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古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研究会“鼓楼论坛第五期研讨会园滿成功”2024-6-29

昨天上午由榆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鼓楼论坛组织，在榆林图书馆举办的《榆林边客纵横河套繁荣古城——榆林边客群体形成的独特性与文化内涵》的讲座，参会的各界人士一二百人，是近年榆林文史界的一场难得的、高规格的、最成功的盛会。更难得的是内蒙古的同行、神木希文书院蔡向升院长带队也参加了这一盛会，走出了大河套融合一体的坚实一步。

薛鹏程会长，李春元老师，郭新英老师，王富春老师，王建霞等老师从边客，边商大河套以及老榆林在大河套历史上的定位做了热情扬溢的讲座，赢得了阵阵掌声。可惜的一点是话筒音色对讲座效果略有影响，有点可惜！

最令人注目的是何志铭老师的讲座，声音洪亮如黄河之水从壶口瀑布喷涌而出，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掀起了万丈狂澜，如雷贯耳振聋发聩，给我们以深邃的启迪。何老从屈原的《天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开讲，向在座的大家提出大河套应由我们大家共同一起努力去守护、来传播。何老师从"河套人"上世纪40年年由考古学家裴文中提出，引入1922年法国人桑志华在无定河发现12万年前河套人门牙的世界考古史上最重要的发现的往事，提到长城博物馆上千件古动物化石，让我们热爱我们的大河套，让大河套中心的我们拥抱大河套，让大河套这一概念更加深入了人心早日回归。

感谢薛会长、感谢傅京华老师、感谢王刚老师、感谢飞哥他们的精心组织，周到的安排，感谢他们为这场盛会所做的不一般的努力！感谢榆林鑫诚隆瑞商贸的大力协助！1

榆林边客群体的形成与文化内涵

在这里我想以一些亲身体验和所见所闻谈一点对榆林边客群体的理解。

一、榆林边客的定义

长时间以来榆林边客这一说法似乎很明确，又有些模糊，狭义的讲榆林边客就是指到河套蒙地广大地区开展商贸经营活动的客商，许多到蒙地经营的商家称自己为边客人家。实际的来讲，边客≠边商。从广义的角度看，一切进入蒙地开展工贸活动的民间人士均可称为边客，他们包括盖房子的木匠、泥匠、为住宅、寺庙油饰、雕塑、彩绘的画匠，做衣服的皮匠、裁缝、制毛毡、韂垫的毡匠，银匠、铁匠等，到蒙地的行医者、揽工者，甚至逃荒要饭的乞讨者，均可称为边客，事实上他们中许多人也转化为定居蒙地的边客。

榆林边客是一种特定的称谓，主要存在于榆林、神木、府谷一带，它有地域性的差异，如山西人外出经商称晋商，还有一些以职业称谓的刀客、麦客、侠客、黑客等。而榆林边客的定义，一是要出边外，榆林人称长城为大边、二边、出了长城的民间人士才可称为边客。二是在特定的地域活动，即河套蒙古人的地域。因此榆林边客的定义，一是要出边，二是在蒙地活动，言简意赅，含义明确。如榆林人到南部县域，乡鎮做生意就不称呼边客，称走南路，下乡、走村串户，因此边客有明显的地域之分。

二、榆林边客的活动范围

榆林边客的活动地域也非常明确，就是到边墙之外河套蒙古人游牧，居住的地域，也就是过去的伊克昭盟各旗，现称为鄂尔多斯，活动面积8万多平方公里，榆林边客活动的范围也可涉及宁夏平原，河套平原及巴盟、阿拉善、包头及呼市部分地方，因此，最大的活动范围可达10多万平方公里。

三、榆林边客存在与活动的时间段

榆林边客是在特定地域，特定时间段内开展工商活动的一种现象与存在，他的主要存在与活动时间段应在元、明、清及至民国，蒙古人进入河套地区的这一时期，前后有可能延续500多年时间，最繁盛的时期应在明末，清代及民国时期近300年的时段。此前、秦汉、隋唐、西夏时期、要么为汉族内地、要么为异族占领区，一般为内部交往，而无边客这一称谓。进入现代、民间交往一般也不再称边客。

四、榆林边客交易模式

榆林边客的交易是建立在诚信、互利、定点、定向的基础上，大多采用以物易物，按需配供方式，进行点对点的商品供给服务，因为商品服务对象大致固定、需求物品与数量基本明确，因而边商采购、定制的商品、产品数量也基本明确，不存在象货部，商铺一样，以对市场的判断，采买自认为好销，有一定余量的商品，以满足客户，销售对象存在不确定性。

榆林边客一般采用以物易物赊销的方式进行交易，供给物品，双方约定折换一定数量的绒毛、皮张、羊子或酥油、奶酪等物品。往往是春夏季将榆林备好的商品、输运交付蒙古人、到秋冬时节上门收取约定数量的产品集中起来运输回榆林。这种方式现金交易少，所需资本也小，当然大宗商品、如春毛、秋毛、羊绒及大宗牛羊交易，也会以现金交易的方式购买，长途贩运，获取利润。

榆林边客虽然远涉蒙地、客户分散，春去冬归、非常艰辛，但由于服务地域，服务对象基本是稳定的，一般利润有限，风险较小。风险较大的是贩运大宗皮毛时，可能会因下游市值的波动能产生盈亏。

五、榆林边客的商业网络和行走路线

榆林边客经商一般没有明确的站铺，只是一种地域性的概念，犹如猛兽圈地盘一般，大致在一块地域内活动，对象可能是十几户，几十户或更多。依据自身的实力来确定。大多建立在信誉和熟悉的基础上。当然一户边客不可能包罗万象、相同的地域内也可能有其它的客商活动。

从大的地域来划分、榆林边客的商业活动范围重心在乌审旗和鄂托克旗（现前后旗）一带，以及伊旗、杭锦旗的部分地区、河套蒙地的其它地域则以神木、府谷及山西商人活动为主。各地边客、根据地域所处位置的不同，往往需要步行三天至十天的路程，因此，大部分边客一年也就能往返几趟。

边客行走的路线，一般避开大的沙漠，无人烟的地方，依据村落、站点住户，湿地分布情况，择路而行。在榆林、神、府境内、路线往往是大体固定的。进入蒙地，一般都地势平坦，少有河流、山地阻隔，大多选直近的路直接入户。自榆林出发，大致可循几条大道进入蒙地。如进入鄂托克旗、最经典的路线就是绕南，北桥过榆溪河、沿芹河西行，过水磨梁、长海子、红墩、元大滩、巴拉素、补浪河进入蒙地，需后沿陶利、昂素、马拉迪、毛盖图、阿赖、至大庙、三北羊场等后旗梁地。这是到河套西部蒙地最长的一条路线，步行全程约需10-12天时间。其它还可以有昌汉界、小纪汗、马合路线，孟家湾、小壕兔路线等。神木边客走蒙地一般沿窟野河至麻家塔河，考考乌素河、经中鸡、耳林兔、红碱淖周边进入蒙地，府谷人大多顺黄甫川、清水川、孤山川等处经麻镇、古城等大道进入蒙地。

