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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关大楼，位于汉口江汉路和沿江大道交汇处，东南临长江，是武汉市标志性建筑之一，汉口租界的核心建筑。汉口海关——江汉关于1861年11月成立。1922年11月4日，江汉关成立60周年时，该楼举行奠基典礼，于1924年1月21日正式落成。大楼占地1499平方米，建筑面积4009平方米，总高度46.3米，为武汉当时最高建筑，其中钟楼顶端海拔83.8米。1924年开始，江汉关奏响《威斯敏斯特》序曲，“文革”期间曾改奏《东方红》，1987年又改用《威斯敏斯特》报时并沿用。江汉关大楼无论从外观还是建筑质量，都堪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它作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见证，也是中国从闭关自守走向开放包容的载体。它是汉口开埠的见证人，是武汉沧桑历史的纪念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
百年汉口，凤云际会，是中国近代史的个缩影。五国租界，留下殖民主义色彩；八七会议，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武汉保卫战，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武汉是一座英雄之城，历史名城。
武汉是新中国建立前全国为数不多的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之一。北伐军攻克武汉后，革命中心由珠江流域转移至长江流域。1926年底至1927年夏，大革命中心移师武汉，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到武汉，将中共中央秘书厅设于汉口四民街61、62号(今胜利街165-169号)。
这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和秘书厅办公的地方。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毛泽东等数十位党的重要领导人在此居住或从事革命活动。中共中央在汉期间，面对大革命由高潮转向失败的严峻形势，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召开了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作出了发动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等一系列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决策，实现了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黎黄陂路全长604米，建于1900年（光绪26年），为黄陂人所建，故名黄陂路。后划入汉口俄租界，称夷玛路。因两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是武汉黄陂人，人称黎黄陂，所以此路又于1946年改称黎黄陂路。黎黄陂路是武汉著名的“慢生活”街区，是汉口神采与气质的延续。
今天，黎黄陂路两侧仍保留了大约17处租界时代遗留的欧式建筑。包括华俄道胜银行旧址、俄国巡捕房旧址、中华基督教信义大楼旧址、美国海军青年会旧址、俄租界工部局旧址、高氏医院旧址、基督教青年会、顺丰洋行、邦可花园、惠罗公司、巴公房子、首善堂和万国医院旧址等。
巴公房子
巴公房子由巴公房子分别为“大巴公”J·K·巴诺夫和“小巴公”齐诺·巴诺夫共同建造。属近代古典复兴式建筑，总建筑面积近5000平方米，房间共计220间套，整个公寓用红转砌成，砖木结构，地下一层地上三层，廊檐、露台、曲栏、拱券和立柱各显精致，由景明洋行设计，永茂昌、广大昌营造厂营造。它是武汉较早出现的多层公寓，对我国近代建筑有较深远的影响。为当时汉口最大的公寓楼。所临的四条马路每条临街都有两至三个出入口,共有9个出入口。1912年巴氏将这栋大房子卖给了广东银行，一倒手，巴氏净赚白银30000两。这期间，巴氏兄弟把剩余的一大片地皮卖给了英商怡和洋行。
“巴公房子”又有“大巴公”和“小巴公”之分。大、小巴公房子各一座，紧靠在一起，平面呈锐角三角形。中部为三角形天井，相当于一个内院。平面单元式布局，各单元分别设置出入口，单元分户明确。整个大楼外观立面严谨对称，尺度宏伟，内廊大理石，外廊铺间花、马赛克地坪，铺拼木地板、木裙墙，壁炉采暖，内部装修古朴典雅。是一座颇具俄罗斯风格的建筑物。但最特殊的是整栋大楼呈三角形，其尖阁三楼是一僧侣帽形的厅室，被人们俗称之为“俄国缠头尖”。
租界遗址
八七会议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严重危机时刻，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了他在党内的职务，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等议案。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紧急关头及时地向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反对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在革命中前进了一大步。
这次会议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会议共有3项议程：
1．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
2．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作报告；
3．改选临时中央政治局。
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它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后，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3] 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党领导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方针。这次会议对于挽救大革命失败所造成的危局，实现党的战略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但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错误观点和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情绪相结合，使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主要表现在对当时的革命形势缺乏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不是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保存和聚集革命力量，而是容许和助长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在组织上则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或不适当地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纯工人成分的意义等。
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八七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也有缺点，它只注意反右，而忽视了防“左”，使“左”倾情绪在党内滋长起来。这是一个深刻的经验教训。
总之， 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
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没有注意防止“左”的思想的出现，使“左”倾情绪在党内滋长起来，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
武汉宋庆龄旧居位于汉口沿江大道162号，始建于1896年。房屋建设风格具有现代化。地面4层，地下1层。该建筑原为俄国华俄道胜银行。
1926年国民党中执委在庐山召开会议，决定民国政府迁都武汉。宋庆龄等为筹备建都事宜于1926年12月10日先期到达武汉，在别的地方小住了数日后便搬进此楼的二楼居住和工作。
宋庆龄虽然在此处工作和生活的时间不长，只有7个月，却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时为民国政府首都的武汉处在政治漩涡之中。“一·三”惨案、收回英租界、汪精卫“七一五”政变等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作为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的宋庆龄，在此期间发表了“讨蒋通电”和《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以维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使世界了解中国，支持中国的革命斗争，宋庆龄还在这里接待了美国记者，通过他们的笔向世界介绍了中国革命的现状，以赢得世界民主进步力量的支持。
汉口江滩
三峡
郦道元 〔南北朝〕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阙 通：缺；重岩 一作：重峦)
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溯 同：泝；暮到 一作：暮至)
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绝巘 一作：绝𪩘)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万达广场武汉菱角湖店
想起了我可爱驴宝宝，她喜欢吃小馒头。
我们五天四夜住宿的地方，汉庭台北路万象城店，距离取水楼地铁站，菱角湖地铁站都是一里路。
热干面是武汉著名小吃。刚到武汉我们迫不及待地去酒店附近的一家连锁店，或许是快要打烊，热干面，豆皮特别难受难吃。
最不能接受的是在纸碗里面吃饭，轻飘飘的，再好吃的食品都黯然失色。
这是酒店一位老同志煮的热干面，因为这碗面一直住在这里，否则不会住这里。
恋恋不舍地告别了江城，四天的旅程对于博大精深文化古迹众多的武汉来说，仅仅是皮毛而已。但是见识了大武汉的繁华热闹，领略了百年武汉的精彩纷呈，因此深深地爱上了这座美丽的城市。回来这几天一直在整理照片编辑美篇，开始查询学习这次旅游胜地的纪录片和图文信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11月15日，吕梁 —武汉航班首航，未来来去更加便捷，再见武汉，再见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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