘要：

追寻《五马图》传存踪迹，勾陈历代收藏、题咏、临摹及递相进入皇家内库的情况；发现《五马图》传存中三个重要节点：一、明代项子京制出数轴高仿摹本；二、记述中出现了两个版本的《五马图》，今所见有清高宗题识者竟然不是宋高宗所收藏者；三、日本根据清室流入之《五马图》制作的珂罗版今存故宫资料室，但市面上据珂罗版制作的《五马图》仿本竟然有多种排序错误及笺题张冠李戴的情况，显系裁切拼接所致。文中已做出爬梳、清理和辨析。消失九十年后，《五马图》真迹于2019年1月16日至2月24日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颜真卿大展”上正式展出，本文最后作观展补记。

北宋李公麟《五马图卷》，纸本墨笔，民元之初流出皇宫，二战前归于日本私人收藏，战后申明已毁于战火，之后便草蛇灰线，踪迹扑朔迷离。今可见者，乃战前从日本传入之珂罗版，由大塜巧艺社制作，北京故宫博物院资料室收藏一轴，画心26.9 × 204.5厘米，应该是原大尺寸[i]。图以白描笔法描绘五匹朝廷御马，各由一名奚官牵引。前四匹每马身后有北宋黄庭坚笺题，详述马之入厩时间、来历、马名、年龄、尺寸。从右至左依次为：凤头骢、锦膊骢、好头赤、照夜白，最后一匹无笺题，亦无公麟姓名，后纸有黄庭坚跋语。心折于五马图的精妙笔法，亦有感于世上流传图版剪裁、拼接之混乱，窃以为有必要梳理一下李公麟《五马图卷》传存中被忽略的历史节点与前踪后影。

一、宋画第一人

李公麟（1049—1106）字伯时，号龙眠居士、龙眠山人，北宋舒州（今安徽潜山）人，熙宁三年（1070）进士，与苏轼、黄庭坚友善。《宋史》本传曰：

李公麟，字伯时，舒州人，第进士，歴南康长垣尉、泗川録事参军，用陆佃荐为中书门下，后省删定，官御史检法。好古博学，长于诗，多识奇字。自夏商以来钟鼎尊彜皆能考定世次，辩测欵识。闻一妙品，虽捐千金不惜。绍圣末，朝廷得玉玺，下礼官诸儒议，言人人殊，公麟曰：秦玺，用蓝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龙蚓鸟鱼为文者，帝王受命之符，玉质坚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琱法中绝，真秦李斯所为不疑。议由是定。元符三年病痺，遂致仕，既归老，肆意于龙眠山巖壑间，雅善画，自作山庄图，为世宝。传写人物尤精，识者以为顾凯(恺)之、张僧繇之亚。襟度超轶，名士交誉之。黄庭坚谓其风流不减古人，然因画为累，故世但以艺传云。

从本传可知，他是一个修养非常全面的人，进士及第，官至御史检法，诗、书俱美，博学好古，识得钟鼎铭文，并能一眼辨出秦玺，指出那是蟾蜍油软化、昆吾刀攻治，秦相李斯所为。绘画方面也能博采众长，元夏文彦《图绘宝鉴》说他“博览法书名画，故悟古人用笔意。作书有晋宋风格，绘事集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吴（道玄）及前世名手所善以为己有，专为一家。……论者谓鞍马逾韩幹，佛像追吴道玄，山水似李思训，人物似韩滉，潇洒如王维，当为宋画中第一，照暎前古者也。”（卷三）

李公麟原本最擅长人物画，即《宋史》本传所谓“传写人物尤精，识者以为顾凯(恺)之、张僧繇之亚”。《宣和画谱》[ii]记述最为详细：

（伯时）尤工人物，能分别状貌，使人望而知其廊庙馆阁、山林草野、闾阎臧获、台舆皂隶。至于动作态度，颦伸俯仰，小大美恶与夫东西南北之人，才分点画，尊卑贵贱，咸有区别。非若世俗画工，混为一律，贵贱妍丑，止以肥红痩黒分之。（卷七）