六、榆林边客中的匠艺人群体

随着蒙古人由游牧转为定居，以及王爷府、牧场主、喇嘛寺庙的建设，蒙地对各种工匠，务工人员的需求逐步增加，榆林匠艺人大批进入蒙地，主要是木匠、泥匠、画匠、以及皮匠、毡匠、银匠、铁匠、铜匠等，为蒙古人建房，为寺庙雕塑、彩绘、制作家俱。缝制服装、制作毛毡、生活用品、银饰、铜器等，大部分为蒙古人生产、生活所必需。同时，由于榆林灾荒、劳动力过剩等原因，大批务工人员进入蒙地揽工，从事建房、放牧、种地、杂役等工作，挣点工钱、或羊只、皮毛、油肉等，这些人也有发展为商人和常住户者。

七、榆林边客与蒙古人和睦相处之道

榆林边客与蒙古人是国内民族和谐相处的典范、蒙古人民风纯朴，为人厚道，诚实守信，有其独特的风俗习惯和信仰，最见不得欺诈，偷窍者，商人、边客中有欺诈品行者，往往会远而避之，不愿与其交往，遇有偷窥者会严历责罚。因而在蒙地、一般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有闭户者也是为了防止牛羊入室。

榆林边客进入蒙地，大都比较重视当地风俗习惯，进门问好，吃、喝也依当地风俗习惯行事。能讲蒙语者更受欢迎，蒙古人对榆林边客较为敬重，视为座上宾，因为在闭塞的草原，边客能给他们带来喜欢的物品，传播最新的信息，因此和长年交往的边客交谈甚欢，涛涛不绝，年龄相近者往往会结为拜识。对边客较为信赖，边客也会为蒙民家事出谋划策，甚至会带他们到榆林等地购物、看病、朝圣等，为蒙汉民间交融，和睦共处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八、榆林边客对河套蒙地社会进步的的深远影响

由于明朝对河套蒙古人实行驱赶、封闭、隔离、施压等手段，禁止蒙汉交往，蒙古人相对生活落后，信息封闭，与外界接触甚少，许多年长一些的蒙古人不会说汉话，也听不懂汉语，对外面社会的了解很少。榆林边客的到来，给他们带来许多新鲜的物品，传递了许多社会进步的信息，促使蒙古地区社会经济、生活习俗、民俗文化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粗放的游牧生活，以肉食、奶制品、炒米、奶茶为主的饮食习惯，穿皮袍，住毡房的习俗逐步向现代生活转变，饮食习惯也从以肉奶为主遂渐向多元化转变，开始吃蔬菜、素食、如烩菜、炒菜、饺子、糕点、粉条、豆腐等，当然也保持了一些蒙古特色，如烩菜肉多油大、饺子肉多菜少，榆林人的揽猪肉变成了新街的大烩菜。榆林的糖琪子变成了蒙地的混糖饼子，有时在蒙地也能吃到榆林的拼三鲜。蒙古年长者也开始穿中式服装，年青人也接受了西式服装，酒宴上蒙古的马头琴与榆林的酒歌交相呼应，年轻人大多可用汉语交谈，一些蒙古人也始在边客的引领下进入汉地购物、交易、看病、甚至到汉地寺庙朝圣。同时榆林边客也把蒙古人朴实诚信，礼貌待人，喝茶、吃大油大肉、奶制品的习惯带回了榆林，至今仍能从榆林古城人身上看到一些蒙古人的性格和饮食习惯。

边客中的各色匠艺人，为蒙民建起了宽畅的住房，打制各式家俱，修起了宏伟的寺庙，精美的彩绘。皮匠、裁缝、毡匠、银匠等手工艺者，成为蒙古人难以离舍的新生活服务者，使河套蒙古人既保留了蒙古人的生活习俗，又融入许多汉民族的元素，生活变的多滋多味，精彩缤纷，引导河套蒙古民族进入了现代社会生活的轨迹。

九、榆林边客在蒙地的扎场与定居

榆林边客一般以自己的领地范围为核心，在周边开展经营交流活动，由最开始的寄居蒙民家中，以物易物所获取的皮毛，羊子也寄放在蒙古人家中，久而久之，一些大的边客，积累许多羊子，开始择地自已修房子，开牧场，建交易点，作为活动的据点，俗称扎场子或扎羊场。其他边客纷纷效仿，扎起了大大小小的场子，有些还雇人看管、放牧，有的场主甚至将家属也搬迁到这里居住，这就是榆林边客定居蒙地的开始。早期的榆林边客一般是春去冬回，牧场大多为临时据点。时至60年代内地实行严格的户口制度，禁止人口随意流动，有些连外出讨饭也得有生产队的证明。这也给榆林边客带来的一种历史的决择，要么户口迁居到蒙地，看护自己辛苦积累的财富，要么回榆林定居，生活无着落。这是一种痛苦的决择，离开蒙地、几辈辛苦经营的产业，牧场将彻底失去。回到榆林相当于失业，无一技之长的人，只能打工做苦力。同时也会失去多少年已习惯了的大油大肉的生活条件。由于舍不得失去产业，许多边客选择了两地分离，丈夫在蒙地下户留居，妻子带孩子，老人留居榆林。因此也形成了榆林边客延续至今的与蒙地千丝万缕的联系。

十、榆林边客的兴盛、衰落与后裔的境况

榆林边客始于明、盛于清中后期至民国。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京包铁路的开通，河套地区商品，物资流向开始发生逆转，一些大宗商品由铁路输入到河套蒙古地区，榆林作为转口贸易的地位逐步开始消减，榆林边客除了做少量的商品交易外，开始转变为经营自己的牧场、土地，有的开始兴建作坊，工场以维持生计，还有边商后代开始求学，务工、进入工商、政府部门工作，逐渐退出边客行业。而拥有牧场、土地、产业的边客则部分或全部留居蒙地，成为蒙地汉民的主体，与蒙民同呼吸共命运，共谋发展。他们是当地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时至今日，河套蒙地与榆林经济文化发展的态势，实质上也是一种榆林边客精神影响的延续。因此，榆林与鄂尔多斯应传承边客精神，永续和睦相处，共创河套地区美好的明天。

2024年6月28日

榆林边客的历史与文化

王富春  王旭

榆林又叫榆阳，俗称驼城，位于陕西省北部的毛乌苏沙漠南缘。榆林古城北依红山，东靠驼山，西对黑山，榆溪河从城西绕过，榆阳河从城南西流，有“三山拱翠，二水环绕”的美誉。

榆林人的性格，据《大清一统志》记载“地接边荒，人皆尚武，劲悍善战，多将才，有气节”。所以榆林的边客，也多为仁义之士。榆林边客众多，其代表人物有“前街李炉炉（瑞臣），后街叶白狗（庚生），官井滩的解振翔（鸿绪），肉市巷的盛振堂”之说。

