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痕（12）

文革，我刻骨铭心的岁月

——辍学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无论是建设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还是建设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都需要建设教育强国作为基础支撑。教育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知识改变命运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它激励着人们通过学习去追求更好的生活和社会地位。

      我从懂事起就受父母的谆谆教诲，要有远大的理想，而理想的实现离不开文化知识。所以从我背起书包的第一天起，父母亲就处处用大学生来激励我。由此，我暗暗下定决心，努力学习，争取考上大学，还父母的愿，圆自己的梦。

      在我的小学阶段，虽然因父母工作调动辗转了几个学校，由于自己的刻苦努力，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那时学业负担不是太重，在学校还可以参加各种活动，甚至到农村，田野去春游，帮助农民夏收秋收，感觉这样的学习简直就是一种童年的享乐，在无忧无虑中完成学业。

      进入初中后学业加重了，尤其增加了外语，物理，化学，感觉有压力了。但是，大学梦仍然激励我努力学习。“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是我的座右铭。课堂上，我仔细听老师讲课，自习时认真完成作业。我就像一块海绵一样渴望吸收更多的知识，不断汲取，化为己用。业余生活也很丰富，打乒乓球，学乐器，练器械，排练小节目等等。使我们的校园生活非常充实，活跃，那正学生们应该享有的岁月。

      那时，尽管物资生活不是那么丰富，但人们的精神状态振奋、饱满，充满活力和干劲。校园里风清气正，同学之间团结友爱。师生之间和睦融洽。同学们除了学习，心无旁骛。那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我很珍惜那时的学习生活，幻想着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一直读进大学校园。

       一九六六年在我顺利读到初三时，情况突变。  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运动开始了。学校首当其冲，大批教师挨斗，打，砸，抢成风。理论上错误地提出，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中，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此后，“臭老九”的帽子，沉重地压在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教师头上。大中小学教师在频繁的政治运动和学习讨论中，被迫反复检讨和批判自己。“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

       石泉县的“文革”运动是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转入的。一九六六年八月红卫兵组织开始在城市学校中出现，九月外地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到石泉来串联，煽动揪斗走资派。在他们的鼓动影响下，石泉中学红卫兵组织成立了第一个群众组织“石中临委”，开展造反活动。他们以大字报围攻校领导，矛头直指各级领导。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他们的人身攻击甚至侮辱人格的极端行为开始了，造反派给校领导，臭老九剃“鸳鸯头”，挂牌子游街，批斗，抄家。老师们整天提心吊胆，如履薄冰。把原本清净的校园弄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

      当时全国的情况也不乐观。教育事业基本瘫痪，大量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被迫撤销、中断招生，普通中小学办学条件极差，学校秩序混乱，教学质量低下，呈现出满目凋零的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高中，初中六个年级的学生集体辍学了。没有了书念，我们该干什么，我们能干什么。我们彷徨，徘徊，焦虑，无所适从。何日能回到往日的课堂重新拿起书本。是我们当时的期望。我们在无耐中等待，幻想着继续学业，走进高等学府。

      在等待的几年中我们多次被通知到校，也接到过“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每次都高高兴兴带着书包准备上课。每次都失望而归。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每次到校集合都与学业无关，军训，宣传文革成果，揪斗走资派，传达文革文件等等。即使是这样，我们仍然不死心，幻想着真正的复课，还我安静的校园课堂。一直等到一九六八年，等来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炼红心”的结果。致此，彻底断了我们的念想。我的学生生涯就定格在这个初中毕业证上。

      从此，我入团入党，参军入伍，退伍还乡，参加铁路，提干等无数次填写各种表格中的“文化程度”一栏，无一例外的填写“初中”。这就是我的文化程度，我的文凭。

     在六七十年代，普遍文化程度不高，我在多个岗位基本都能适应，能够处理所接触的工作业务。

     进入到八十年代，那时我已经是铁路站段的一名中层干部。这个文凭已经不适应了。

     1981年6月，党的十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党的十二大党章把“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正式写入党章。此后，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就成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方针。

      但是，当时一大批干部，尤其是年轻干部都是初中，少部分是高中文化。为了迅速改变这一状况。铁路采取脱产轮流培训的方式普及高中教育。我有幸在离开校园，课堂二十年后以而立之年的年纪回到了课堂。开始了半年的高中文化学习。三年的高中课程，我们半年完成，真是“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典范。于是我有了下面这个高中文凭。

      形势的发展比我们预料到要快，干部队伍实现“四化”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年纪大文凭低的干部纷纷退居二线，年轻一些的则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大专以上的文凭。在铁路分局党委的安排下，我们通过考试进入“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接受高等教育。经过三年的自学，集中面授，电教，考试。我终于获得“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专业”大专文凭。

      十年“文革”给我国的教育战线带来重大的灾难，我们曾经历过一段“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扭曲年代。“文革”期间，中小学是“重灾户”，“四人帮”制造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使学生不愿读书，教师不敢教书。并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对立起来，诋毁知识分子的劳动。“文革”摧毁了教育事业，使中学生无大学可上。也粉碎了我的大学梦，改变了我的人生。“文革”使我辍学，那是我刻骨铭心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