能以形貌、动作体现人物之身份、尊卑，可见画技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作品有《离骚九歌图》《曲水流觞图》《莲社十八贤》等。中年倾心于鞍马，师法唐之韩幹。唐代以丰腴为美，美女个个体态雍容，面如满月，天闲之马，必亦丰肥。而韓幹是以天闲之马为师的[iii]，画马必定肥硕，所以杜甫在《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批评说：“弟子韩幹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韩幹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李公麟曾描摹韓幹的《三马图》，明汪砢玉《珊瑚网》称“又见伯时摹韩幹三马，神骏突出缣素，今在杭州人家。使韩复生，亦恐不能尽过也。”“突出缣素”，足可见出伯时笔法之生动。所以苏轼对好友画马之作的评价是：“龙眠胸中有千驷，不惟画肉兼画骨。”

因画马过于投入，释门朋友恐其为物所累，加以劝解，伯时听后即金盆洗手，专事佛画，佛画也精妙入神。宋邓椿《画继》记载：

以其耽禅，多交衲子。一日，秀铁面忽劝之曰：“不可画马，他日恐堕其趣。”于是翻然以悟,绝笔不为，独专意于诸佛矣。其佛像每务出竒立异，使世俗惊惑而不失其胜绝处。尝作长带观音，其绅甚长，过一身有半。又为吕吉甫作石上卧观音，盖前此所未见者。又画自在观音，趺跏合爪而具自在之相。曰：世以坐破为自在，自在在心不在相也。乃知髙人达士纵施横设而无所不可者。（卷三）

由此可知，李公麟的鞍马作品皆是画佛之前的盛年之作。

二、原名“天马图”

被誉为神品的《五马图卷》，绘成于元祐三年（1088）至元祐五年（1090）之间，因为从五马图笺题中可知，所绘“照夜白”是最晚进入天闲的一匹，时间在“元祐三年”，而“元祐庚午岁”，即元祐五年，黄庭坚已经在为五马图作笺题了。

“元祐庚午岁”，北宋宰相曾布第四子，十七岁的曾纡（1073—1135）进京赶考，在酺池寺拜见黄庭坚时，四十五岁的黄先生正应邀为李伯时的《五马图卷》作笺题，图卷已经转到张仲谟的手上[i]，当时的名称是“天马图”，曾纡曰：“见鲁直九丈于酺池寺，鲁直方为张仲谟笺题李伯时画天马图（馀详下引曾跋全文）。”不知是否在这次题款之际，黄庭坚为画卷题了“龙眠居士李伯时五马图卷”的笺名[ii]，但直至《宣和画谱》记录宋徽宗朝御府书画藏品，其中伯时作品“一百有七”，在详列作品名称及件数时，仍然著录为“天马图一”[iii]，未见有“五马图”之名。

“五马图”之名的广泛使用或当始于元代。元戴表元（1244—1310）有《题李伯时画五马图》诗：

呜呼良马不世出，今人但寻李侯笔。五龙忽堕白云乡，海角孤臣㸔自失。太平天子开明堂，前驱麒麟后鸾凰。当时此马来万里，想见顾盻生风霜。龙眼（眠）老仙亦如此，挥毫谈笑群公里。官闲禄饱少尘埃，雾阁云窗天上起。风流转眼馀山河，人间荆棘何其多。临风巻图三太息，此马今存知奈何！[iv]

赵孟頫（1254—1322）有《题李伯时元祐内廏五马图黄太史书其齿毛》诗：

五马何翩翩，萧洒秋风前。君王不好武，蒭粟饱丰年。朝入阊阖门，暮秣十二闲。雄姿耀朝日，灭没走飞烟。顾盼增意气，群龙戏芝田。骏骨不得朽，托兹书画传。夸哉昭陵石，歳久当颓然。[v]

戴表元之诗颇有遗民故国之思，透出的信息是：南宋亡国之后，《五马图》流落民间，戴表元也是亲炙画迹之人；赵孟頫诗则称誉画技，言“五马”将因李伯时的画笔而不朽，比唐昭陵的六骏石刻传世更为久远。称之为“元祐内廏五马图”，似乎只是一个描述性的称谓，在之后的传承中才逐渐定名为“五马图”，元鲜于枢（1259—1301）《困学斋杂录》直接著录为“李伯时《五马图》”，明代汪砢玉《珊瑚网》卷二十六、郁逢庆《续书画题䟦记》则明确著录为“龙眠居士李伯时五马图卷”，又以小字注明“黄太史笺题”。

