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视频来自网络）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一日，陕西省石泉县革命委员会召开了隆重的，上万人参加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誓师大会。会上，县上领导宣读了中央文件，做了热情洋溢的动员讲话，又义正言辞的对上山下乡知青提出了严厉的要求。知青代表上台做了慷慨激昂的表态发言。在热烈而庄重的气氛渲染中，在亲人们的含泪送别中，我们首批高，初中六个年级的“老三届”离开了亲人，家庭，义无反顾的踏上了这条心中没底，前途渺茫的道路，颇有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
公社派来接应的干部和群众代表带来了几辆兽力车装载着我们简陋的行李和农具，陪同我们一起步行奔向插队的农村。我们当时完全被一种精神信仰支撑，盲目从众的心里和无可奈何的形势左右，一窝蜂的下到农村经风雨见世面了。我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来到了深山老林的“银桥公社”。文革时曾经改为“四新公社”，现在叫做银桥乡。
下面是近几年为了拉动旅游消费，县，乡为介绍银桥乡做的广告词。
银桥乡位于石泉县城西北部、云雾山脚下，距县城25公里，东与红卫乡接壤，西与银龙乡毗邻，南与城关镇，北与宁陕交界，全乡辖设7个村，26个村民小组，1179户，4290人，总面积72平方公里。清清的大坝河水从北穿过铜钱峡流入汉江，松树沟小溪静静地流向龙王潭汇入大坝河。乡境内地形属“三梁夹一河一沟”，这里空气新鲜，气候宜人，土地比较肥沃，生态资源十分丰富，乡政府南面有奇险雄秀的铜钱峡――一线天，娘娘庙、石锣对石鼓。西面有石绣球、处女泉、悬棺、“狗钻洞”景观。北边有云雾山鬼谷岭，沿途有瀑布、九道拐、上天梯、灵官庙等数处景观可供旅游开发。
全乡有耕地面积9614亩，其中水田2046亩，其中林地面积5万余亩，荒山1万余亩，森林覆盖率占90%以上。境内主产水稻、玉米、小麦、薯类和各种豆类。盛产香菇、木耳、核桃、生膝。药材、弥猴桃等多种经济作物。林业特产资源木竹、藤条、山棕，林产比较丰富。
看到这些赞美词，我苦笑了。上述景点我们都不止一次经过，去过，见过，就是没有欣赏过。因为，没有那个心情。
到了公社即面临分配知青到各个生产队。当时规定知青小组人员的组合采取自愿结合和组织安排相结合的原则。我当时根本就没有考虑和什么人组合。走一步看一步。车到山前必有路。其实当时的知青心里状态基本都一样。嘴上喊的是到广阔天地炼红心，心里想的是无可奈何不去不行，表态时说服从组织安排，心里想的是听天由命吧。
我和秦易是自愿结合，因为我俩父亲是一个单位的，且两家是近邻，老人也希望我们到一起互相照应。他高我一级是高中六八级的。公社根据生产队分配人数以及男女搭配的原则，在征求了知青意见后我们四男三女被组合分配到“新庄”大队一队。
分配完毕，各队来人把知青领走。我们生产队也派了几个农民背着背篓把我们的农具和女生的部分行李背上，我们男生的行李基本是自己或担，或扛到知青点。致此，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的农民了。
插队当农民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城镇的青年学生来说，面临的陌生环境，生活方式，务农劳作是断崖式的变化。一切都是生疏的，什么都要从头学起。我们的面前将困难重重。
首先是“行”。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一关。没有交通工具，往返都是步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很关心这条回家的路。这里离县城约25公里，走五公里西万公路后就进入去往公社的村级路，大约两米宽，基本沿山根小河边前行，路面还算平整，据公社干部介绍，这条路算得上风雨无阻，很少发生塌方断道的情况。这是当年由全公社各个生产队出动劳动力，县，区，公社（当时公社上面设有区一级政府）筹资建成。每年冬季各队还要派人维护。