一、榆林边客的历史

榆林商贸活动始于唐末五代时期，据《西夏书事·卷三》记载，党项族首领彝兴“闻北汉（五代时十国之一）兵常扰麟州（今神木杨家城），知中国（北宋初）需要马匹，遣使以良马三百匹入献”。到北宋时期，在党项族首领李德明请求下，于景德四年（1007）置“榷场”，场内贸易由官吏主持，除官营外，商人需纳税、交牙钱，领得证明文件方能交易。据《宋史·卷十一》记载：“辛亥，置保安（今陕西志丹县）、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县）榷场”。宋天圣四年（1026）“庚午，并（并州，今山西太原市）代（代州，今山西忻州市代县）部署司请置西界和市场，从之”（宋史·卷十八六）。到了明代中晚期，榆林商人过长城到内蒙各旗与蒙古人做商贸生意，因明长城叫边墙，专营边业者称为边客。据《大明会典·卷一0七》记载：明代“隆庆、万历间互市场所有十一处之多，在延绥者一，曰红山寺堡。”。每年正月望（十五）后择日开市，隔日互易。汉人习蒙语者持货往市，其货有湖茶、苏布、草缎（河南的绸缎）、水烟，不能出售粮食和军器。蒙地来货主要是羊绒、驼毛、狐皮、羔皮、牛、羊、兔、不能出售马匹。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延绥巡抚涂宗濬筑款贡城（为双方办理边界交涉的地方）和镇北台，常驻一部分兵力，以保护易马城（建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蒙汉百姓互市。清朝蒙汉一统，两族人民互相往来不受限制，边客手艺匠工到蒙地交易干活的日益增多。最初汉民去蒙地，主要是揽工、放牧、种地（伊盟粮食产自鄂旗三段地和杭锦旗特备地）。后来一些皮匠、木泥匠、画匠、毡匠等赶着毛驴，带些烟、茶、针线等零碎货物，到蒙地边做工边换货。清朝边客开始与蒙人交朋友、拜弟兄、通婚姻、随旗（入籍），也有汉人将自己的子女过继给蒙人，因此关系逐渐密切。

二、榆林边客的经营方式

榆林边客在城里各行业赊上货物，运到蒙地再赊给蒙人，在阴历正、二月收集各种皮张，三至五月收春毛、紫绒、牲畜，六七月收羊、牛、马及各种皮张，九月运回马、牛、羊及皮张，并在冬至前赶回绵羊（俗称冬羊），在年底运回皮张、秋毛、羊油（包括酥油）、粮食（糜子、熟米、麻籽）等，并运去果馅（白面内包枣泥）、换取羔苏（羊羔）。边客除串户售货外，主要赶庙会互易物资，伊金霍洛会（即成吉思汗陵）是当时最大的庙会。

榆林边客主要活动于乌审、鄂托克、杭锦、郡王、扎萨（现郡王、扎萨合并为伊金霍洛旗）五旗。鄂旗距榆林较远，边客比较少，但因草场好，扎羊场的多，各旗扎羊场的共约200多家，养骆驼、马百余匹。1937年“七七”事变后，“双合永”商号由蒙地一次就收购马700余匹。1949年前，城乡边客已发展到1500多户，从业者4000多人。其中大边客有李天恩、解振翔、盛振堂、陈平安、贺脑亥、秦牛面等36家，被推为“边行”代表，每年6家轮流值会。

三 、榆林边客的经营种类

一是马、牛、羊与皮毛等畜产品和布帛、烟、茶等日用杂货。清末民初，边商每年由蒙地运回榆林的计有春毛约六十万至一百万斤。秋毛五、六十万斤。羊绒四、五千包（每包一百斤）。驼毛八至十万斤。山羊板皮五、六千捆（每捆一百张）。冬山羊绒皮五至七万张。绵羊皮二十至三十万张。白羔皮二至三万张。黑猾皮五至七万张（内有能出口地流水道即肚羔皮，每张能售银洋十几元）。狐皮一万张。猫皮（即野狸子）二、三万张。獾皮二、三千张。黄鼬皮五六百张。……绵、山羊五至十万来只。马一至三万多匹。牛二万多头。驴三千多头。骆驼五千多只。麻籽一万石左右。以及其它油（包括酥油）、肉、糜子、熟米等。由榆林运往伊盟各旗的货物计有砖茶一万五千箱（每箱三十六块），包烟一百万包（山西曲沃县兴隆昌的拔翠烟每包五两）、赤糖五万多斤、白酒九十万斤、各色斜纹布一万八千匹（每匹十一丈）、各色二十五万匹（每匹五丈二尺）、各色绸缎八千匹（每匹九丈）、药材四、五千斤，还有珊瑚、玉器、松石方子、哈达、鼻烟、鼻烟壶、烟头、烟嘴、烟杆、干枣、果献（白面内包枣泥）等，以及手工业产品如木、铁制器具、银首饰、铜器、毛、地毯、靴鞋、马鞍、剪毛剪子、搔毛搔子等”。由此可以看出边商贸易涉及的种类以畜产品和生活用品为主。

二是药材。清咸丰年间，边客贾瑢（贾成的父亲）和侄儿贾春生开始在蒙地卖药，以后又传给杜黄拴等发展成了八家。在蒙地卖药，除会说蒙古话外，还要识藏文，懂医理，会翻译，一般边商无此技。这八家卖药的边商，唯贾家资金大，经营时间久。销售的地方较广，遍及伊盟各旗和五原、陕坝。杜黄拴走得更远，西至内蒙的阿拉善旗和阴山后的乌拉特旗。他们每年在蒙地售药材约四、五千斤”。陕北药材种类多样，有麻黄、甘草、苦参、酸枣、苍术、秦九、地黄、半夏、远志、柴胡、丹皮、茵陈、益母、枸杞子、冬花、蝉蜕、白扁豆等。清朝末年，甘草打入国际市场，成为榆林当时销售的重要产品之一，年输出量在几千斤左右。  

三是盐碱。明朝时榆林相继食用河东解盐（山西）、陕西灵州池盐（隆庆年间）和当地盐。清朝时食用河东盐和榆林本地永乐仓锅盐。乾隆元年（1736），蒙盐允许行销榆林等地，边商的贸易种类又增添了一项重要的商品，蒙盐按其产地可分为两种：一是杭金旗莽耐蒙盐，由伊盟七旗蒙古贫民驼运至内陆；一是鄂陶旗花马池蒙盐，销往神木或高家堡。榆林的农民也可以驼运蒙盐，贩运至各县。蒙地出碱处有三处：一是札萨台旗的“鄂肯诺尔”（蒙古称出碱的地方为诺尔）；一是札萨克旗与五胜旗交界处的“阿古拉察汗诺尔”；一是五胜旗西北的“鄂卜宋或通察汉诺尔”。神木县有商人将碱土拉回本地，设厂熬煮制成碱锭，销往山西、河南两省，因其质量好，销量也很高。清末民初榆林城、神木、定边是蒙地盐碱的销售中心。井岳秀他本人也开设商号，合股经营“裕惠号”“太原惠记军衣庄”“榆林惠记工厂”，在神木设商号“神木官碱局”。李棠在清同治四年（1865）出生于双山堡“万源成”盐商之家。