李公麟书法很好，《宣和画谱》称其“书体则如晋宋间人”，明张丑《清河书画舫》称其“小楷亦精密”（卷六上），明汪砢玉《珊瑚网》曰：

伯时暮年作画苍古，字亦老成，余尝见徐神翁像，笔墨草草，神气炯然。上有二绝句，亦老笔所书佳作。（卷四十八）

既然如此，伯时为何没有自题画卷，而由黄庭坚来题笺？当是由于北宋时期尚无自题画作的风气，也想必作画时认为无需一一题识，因为他对天闲之马非常熟悉；惟画卷到了张仲谟手中，才想到需要题款，在保存李公麟画作的同时，也能对应知道天马的名称与形象，或许因此才找到好友黄庭坚头上。从“元祐三年閏月十九日温溪心進照夜白”的笺题推想，至黄庭坚笺题之年，天马图至多也就是完成了两年的时间。

还有另一种可能，五马图只是在张仲谟手上才被装裱成轴，李公麟为御马写真，大约都是单匹成图的，五马并非一时之作，而且每一匹马可能都被反复临写过。苏轼曾为李公麟写过十馀首题画诗，其中一首《戏书李伯时画御马好头赤》曰：

山西战马饥无肉，夜嚼长稭如嚼竹。蹄间三丈是徐行，不信天山有坑谷。岂如廐马好头赤，立仗归来卧斜日。莫教优孟卜葬地，厚衣薪槱入铜历。

虽是借题发挥，言御马之优渥与战马之艰苦，但以“戏书李伯时画御马好头赤”成篇，证明好头赤很可能也是独立画作。《宣和画谱》记载：

（伯时）仕宦居京师，十年不游权贵门。得休沐，遇佳时，则载酒出城，拉同志二三人访名园䕃林，坐石临水，翛然终日。当时富贵人欲得其笔迹者，往往执礼愿交，而公麟靳固不荅。至名人胜士，则虽昧平生，相与追逐不厌，乘兴落笔，了无难色。（卷七）

可知伯时性情孤傲，不屑交游权贵，但却很乐意为素昧平生而开口求画的名人雅士乘兴挥毫。所以《五马图》完全有可能是张仲谟向他求画后自己再装裱成手卷。

三、“画杀‘满川花’”

在对黄庭坚的访问中，曾纡亲耳听黄庭坚讲述了伯时画杀“满川花”的轶事：伯时在天厩为“满川花”写真，画作完成之际，满川花竟然气绝而亡，一定是伯时将“满川花”的精魄全都摄取过来，附到画纸上了。明郁逢庆编《续书画题䟦记》将《五马图卷》中最后一匹没有笺题与名称的马著录为：“右一匹青花骢。原无笺。恐即是‘满川花’也。”前四匹笺题如下（保留繁体，空距为笔者所加）：

右一匹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左騏驥院收于闐國進到鳳頭驄八嵗五尺四寸

右一匹元祐元年四月初三日左騏驥院収董氊進到錦膊驄八嵗四尺六寸

右一匹元祐二年十二月廿三日於天駟監揀中秦馬好頭赤九嵗四尺六寸

元祐三年閏月十九日温溪心進照夜白

最后黄庭坚又加跋语曰：

余嘗評伯時人物似南朝諸謝中有邉幅者然朝中士大夫多歎息伯時久當在䑓閣僅為喜畫所累余告之曰伯時丘壑中人蹔熱之聲名儻來之軒冕此公殊不汲汲也此馬駔駿似吾友張文潛筆力瞿曇所謂識鞭影者也黄魯直書

四十三年之后，曾纡在嘉禾真如寺又见到留有黄庭坚手迹的伯时天马图，此图已入刘延仲之手。此时作画与题笺之人均已故去，他自己也曾入元祐党籍，编管永州，后虽遇赦改迁，但亦饱经宦海浮沉，重睹故物，感慨万千，挥笔写下长篇跋语，详述过往渊源，又送给刘延仲玉轴一对，让他重新装饰画卷。跋语曰：

余元祐庚午岁，以方闻科应诏来京师，见鲁直九丈于酺池寺。鲁直方为张仲谟笺题李伯时画天马图。鲁直谓余曰：异哉！伯时貌天廏满川花，放笔而马殂矣。盖神骏精魄，皆为伯时笔端取之而去，实古今之异事。当作数语记之。