公社所在地是去新庄一队的必经之地，从公社再到我们生产队还有大约五公里上山的羊肠小道。首先要过一条小河，天旱时只是一条小溪。约十米宽。没有桥，只是在河中摆放了一溜大石头高出水面，行人踩着石头过河，雨季河水淹没石头就只好赤脚趟水了。我曾经在此闹了笑话。那是一九六九年秋季，连续几天下雨无法下地干活。雨停后大家商定一起回家一趟。给队长打过招呼后我们就出发了。到了小河边发现过河石头被水淹没。我们只好脱鞋蹚水。我脱下鞋子放在河边，再脱下袜子拿在手里挽裤腿。当我过河后准备穿上袜子鞋子时发现只有一只袜子。当时以为掉到河里被冲走了，就把手里的一只袜子扔到河里，光脚穿鞋走了。当时没有把裤腿放下。走了一阵后发现裤腿里露出一物，取出来一看，是另一只袜子，大家见状哄堂大笑。我自己也自嘲的笑了。顺手又扔到河里。
这条通往家和希望的路，我们走了无数次，往返时心情各异。回家时归心似箭，愉悦轻松。返队时步履沉重，心情惆怅——何时是个头。
回想起刚到生产队那天，天气晴朗，太阳照的身上暖洋洋的。当我们踏上去往生产队的羊肠小道时太阳瞬间被大山遮住，立即感觉寒风习习，毕竟已经入冬。阴阴的四周寂静得只听见潺潺的溪水声，大家都不说话，默默的向着一个不知道的目标行进。偶尔一两声山鸡和野兽的叫声提醒我们的存在。此时我想：难道这就是我们要走的路？好不容易爬到一个大约不到100平方米的场地，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大队革委会主任和几个农民，孩子在这里迎接我们，我知道终于到了我们该到的地方了。就放下了行李担子，仔细打量了一下四周。这是生产队唯一一块较宽阔平坦的场地，呈不规则的正方形。我们来的方向是东面，对面坎下一溜农民的房屋。南面是花栗树林，下面是一个做瓦的场地，有一个小的工棚，在来时方向下面还有烧瓦的窑。北面约半米高的坎上一座干打垒瓦房独树一帜，大队主任说这是队上的保管室，也是你们的住房。场地上稀稀拉拉的农民和小孩与其说是来欢迎知青的，还不如说是来看热闹的。因为成批的外来人来到这个小山村落户是绝无仅有的第一次。
四个男生：秦易， 崔文兵，刘福连，董秦丰
三个女生：陈茂华，刘培英，陈翠华（无照片）
我们知青小组共四男三女七人组成。年龄最大的19岁，最小的才15岁，平均年龄17岁。其中我和秦易外的其他人基本不熟悉，有的甚至以前都没有见过面。就这样被公社组合到一起将在一个锅里搅马勺了。好在七个人都通情达理，相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基本和谐，团结，互相帮助，顺顺利利度过了那一段难以忘怀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那也是缘分，虽说伟人教导我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心里想的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理应互帮互助共渡难关。
其次是“住”。这是第二关。安居才能乐业嘛。说到“住”，我一直如鲠在喉，以前是不敢说，不能说，不想说，就是现在想起来也要一吐为快，那直接是对我们人格的极不尊重。给我们临时安排在前面说过的，生产队落成不久的“保管室”。这是集体财产。保管室健在四面不靠的一个山梁上，当地农民绝不会选择这里建房，因为这里不背风。山里风大，寒冷。但是作为集体的保管室健在这里不住人似乎还是可以的，也再没有合适的地方建造。里面存放集体的财物。虽然四面不靠但在大多数村民的视线之内。便于群众监督，如有盗贼或者意外情况能及时发现。
保管室是南北朝向一栋三室的干打垒瓦房，用山里特有的竹子（据说叫箭竹，熊猫的最爱）编成竹排铺在二层，算是二层楼房，楼上仅能站起身子，楼上看下面，透过竹排缝隙一览无余。楼上主要是存放集体的粮食种子，余粮等。保管室只有中间一个大门，我们跟随主任进到里面四面一瞧，这个所谓的堂屋大约15平方米面积，两边各一间大约12平方米。堂屋正中间摆放着一扇石磨，这也是集体财产，供社员加工粮食使用，正对面墙根码放着一些瓦胚。当我们惊讶的看到靠西面墙根放着一副黑漆棺木时，凑巧外面荒野里传来几声乌鸦的凄厉叫声，顿时感觉阴风阵阵，苍凉的气息扑面而来。使人压抑，主任解释说那是私人暂时存放在这里的。更糟心的是东面的一间准备让我们居住房屋竟然被当作临时牛圈，三头牛就关在这里。牛把地面糟蹋的一塌糊涂。牛粪尿味刺鼻刺眼，臭气熏天，并散发到整个三间房屋。大队主任一付见怪不怪，满不在乎的神态继续给我们安排。他说牛圈还没有建好，几个男同学就暂时住在关牛的房间上面，几个女生住在西屋。我们男生上楼的梯子是农村那种两根长木头中间一溜短木条连接的简易楼梯。上下时必须手扶，而且还得特别小心，主任说楼上都给你们铺好了稻草，打开行李就可以休息了。下午到农民家里吃饭。当时我们几个男生上楼打开行李一溜通铺就睡下了，一是累了，二是心里感受五味杂陈。大家都不吭声，直到农民叫吃饭才下楼。
