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时候人生的磨难不一定是坏事，正因为有了这些磨难，才会让你的生命力越来越旺盛。让你的人生更精彩！
我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
我的父亲死于南京大屠杀！
我大约出生在1933年到1934年之间。我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仿佛记得自己的小名儿叫小毛子。记得我家是在南京的一个大杂院。我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我父亲每天出去工作，不知道做什么。我妈在家照顾我们姐弟4人。
南京大屠杀发生在1937年12月，那年我三、四岁的样子。飞机每天都在头上轰炸，街上时常响起枪声、炮声、哭喊声，大杂院里的邻居越来越少。12月中旬的某一天，我父亲没有回家。一天，两天，我们眼巴巴的盼望着，但始终也没得到他的消息。母亲带着我们4个孩子，心惊胆战，非常的着急。
一天，家里突然闯进两个日本兵，拿着枪对着母亲，吓得我们4个孩子胆战心惊，嚎啕大哭。两个日本兵，见我家又穷又破，一无所有。我想他们一定在想：如果杀了我的母亲，我们4个孩子肯定会饿死。于是良心发现，放弃了杀机。我们一家五口躲过了一劫。但接下来的日子更加艰难。家里很冷，但没有任何的取暖设备；我们很饿，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充饥。所有商店的东西都被抢光了。街上没有一个人。
我不记得当年是怎么活过来的，每天都在饥寒交迫和惊恐中度过。到处都是残砖断瓦，一片废墟。我们也不敢出门，时刻盼着父亲回家。大约等了三四个月，到了1938年的春天，仍然没有父亲的消息，我们绝望了，断定他一定是死在了外面。住在大杂院的邻居也全都搬走了。我们无依无靠，最后，母亲决定带着我们举家逃荒。
我在天津有一个姑妈。我记得当时坐了一段船，沿路乞讨，来到了天津。我的姑父好像是做翻译一类的工作。收入也不多，家里一下子增加了5口人，当时的困难可想而知。我当时年纪太小，不懂得忧愁。记得经常去天津的劝业场玩儿。
我们在天津住了大约有半年多的时间。姑妈家的生活被我们搅得乱七八糟。1938年的秋天。姑父就给我妈在北京介绍了一个做保姆的工作。考虑我妈带着4个孩子拖累严重，于是就把我二姐留在了天津。我们举家四口，来到了北京，住在了鼓楼大街附近的西公街，我妈是给在协医院工作的日本大夫一家做保姆。
做保姆要养活三个孩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大姐比我大7岁，那年12岁，于是就承担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家庭重担。我妈给人家当保姆，晚上也不能回家。我们没吃没喝，冬天又很冷。困难可想而知。我五六岁，因为没过过好日子，所以就不知道什么叫苦，整天不着家。到处流浪。有时一个人走路从鼓楼大街到天桥去看打把式卖艺的。饿急了随便捡点垃圾就往嘴里塞。现在回想起来，并不觉得当时有多苦，反而成了难忘的记忆。
当年的老北京到处都是断壁残垣。在鼓楼附近有一座古宅，破败不堪。据说里面经常闹鬼。到了晚上里面经常传来鬼哭狼嚎的声音。附近的买卖都开不下去了。一片荒凉。
有一天的下午，我和几个小伙伴儿，不知深浅的钻进去玩儿。里面阴森森的，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恐惧。突然有人喊鬼来了。大家赶紧往外跑。当时我的年纪最小，再加上害怕，就摔了一跤。连忙爬起来，感觉后背被一个披毛散发的怪物拍了一下，吓得我魂飞魄散。到了家就开始发高烧，好几天不省人事。这可把我妈给急坏了。我不知道她用了什么办法。把我送去了协和医院。我猜想是当时的地下党或者是好心人收留了我。我在协和医院住了大约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当时我的脸肿的像一个大南瓜，是日本大夫给我做了手术。我在医院康复的那段日子里，是我人生最幸福的一段时光。这一段经历让我终生难忘。现在脸颊上还留着很大的伤疤。从那以后我就非常的胆小，据说是被吓破了胆，白天都不敢一个人走路，晚上不敢一个人睡觉。
出院以后我在家养病，大约1940年，我7岁。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妈就把大姐送给了人家做童养媳，好像是在北新桥附近。家里的生活虽然有了一点缓和，但仍然很拮据。大姐不在了，只能由我在家看着弟弟，妈妈也不能天天回家。我妈在做保姆期间，经常惦记着家里的两个孩子。只能每天把人家吃剩下的饭菜回收在一起。抽空拿回家给我们吃。日本大夫一家爱吃米饭，每次做饭的时候，我妈就偷偷的藏起来一点点米。大约10来天能凑一斤多的样子。我也经常趁他们家里没人的时候，去偷偷的看看我妈。
后来，不知道什么地方，露出了马脚，引起了日本大夫的怀疑。有一天，日本大夫谎称要去西单开会，说中午不能回家。我趁机又去看我妈，在我临走的时候，我妈给了我一把米，用手绢包着，让我赶紧回家。结果我刚出门，就被日本大夫发现了。他说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小孩，手里拿的什么东西？让我看看。”我也不会说瞎话，我也不敢说瞎话，于是乖乖的把米拿出来让他看。因为很少的一点点。日本大夫也没有说什么，就让我走了。再后来，我妈就不敢让我再去找他了。