后十四年，当崇宁癸未，余以党人贬零陵，鲁直亦除籍徙宜州，过余潇湘江上，因与徐靖国、朱彦明道伯时画杀满川花事，云此公卷所亲见。余曰：九丈当践前言记之。鲁直笑云：只少此一件罪过。

后二年，鲁直死贬所。

又廿七年，余将漕二浙，当绍兴。辛亥至嘉禾，与梁仲谟、呉徳素、张元览汎舟访刘延仲于真如寺，延仲遽出是图，开卷错愕，宛然畴昔。拊事念往，逾四十年忧患馀生，岿然独在，彷徨吊影，殆若异身也。因详叙本末，不特使来者知伯时一段异事，亦鲁直遗意。且以玉轴遗延仲，俾重加装饰云。——空青曽纡公卷书

黄庭坚、曾纡笺题、跋语并见载于宋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上，周密又在此段文字之后加按语曰：“此事不见之他传记中，岂当时讳不敢言耶？王逢赋韩幹卷亦云：‘传云三马同日死，死魂到纸气方就’，岂前代亦有此事？画前后皆有乾坤卦绍兴印。”[i]

与“画杀满川花”之说相印证者是《宣和画谱》的记述：

（伯时）尝写骐骥院御马，如西域于阗所贡好头赤[ii]、锦膊騘之类，写貌至多，至圉人恳请，恐并为神物取去。由是先以画马得名。（卷七）

文中说：因为伯时不断为御马写真，以致圉人害怕有更多御马“并为神物取去”，恳请伯时不要再画，可见确曾有过“画杀”之事，伯时画马的名声也由此而起。

四、摹写与传存

宋周密《云烟过眼录》之后，李公麟《五马图卷》之黄庭坚笺题、跋语，以及四十三年后曾纡的跋尾，历代都有著录并不断增入补述。明郁逢庆编《续书画题䟦记》卷二著录为“龙眠居士李伯时五马图卷黄太史笺”，除《云烟过眼录》之初始记录外，还增录了明代第一号大收藏家项子京(1525—1590)的一段文字：

此卷已载《云烟过眼录》，三百年来，余生多幸，得获覩焉。画于澄心堂纸上，笔法简古，歩骤曹韩，曽入思陵内帑，玺识精明，真神品也。近日摹数本于吴中，赏鉴家自能辩之。——子京（朱文）

项子京称：五马图“画于澄心堂纸上”，这一点下节详述。这段文字还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至南宋初年，《五马图卷》已进入“思陵内帑”即宋高宗赵构的皇家内库，并加盖了收藏玺印。——从上文所言《宣和画谱》将《五马图》著录为《天马图》推知：《五马图》在北宋徽宗朝既已从刘延仲手中转出，进入皇家内库，宋高宗南渡，继承葆有着皇室的收藏。二、至明代，项子京在吴中招募高手，制作了几件《五马图卷》的高仿作品，他说“鉴赏家自能辨之”。明汪砢玉《珊瑚网》对项子京之文的记录是：“近日摹数本于吴中，自能辨之。”究竟是“鉴赏家自能辨之”，还是只有他自己能辨之，其间差别，不是一箭之地。“摹数本”没有异文，“数本”的数量肯定要在三本以上。

《珊瑚网》则在黄、曾题跋之后增入两段补记，一是项子京的“自能辨之”，二是汪砢玉记曾祖父事：

先大父懐荆公游云间，得赵文敏临此本，及琥珀盏、官窑吐壶携归。今仅壶存耳。

——元孙砢玉记（卷二十六）

赵孟頫谥文敏，故后世亦以赵文敏称之。从上文可知，汪砢玉的曾祖父曾得到赵孟頫临摹的李公麟《五马图》，惟没有传存到他这一代。赵孟頫是元代画马第一人，文徵明记述曰：

郭祐之题赵文敏画马云：“世人但说李龙眠，那知已出曹韩上。”文敏见之，谓“曹韩固不敢当，使龙眠在，固当与抗衡也。”其自许如此。[i]