四、榆林边客的经营路线

明清时期边商经营路线，陆路以榆林为中心形成八条大道。

1、向东的道路有两条：一是榆林—神木道，这是榆林通往神木、府谷进而贯通山西保德、河曲的东行主要大道，全程200多里，由山西转运的日用杂货和北部汇集的畜产品、麻油在这条道路上进行转运。一是榆林至山西汾阳的东大道，承担了东西货物转运任务的一部分。

2、向南的道路有一条：榆林经米脂、绥德、延安直至西安的南北大道。这是唯一的由榆林通往西安的大道。蒙汉贸易所需的苏布、湖茶和日用百货一部分由此路运入，榆林的部分药材由此路转运至南方，榆林到西安道路全长1119公里，路途遥远，蒙汉贸易转运量有限。　　

3、向西的道路有三条：一是榆林、靖边、定边至宁夏的大道，它是陕北通往宁夏方向的一条重要路径，边商通过此路将宁夏的畜产品和土特产运至榆林，再将东部的产品转运到宁夏等地；二是榆林至横山道；三是榆林至宁夏吴忠堡的大道，转运宁夏的粮食、盐、煤炭、皮毛和汇集在榆林的东部货物。　　

4、向北的道路有两条：一是榆林至包头大道，榆林边商将日用百货输入蒙古，再将皮毛等畜产品驼运回内地；一是榆林通往伊盟乌审、鄂托克两旗的西北大道，是边商行销的主要通道，当年边商穿梭于这条繁忙的商道上。　　

五、 榆林边客的贸易中心

明清到民国年，榆林城为边客的贸易中心。据明万历《延绥镇志·卷二》关市：城中当时已有“米粮市、柴草市、盐硝市、杂市、木料市、驼马市、猪羊市”且“俱为常市”。清朝到民国年，商业贸易以榆林城为中心，经营者多以边业为重，其他各业如茶商、盐商、布商、皮商、当商、钱商及牙行，无不以边客为经营对象。到抗战时各路大军云集，外来机关、难民、客商激增，人们物质需求浩大，百业兴旺，榆林城内百货布业有70余家，杂货业50余家，山货业30余家，毛织业40余家。其他如文具、印刷、理发、饭店、摊贩及小手工各业数百家。城内主要商行有：

皮毛行：有福顺店、德泰店、新泰店、聚义公（交城人开）、协义永、公义合（包头贾正东开）、德泰魁、同心长等30多家。

油坊：有天顺号、新盛泉、长发泉、晋林泉及牛家梁杨家油坊、岔河则苗家油坊等10多家。其中天顺号是山西人在乾隆年间开设的，有200多年的历史，这些油坊都在蒙地有生意，每年由蒙地运回的麻籽约一千石左右（清代一石180斤）。

京货行：最早在清末有阎郎轩的松茂源，陈富轩开的富祥号、源泰永、元丰号等；民国年间有福源恒、长庆祥、堆积成、德茂恒、利盛源等10多家。主要经营绸缎布匹、百货、烟、茶、瓷器、京广杂货等。这些商号都从北京、天津进货，绝大部分赊给边商转售给伊盟各旗蒙民。

驼骡行：在抗战前，榆林没有公路和汽车，以后虽有绥宋、咸榆、包榆几条公路，但是多用于军事运输，民间客货运输完全依靠畜力，因此驼行是运输主力。

医药行：榆林的医生既开药铺卖药，又自己座堂看病。如明代有浙江钱塘人张红郎创设的“积善堂”。清乾隆丙辰年（1736）山西孝义人董敩（音孝）开设的“万全堂”（前后街二处）。清末有榆林人曹随随的祖先开设的“双合堂”，医生梁需生、陈雨田、林润生、麻勃、郭瑞西等开设的“广庆春”、“椿茂”“杏林堂”、“双和堂”、“福积生”（在抗战后改为同春药房），景贤的祖先开设的“同仁堂”，景恕堂的祖先开设的“长春堂”，邱凤鸣开设的“万生堂”，张政三开设的“庆春堂”，薛富有开设的“广济堂”等12家。

民国初年至抗战前，有张溶金开设的“广茂堂”，卢耀庭（笔者祖母的大哥）开设的“育德药房”（前后街三处），尚崇斋开设的“蔚春堂”，张绍铭开设的“天和堂”，孙云锦开设的“仁和堂”，景兰亭开设的“同寿堂”（后改为宏济堂），袁硕甫开设的“恒济堂”，张恒斋开设的“恒泰堂”，白雪亭开设的“延龄药房”，刘华亭开设的“同德药房”，张耀先开设的“广德堂”，袁幼甫开设的“华康药房”，刘文德开设的“广生堂”等15家。据曹颖僧《延绥揽胜》：“榆城边商皮毛而外，次推药材居第二位。”据榆阳区档案馆资料1949年10月统计，榆林城原有药铺61户，新增10户，歇业15户，现有56户。

六、榆林边客的历史贡献

明清时期榆林边客的发展历史，是和当时东西部经济交流和蒙汉贸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边客经销的范围辐射本区、内蒙尤其是伊克昭盟五旗、关中、山西、宁夏、河南，最远到达湖北、京津一带。他们以皮毛为贸易主导，开创了清末北方皮毛贸易的繁盛局面，推动了东西部农业区和畜牧区经济的交流，实现了蒙汉商品的交流。榆林边客贸易活动持续了四五百年的历史，其历史贡献：

一是实现了我国农耕地区和畜牧地区生产生活资料的交流，丰富了汉、蒙人民的生活。通过较为频繁的蒙汉贸易，榆林地区和蒙地人民对牲畜、粮食、皮毛、盐碱、布帛、药材和日用百货的要求基本得以满足。

二是推动了内蒙和榆林各县畜牧业的发展，刺激了榆林手工业的发展。清末国内外对畜产品需求的激增带动了内蒙畜牧业的发展，榆林本以农耕为主，畜牧业为辅，榆林手工业有皮毛业粗加工、金属器皿打造业，工艺较为粗陋，清朝是河南、山西等地的皮匠、木泥匠、画匠、毡匠来榆林后，带动了一些精巧手工业的发展。

三是促进了蒙汉民族融合。边客的贸易对象以蒙民为主，他们公平交易、讲求信义，双方维持着长期合作的贸易伙伴关系。清朝时康熙年间蒙汉交界禁地允许蒙民汉民合伙耕种，大量的榆林农民和边客进入蒙地，边客开始和蒙人交朋友、拜兄弟，通婚姻，关系密切起来。清末边客有将自己的牛羊群放置在蒙地寄牧的，有在“伙盘地”和蒙人合伙经营畜牧业的，双方保持着友好相处的关系。

七、榆林的边客精神

榆林边客长期奔波于榆林和伊盟之间，多半时间在外风餐露宿，每年到腊月才将一年的收获带回家中，数年后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开始买房置地建商号。如遇饥馑年，如大旱、雪灾、冰雹等灾荒期，他们都能热心于公益事业，筹集资金奉献爱心，形成了“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榆林边客精神。（板权原因文字是能在5000内）

　　我们常常的在问天、问地，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又怎么知道哪里去呢？

　　从屈原的《天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到司马迁《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是人类与生俱来永恒的追问。

