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2022年第10期总第389期
中国艺术研究院 主办
红色写作的超越与创新
——杨华方长篇纪实小说《红色第一家》读后
@章罗生 文锋
以毛泽东等革命领袖与共产党人及其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为中心的红色题材创作，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坛的突出文化现象之一。在这方面，不但涌现了汗牛充栋的文学作品，而且涌现了众多影响广泛、特色鲜明的著名“专家”，如刘白羽、魏巍、叶永烈、权延赤、陈廷一、王树增与金一南等。而作为毛泽东家乡的湖南，这方面的“专家”更多，其创作也更集中、突出：除早年的萧三、周立波，还有朱仲丽、贺捷生、张步真等作家。而在这一庞大群体中，杨华方也是其重要成员之一：除《毛泽东在1925》外，最近出版的长篇《红色第一家——毛泽东和他的六位亲人》是又一值得特别关注的力作之一。
在有关毛泽东的以往创作中，除毛泽东本人的众多“正传”外，仅以其“家庭”、“亲属”与“乡亲”等为题材的“合传”等出版很多，那么，杨华方再来写毛泽东“一家”，如何避免重复而有新的突破与超越？这对作者来说，确是其面临的严峻挑战。然而，可喜的是，我们看到：作者不但经受了挑战和考验，而且进行了新的成功探索，有新的超越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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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选材与立意上，不同于以往写毛泽东所有作品的角度，《红色第一家》以为革命牺牲的“六位”亲人为重点，立足当下，强调“红色”，突出“家风”，通过再现毛泽东与他们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即一方面血肉情深、关怀备至，另一方面又严格要求、倾心培养，着重表现毛泽东“立党为公”、“权为民用”的伟大胸怀与崇高境界。因此，在作品中，我们看到，毛泽东不但舍小家为大家，将六位亲人全部带上了革命道路，而且时常教育他们，要谨记毛氏家训，继承优良家风。正是如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和他的亲人们在关键时刻，总是以爱情服从事业，以家庭服从革命，以个人服从国家。这一点，在毛泽东对待妻儿即杨开慧与毛岸英等人的态度上表现尤为突出。即他明知杨开慧带着两个小孩，不但生活艰难，而且还有生命危险，但他义无反顾，毅然抛妻别子，坚持走上了“井冈山道路”，结果使爱妻遇害、儿子受难；他明知枪炮无情、战场危险，而自己一家也已为革命献出了五位亲人，但仍不顾众人苦劝，坚持将新婚不久的儿子送往朝鲜前线，结果使他埋骨异国。与此同时，作品也细腻揭示：毛泽东非但不是铁石心肠，而且崇情尚义、知恩图报，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重家国伦理与人间大爱。因此，每当亲人牺牲，他都心灵震撼、悲痛难抑，以致回韶山时在父母坟前忏悔“带全家出去，只一人回来”等。同时，他念念不忘在人生路上给他以帮助的亲朋如表兄文运昌、堂弟毛泽连与妻兄杨开智等，因而不但派儿子看望，而且耐心说明不能安排他们“当官”的道理，等等。