郭祐之说：时人只将赵孟頫誉为当代李公麟，殊不知赵的成就已在唐代画马名家曹霸、韩幹之上。而赵孟頫则自称不敢比附曹韓，但与李公麟不相上下。以这样的技艺临摹《五马图》，若不标明身份或是有意留下罅隙，必可以乱真。今见元人诗歌题咏中的赵孟頫《五马图》是设色的：元李昱《题五马图》曰：

吴兴公子画五匹，满眼风云起萧瑟。一匹玉花啮且骄，一匹飞黄甚飘逸。驳文殊者一匹雄，一匹紫电奔长虹。中央正立一匹胡青骢，遂令四马皆下风。想见承华春苜蓿，此马由来字天育。殷红盘袍㡌纹縠，奚官秋䇿采监牧。[ii]

赵孟頫为吴兴人，“吴兴公子画五匹”已坐实是赵孟頫所绘《五马图》，从“飞黄”“紫电”“青骢”的色彩看，五马是着色的，至少奚官是着色的，身着“殷红盘袍”。或许所咏乃赵孟頫别一图卷，是否李伯时《五马图》临本不得其详。2011年，“北京纳高春季拍卖会”上有设色绢本“赵子昂《天闲五马图》手卷”一件，拍品介绍显示：“尺寸 31×290cm ”赵孟頫题识曰：“大德二年岁在戊戌秋八月得观李龙眠此卷戏临松雪斋中子昂”[iii]。拍品真伪姑且不论，我们至少得到一个赵孟頫临写李伯时五马图卷的具体时间[iv]。拍品介绍称：此卷有“康熙辛巳二月宋荦画签。钤印：宋荦私印”，可知清初宋荦是“赵子昂《天闲五马图》手卷”的收藏者之一。

赵氏一门祖孙三代均是画马高手，赵孟頫之子赵雍(字仲穆)、赵奕（字仲光）亦酷爱李公麟《五马图》，赵雍为弟弟赵奕临摹了其中最为喜爱的“凤头骢”，之后兄弟分别题识，又广邀文友赋诗。赵奕题识曰：

家兄知州，为奕临李伯時凤头骢，今作紫花马。此老杜所謂“五花变作云滿身”者是也。真家藏之宝，可与知者道耳。弟奕谨题

今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元赵雍临《李伯时人马图卷》”马作白描，人物设色，未言马名，比照李伯时《五马图卷》存世之珂罗版，所临近似“满川花”而非凤头骢。另外元初与赵孟頫等并称为“吴兴八俊”的钱选（字舜举，1235—？），也曾临摹过凤头骢，吴师道有《钱舜举摹李伯时画凤头骢图》赞曰：“汴都五马来西域，当时总入龙眠笔。钱郎摹得凤头骢，想见群中更殊特。”[v]较钱选稍后，程文海（1249—1318）有《题宋学士藏五马图》，不知宋学士何许人，《五马图》是否为李公麟作品。

所以说，至项子京时代，李公麟《五马图卷》至少已出现了四个以上的全图摹本和多种单马摹本。

明代初年，宋濂（1310—1381）题《宋李公麟画马卷》曰：“李公麟画如云行水流，固当为宋代第一。其所画马，君子谓踰于韩幹者，亦至论也。丁晞韩、赵景升虽极力学之，仅得其形似，而其天机流动者，则无有也。观此卷足以见之矣。[vi]”其所题者，当即是《五马图》。明凌云翰（（约1372年前后在世）曾题咏过姚伯和所藏《五马图》：“识得骊黄不在毛，天机从此付霜毫。使君五马行春处，犹忆城西看小桃。”[vii]从前两句推知，这《五马图》是没有设色的墨笔白描，是否公麟作品不得而知。

项子京不仅是富甲天下的收藏家，也是精明的文物商人。清倪涛《六艺之一录续编•法帖题跋》在项子京旧藏《圣教序跋》中记录了一段很精彩的细节：“子京蓄书画甲天下，卷尾必估其价，析产时按所书以遗诸子，见者以为不爽铢两焉。（卷八）”项子京作古五十五年后的弘光元年(1645)，清兵南下攻入嘉兴，项家天籁阁藏品悉被领兵之千夫长汪六水劫掠，流散文物后来大多归入清廷内府。

清王士禛（1634—1711）曾在毘陵庄姓人家见到《五马图》，其《香祖笔记》在过录五马图卷之黄、曾题跋后注明：“右为毘陵庄氏家藏。”

