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安肃县志张钝自序志以辅史也。周官小吏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凡闾胥、族师、党正、卿大夫，各有所书。岁行人采之，以献于王，咸隶于史。汉唐以下，各有图籍藏之太府，志所由来尚矣。
今圣天子渐仁摩义，道一风同，而国史所采，必取诸省志；省取诸郡，郡取诸县，县之有志，不仅关乎一县已也。
安肃北近京师，南连省会，为三辅奥区。志之所系，尤非浅鲜。余下车时，即取旧志读之。残缺漫漶，几不可识辩。溯厥由来，将经百年无修之者，倘更迟之又久，日就磨灭。兹非守土之责与？爰集绅士谋之，或曰：“作志之难，与作史等，非具三长，未易善也。”曰：“诚然。”然志与史同功而异体，史以定是非，寓褒奖。孔子所谓“其义则邱窃取之者”，故虽以韩退之才，犹逡巡不敢。作若志，则稽其刚柔之宜，通险易之情，气之奢俭，政务之繁简，使后世得有所考焉已耳。虽亦别臧否，示劝惩，然较之史，则有间矣。苟得博雅之才，详参而互订之，不赜不杂，毋夸毋诞，斯不亦善乎！众皆曰：“唯唯！”于是首捐，众绅士亦量力捐资，延知名之士，秉笔集修。一时怀铅握椠者，各弹厥长，搜剔遗逸，网罗旧闻。讹者正之，缺者补之，而予亦时加厘正。复请裁于郡宪梁公、司马薛公，务期可以信今而传后。五阅月而帙成，较旧志增删过半，非务多也。盖邑居首善之地，沐浴圣泽，百有余年，因革损益，日新月异，诚有若是之美备者，夫而后取治可考也，典礼可稽也，风俗可正而田赋可核也。勤耕凿而崇诗书，敦节义而崇忠孝，于邑于郡，荟于省，以备国史之采择焉。是则有司之职也。如曰：“志可通于史焉。”予则何辞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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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书是用来辅助史书的。周朝的官员中，小吏负责记录国家的历史，外史则记录四方各地的历史。从乡间的里胥、族师，到地方的党正、卿大夫，他们都有各自负责记录的事务。每年，有专门的官员收集这些记录，献给君王，这些记录最终都归属于史官管理。自汉唐以来，各种图书典籍也都被收藏保存起来。可见，太府志的起源由来已久。如今，圣明的天子推行仁义，道德统一，风俗一致。国家史书的编纂，必定取材于各省的志书；而省志则取材于各郡的志书，郡志又取材于各县的志书。因此，有志书的编纂不仅关乎一个县的事情。
安肃县北部靠近京城，南部与省会相连，是京畿地区的要地。志书的编纂对于这个地方来说，尤其不是小事。我刚到任时，就取来旧志阅读。但发现它残缺不全，字迹模糊，几乎难以辨认。追溯其来源，已经近百年没有修撰过了。如果再拖延下去，恐怕就会逐渐消失。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些守土官员的责任吗？于是，我召集当地的绅士们商议此事。有人说：“编纂志书的难度，与编写史书相当，如果没有才、学、识三方面的长处，是不容易做好的。”我说：“确实如此。”然而，志书与史书虽然功能相同但形式不同。史书用来判定是非，寓含褒贬。就像孔子所说的“我窃取了他的大义”，所以即便是像韩愈那样的才子，也犹豫不决不敢轻易动手。至于编纂志书，则是考察风土人情的适宜与否，了解地势的险要或平坦，掌握民风的奢侈或节俭，以及政务的繁简，让后世的人能够有所考证罢了。虽然也要区分好坏，以示劝勉和惩戒，但与史书相比，还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能够找到博学多才的人，详细参考并互相订正，使内容不杂乱、不夸张、不荒诞，那不就很好吗？大家都说：“是，是！”于是，我带头捐款，众绅士们也量力捐助资金，聘请知名的人士执笔编纂。一时间，那些带着笔墨的人，各自发挥所长，搜集遗漏的事迹，搜集旧时的传闻。对错误的地方进行纠正，对缺失的地方进行补充，而我也时常加以修改。还请郡宪梁公、司马薛公进行审阅裁定，力求使志书能够流传后世。经过五个月的努力，志书编纂完成，与旧志相比，增删过半，并不是为了追求篇幅的多少。因为这个地方是道德高尚之地，沐浴着圣上的恩泽已经一百多年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确实已经具备了这样完备的美好条件。只有这样，后来的治理者才能有所依据，典礼仪式才能有所查考，风俗才能得以纠正，田赋才能得以核实。人们勤劳耕作并崇尚诗书礼仪，注重节操道义并推崇忠孝之道，这些在县里、郡里、省里都有体现，以备国家史书的编纂选用。这是我们这些官员的职责所在。如果有人说：“志书可以与史书相通。”那么我还有什么理由推辞不写这篇序言呢？对上面文小言的译文，您认为如何。欢迎读者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