正是在毛泽东的教育与影响下，他的弟妹、妻儿与子侄等“亲人”，也不但志向高远、严于律己、深明大义，而且在家国冲突与生死考验的大是大非面前，能义无反顾，舍“小家”为“大家”，舍爱情为事业，舍自我为民族。如毛泽民在上海、新疆等地从事党的地下财经等工作时，不但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而且无条件服从革命大局：先是忍痛抛妻别子，后又舍命献身事业。毛泽覃为了“朱毛会师”的千秋大业，不但几次来回奔波、冒险苦战，而且不因毛泽建而以“私”废“公”；在被错误批判、处理的情况下，他不但忍辱负重，以个人服从革命，而且仍身先士卒，顽强奋战，以致浴血疆场。毛泽建与杨开慧一样，即使在被抓进监狱，面临骨肉分离与生死考验的紧要时刻，仍不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而始终“牢记使命，不忘初心”，坚持理想信念，以生命抒写家国大爱。毛岸英虽从小因父母而饱受牢狱之灾与流浪之苦，但他继承“红色”基因，志存高远，自觉磨炼，不但没有半点“太子”架子或享受任何“官二代”特权，而且比一般青年的命运都更“残酷”。这一点，不只表现在他回韶山老家时的以步代车与睡门板、吃粗茶淡饭，以及对长辈与乡亲们的恭敬、礼让等方面，尤其表现在他主动争取去朝鲜前线等事件上。即无论从公理还是私情上，他都不“该”去战场冒险：从“公理”来说，毛泽东一家已为革命牺牲了五位亲人，而今只有他一个“前途无量”的“接班人”；就“私情”而言，他刚结婚，且无子嗣，不但未享受正常的新婚喜乐，而且深有“无后”之虞。然而，他态度坚决、义无反顾，毅然抛妻别父、直面生死，以至埋骨异邦、令人扼腕！试问：古往今来，何曾有过如此“太子”与“家长”？又何曾有过这样的“红色第一家”？
总之，作品将人物置于20世纪中国“红色”革命的典型环境中，在“情”与“理”、“家”与“国”的内在冲突中，不但凸显了有血有肉、伟大而平凡的“人民”领袖毛泽东，而且再现了以他为首、名符其实的“红色第一家”，以及在传统文化与“红色”家风影响下形成的、世所罕见的“满门忠烈”！
《红色第一家》，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中华文学选刊》等选发部分章节，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被选为优秀图书报送中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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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文体与形式上，作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以小说形式，为革命领袖与红色题材创作开辟了新的生路。
关于“纪实小说”与“传记小说”等，以往曾有过讨论和争议。其中有人认为：小说是虚构的，怎么能与“纪实”和“传记”连在一块？实际上，这种疑问是多余的，其错误在于将“虚构”与“纪实”相对立。因为，文学史上——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创作实践已经证明：文学中的“虚”与“实”不是对立而是和谐统一的，所谓“虚”与“实”只是相对而言。即一般来说，“虚”大于“实”者称为小说或戏剧等，“实”大于“虚”或基本为“实”者称为传记文学与报告文学等。而正是因为其“虚”“实”等成分在创作中的不确定性，因而人们在作品体裁的认定上产生分歧，出现所谓“纪实小说”与“传记小说”等，就不但不足为奇，而且可以多元共存。如《保卫延安》《红岩》《林海雪原》等“红色经典”，是否可称为“纪实小说”？柯兴的《风流才女——石评梅传》《魂归京都——关露传》与《清末名妓——赛金花传》等，是否可称为“传记小说”？这些，都有其存在理由，也都有其研讨空间和价值。然而，与一般创作不同，因其对象的特殊，毛泽东是不能轻易“虚构”或“想象”的。因为，一是他太“严肃”、“敏感”了，其作品须经高层“政审”才能面世；二是描写他的作品太多，人们对他太熟悉了，稍有不“实”即能发现。正是如此，人们在写此类作品时，都须在资料考证等方面下扎实功夫，最多只是吸收小说的某些手法而已。