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条跟随我五十多年的蒙古毯子。是我1972年从内蒙古牧区（呼伦贝尔新巴尔右旗）插队，选调到天津上学后带回来的。回津后就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住宿在学校，毯子一直就在父母那里。此后的生活节奏是很快、很紧凑：学习、毕业、工作、进修、再深造、做科研、写伦文、出席各种学术会议、这期间又经历了大地震、交朋友、恋爱结婚、生孩子……。一晃几十年过去，这条毯子回到我自己的家里。但忘了它的来龙去脉，是买的？牧民送的？全忘了。
日月如梭，我已退休了。闲暇时翻看在牧区写的日记，才回想起这条毯子是分牧主查抄物品的“战利品”。
呼伦贝尔牧区阶级划分较晚，68年下半年才开始进行阶级复议。我们插队以后就跟着公社干部和军宣队骑着马，挨个蒙古包进行核实。我们知道个啥，语言也不通，跟着跑龙套。
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偏避、闭塞的少数民族地区也不得幸免。对本生产队的牧主、富牧进行抄家。
这是蒙古毯的局部虽很旧但很漂亮。做工很讲究。
我们队一共有二百人出头，以原住民的蒙古人为主也就一百多人，小几十户人家，其余是国家移民的农区蒙族人、几户汉族人、天津和旗里的知青，能抄家的也没几户。游牧民族家里最值钱就是银器：银马鞍、银蒙古刀、银碗和银食具。还有蒙古毯、毛毯和妇女的手饰、男人的手表等。这些都抄来放到队里的库房，还有一些放到外面的勒勒车上的大木箱里，外面加把铁锁，风吹雨打也很不安全。我后来知道有一只银碗就让一名知青从箱子缝隙中“顺”走了。
这是当年日记的封面。
查抄的物品与内地的方法一样：低价分配给革命群众。1968年底的几篇日记就记录了一些分配查抄物品的细节。
这在草原是件大事，不同人有着不同的看法。知青大部分认为我们不应参加分配，我们沒有旧社会的经历，沒有受到过牧主的剝削，不应享受“打土豪，分田地”的“战利品”。但队领导还是坚持原有意见，只是把“战利品”限制在低值的物品上。通过抓阄我抓到四元钱的物品，对应的就是这条旧蒙古毯子。
这是蒙古毯的局部花饰，因为写这篇文章，我才特意专注了这条毛毯。但其出处、年代…已无从考证，它已与我悄悄相随了五十三个年头，加上它以往的岁月，说不上己有百年历史。
日记让我找回了记忆、找回了半个世纪以前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