　　我们世世代代生存在陕北榆林这一块土地上。但是我们这个种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从明代以来，人们常说是从山西大槐树下过来的。那么更早的人类呢？要知道，就是在这个生存的土地上，有一条北方的河在奔流。

　　我们所有的生命与水有关系！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他的名字叫黄河。

　　也只有它才敢叫天下黄河！

　　其实黄河在盛唐时才叫此名。黄河入海万古流，它无数次改道，形成辽阔的华北平原，它都是用黄河泥沙集成的！

　　黄河流经榆林神府佳吴绥清六个县，它真正的进入晋陕峡谷，才开始奔腾汹涌。

　　上善若水。

　　黄河巨大的几字湾滋润了地球上最厚的黄土高原。

　　黄河岸边是家乡，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没有黄河，就没有中华民族。没有我们陕北人、榆林人。

　　“没有黄河我们活不成”。

       如果说黄河是母亲河的话，那么黄土高原就是我们的父亲。 

　　“黄河在我们心上流”！

      我们每一次见到黄河，是那样的激动，其根本原因就是在我们的血液里流淌着黄河的基因。

　　曾经生活这里，黄河几字湾内的“河套人”就是我们陕北榆林人真正的祖先。

　　“河套人”是上世纪40年代由考古学家裴文中命名的，专指在黄河河套地区发现的古人类化石。

（法国考古学家桑志华）

　　之前，在上世纪的1922年，由法国人桑志华在无定河的内蒙古段萨拉乌苏，一具动物化石的牙齿缝里，发现了一粒8岁上下古人类，后被称之为“河套人”小孩儿的门牙，他距今约I2.6万年。石峁文化距今四千年前。而“河套人.”他填补了中国古人类“晚期智人”空白，被称为当年世界考古史上两件重大事件之一，另为埃及法老陵墓的发现，而惊动了世界。

　　桑志华在中国称自己是博士，中国人听不懂，后来他干脆就改了名。在名片上印成中国进士。名字就也叫成桑志华。

　　桑志华在中国工作了25年。从1914年到1938年。他这个苦行僧，用八年时间，在天津建成了中国北疆博物院，也就是现在的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前身。

　　他留下大约25万件古生物化石标本。以前，中国不知“史前学”为何物，西洋学者曾说：“中国无石器时代之人类。”

　　桑志华的此举证明了中国是地球上最古老的陆地之一，是古人类古生物的摇篮。同时也证明了中国与西方早期的古人类生活在同一个时期。

　　桑志华到靖边的小桥畔，其实更早于萨拉乌苏和宁夏的水洞沟。

　　小桥畔当地的人叫天桥板，是传教士们翻译名为小桥畔。

　　桑志华于1918年的5月26日第一次到了小桥畔，他发现了龙骨。当地人也挖龙骨，据说可以止血，当药材卖。龙骨大都是古生物时代地形，非常险要，往往把挖龙骨人蹋死在山洞里。

　　1922年8月，桑志华又来了，他在小桥畔天主教神父的带领下，由小桥畔出发，去了萨拉乌苏河，这次他收获了“河套人”小孩著名的牙齿。他离开小桥畔时化石装了52个大木箱。

　　1923年的8月25日，桑志华和他的朋友德日进又一次来到小桥畔，他们由小桥畔教堂出发，到今天横山的油房头教堂，在红土的山沟里找到了许多马和犀牛的化石，以及40多个陶罐和大量上古石器。包装了24个大包，用骆驼运往天津。

（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

（中国考古学家杨钟健）

　　再往后中国的考古学者裴文中这横山区的石马洼村发现了河套人的头盖骨，杨钟健在今榆阳区魚河堡桐条沟也发现了河套人古化石。

　　过去说河套，就是指的是黄河几字湾区内，二边长城以北的地区而言。

　　但是从发现的河套人和河套文化遗址看，大都在长城以南。按照自然地理的区分榆林正是河套的中心城市。

　　中国考古学的表达，河套人和河套文化，在河套地方有两处发现河套人的石器，一处是宁夏的水洞沟，一处是内蒙的萨拉乌苏河的两岸。

　　可是榆林靖边小桥畔，横山高镇的油房头、石马洼，鱼河的桐条沟，河套文化长期被冷落。

　　由于多种原因，和建国后行政省区的划分，民族的不同，河套文化离榆林渐行渐远，榆林的河套文化被人们几近遗忘。让好端端的河套文明与我们失之交臂！

　　2023年，内蒙古萨拉乌苏遗址发现100周年活动举行的很热闹，而我们紧邻的榆林则静悄悄地。

　　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也更不会知道河套在哪里？河套人是谁？我们对不起自己列祖列孙！

　　今年初，我无意间参观了麻黄梁长城博物馆。看到上千件古动物化石，我惊呆了。如此巨大规模的古动物化石，说明了麻黄梁最后的黄土高原与毛乌素交接地，估计在史前有大量的古生物灭绝和浩劫了时代。

　　前几天我参观了榆林市东山书院的黄河博物馆。

　　去年，佳县建立了一个规模巨大的黄河文化博物馆。这是大智慧的眼光，黄河文化迈出了历史性的可喜的一步。

　　它如榆林陕北民歌博物馆一样，敢为天下先，已经胜出了一筹。我们为之鼓与呼！

　　建议可将榆林东山书院的黄河博物馆和麻黄梁长城博物馆整合，为黄河河套博物院，与榆林四处史前“河套人”遗址形式内外结合新的文旅打卡点，也可与统万城’内蒙乌申旗萨拉乌苏以上几个遗址连成一起。去天津自然博物馆翻拍回当年桑志华留下的老照片，复制文物化石，提高丰富充实展品，再现中外考古专家工作探险的历史情景，和“河套文化”以及河套人史前的生活图景，吸引游学者的眼球，不虚此行。

　　让“河套人”文化体验游，在榆林大放异彩！

　　让我们榆林拥抱大河套，怀念河套人。归来吧！河套文化！

　　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爹娘。谢谢大家！

2024年6月28日

浅述榆林边客对榆林古城经济繁荣

和古城建设的贡献和影响

文|王建霞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叫王建霞，非常感谢鼓楼论坛搭建的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十多年前，我有幸接触了老榆林城的商业文化，从此，古城独特而厚重的文化底蕴深深吸引了我。2013年，我做过一个调查，80岁以上健在的老人中有过作边客经历，70岁以上的知情者不多，60岁以上的人了解的更少，50岁以下的人会反问“什么是边客”。

榆林城曾经是由军镇转型为商业重镇和手工业重镇的，后又因商业和手工业而崛起，因此，商业发展具有鲜明的特殊性和地域性。榆林边客包括买卖人、72行手艺人、揽工汉三种，与其他地方单纯的商人不同。今天，我们把边客、边商当作一种城市文化被认同、被认知，这是对传统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尊重和重视，是一种进步。

抛开榆林军事驻军和官方的城市建设，明清、民国时期榆林城建筑建设有二个高峰期。下面我抛砖引玉，简单谈一谈“榆林边客对榆林古城经济繁荣和古城建设的贡献和作用”，与专家老师们共同探讨。内容包括四部分：一是明末清初达官贵人，兴建府邸宅院；二是清末民国年间榆林边商富户大动土木，盖房建院；三是边客对古城建筑的贡献；四是部分边商巨贾简介。

