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墨尔本圣保罗大教堂

——我的澳洲之旅

乔国治
创建于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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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记忆中第一次走进教堂,是1966年消灭剥削阶级和封、资、修残渣余虐的文革初期,内蒙古地区规模最大的”绥远天主大教堂”,正被红卫兵冲击、查抄。

     从教堂内搬出来的书籍、画册和照片,里面还有一些雕像、圣具,银质器皿,统一堆放到教堂的广场上;几个年纪较大的男人,像是红卫兵的头头,搭起一个金属支架把抄出来的东西,放到支架上点火焚烧。我看见有很多精美的陶瓷圆盘和教堂的圣母雕像被砸成碎片,祭坛上的十字架被折断扔在地上。

    我们几个上小学的孩子们,也跟随着人群进教堂里看热闹。

    教堂一楼圆顶屋子的正中央,摆放一张长方形的桌子,在桌子上散落着几粒用塑料纸包裹着像水果糖的东西,我好奇地拨开包纸放在嘴里,尝到甜味后,随手装进衣袋里。

    我转身巡视房子周围,看见桌旁的角落里龟缩着一个老人,略显昏暗光线下,他的眼里发出光芒,但并没有看出恶意。我把糖带回家后,母亲怀疑是教堂坑害孩子的毒品,父亲说:教堂有封建,不会有毒药。

    教堂广场上焚烧的火焰升腾很高,红卫兵又从地下室搬出一具裹着灰色布条的尸体,一个红卫兵高声叫喊:“这是神父的干尸,也是罪恶的代表,统统将它们化为灰烬……”说罢奋力将尸体投向火堆。

    在我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从电影、书籍和课本上,教堂、神父和修女,都是披着神职的外衣,利用宗教传播罪恶,干着害人的勾当,隐藏在黑暗角落里、凶恶无比的阶级敌人。

    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城市中的庙宇、祠寺和教堂的重新修缮和开放,宗教活动逐渐回归到民众的生活之中,我才逐步认清宗教信仰和祭拜文化的真谛所在,接受了寺庙、教堂对人类的启蒙、感化作用。

    尤其是我参加工作走向工作岗位,接触到宗教管理工作,才更深层次地了解了宗教文化的内容和历史发展的背景以及由来。我的工作岗位,让我有便利条件接触到绥遠历史、宗教溯源等方面史料,掀开鲜为人知的尘封一角。

    最先引起我兴趣的,是”绥远天主大教堂”1966年被红卫兵焚烧的那具尸体。根据资料记载:红卫兵查抄教堂时,发现地下室存放了尸体后,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派员到现场调查、询问,教堂留守的王学明神父交代:尸体是1951年去世的西湾子教区主教石德懋。   公安上级批复:我国与比利时没有外交关系,红卫兵可以将尸体作为封、资、修的东西一并处理。

    1984年”绥远天主大教堂” 进行全面地维护修缮,重新开放后,从大教堂仅有的原始资料上得知:石德懋,比利时人,天主教绥远总教区西湾子教区主教。

       1951年石德懋因“间谍罪”,被捕入狱同年死于监中,尸体被时任绥远总教区大主教穆清海,运回”绥远天主大教堂”,按照神职人员安葬于大教堂地下室内。

    穆清海亲自主持葬礼,并在葬礼仪式上弥撒证道中称:石德懋受到“酷刑逼审、非人虐待”,此种言论印制了教会传单,造成广泛的影响。因此,被归绥市政府将其与1951年逮捕的比籍间谍葛维德(教堂司铎)一并驱逐出境。

    被驱逐的比利时籍主教穆清海,在”绥远天主大教堂”的历史档案中,存有专章讲述,有比较详细的资料记载。

    他从1938年——1951年任”绥远天主大教堂”大主教,在他任职大主教的13年中,为绥远地区的教育、医疗、建筑、民生做出了许多的贡献,成绩斐然,可谓绥远地区历史上的有功之臣。

       穆清海1880年比利时出生,死于1971年存世90岁,1915年即为被祝圣的神父,成为绥远总教区的神职人员。从1938年开始任绥远宗座代牧,1946年做了绥远总教区大主教,直至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1年。

       归绥市成立于1923年的《归绥公教医院》(当时名为公医院),是当时长城以北, 热河、绥远等四省设备最好、规模最大的教会医院。穆清海在上任绥远宗座代牧之后,向民国政府《中比庚款委员会》申请庚子赔款的75万元,增添改善《归绥公教医院》医院设备和条件;X光机、眼科透视仪、血清分离器等贵重设备,都是那一个时期购置的,并促使当时死亡率极高的斑疹伤寒、鼠疫和性病,获得了疫苗,得到有效的防范和治疗。

       为了缓解绥远教区神职人员紧张的状况,原在大同驻地的《大同神哲学院》分为神学院和哲学院,哲学院迁至归绥旧城的水磨街。曾于1935年在《大同神哲学院》任教的穆清海,利用绥远教区祝圣神父的身份,筹款5万银元,将《绥远哲学院》的校舍于1936年秋建成。

