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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你讨厌家人的坏脾气，却无力控制自己的怒火和情绪；可能你期待平静安稳的生活，却矛盾地追求病态的刺激；可能你羡慕别人的自信和勇敢，却在成长的机会面前临阵脱逃；可能你想拥有健康的亲密关系，却不断掉入和错误的人纠缠的漩涡；你会发现你身上似乎存在着某种难以解释的困境，或者感觉命运并没有放过你。但这一切的发生，很可能是家庭代际创伤重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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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曾说：“那些保留在我们生命中无意识的创伤并未得到解决，所以它才以一种宿命的形式重现于我们的生活中”。甚至，在很多年以后，我们还在承担着上一代或上几代人的不幸，我们脆弱而敏感的情绪，或是杂乱无章的生活，都有迹可循。 这种由第一代的创伤的幸存者，传递到第二个或者更远世代的创伤，被称为代际创伤（transgenerational trauma）,而创伤由一个世代向另一个世代传递的过程，被称为创伤的代际传递（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创伤性事件的影响不会终止于亲身经历创伤性事件的当事人,也会波及到当事人的后代，就像是布置了一个任务，下一代人必须接受传递下来的创伤，找到表征它的方式，并将经验传回给父母。
中国人的代际创伤因为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而呈现出一种星星燎原的普遍。我们这一代人（上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父母，大多都经历过“文革”（1966-1976），而爷爷奶奶那一辈人，则不仅经历过文革，还可能经历十年内战（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他们两代人还都有可能经历三年自然灾害，以及“大跃进”、“反右”等一系列发生在上世纪50-70年代之间的政治运动。几乎可以说，在我国早于上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人，都或多或少是集体性创伤事件的承受者；而与之同时，他们接受的精神健康服务却很少。对这一代父母而言，物质的极度匮乏无疑是一种创伤经历，而这种经历不仅影响他们自己，也影响他们对待和养育子女的方式，例如，他们可能会过分严苛地要求孩子节俭，剥夺孩子的娱乐时光，以至于在无意间将这种创伤传递给了下一代。他们把自己的痛苦无意识地传递到了孩子身上，并且觉得这是成长里最关键的一环，但这种盲目吃苦和压抑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成为更坚韧的人，只会反抗，或者认为自己不配被好好的对待……
很多时候，我们是在替父母承受和完成未完成的心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常常做的，是去抵制与家族的分离，并“将全部而悲惨的故事带到社会对话中去”（弗洛姆）。通常，如果家里有不止一个孩子的话，其中的一个孩子会被默认去携带并传递前辈的悲痛，这个被选中的孩子，就承担起了保持家族的全部遗产——包括悲痛——的使命。我们作为家庭中一员的使命，默认继承了家庭的一切，包括它的创伤。我们都知道自然界，灯光一来了，一打开，那些狼都怕，还有手电筒一照青蛙就不动，为什么？青蛙非常幼小，跟人比青蛙没有高级中枢，所以它极端的恐惧的时候，就把感知情绪的东西关闭了，不去感受。它的感觉中枢、运动中枢，都停掉了，最后就成了盘中餐，因为它不去感受，它就不恐惧了，死不死不是它管的问题。越小的孩子越像动物，对于儿童而言，神经系统没有发育完整，到15岁整个神经系统才发育完整，孩子们是最容易成为创伤的容器，因为孩子很敏感，都说孩子总说真话，因为孩子是启用直觉系统的。受过创伤的父母，经常把下一代就完全等同于他自己，没有边界，所以代际创伤是上一代镶嵌在下一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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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知名女作家张悦然于2016年推出的作品《茧》，凭借其独特的文学魅力吸引了广大读者的关注。