与王士禛同时的宋荦（1634—1714）也是《五马图》的收藏者，今《五马图》卷首下部有“宋荦审定”方形印，后幅曾纡跋语之末有“商丘宋荦审定真迹”长方形印。疑问是王士禛与宋荦友善，不知为何只记录《五马图》为毘陵庄氏家藏，却没有提及宋荦家藏。

后幅压脚还有“三槐堂书画记”印章，应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赐举人的书家王芑孙(1755—1817）的印记。

乾隆年间（始于1736），《五马图》已成为西清南书房的案头之物。1762年，属国爱乌罕（即阿富汗）进贡四匹阿拉伯马，乾隆皇帝为此于次年正月在畅春园举行阅兵大典，又命宫廷西洋画家郎世宁于十月初一日画四马手卷一轴[viii]。郎世宁画风细腻，写真高度形似，却与李公麟画马笔意不同，且只画马，不画人；于是乾隆皇帝又命宫廷画家金廷标（?—1767）模仿李公麟《五马图》笔法，重画四马，将牵马人也一并画入。又作长篇歌行《命金廷标橅李公麟五马图法画爱乌罕四骏因叠前韵作歌》，歌中曰：“元祐颇亦讫声教，于阗董毡逹狄鞮。左骐骥院育良驷，凤头锦膊名堪稽。以此公麟留妙迹，不胫乃入西清西。”——此言《五马图》不胫而进入了清廷内库。又评论郎世宁之画作曰：“泰西绘具别传法，没骨曾命写褭蹄。着色精细入毫末，宛然四骏腾沙隄。似则似矣逊古格，盛事可使方前低。”下面评论金廷标的画作：“廷标南人善南笔，橅旧令貌锐耳批。骢駵騋骏各曲肖，卓立意已超云霓。副以于思服本色，执靮按队牵駃騠。以郎（世宁）之似合李（公麟）格，爰成绝艺称全提。[ix]”可以看出乾隆皇帝还是更加中意金廷标的作品，以为有郎世宁的形似和李公麟的格调。

《五马图》从此一直在清宫传存，直至民元鼎新，清帝逊位，才经溥仪之手流出皇宫，又辗转流落东瀛，直至二战以后泥牛（马）入海。这段历史张伯驹在《春游琐谈》中曾有记述，言溥仪在天津日本租界张园居住时[x]，日本某侯爵想购买李公麟《五马图卷》献给天皇，溥仪愿以40件书画售日金40万，而《五马图》则不索价，献给日本天皇。此事由陈宝琛经手，以溥仪的名义，将40件书画赏给陈宝琛的外甥刘可超，刘用其中的四件向天津盐业银行抵押四万元，其中有《秋山平远图》《五马图》等。押款两个月后，刘归还一万元，取走《五马图》。

《五马图》此后去向，可以从日本方面的资料中找到蛛丝马迹——

1928年11月24日至12月20日，在东京帝室博物馆及东京府美术馆，举办了近代日本史上最大规模的中国古画展览会，日中双方各拿出约三百件藏品参展，翌年出版的展会图录以《唐宋元明名画大观》为题。展会筹备组名曰“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会长由二战后服毒自杀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亲自担任，副会长是内阁总理大臣清浦奎吾，其下有十五名日本人任委员，还有百名日本人、八十七名中国人为赞助员，备展事务局设置在东京美术学校文库，实际经理此事者乃两国画家组成的东方绘画协会，经费则由日本外务省所辖“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支出，因此展会全过程及相关报导、文件、电函、会议纪要等都在外务省文书中留下详细记录。作为作为东京美术学校校长和展览会委员的正木直彦成为筹备组中沟通各方关系的轴心人物，他的《十三松堂日记》也有关于展会的详细记载，并保存在《外务省记录》的档案中。日本学者久世夏奈子据以写成论文：《外务省记录中所见「唐宋元明名畫展覽會」（1928年）》[xi]，并对展会中的大事件加以爬梳和清理。其12月11日的记录是：