而杨华方的《红色第一家》，如同他此前的《毛泽东在1925》一样，不只是吸收了小说手法，而完全是小说体式，且能为人所喜爱，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了。细读文本，我们发现：杨华方之所以能以小说形式写好毛泽东这一伟大“公众”人物，主要是扬长避短，较好地处理了“虚”“实”关系。这一点，概而言之，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具体来说，则是：不以资料考证见长，不求内容的全面系统，而以“真实”人事为本，发挥合理“想象”，编织故事情节，“还原”典型人物。如在《毛泽东在1925》中，毛泽东与杨开慧于1925年回韶山，办农民夜校，建中共支部，组织平粜斗争等，都贯穿着与以团防局长成胥生为代表的反动势力的矛盾冲突，这是不能虚构、也不用考证的历史“大事”。但在“如何”斗争的细节与过程等方面，却可以发挥想象、编织故事、“还原”历史。而作品就正是通过“替叫化子收尸”发动群众，“调虎离山”阻运大米，“金蝉脱壳”逃脱追捕等与成胥生斗智斗勇的故事，鲜明地再现了毛泽东等人物的思想个性。
《红色第一家》也是这样：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毛泽东1959年回韶山等，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大事”，不必考证，也不能“想象”，但烈士们牺牲前后的情况如何，表现怎样，有何故事，毛泽东与他们关系如何，他“一人”回韶山后如何向去世的父母交代，等等，这些却不但大可挖掘，而且应该具体“还原”。而作品就正是一方面继续深入发掘史料，另一方面，又充分发挥小说善于编造情节、“想象”细节、“还原”情景与心理描写之长，戴着“真实”镣铐与“虚构”共舞，从而完成与提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人物群雕——“毛泽东和他的六位亲人”。
如在正面描写毛泽东方面，作品将“发掘”与“想象”相融合，讲述了如下故事：组织长沙泥木工人罢工时，以《湖南新宪法》为“尚方宝剑”，“以子之矛攻子之剑”，迫使省长赵恒惕尴尬退让；侦探要抓毛泽东，毛泽东为之带路，至开会地点时冲李维汉大喊“找毛泽东”，李会意，几人将侦探当小偷扭打，从而使毛泽东与参会者得以脱身；在国民党宣传部任职时，国民党右翼顽固分子谢持不但不配合党员重新登记，而且与叶楚伧等沆瀣一气，与毛泽东作对，结果反被毛泽东带进“笼子”，乖乖就范；在浏阳被团丁抓住时，毛泽东假装崴脚而落到后面，又假装不小心而将银元散落路旁并趁机逃跑躲藏，当捡拾银元的团丁发现毛泽东躲在水里时，大叫“有蛇”而吓退了其他欲往前行的搜寻者。在这方面，尤其是发生在保姆陈玉英身上的故事更幽默、有趣——陈玉英因未告知而洗了毛泽东的衬衫，使毛无衣出门，她忐忑不安，担心受罚。恰在此时，毛泽东叫她拿一白布条来，她误以为自己和杨贵妃一样，也是主人要她“吊颈自尽”，吓得流泪、下跪，说只找到一根棕绳。毛泽东弄清原委后哈哈大笑，连说“你又没做错什么”。随后，交给她一块写有“陈玉英家在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的白布条，说：你不识字，出门万一走错路不知道回家，“就把这宝贝掏出来给大家看”。这一典型细节，有力地表现了毛泽东的虑事周全与平易、“亲民”等。