一、明末清初榆林城达官贵人兴建府邸宅院

明清时期推行南官北作，榆林城有武官总兵以上者达83人，有文官知县以上者33人，还有都督、佥事、参将、副将、都司暨千总、把总等。这些京城和南方来的主政官员，主持修建的衙署、阁楼、庙宇、学宫等大都是按照北京的建筑风格修建。其时，达官贵人的宅院也是按照京城四合院的建筑风格修建。于是，榆林这个沙漠中的北方边陲重镇打破了传统的陕北窑洞风格，出现罕见的、令人眼前一亮的榆林京式四合院。

现在我们看到门闾上高高悬挂“太史第”“榜眼及第”“提督府”“将军第”“文魁”“武魁”等匾额的四合院，就是当时达官贵人家修建的宅院（年代太长的修缮过）。这些令人羡慕的京式宅院成了那时榆林城百姓心目中渴望的梦想。

榆林城达官贵人的府邸，我们可以去后水圪坨中巷14号戴钦总兵四合院、后水圪坨上巷13号、14号杨家四合院、吕二师巷明代文武进士吕家四合院、瓦窑沟上巷8号清代官员姬家四合院等实地参观。

二、清末民国年间榆林边商富户大动土木 盖房建院

清康熙21年的“伙盘地”“雁行人”和康熙36年（1697）“扎庄贸易”之后，清廷实行了“贻谷放垦”政策。从此，汉民进入蒙地垦殖和经商不再受时间限制，他们的足迹踏遍了河套草原地区伊克昭盟七旗的准格尔旗、达拉特旗、郡王旗、伊金霍洛旗、乌审旗、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杭锦旗和达拉特旗因远居后套，不在活动范围）。他们在伊盟开牧场，设字号，置良田，成为普遍现象。 

榆林城与内蒙古为邻，近水楼台先得月，一些会蒙语的商人、郎中、手艺人、揽工人便纷纷迈出脱贫致富的脚步，成为榆林第一批“走西口”的人，他们就是走出边塞，闯进伊盟、包头等地谋生的边客。与此同时，手工业在边客的刺激下，得到空前发展。人们以掌握一门手工技艺为主要生活来源，形成了一种“金手银胳膊”“耍手艺”的谋生思想理念，很多男孩子7、8岁就被送去拜师学艺。

清末民国年间，榆林的商贸和手工业日趋成熟和活跃，并得到长足发展。致富后的边商和富户，不仅在蒙地开牧场，设字号，置良田，在城内也置铺产，开商号。榆林城城市建筑得到进一步繁荣，从北到南商号栉比鳞次，分布在大街小巷的皮毛店、驼骡店、中医药房、布庄、津货铺、当铺、钱庄、货栈、旅店、制衣铺、馍馍铺、杂货铺、银匠铺、铁匠铺、织毯房，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手工业、商业、医药业、饮食业、金融业，当铺、作坊等72行当生意兴隆。榆林城呈现出半城匠艺半城商的局面。

清光绪五年(1879)以后，羊毛业急剧兴起，榆林边客在天津口岸掀起了一场“皮毛大战”的西北风。边客摇身一变成了边商。 

边客多是操作绒毛、皮张行家里手，他们把握了这一商机，从内蒙古大量收购贩运绒毛皮张，将大量收购的绒毛、皮张运回榆林，经皮匠和毛毛匠生产加工，运送到天津口岸出口，有的甚至在天津开设商号，不少人就此发迹。民间流传“前街李炉炉，后街叶白狗，官井滩的解振翔”。抗战胜利后，前街靠羊绒皮张发财的有刘家奴 任享奴 冯野奴、蔡二奴 刘家福，被称为“四奴一刘”。他们都被公认为榆林最富有的边客。

民国时期，边客从业者多达1500多人，其中，在蒙地设有羊场的中等户有400多家，资金比较雄厚的增至36家。大边商李天恩、解振祥、刘庭祯、秦牛面、尚尊美、艾润兰、叶白狗、薛白狗、吴旦旦、郝良娃、李包包、班三果、胡庆福、王同财、陈平安、李仲卿、李二巴子、李林奴、高翔、李德新、王顺义、郭三羊、石望子、王英高、陈万、白五、陈仲仓、贺脑核、张三、呼关关、贾成、李若引、高大仓、李巨五、毛小包、盛振堂等36家边商代表，成立了“榆林边商会馆”，每年6家轮流值会，以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侵犯。边客重视和气生财，推崇关羽为边行的保护神，笃定忠义诚信的关公为规范商业行为的标杆。

与此同时，富裕了的商人富户大兴土木，效仿京式四合院盖房建院，大有攀比之势，一巷一巷气派的楼门，一院一院华丽的京式四合宅院，把城市建筑建设被推向了高峰。形成了“前街住官员，后街住商人”的大致布局。官井滩的解家院、上帝庙巷的白家院、水桥畔巷的尚家院、豆腐巷的高家院和黄家院、米粮市顶的尉迟家院、王家院、马店巷刘家院、后水圪坨中巷1号边客尚家院等等，都久负盛名。

三、边客对古城建设的贡献

边客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算起到新中国成立，长达267年历史，在榆林历史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明代至新中国成立前，榆林城有大街、头道山、二道山三条街道95条巷道，有四合院2000座，有街道阁楼和牌楼各7座，贞洁牌坊23座，寺庙50座。老字号叫得起名称有100多家。

一个边陲沙漠小城，交通不畅，耕地缺乏，在没有油、气、煤、盐能源开发的年代，能够迅速崛起，而且如此繁华，是一个奇迹。而能够推动奇迹出现的就是榆林边客、边商群体。

今天我们依然能从古城宽阔的街道以及精美的六座阁楼、明清古建店铺、四合院，看出榆林古城昔日的城市建筑面貌。

边客不仅促进了“蒙汉一家”的团结，还对城市建设、城市发展、城市文化、风俗习惯等有着非常大的影响。边商富裕了，但不忘服务社会。他们积极参与慈善公益事业，为榆林兴修路桥、兴建水利、填河修地，出钱出力；给育婴堂、寺庙建设捐赠钱财，帮助穷人或落难人渡难关等做了很多贡献。具体贡献体现在第四章。

四、部分边商巨贾简介

李天恩(1876-1945)  人称李大善人。他18岁当边客，凭着吃苦耐劳精神，从边客到牧主，在乌审旗和鄂托克旗苏木图一带一手建起放牧畜群，还在鄂托克旗增设2个较大的牧场；在榆林和内蒙分别经营“天成永”商号，后来发展为8家分号，各分号均冠以“天成”二字。以上各分号及畜群，分布在榆林、乌兰尔林到宁夏陶乐县的辽阔地域。榆林二院上面的客栈现在还保存完好。被推举为“36家边行”代表之一。

