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歌声，留下的不只是印痕
共产党在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上，是一个多么响亮的名字。父亲加入共产党时才十九岁，没想到在他的一生中他的党龄就有65年。我所能看到的他的最早的笔迹是他自己填写的入党志愿书，而这份入党志愿表，他特意用了一个小小信封装起来，放在不让人能看到的地方。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才发现有这么一件宝藏，很难想象他是怎么能把这份志愿书保存如此之久。可见，他是多么珍惜他年轻时的心迹。
虽然有响亮的名字，有65年的党员印痕，可从未见过父亲有一丝炫耀。
父亲晚年时常向我讲述他在部队的那段我们并不清晰的经历，我乘此机会尽力查阅了他当年部队的番号。好几次，他提到过一个叫吴化文的人。此人是父亲的同乡，即山东掖县人。掖县就是现在烟台市下属的莱州市。吴是一名军人，当地人称他为五姓家奴，意思说他跟过冯玉祥，韩复渠，老蒋，还有汪精卫的日伪，最终投靠了共产党。1949年以后，共产党执政给吴化文在地方上省里做了一个大官。在谈到此人时，父亲对他摇摆不定，显然难以理解，觉得这种人在政治上是投机分子。从对吴的评价来看，父亲对自己所信奉的政党理想已有困惑之意。
人的内心都有追求，他所追求的灯塔有时也会破碎，按着那灯塔引航的小船也会颠簸倾覆。这就不难理解，父亲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经常烧香拜佛，时常去本地的鸡鸣寺、弘觉寺。他这样做的目的，可以归结为寻求保佑，但更多的是祝愿祈福。
二、 奇特的记忆，来自于自己的心思
洗澡
到浴室或者说澡堂洗澡对于住在乡下的人来说，算是一件难得的享受。所幸父母当时在乡下的医院工作，工作的地点附近有一些商店、理发室或者澡堂之类的简单的公共设施。大约五六岁时，父亲有一次带我去澡堂洗澡。我进去时只见里面的人光着身子，我记不清是自己还是父亲帮我脱光了衣服，他紧紧抱着我，显然是怕我滑倒，我的身体和父亲的身体贴在一起，我的心里特别温暖兴奋。和他那样身体完全贴在一起，在记忆中可能就这么一次。
皮帽
那一年的冬天非常寒冷，父亲带我去了一家农村集镇商店，他竟然帮我买了一顶帽子，是皮帽子。因为贫穷，身上穿的衣服也差，就感觉更冷。别说是皮帽，就连一个普通的棉帽，都让人羡慕。对于刚有点懂事的我，我是特别开心，不仅因为爸爸对我是这么好，还因为我可以在我的同伴面前表现自己。
猪肉砂钵子
好像是在1970年，我们家租了一个间靠父母上班较近地方的房子，爸妈和我搬进了一个农民家。房东的主人是村长，有三间瓦房。其中的一大间，隔成了厨房和一小间，爸妈就住在那一小间里，而我就住在村长家另一个小房间，和他的儿子同睡一张床。烧饭每天都要用到煤炉，父亲那天买了蹄膀。晚饭就要吃这个蹄膀时，父母不知为什么争吵起来，父亲拿起砂钵冲出门外，将冒着热气的蹄膀连锅扔进村长家前的菜地里。
我父母因为是拿国家经费的职工，所以在那时能买一些鱼肉。当时的我惊呆了，绝不是因为吃不上肉了，而是对父亲今天火气之大感到十分惊讶，母亲的那一刻用难受二字都无法描述，可以想象左邻右舍一定会连续几天谈论这件事情。
长筒胶靴
1974年，我读初二。有一天上学经过街上的一家商店。那个时候的商店都是国家开办的，人们俗称供销社。因为是集镇上最大的商店，里面空间比较大。那时去学校的路上要经过这个商店，我几乎每次都会从商店的一个门出去，从另一个门出来，再步行到学校。那天我走到这家叫供销社的商店时，发现这家商店的一面墙上和地上放了一些给人们观看的东西，其中就有长筒胶靴挂在墙上，旁边的一张白纸上写着李平两个字。我惊呆了。我很快看到其他的标语式的文字后，立刻意识到爸爸犯了什么错误。他的错误在于是把公家的的东西拿回来自己私用，但为什么会如此兴师动众呢，是因为当时中国政坛高层正开展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而我那天看到的一幕，正是这场批判的行动要求。对于当时十四岁的男生来说，我顿时感觉脸面全无。印象深的是，父亲当时和其他犯有同样错误的人都被关在镇上的一个单位不让回家，上级要求他们每天学习检讨。母亲烧好饭菜后就叫我送去，送饭的那种锅现在几乎买不到了，当时叫钢金锅，是铝制品。母亲不擅长烧菜，但她是还尽可能地烧了一些父亲平时喜欢吃的。为了让父亲能吃上热饭热菜，我都是用手紧紧将钢金锅的锅盖按住，从家里一路跑着把钢金锅送到那个大房子门口。