十一日，来日中国人刘骧业称：希望将三件宣统帝藏品（黄筌笔柳塘聚鸟图卷、唐人游猎图卷、李公麟笔五马图卷）供皇后御览。

刘骧业，从名号关联的角度推断，当即陈宝琛的外甥刘可超。可知他已于1928年12月将《五马图》带到日本。所以在12月11日这天向正木校长提出要将《五马图》等三幅清室藏品让日本皇后御览，应是已经得到翌日皇后将莅临展会的消息，12日皇后莅临展会的消息有当日《时事新闻》报为证。久世夏奈子在文中说：“尽管这三件藏品在《唐宋元明名画大观》的临时目录和展品明细表中均没有记载，但实际上是展出了。”理由是：

昭和三年十二月十三日的《时事新闻》特别指出：李公麟五马图卷有黄庭坚的跋文，与作为“旧清朝内府藏品”刊登于《國華》者应该是同一件。另外，展会结束后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同三件藏品又在东京府美术馆向相关人士展示，翌年一月三十日，正木在东京火车站酒店还与細川護立、矢代幸雄一同观赏过。（见正木直彦《十三松堂日记》640、648页）

关于这三幅藏品的下落，久世夏奈子在文中写道：

展会结束后，北京、天津的展品在外务省保管至翌年一月上旬。大约天津部分即包含宣统帝提供的展品，所以外务省希望慎重处理。同月上旬，外务省询问刘骧业：滞存日本的展品是否可以返还到宣统帝确认之处，他回答：希望通过总领事馆返还。因为刚刚发送过其他展品，日方官员和军人便等待另外赴天津公干的机会，最终于同年六月末返还给本人。经过这一系列的过程，可以明确的是“马和之”的画回到宣统帝手中，前面刘骧业提到的三幅经过不明。

久世的文章还提到：在展览会之后，分别于1929年1月、2月、6月出版了三个版别的《唐宋元明名画大観》，即参展名画图录，編集者皆是“東京美術学校文庫内唐宋元明名画展覧会”；発行兼印刷是大塚巧藝社社长“大塚稔”、印刷所及发卖所为“大塚巧藝社”、分销所为“刀江書院”。由此推想，大塚巧艺社制作珂罗版《五马图》应该也在这一时期。

《五马图》真迹在日本参展后大约并未回到中国，但具体流向却有三说：

一、美国汉学家、美学家高居翰(James Cahill）的说法：“山本悌二郎的藏品中曾有李公麟的《五马图》，现认为已被损毁。”（《中国与日本在收藏上的异同》）[xii]

二、来自日本的一种说法：“为日本京都大学的某人所藏，但战败后踪迹不明，据说在空袭战火中烧毁。”[xiii]

三、“日本东京末次三次收藏”。[xiv]

关于这三说，或许《五马图》入山本悌二郎的藏品只是高居翰的误记，因为山本作为实业家和当时的日本众院议员、农林大臣，向1928年的“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提供了包括李公麟《九歌图》在内的46幅私人收藏，或许《五马图》只是《九歌图》之误？而为京都某人收藏又毁于战火的说法亦有问题，因为京都作为日本古都，二战中并未遭到空袭。利用网络搜索工具，可见多条“东京末次三次”是《五马图》收藏者的说法；另外，通过yahoo!JAPAN，可检索到有位法学家末次三次，1959年在東京大学出版会出版有《英美法之研究》[xv]，不知与收藏《五马图》者是否同一个人。至于网上可见的另一种说法——“书画鉴赏大师杨仁恺在《国宝沉浮录》中考证，《五马图》真迹一直在日本私人手中密藏，日本学者岛田修二郎在‘二战’前还见过真迹，当时为日本京都大学某法学教授收藏，战后却宣称已被炸毁。自此以后，《五马图》藏于何处、藏于谁手一直云遮雾罩。”[xvi]——似乎是对第二说（京都大学、炸毁）与第三说（法学）的拼合。

其间大陆著名工笔花鸟画家于非闇先生（1889—1959）曾见真迹，并加摹写，他在过录黄庭坚跋语后另加跋语曰（标点为本文撰者所加）：

龙眠居士五马图卷，予所见凡二本。一有宋思陵鉴藏诸玺，一即清高宗所题识者。前本有黄山谷书“龙眠居士李伯时五马图卷”十一字及思陵诸玺，是与后本异者。至于伯时画、山谷、公卷书则立辨妍丑焉。按：是图始著录于周公谨之《过眼录》，为伯时巨迹。予素不工写人马，偶睹真［迹］，欣然临橅，亦一时遣兴云尔。山谷小楷传世绝罕，此图笺注马之来历、名色、尺度，皆山谷书，因并临之。予老矣，目晕暗，愧不能精写竟，为之怆然。壬午正月十五日，非闇居士并记。（文末自注：夺“迹”字）