李天恩性情和善，平易近人，诚挚热情，重义轻财。民国十八年(1929年)陕北遭受年馑,饿殍载道。他在南关等处设立粥场3个多月，施舍粮食约近20石，救济灾民。他还为维修榆林城南永济桥义捐银洋500元，修建北桥捐银洋1000元。抗日战争时期，绥包沦陷，榆林大军云集。地方筹措军粮，他负担了摊派的头等粮秣；地方政府为沦陷区逃来的难民举办粥场，他捐粮7石，救济流亡同胞，还主动向“榆林抗日后援会”献金5万元，支援抗日救国。

1941年，“榆林救济院”为赡养老弱病残人民筹集资金，他捐献4万元，并被推选为救济院院长。他为榆林育婴堂孤儿院捐款20万，缓解了金费困难。为此，公众议定，育婴堂更名为“私立天思育幼院”，并聘请他为名誉院长。育幼院一直坚持到榆林和平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管。抗战期间，新明楼巷小（因为板权原因只能上到这里）

鄂托克前旗边客初探

薛金丽

长城是古代北方地区的重要军事工程，也是我国北方地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分界线，在陕北沿长城分布着许多县城，榆林、神木、靖边、定边、盐池等。从古代这些地区就有一批专门从事边境贸易的人，榆林人习惯上称在边墙内外两地做生意买卖的人为“边客”。此文中边客即边商。特别是榆林这座古老的城池，他是古代蒙汉通商的重要边境小镇，他有一个极具历史感的名称--驼城，南门口有一座骆驼的群雕，那是榆林城的象征，出城往北连接着辽阔的草原。鄂托克前旗老乡把榆林称作“特绵图”，这是蒙语“骆驼城”的意思，在当时，对地处毛乌素沙漠腹地的榆林边客来说，用骆驼来运输货物是最合适不过的交通工具，据记载，解放前榆林的手工业界和商业界有一半人从事与蒙汉边贸有关的生产经营。

久居鄂托克前旗的人对边客这一词并不陌生，笔者的祖上就是陕北边客，所以在很小的时候就听到榆林亲人口中总是提起“敖陶旗”“走蒙地”这些词语。内蒙地广人稀，幅员辽阔，榆林人口中的“走蒙地”，其实就在今天的乌审旗、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杭锦旗范围内，“敖陶旗”即鄂托克旗。 1980年鄂托克前旗从鄂托克旗分设出来，这里地处蒙陕宁三省交界，是边商活动重要的地区。根据《伊盟经济与政治》《西北论衡》第9卷，第7期关于榆林边民在伊克昭盟分布图统计，现居住在鄂托克前旗的汉族多为榆林一带的移民，这是依据地缘接近的自然选择。据《伊盟右翼四旗调查报告》《伊克昭盟旗志》等相关资料记载，榆林边商在伊克昭盟的活动带有明显的地域分布，在鄂托克旗从事经商的人，大小买卖约有百余字号，人口五六百，并且多分布于鄂托克旗西南地区，也就是今天的鄂托克前旗境内。

一、明清时期的蒙汉贸易历史背景

榆林在秦汉时期就是军事重镇，地理位置特殊，又恰好处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之地。清代编修的《延绥镇志》记载，明嘉靖三十年，延绥镇在花马池等地设立互市。嘉靖年间发生的“庚戌之变”以嘉靖帝同意通商互市，蒙古骑兵退回草原而结束。这次事件最终还使蒙古与明朝的经济贸易关系走向了正常化。

明隆庆五年（1571年）蒙古族首领俺答汗与明朝息战义和，以纳贡、互市为条件，共商在沿蒙边界开设互市（也称马市）11处，榆林城北镇北台附近的红山寺为其中之一，这是当时蒙汉民族进行交易的最大的边贸市场。随后又陆续开放花马池等互市。沿长城以北的蒙民在此可以购买生活用品。双方还议定，汉商以烟、糖、茶、盐、布等上市，但不允许交易粮食和铜、铁器；牧民以绒毛、皮张、牛羊等交易，禁止易马。那时交易的形式有固定和流动两种，固定形式是在举办庙会时设置买卖点，远近牧民来参加互市，流动形式有点像今天的那达慕，商人们带来各种生产生活用品，牧民们赶着马、牛、羊，携带绒毛、皮张、奶食品来互市，一边赶会，一点交易。

地区明朝成化七年，延绥巡抚余子俊，修筑了从府谷到定边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县）的边墙（即明长城）。在陕北边荒地区驻扎数量庞大的军队，粮草供应成为困扰军国的大问题，靠调拨路远费繁，而陕北边防又守着“白池”“苟池”盐湖，这是政府的经济命脉，也是商人们不择手段想要得到物资。明政府实行“食盐开中”的新经济政策，即令陕西的商民将家中的余粮贩运到边关，换取贩盐许可证（盐引），用以解决军队后勤供应，“食盐开中”政策的实施，改变了字春秋战国以来“盐铁专卖”的国营体制，将“边政”与“盐政”捆绑在一起，是利国利民的好政策，解决了西北边关军队粮草不足问题，成为朝廷军粮供应的新途径。

这一政策的实施也为关中的商人赚取食盐利润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在当地形成了农业生产浪潮，但是关中到西北边关毕竟路途遥远，运输成本较高，这些商人机制利用明政府“另近边荒闲田地得以开垦，使为永业。”的召民屯垦政策，自出财力在榆林、定边等地屯种米粮就地输仓换引，后因政策改变，远距离奔波，成本较高而退出边关，而榆林商民却在他们的带动下做起小本买卖，也就是这些商人将贸易向伊克昭盟草原伸展，此前，已经有了蒙汉民族的民间贸易交往。

明正统年间，为了加强边防，明朝廷在延绥地区实行“严禁汉蒙交接”“严禁边人出塞樵耕”的边禁政策，在这种边关制度下，“汉不入蒙”“蒙不入汉”，草原牧民不能入关进行物品交换，榆林内地与草原牧区之间处于相互封闭状态。