我不知道我妈通过什么渠道，认识一个叫大金树的女艺人。把我介绍给南苑的一个河北梆子剧团学唱戏。当时还写了字据，说是九年之内中途不许回家。学戏很苦，打死白打。从那以后，我就离开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再也没见过我的妈妈和弟弟。
我的师父就是剧团的团长。因为常年的兵荒马乱，剧团的日子也很不好过。我每天坚持吊嗓子，背戏词。晚上在一条板凳上睡觉。日常还要兼顾打零杂，那时学唱戏，都是口传心授，全靠死记硬背，如果告诉你三遍还记不住，就要挨打。挨打通常是三种刑具，鞭子、戒尺、懒驴愁，你任选一样，但是哪一件刑具都不好受，师父用戒尺打在我的手心上，马上就会肿起来一道血印。就这样，大约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学会了几出折子戏，我记得还参加过几次正规的演出。一次是在万寿山为国民党的军队演出，还有一次是给外国洋行演出。
由于连年的战乱，民不聊生。看戏的越来少了，再加上我师父年事已高。剧团实在办不下去，就解散了。剧团的人都各奔他乡，回了自己的老家。我师父也想把我送回家，就领着我从南苑来到了鼓楼大街。找到了当时我们租的房子，可是，那里早已是人去楼空。我们向邻居打听，也没有任何的结果。我的心拔凉拔凉的，我就像个断了线的风筝，从此便成了一个彻底的无家可归的孤儿。
我因为没有地方可去，我师父就收留了我，又把我领回了南苑这个家。我和师父相依为命，从此便开始了卖唱乞讨要饭的生活。一般的时候就在三营门附近，西洼地，东高地、大红门、五爱屯、西红门等地我们也都去过。那时，在南苑附近有很多的妓院，当时的妓院都是自发的小型妓院，也没有招牌，北京人都叫窑子。我和我师父就到里边儿去卖唱。我师父是一个严苛正派的人。我当时不到10岁。我师父也不让我和客人说话，让唱就唱，不让唱就走。
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我师父一病不起，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我又失去了唯一可以依靠的人。
我师父有个女儿，比我大30多岁。我应该管她叫师姐。她不唱戏，她招了一个上门女婿，在家里开了一个杂货铺，平常卖一些小零食，家里的空房子也多，有时招一些路过的客商歇脚。我因为无家可归，只能在他家凑和活着。
我师姐也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二女儿比我大七岁。我师姐和我说，你现在无家可归了，就给我当干女儿吧。于是我的师姐就成了我的干妈。我干爹姓陈，他的二女儿叫陈淑华，于是给我起了个名字叫陈淑兰。陈淑兰这个名字我一直用到现在。
大约是1944年前后。南苑的西边有一个日本的兵营叫西营房。我不知天高地厚，有时候经常到西营房附近捡垃圾、挖野菜。由于去的次数多了，和一个日本兵营的炊事员熟悉了起来。这个日本的炊事员，大约五十多岁的样子，心地比较善良。有一次他送给我一大块大米饭锅巴，我非常高兴。他还和我约定好，明天还来。我现在还记得他的样子，所以说中国人也有汉奸，日本人也不都是坏蛋。
当年，在永定门外的大红门有一个生猪宰杀场。供应全北京市的居民吃肉。于是很多农村养的猪，全都到大红门来卖。在涿州良乡一带，很多农村全都养猪。农民虽然养猪，但吃不起猪肉。所以他们就把养的猪卖掉，换些零花钱。涿州离大红门大约有100里地，中间还要穿过永定河。由于信息不灵通，所以涿州的人一般不会自己把生猪卖到大红门。
在现在的大兴区北臧村镇，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叫北高各庄。这里有两个消息灵通的人士。一个叫王维新，一个叫王士青。两个人经常做一些小买卖。走南闯北，有一些见识。于是他们就发现了商机，他们从涿州良乡一带收购生猪。然后轰到北高各庄再圈养几天。等这些猪恢复了体力，再继续轰到大红门去卖。从涿州到大红门，必须要经过北高各庄，黄村和南苑。到了南苑离大红门就不远了。所以我在南苑的这个家，就成了这些贩猪的歇脚之地。他们把猪赶到这里，必须在这里休息一两天，让猪吃饱，然后再轰到大红门去卖。
一来二去，时间久了，他们成了这里的常客。和我的干爹干妈，成了最好的朋友。
他们最早来我家的时候，我还在学戏，有时候我师父打我，王维新还经常为我说和，我记得他常和我师父说，这么小的孩子，不能这么打，打坏了也是个累赘。如果你不想要，回头我把她领走。
其实在当年，城里的日子还不如农村好过。因为人太多，如果没有谋生的手段，生存是个大问题。而在农村除了冬天，土地总是可以养活人的。人饿极了，草根和树皮都是可以充饥的。农村因为有土地，可以种菜，种粮食，养鸡，养猪、养羊。还可以挖野菜，逮鱼，逮鸟，那时的野生动物也多，野兔子，蛇，刺猬，各种鸟都有。
经过长期的交往，我干妈认为这些农村人都是诚实可信的，比较可靠。就把她的二女儿，也就是我现在的二姐嫁到了北高各庄。
到了1947年，我13岁，通过贩猪的魏殿甲，也把我带到了北高各庄做童养媳。从此我这个没根的扎蓬，便在北高各庄扎下了根儿。
人生如梦，如今我已经90多岁了。虽然老了，但并不糊涂。我这一辈子，九死一生，能活到今天，绝对是个奇迹。现在，我有5个儿子，一个女儿。我把这些个往事跟我大儿子刘博如说说，他也70多了。让他记录下来。如果您还想知道后来的故事。那就让他和您说吧，我大儿子能个儿着呢。
2024.10.25
（陈淑兰口述，刘博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