毛泽东和他的六位亲人（夏红玉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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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品不只有幽默，更有沉痛与悲壮。这一点，在最后一章“一个人的回家”中表现得最为集中、鲜明。该章写毛泽东1959年回韶山后，实写他参观故居时回忆其兄弟姐妹们的音容笑貌；而写他至父母坟前祭奠时，则以虚拟手法，打破时空与生死界限，让父母与他进行心灵对话，以表现人物的意识流动。其中写到，父亲严厉责问：“怎么只你一个人回来？泽民、泽覃呢？菊妹子呢？还有你老婆儿子呢？……我那两个孙子……你怎么不带他们回来？”他第一次在这个农民父亲面前笨嘴结舌，满脸愧疚，默默忏悔。当知道他们已埋骨异国他乡时，“父亲怒目圆睁，从门板子后面操起一根踩田棍，劈头向他打来”，后经母亲以佛理劝解才慢慢息怒。这一结尾，一箭三雕、意味深长：一是再现了毛泽东父母的形象，尤其是突出了其不同思想性格；二是从家庭伦理与世俗人情方面，说明毛泽东既是少有的历史伟人，又是平凡的农民儿子；三是总结全篇，深化主题，再次启示人们从情、理等方面认识“红色第一家”的伟大奉献与深刻意义。正是如此，该章于2014年在《湖南文学》单独发表后，被《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并被人认为是全书的“诗眼”。
写毛泽东如此，写其他六位亲人也是这样：作品一方面挖掘史料，另一方面，也通过虚实结合、情理融通等手法，既“还原”了真实历史，又“塑造”了鲜明形象。如对毛泽民，作品除写他对党忠诚，服从安排，能双手打算盘，是难得的财经人才等外，还通过他在处理婚姻问题时的严肃等，表现了其高尚人格与美好心灵。即在上海负责党中央的书刊印刷工作时，因地下工作的需要，他不但要有“老板”派头，而且须有夫人陪伴。因而组织上安排年轻漂亮的钱希钧作为他的“夫人”。他一方面拒绝“新人”，坚持要韶山的原配王淑兰来上海，另一方面，在“假戏”必须“真做”时，他即使有病，也坚持同室不同床（睡地上）、同床不共枕。而后来与警察局的斗争，不但更曲折、惊险，更富戏剧性，而且也突出表现了毛泽民的机智勇敢与沉着坚定等。作品描写：因防范措施严密，印刷所（厂）较长时期未出问题；后敌人获准确情报而突击搜查，抓到“违法”把柄，毛泽民急中生智，将责任推给老婆并拳脚相加，钱希钧也谎称是自己贪财而接的“私货”；接着，毛泽民一面贿赂、打点，一面主动认罚，终于争取到几天的“转让”时间；之后，则瞒过明岗、干掉暗哨，成功运走设备。而当警察赶到印刷所时，见到的只有被捆绑在废纸堆中怪叫的两名同伙。
写毛泽覃时，除有关婚姻家庭以及与毛泽东的交往外，作品重点写了他南昌起义后随朱德在湘南的活动，尤其是在朱毛井冈山会师中的艰难经历及其所起的重要作用等。其中写到，在去井冈山途中，毛泽覃到达桂东时被抓进监狱，在狱中结识县妇救会主任胡玉珍与赤卫队吴队长后，与他们组织越狱。他逃脱后到酃县时，又被游击队误解，被蒙眼押送至井冈山。后毛泽东派他率特务连接朱德部队上山，并将也参加湘南起义的菊妹子（毛泽建）游击队一并带上，但叮嘱须“以大局为重”。后因战情危急，毛泽建未能随朱德部队上山，尽管后来朱德瞒着毛泽东又派人接应，但终未成功。当然，对于毛泽覃之死，作品也有详细描叙。其中写到：他被王明错误路线打击而被撤职、批判，不准他参加长征而须留守地方，但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在与国民党部队的激战中英勇无畏、身先士卒，最后浴血疆场，等等。
在毛家牺牲的六位亲人中，相对来说，毛泽建是被文学作品写得较少的——尽管“革命样板戏”之一《杜鹃山》的主角柯湘以她为原型（毛泽建的化名为毛达湘），但人们对她的事迹还是知之不多。因而，《红色第一家》对她也进行了较详细的“还原”与“想象”，尤其是重点写了她驱逐反动校长和英勇起义等事件。作品描述：毛泽建在湖南三女师读书时，其校长胡名高不但克扣、贪污学生伙食费，而且思想顽固、反动，让和尚给学生讲授“四大皆空”、“六根清净”之类。作为学生领袖的毛泽建，组织学生，联络工友，公布假账内幕，上街游行示威，不但赶走和尚，而且迫使校长下了台。在湘南起义中，以毛泽建夫妇为首的衡山游击队被打散，她丈夫陈芬战死，她本人被俘。