但是生活并不因为统治者的管制而停止脚步。草原民众对内地的茶叶、铁锅、布帛、丝绸等的急切需求，以及边贸生意的可观的利润，刺激着延边汉蒙民众的不顾禁令，私下进行贸易，最初由榆林商人与边关军卒进行，这些巡哨兵丁利用军务之便，夹带物品私下出关与牧民交换，这大概是最早的“走私”，虽然有禁令，有战乱，但是不能改变汉蒙两地人们互惠互利的贸易行动。由于两地资源配置不同，特别是定边北部与鄂尔多斯草原，有盛产湖盐的花马池、苟池、白池，并且草原盛产良马，加之水草丰美，对于西北边民、驻地官兵和蒙地民众创造了极佳的贸易条件。为解决边防军马所需，宁夏总兵史召奏请以花马池“纳马中盐”换取河套、延庆、平凉等地的官民所养的战马，明朝廷只得顺应潮流，改变政策，设立马市，政府在延绥、定边实行盐马交易政策，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盐马交易”，“盐马交易”促使一批榆林商人深入伊克昭盟草原进行贸易活动。这对于漠北草原游牧地区经济和中原农耕地区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都有好处，形成双赢互利的局面，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这种经济贸易关系是维护双方边境和平的重要的条件和纽带。一直到1570年，也就是“庚戌之变”发生20年后，明朝与蒙古才最终达成了和议，明朝廷将俺答汗封为王，俺答汗臣服于明朝政府，至此，明朝北部地区的边患才最终得以平息，这也侧面印证了蒙古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关系的发展和联系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废除互市，增设交易点，互市随着蒙汉关系的逐步改善而扩大，蒙汉人民互相往来不再受限制。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开放长城以北五十里以内地，允许汉族边民跑田种地，结伙盘场，春耕秋收，这就是康熙年间准耕的“黑界地”。后又准许榆林、定边等长城沿线六县的商民进入草原。乾隆元年（1736年）又在原开放的边外地界之北，继续开放三十至五十里，蒙古族王爷按地亩收租银两。到清末民国初年，乌审、扎萨两旗的王爷除了大量招募汉民种地，吃租得银外，为了维持其逐渐扩大的奢侈生活费用，大量变卖连接榆林边墙以北汉民居住地区的土地，汉民因买地又继续北上鄂尔多斯地区。据《榆阳文库》记载，榆林地区至今仍保留蒙语地名有107条，蒙汉混合名称123条，查汗界、小纪汗、巴拉素、补浪河，从这些地名的演变也能看出随着边墙以北的土地面积的扩大，边客的贸易往来范围也变得更大更广。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颁布《理藩院则例》、《边禁条例》，对边商贸易活动做了原则规定，在发放经商票照时对蒙贸易有许多规定和限制，允许汉族凭票进入乌审旗地界经商，但是，不按照路线和地点交易会受到处罚，凡是不持票照的边商，是不允许进入蒙旗境内。禁止边商与当地蒙古族妇女通婚，禁止以大量白银放贷给蒙民，官方对进入蒙地的边商的人数管控极严，久而久之，随着边商贸易的扩展，这些限制松弛，后来，榆林，靖边等地边商借机流入，这些商人一般都会讲蒙语，懂得蒙古族人民的生活习惯和嗜好，而且祖上都与蒙地有一定的关系。他们租种田地、做小买卖，发展小手工业、行医等等，从中获得高额的利润，逐步辐射到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境内，蒙汉贸易日益发展。那一时期也是边客大量进入蒙地的时期，这支活跃在蒙地的贸易队伍就是当地人所说的“边客”，史称边商。

二、榆林边客的产生原因

边客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榆林是一座移民城市，当地土著居民并不多，大多是来自河南、河北、山西、山东以及江南等地的戍边将士的后裔。榆林建筑、榆林小曲，榆林方言总是有股江南的小巧秀气与软侬之味，真正的驼城官话也是很好听的，由于当地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在长期的大融合中，造就了榆林人的宽厚、包容和精明的经商头脑。

明清时期，榆林的政治、经济地位逐步提高，由于榆林特殊的地理位置，民间私市贸易特别活跃，据记载，当时有很多戍边将士当时也参与其中，借助有利的资源赚点外快，朝廷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其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明朝中期的“盐马交易”和清朝初期的“火盘耕种”跑边贸易阶段，到清朝中期进入蒙地“扎帐贸易”，一直到清末民初的“放垦蒙地”抱团发展，在民国时期边商贸易已经占据了陕北和伊克昭盟经济的半边天，不仅改变了自身生活状况与生活方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和影响着蒙古族人民的经济生活与经济观念。榆林文史专家李永清在《榆林蒙汉贸易及其他》中说：“蒙汉贸易是一曲民族团结的赞歌，他主要通过两族人民的友好使者－边客进行。”

历史上的榆林所辖范围包括现今的神木、靖边、定边、镇川等长城附近的县城，边客也是榆林专有的名词，其他地方是没有边客这一词的。“边”既有边墙（城墙）的意思，也有到边外的意思。榆林边客集中活动在乌审旗与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杭锦旗一带，延续几百年。到了近代，借着统治者对蒙地管理的更加宽松，他们继承老一辈边商的优良传统，抓住商机，在清末民初得到空前发展。

据《伊盟右翼四旗调查报告》和《伊克昭盟旗志》等相关资料这样记载：鄂托克旗境内从事经商之汉人，大小买卖公约有百余字号，人口五六百人……经商之汉人，多分布于西南和东部一带。该旗汉人以榆林，靖边等县人为最多。这些商人，大多为边商，来往贩卖蒙古人日用品……，这些边客多是榆林人。这些人来自长城边墙附近，迫于生活，通过 “走蒙地”与蒙民进行生活用品、皮毛，牲畜、油肉等土特产进行交易，再把这些货物贩回榆林转卖给本地商人和手工业生产者，并获取利润，相当于今天的小商贩或者是货郎，更像今天的流动商贩，他们自带帐篷，白天经商，晚间休息，走哪住哪，有时住在蒙古族牧民家，有时住在野地里，他们通蒙俗，懂蒙语，走乡串户，以物易物，久而久之被人们称之为“边客”，但是，比起那些远走俄罗斯等东欧、西域的晋商或者徽商来说，榆林的边客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却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榆林边客的产生的另一个原因：一是随着榆林当地经济的发展，农副产品既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商品没有销路，也没有获取的渠道；二是榆林有很多的手艺人，如银匠、皮匠、毡匠、裁缝，供大于求，因此他们只能走蒙地一边操持自己的手艺，一边经商用来维持生计。对蒙地的牧民而言，不缺皮毛、油肉、奶食品、牲畜，但是对日常生活用品有较大的需求，特别是砖茶、盐、糖、铜锡器、皮货、羊毛口袋、毡、马鞍、银器饰物等，就连舂米用的石臼、装油篓子、水缸、茶壶都得靠边客提供，又因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游牧方式，交通不便，与外界的来往较少，不得不依赖这些小边客的供应。他们一般以物易物、钱物交易。

榆林边客春去秋回，历经几代人，与鄂托克前旗结下了不解之缘，有的干脆住在了蒙地，他们学蒙语，种地，放牧，与蒙民拜把兄弟，带徒弟，把服饰、饮食、手工艺等带到了当地，极大的丰富了蒙古人的生活，在他们的影响下，蒙古人学会了种地，做饭，学会了缝纫等，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蒙地的生产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这样的民间贸易不断发展，有不少榆林边客风生水起，生意兴隆，成为当地的富户。笔者听父母讲，在自己爷爷的爷爷辈，每年的秋冬季节，是家里最为热闹的时节，这时，远在蒙地的亲人们就会拉着一链运送货物的骆驼满载而归，当时，仅为薛家运送物资的骆驼就有几十峰，长长一列站满半条街，在当地小有名气。笔者家的四合院门口如今还保留有专门的给骡马喂饲草料的地方，一般情况下，运送货物的骆驼马匹完成使命后，由伙计或带上蒙民预订的物资原路返回，或将牲畜借养在乡下，等到来年春天再带着货物返回内蒙。那时，薛家已有几代人在蒙地做生意，每次从蒙地回来，跑边的亲人备受尊宠，在家里他们被称为相公、少爷，吃饭的时候都得先给男人们端上，而女人是没有上饭桌的权利的，这些场景不止在影视剧《大宅门》里能看到，其实，榆林的边客同样如此，一家老小的生活全靠他们，怎么做都说的过去。（因板权原因文字不超五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