       1946年《大同神学院》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建筑毁于一旦,在穆清海倡议主导下,《大同神学院》迁至归绥市与《绥远哲学院》合并为《绥远神哲学院》,为绥远总教区保存了唯一的一所神教学院。

       1971年穆清海去世后,他的出生地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圣心国家圣殿》大教堂,为了纪念他为宗教事业做出的贡献,特意在教堂内塑造了他的雕像,让后世人民永远怀念着他。

感受墨尔本圣保罗大教堂的辉煌

       虽然多年以前在地理课本上,了解到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著名建筑,对圣保罗大教堂的印象熟悉而深刻,但是看到真实它的第一眼,我还是被那充满了哥特式设计的特色,庄严和壮观、雄伟而高耸的建筑所震撼。

    黛青色的教堂那宽厚、坚实墙壁,烘托着棕黄色的三束矗立塔尖,仿佛是神灵的手指,能拨动寰宇和天地与人类的共和之声。

      怀着虔诚、敬畏的心绪,走进大教堂里面,立即体验到大厅内庄严而肃穆的气氛。阳光透过五彩缤纷的玻璃,照射在廊道的波斯彩色地砖上,营造出幽黄朦胧的色调,在这个弥漫着宁静安详的空间中,我感受到了宗教的力量和历史的沉淀。

       当人们驻足在入口时,视线总是最先被墙壁上的浮雕所吸引。

      教堂大厅内墙壁是最易引人注目的地方,让我率先注意到的是,教堂两侧走廊墙壁上的壁画和浮雕。

       壁画和浮雕是宣传教义最有力的辅助物品,雕塑是教会向教徒和潜在皈依者传达信息的主要工具。

浮雕中《阵亡将士纪念日》

      每年11月11日大教堂在广场和大厅举行《阵亡将士纪念日》的纪念仪式,祈祷缅怀在战争和服役中牺牲的人们。

       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澳大利亚作为联合国军队的成员国参战,派兵5986人,死亡667人,伤1206人;参与中国志愿军直接作战五次战役,整建制地被击溃,成为除了美国伤亡最大的联合国军队的成员国。

      1962年至1975年的越南战争,澳大利亚为美国的盟友参与越南战争。7672人参战、500人死亡、2400人受伤。成为越南战争中参战时间最长的美国同盟国。

      有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世界上两位显赫人物做出著名的评价。

       美国陆军五星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纳尔逊•布莱德,

    1951年5月在国会就朝鲜战争作证时,说道朝鲜战争“在错误的时间与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1972年2月访问中国,在与周恩来会谈时首先明确表示:尽快结束越南战争,符合美国的政治利益,对于美国人民和全世界都是一个幸运的事情。

    由此可见,澳大利亚政府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参战行为,均为违反国际道义和非正义之举,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谴责。

浮雕上《宗教或信仰受害者国际纪念日》

      每年的8月22日,圣保罗大教堂响应联合国号召举行《宗教或信仰受害者国际纪念日》弥撒,为受到迫害而逝去的天主教徒做祈祷纪念,安抚他们远去的亡魂。

    大教堂走廊墙壁上的浮雕,记载了曾在中国大陆施教遇难的宗教名人韩默理。

      韩默理,比利时人,1889年韩默理任蒙古西部教区的宗座代牧,1898年任绥远教区主教。韩默理坐任主教的十一年中,赈济灾民、拯救众生,扶危济困、救死扶伤。

    光绪21年绥远地区爆发水患,韩默理在教堂给灾民提供籽种、食粮、农具,也无息给他们贷款,帮助灾区;光绪25年绥远大旱,韩默理筹款5万法郎,购买小麦、山羊,发给饥民度过饥荒。韩默理的种种善举,在历史资料上均有详细的记录,并且铭记于世界天主教的中心梵蒂冈——《梵蒂冈原传信部所藏中国天主教会档案》。

    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韩默理在二十四顷地(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的教堂外,遭到义和团的扣押、捆绑,随即游街示众,并带至绥远城南郊托县城外焚烧致死。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与议和的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归绥道道台郑天钦认罪伏法,归绥教区被杀死的诸多主教、神父,由清政府给予巨额赔偿。

    民国十年(1921)秋,赔款中的30万用在绥远城建造的”绥远天主大教堂”。大堂的建筑工程由葛崇德(绥远总教区大主教1915 – 1937)指挥监造,使用特制青砖20万块,耗时三年,大教堂当时为绥远城中最高建筑。

    当初韩默理主教所在二十四顷地主教堂(义和团运动中被焚毁),迁至绥远城”绥远天主大教堂”内,实现了韩默理主教传播教法、拯救民生的夙愿,韩默理主教的血肉之躯,换来了教义的弘扬。

       大教堂展示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教义理解,虽然源于西方国家和中国人民的认知、观点、背景的不同,但是违背了历史的事实真相,也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使得圣保罗大教堂的辉煌增添了瑕疵和缺憾,蒙上带有政治倾向性的弊端。

       圣保罗大教堂这座历史悠久且令人敬畏的古老建筑,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和宗教的魅力;这些建筑物如同艺术品般矗立在城市的特定角落,展示出人类无穷的智慧和强大的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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