书中所讲述的是文革期间一桩与钉子有关的案件，一个头颅里有铁钉的植物人，三个地位、背景、环境截然不同的家庭，两个各自发现了秘密的家庭成员，一个是负罪者，一个是复仇者。张悦然都是用第一人称的来口吻来讲述的，她站在两个主角各自的角度，叙述了几个家庭截然不同的命运。故事的最初，两个家庭看起来毫无瓜葛，好像不过就是错过的恋人再度重逢的故事，但随着情节深入，一个庞大而不堪的真相渐渐浮出水面。这个秘密，秘密背后残酷的真相，整整影响了三代人，某种程度来说，在“不幸”这件事上，他们无一幸免。故事中植物人的生命历程，用以下简短的字句便可概括—1926年出生，参军、入党，分配进医院，1968年惨遭批判，被毒打，手术中发现颅内有铁钉，六次手术后大脑被切除近2/3，成为植物人，1970年平反，1985年去世。
故事中另外一个具有历史感主角，院士李冀生的生命历程，也可以用简短的字句概括——
将秘密深埋在心中，绝口不提往事，为人清冷，与儿子关系破裂，一代名医、院士，家族的骄傲。
能概括的是男女主角爷爷们的故事，而无法潦草概括的，却是家庭里被留下来的妻子、儿女、孙子一生的故事。
如果亲身经历那一段历史的人被摧毁了人格，那么他们的后代是否受到了他们残损人格的影响？
不可否认的是，家庭的每个成员都难以逃脱“家族创伤”所带来的影响。
女主角李佳栖一生渴望被父亲所爱，但却从未如愿，最终也无法得自己所爱；
男主角程恭则陷入复仇的情绪，在“无法放下”与“下不去手”之间不断纠结、自我折磨；
受害者（植物人）的儿子，悲痛与激愤之下加入组织以抄家为乐，性情变的暴虐，长期处于愤怒与痛苦之中；
院士的儿子，因为负罪感，因为对父亲的无法理解与不认同，而抛弃前途远走，最终不过潦倒一生。
至于其他人，过的几乎都是惨淡、孤独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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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的代际传递在我们的生命中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我们的梦里，在我们的行动中，在我们的家人和家庭交给我们的“生命课程”中。正如《茧》中，作者不止一次讲述每个人的梦境，那些噩梦纠缠着他们，令人窒息。弗洛伊德曾说，梦是潜意识，是愿望的实现，而潜意识之中则隐藏着被我们的理智、清醒意识所压抑的、无法接受的东西。我想，张悦然或许就是在利用这些梦境，来渲染主人公们无助、惶恐与茫然的情感挣扎，同时令读者感受到了真真切切的悲凉气氛。那我们又该如何去发现生命中的代际传递呢？这往往需要我们去聆听并了解来自上一代的叙事。这种对家庭的毫无保留的传承，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幸的：我们是家庭的一员，但我们更是我们自己。我们只有理清了与上一代的与创伤有关的联结，才有可能发展自己的价值观。这种联结决定了很多问题的答案。——我是谁？我对于我的家人是谁？我们可以信任谁，又是谁是我们的敌人？我的家人是什么关系？以及，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些关系，我要保留哪些，又要拒绝哪些？只有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我们自己。
对于家庭中的个体来说，觉察并放下不属于自己的创伤，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特别是对于曾对家庭特别忠诚的人来说。想在这样的传递中找到一个出口，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注定是一个痛苦而难以承受的分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面临自我认同的危机，可能会不得不打破原先的情绪链，甚至，我们会感叹，“生命中那些曾经真实而又深刻的亲密关系，将要终结”。但是，成长，也必定是这样的一个痛苦的分离过程，当我们个人无法承受时，专业的家庭治疗，可以帮助我们走过最痛苦的时刻。当我们在疗愈中说出了我们的父母也无法做到的事；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人生是如何被他人塑造，或如何无意识的将父母的伤口携带到未来；当我们最终超越了来自先辈的残余的创伤，我们方可治愈自己，也治愈自己的后代。有一句话叫“我们可能没有最好的父母，但是我们可以做家族最好的祖先，让自己的幸福活出来，成为后代可复制的榜样”。在复制的链条上，由于我们的改变，而产生了关键性的改变和调整，这就是我们为这个家族所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