朱德派人劫狱、营救，被敌人发现后与之激战。因毛泽建怀孕临产，她让战友们撤退，自己去夏娭毑家生小孩。后因婴儿啼哭引来敌人，毛泽建又被赵南八（赵恒惕之叔）抓捕。在监狱与审讯期间，作品不但虚拟了毛泽建与儿子艰生的独白，而且“还原”了她与赵南八的对话与斗争。尤其是写到赵南八针对母子连心的女人软肋，企图通过折磨婴儿来逼毛泽建就范。结果，毛泽建不为所动，反倒骂他“禽兽不如”，以致婴儿被残忍踢死。最后，毛泽建用沾血的布条在监狱墙上写下“誓死为党”，并对乡亲们坦言：“只要革命成功了，我毛泽建万死不撼！”最后，赵南八巧施奸计，摆脱劫法场的朱德人马，慌忙将她杀害。而毛泽建牺牲后，作品也发挥“想象”，细腻模拟了毛泽东、毛泽覃兄弟的内心波澜与“私密”对话：
毛泽覃泪水盈盈，似乎看见嘟着嘴的菊妹子。以前菊妹子只要听到他喊她钝钉子，便嗔怒地打他。他便躲到毛泽东身后，菊妹子追到毛泽东身后，他便绕到毛泽东身前，两人似在玩捉羊的游戏。毛泽东被他俩弄得成为一堵屏障，不时哈哈大笑，那是多么地开心……如今，菊妹子没了，小外甥也没有了，他喊钝钉子也不会有人掐他了。
毛泽东看着毛泽覃，想起昔日弟妹两个在他身边打闹亲切的场景，不由又悲伤起来。他是这个家的老大，菊妹子是在他手上失去的，不是因为衰老有病，风华正茂就这么牺牲了。娘交代过，要他好好照顾菊妹子，他以后怎么去见父母，怎么向母亲交代？
他不由凄切哽咽道：“菊妹子，大哥没尽到责，有愧于你啊。”毛泽覃担心大哥悲伤过度，劝慰道：“大哥，你不要自责。”毛泽东说：“如果她还在韶山，哪怕是要饭，起码她还活着呀。”毛泽覃说：“大哥，菊妹子跟你走上这条路，没有一点遗憾，更没有后悔过。我听说，赵南八要她声明和你脱离兄妹关系，就免她死。可菊妹子宁愿死，也不愿和你脱离兄妹关系，她以是你的妹妹自豪。”毛泽东一听这话，不由感叹道：“菊妹子是个好妹妹。”
《中华文学选刊》选发《红色第一家》部分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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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从这里，我们不但可以窥见作品的重要特色，而且可以再次看出作者既超越自我也超越别人的创新之处。即：《红色第一家》不但大胆采取小说形式，而且放开运用“想象”、“虚拟”与对话、心理描写等手法；不但只强调“红色”之“红”，而且也注重“亲人”之“亲”；不但只再现“国”之大殇，而且也揭示“家”之大痛。而正是在这种世俗人伦与家国大爱的水乳交融中，我们不但看到了人物的崇高与伟大，而且感到了英雄的平凡与亲近；不但领略了牺牲与奉献的悲壮，而且感到了心灵与情感的震撼。这一点，我们从作品对杨开慧、毛楚雄与毛岸英等其他亲人的描写中同样可以看到。如周陈轩带着毛楚雄到狱中探望杨开慧母子时，不让楚雄吃糕点而要他留给岸英哥哥，杨开慧则要周陈轩带楚雄到韶山长住；楚雄到延安看望毛泽东时，带去大伯最爱吃的红辣椒和火焙鱼，后他在与胡宗南谈判时被害，给大伯的东西只得由王震转交；岸英从苏联回来后，拿斯大林赠他的手枪向毛泽东炫耀，毛泽东则告诫他：“富不过三代”，“做人不要守在以前的荣誉和成就上睡觉，更不要躺在先辈的光环下享受”，要谨记毛氏家规，等等。
的确，作品不但突出了毛泽东用《毛氏家训》等对弟妹们的教育，强调要他们廉洁奉公等，而且还巧用“误会”等法，使作品跌宕起伏，人物真实生动。在这方面，除以上所述陈玉英的“白布条”故事外，还有如毛泽东“当土匪”与毛泽覃“征兵”等事件。即作品描写，当毛泽民变卖韶山家当，为秋收起义筹集军费，并组织纠察队准备攻打长沙时，却迟迟不见毛泽东率起义部队过来。后听到传言，说毛泽东擅自改变中央和省委决定，“临阵脱逃，胆小怕死”，不打长沙而“躲进山里当山大王去了”。对此，不仅毛泽民疑惑，钱希钧、周文楠她们也深感难受，说“他做绿林好汉，除非鬼迷心窍了”，因而要毛泽民将大哥劝下山。