落款日期“壬午”乃公元1942年，于何处见到前后“二本”，文中没有交代。但这件《临韩幹照夜白、李龙眠五马图合卷》，却在手卷前跋中交代了临写唐韩幹《照夜白》的大致地点和细节，文曰（标点为本文撰者所加）：

唐韩幹画照夜白图卷，纸本。上有南唐押署，所谓金错刀书也。允推韩幹仅存之迹，向藏故内。辛亥后曾应东瀛展览，彼邦摄影以传。时已归旧王孙溥心畬。王孙工于画，乃以此卷质诸东方某公司。予识公司中人，得屡观焉。且以南唐所书照字摹为小印。当予就观于某公司时，主者不置几案，不展锦衭，令侍役持包首就地板横推滚展，其不断裂，殆有神护。六年前王孙货之，始脱此厄。予素不工画马，长夏多暇，摹成此图，并临南唐押署。与所临伯时五马合装一卷，聊以遣兴云尔。壬午夏至日，非闇

从上文可知，于非闇摹成“韩幹照夜白图卷”的时间是在“壬午年（1942）夏至”，但用心观摩图卷的时间是在壬午前六年即1936年之前，因为至1936年，抵押在“东方某公司”的韩幹照夜白图卷就已被溥心畬赎回了（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所以于非闇所摹者，很可能是日本人所拍摄的照片。

摹成李伯时《五马图卷》的时间是“壬午年（1942）正月十五”，此时画卷已在日本人手中，而且中日之间战事正紧，此前不久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刚刚偷袭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海军基地成功，已然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在这样的战争形势下，于非闇临摹的很可能也是照片或日本人二战前制作的珂罗版图卷。但跋文透露出来的重要信息是：他曾先后见过两个版本的李伯时五马图卷！一本有“宋思陵鉴藏诸玺”及“黄山谷书‘龙眠居士李伯时五马图卷’十一字”，这应该就是明代项子京所经眼者；后一本即“清高宗所题识者”。清高宗即乾隆，现传存之珂罗版《李伯时五马图卷》有他的两处题识（详后文引录）。看到此文不由一惊：流入清廷、又流落日本，最终宣告毁于战火的《李公麟五马图卷》，竟然不是曾经藏于宋高宗内帑者，难道这是项子京吴中摹本中的一件？于非闇跋语还说：“一有宋思陵鉴藏诸玺，一即清高宗所题识者……至于伯时画、山谷、公卷书则立辨妍丑焉。”何妍何丑？似乎于非闇认为清高宗题识本是伪本！他自己摹自何本，跋文语焉不详，但摹本卷首纵向题有“龙眠居士李伯时五马图卷”十一字，这至少反映了他所见宋思陵本的样貌。题首之下，加盖了于非闇室名章“玉山砚斋”。

2010年，豆瓣网发表了一位网名“海马”、在美国执教多年的中国学者所写《外国各博物馆中国展品随记》，文曰：“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我离开美国去日本访问讲学。……在日期间,我抓紧时间观摩了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大阪市立美术馆、大和文物馆、泉屋博古馆等的藏画,收获很大。……时间虽然较短,但是所看到的中国历代名画真迹并不少于美国。如在京都国立博物馆,部门主管西上实先生几乎把所有馆藏精品都张挂出来。”在写到大阪市立美术馆时，于题下位置刊登了一幅《五马图》的局部照片，是五马中的最后一匹满川花以及黄庭坚的跋尾文字，照片下的标注是“五马图（部分）卷北宋李公麟（日）末次三次藏”[xvii]。这是相当令人震撼的信息：难道《五马图》真的还在世？！至1986年还在被末次三次收藏？！照片中不见裱边与卷轴，所以无法判定作者所见是真迹还是仿品抑或照片，文中亦未加说明，很希望《五马图》能够在世。

于非闇临韩幹照夜白、李公麟五马图合卷（引自雅昌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