去饭店吃饭
那个年代即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几乎所有的营业网点都是由国家掌控的，饭店也不例外。大约是1975年，我妹妹也从武汉回来和我们一起生活了。虽然父母每月有固定的工资，有国家分配的各物票证，但是能到饭店大吃一次，确实是高级享受。父亲人缘好，认识饭店的领导、厨师。有两次带我们全家四口人中午直接到了饭店的里屋，这个里屋是不接待其他客人的。父亲点了我和妹妹喜欢吃的，当时感觉到白米饭很香，炒菜更香。父亲看到我们吃得开心，满脸笑容。那两次中午的牙祭，让温馨终于停留了片刻。
父亲能动用关系让我们全家悄悄享受，这让我不仅感受到了父亲的一份心血，更让我明白他就是我们家的靠山。
手术和看病
1976年我高中毕业，在75年到76年之间我的体质很弱，人也偏瘦，扁桃腺经常发炎直至肿大，后来父亲决定把扁桃腺摘除。他特地请了当地一家医院的外科医生，这名医生在当地颇有名气，父亲也认识他，手术就定在父母工作的医院。我当时很紧张，打过麻醉后，医生在割我的扁桃腺时，还能听见刀割的声音。
父亲这时已调到了江宁县麻风医院工作，在这工作非常清闲，待遇和伙食也好。我手术以后就去父亲医院那住了一段时间，父亲对我特别照顾。刚来这座对外被称作皮肤病防治所医院时，一开始会有恐惧，因为不知道麻风病是什么，本来就对麻风这两个字恐惧。至今还有人把麻风写成麻疯。去了我才知道，他们在心智上和平常人一样，医院的病人区和工作人员住处是严格分开的。此外，医院还配有一辆外国品牌的救护车，父亲常带我坐救护车去附近的马鞍山。这对于小时候很少有出远门机会的我，能来到一个外省城市闲逛，我感觉非常舒服。就是在这段时间父亲为我买了一个带皮套的短波收音机，用去他五十多元人民币。父亲当时每月的工资只有六十三元，父亲见我执意要买，为了儿子他毫不犹豫地做了。那时的我，在夜深人静时已经开始收听美国之音、澳广（澳洲广播电视台）和台湾的电台。
自那以后，我的身体状况开始逐渐好转。
高中毕业后的工作分配
在当时的中国，百姓被分成城镇和农村两种户口。我们家属于城镇居民，可以享受国家的分配政策。城镇居民的孩子在中学毕业后，可以由政府分配到企业或其他机构工作。当时，我属于可以分配的人，我和家里人一直在讨论是去工厂还是去医院工作。在我们住家附近有一家县管企业，当地人称作金箔厂，厂长也是部队下来的，和我父亲是朋友关系。厂长对我很熟也喜欢我，父亲就想把我安排在金箔厂，厂长到我家来时还许诺让我进厂后去上海学习，好像是学画画。因为金箔厂需要一点美术基本功的工人，而我为了将来别的前途向父亲请求一定要让我去医院工作。因为学生分配是由县上的人事局决定的，可以想象为了我的工作，父亲一定画了不少心血。如今，回头再看现在的我，我必须承认，驱使我人生轨迹改变的源泉来自于父亲当时对我职业选择的最后决定。
重抄旧业
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不会忘记的一夜。1992年，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南巡讲话（即邓小平那年冬天去广东考察），给中国大地犹如刮来了一股新的春风。当时我在教育局的一个下属机构已经工作四年，34岁的我正值拼搏的年龄，那一年的夏天，我与单位不辞而别，来到了浙江衢州一家外商投资公司工作。也就是说，我暂时离开了父母、妻子和儿子，一人在外闯荡。尽管我几乎每天都和家人，特别是妻子电话联系，甚至不断的写信，但是我能感觉到，父亲、母亲对我的外出一直感到不安。快过年了，我带着所有的简单行李回到了家里，在夜间行驶的长途客车上，还想着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但我根本没想到有机会再回到原来的单位上班。谁知，在我回来之前，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儿子再回到原来的岗位，父亲就找了我当时工作单位的上级即教育局长，幸而我们的局长和父亲认识多年也就答应了。
那年因为擅自离岗，我加入共产党的转正期被推迟了一年，还在党支部会上做了口头检讨。但这件事，即使让父亲知道，他也不会对我有丝毫的责怪。父亲只想要我回来，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