后经省委同意，毛泽民带人上井冈山，才弄清“赤匪”真相。所谓“征兵”事件是：毛泽东在吉安考察时，遇见战士押着两个被捆绑的老乡，一问，说是他们“不愿参军，反对扩红”。当知道是毛泽覃任政委的五师所为，毛泽东怒气冲天，斥骂毛泽覃“是军阀作风”，并举手要打他。毛泽覃拿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说“这不是在家里，也不是在毛氏祠堂，这是在红军的队伍里”，并委屈得哭了。后弄清确是自己部下所犯的错误，毛泽覃立即严肃处理，并表示“我也有责任”，应“一起去向老乡道歉”，毛泽东则承认自己也“差点犯了家长作风”，等等。
最后，还须指出，作品不但语言简洁、流畅，对话生动、有表现力，而且具有鲜明的乡土特色。这一点，又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方言土语的选择运用，如夹杂在人物对话和故事叙述中的“妹子”、“堂客”、“反水”、“钝钉子”、“带笼子”、“踩田棍”、“山大王”与“脑壳被门板夹了”等湘方言；二是毛氏铭训在毛泽东教育“亲人”时的反复出现，如“孝悌家庭顺，清忠国祚昌。礼恭交四海，仁义振三纲。富贵由勤俭，贫穷守本良。言行防错过，恩德应酬偿……一生惟谨慎，百世有馨香”等；三是对地方特产与乡土风情的便带介绍，如毛泽东在浏阳遇险时与团丁的“闲聊”：湘潭的好东西有“龙牌酱油灯芯糕，砣砣妹子随你挑”，“吴元泰的龙牌酱油、仔油姜、仔油萝卜，是湘潭酱食中的三绝”，以及毛泽东祭扫祖坟时对儿时采摘各种野果情景的回忆等。如此，再加上毛泽东的所谓“尚方宝剑”、“宝贝”等幽默语言，就使作品既接“地气”又通“民情”，既悲壮、崇高又灵动、鲜活。
总之，《红色第一家》虽主要写了“毛泽东和他的六位亲人”等多个人物，且形象完整、个性鲜明，但又不是“合传”而是“纪实小说”。因为，它不但注重情节、对话与细节、心理描写，而且在组织、结构与整体布局上，将人物置于中国现代“红色”革命的典型环境中，既凸显人物与革命之关系及其历史贡献，又揭示人物之间相互影响、共同提高的内在关联；既有史料挖掘与史实补充，又有合理“想象”与情景“还原”；与“红色”革命的发展同步，其人物既穿插描写又齐头并进，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交织。因此，尽管作品也存在某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如在材料的取舍上，如何更好地处理“红色”与“一家”的关系；在方法与形式的多样化方面，如何进一步加强对人物的理性分析与历史批判，等等。但就整体而言，它的确在红色题材创作，尤其是在如何将史料“发掘”与合理“想象”有机融合，使“伟人”故事既生动又好读——具体而言，即以纪实小说描写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和英模先烈方面，进行了多方开拓与探索，并积累了较丰富的成功经验，因而是一具有创新与超越意义的重要力作。
作者简介：章罗生，中国作协会员，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纪实文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纪实文学、老舍研究等。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纪实文学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理事、鲁迅文学奖评委等。已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出版专著6部，发表论文约200篇。多卷本《中国现代纪实文学史（1898-2022）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