楼上有一个放满稻谷种子的打谷桶，没有盖子。正是有了它，导致老鼠成群结队，大白天都敢出来活动。它们远远的瞪着绿豆眼观察我们这些闯入它们领地不速之客。夜间更是胆大妄为，一群一群的上楼吃稻谷，完全忽视我们的存在。有时熄灯后我们躺着时就从我们头上跑过。头几天直接没法入睡。大家只好把马灯点亮，吹牛唠嗑，最后实在太困就在老鼠的喧闹中熟睡了。深夜里，老鼠的唧唧声在寂静中回荡，骚扰着我们。楼下难闻的牛粪味和半夜牛的躁动也时常把我们惊醒，久久不能入睡。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几个男生生活了一个多月。队里的牛圈建好把牛牵走，又安排人把室内的牛粪尿清理干净，铺上一层好土夯实，又过了几天，我们终于住进来。这间房屋大门一侧和东墙各有一扇窗户，是农村那种小格子木窗，没有玻璃，透风，晚上因地势较高，一阵一阵带哨子的寒风吹进室内，我们只能裹紧被子挡风。
西面女生房屋也好不到哪去。南北两个窗户通透，北面窗户只有一个窗洞，连窗框都没有，用瓦胚摆放在窗台上遮挡了一半，上面直接空着。南面窗户和东屋一样是小木格子木窗没有玻璃，后来我们自己动手用纸把窗户糊上挡风。
在男生住在牛圈上面一周后，一左姓农民帮我们在女生房间进门处盘了一个一大一中两口锅的灶台。这样女生房间也不宽余了。
灶台盘在女生房间。做饭，煮猪食就在这里，烟熏火燎，对女生也是一种折磨。就是在我们生产队任何一家，条件再不好也没有厨房卧室在一起，没有睡在牲口圈上面。这就是我们到这里后的第一感受吧。也是再教育的第一课。吃苦，是必修课。
存放粮食种子的打谷桶
石 磨
我们当时使用的马灯
我们的床也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墙壁是干打垒，建造时支撑模具给墙上留下一排排“牛眼”，我们利用离地面约一米高的“牛眼”，到树林里砍来一头带叉一米长的木棒把另一头楔进地面固定，然后把另一根木棒一头插进“牛眼”，一头架在竖着的木叉上用绳子固定，每个床做两幅支架后就把生产队存放在这里的木版铺上，床就做成了。七个人的床铺都是这样照猫画虎制造。就算解决了睡觉的问题。
在保管室背面十来米远我们自己动手建了一个简易厕所，就地挖了一个坑，上面搭了一个窝棚就成了。
当时国家给每个知青110元建房费，由生产队给知青建房使用。我们队给我们许的愿是暂时住保管室，待建房所需材料准备好农闲时就开工建造。实际上生产队一直就没有建房的安排和行动。他们认为知青早晚要走，反正保管室也空着就让知青住着。所以直到我们七人全部离开，也没有开工。后面又陆续来过几届知青都是住在保管室。我2000年5月去过一次也没有见到专门修建的“知青屋”。至于建房费就是一笔糊涂账了。
第三关就是“吃”。“民以食为天”嘛。
我们刚刚插队时，政府一次性发给知青生活费每人40元，国家定量供应商品粮每月每人30斤，基本都是大米。菜油每人每月0.3斤。直至次年夏收由生产队分配粮食为止，大约六个月。
供应的粮油要到公社所在地的国有粮站购买。这里供应的不是精加工的成品粮。大米是脱了稻壳带米糠的糙米，需要进一步加工。我们到粮站买到糙米后背上再爬五公里山路到知青点，然后从农民家借来舂米桶和石头臼杵，根据舂米桶的容积放进适量糙米，舂米的人手握石杵往下捣，直到米糠完全从糙米上剥落，然后用竹筛子筛去米糠，白米就呈现在眼前。这个过程还是很累的，每天晚上我们轮流加工，以保证第二天的饭食。刚到生产队时不具备生活条件，就安排在农民家吃派饭，我们付给他们粮票和现金。碗筷瓢勺厨具基本买齐，灶也盘好，我们就自己开火了。我们知青内部实行轮流值日做饭。这对我们也是一关。提前要把第二天的米杵好，菜，柴火等等都要准备好。保证全家七人一日三餐。
七人中各自家境不同，厨艺也千差万别。好在是每个人都能体谅做饭人的不易，加之每天的饭菜基本就是固定不变的几样，劳累后就饥不择食。在做饭上没有产生矛盾纠纷。相处和睦。
第二年夏粮收获前，别的生产队春荒导致缺粮，就到我们队上借粮。生产队长先问我们需要借粮否。我们也没有考虑商量就直接回复说不需要，就全部借出去了。等我们供应粮吃完，夏粮还没有收割，我们找队长，队长也没办法，让我们自己到地里挖土豆，扳包谷棒吃。没法，我们只好到农民家借粮，有几天实在没粮了，就集体回家混饭吃。
供应粮没有了，我们和农民一样要把原粮加工成口粮，经常围着麽，碾子， 舂米桶和臼杵，筛子，簸箕转。没有了油，第二年我们也养了一头猪崽，灶台上两口锅一口煮猪食，一口煮人食。也就不讲究了。这样一来做饭的任务就更重了。
生产队给我们划了一块自留地用作种菜，还划了一片柴火林，共我们做饭和冬季取暖用。在劳动中我们也学农民，休息时收集一些干柴火收工时带回，在这方面，大家还是有集体主义的责任心的。
水源离我们有一华里的一个山脚拐弯处有一股山泉，泉水透明清澈，口感也好。我们每天去担水，由于水流很小，下面积水的水坑也小，经常需要等一会才能舀满一担两桶。担水的路很窄，雨天路滑我们就不让女生担水。
舂米桶和臼杵（我们用的是石头臼杵）
我们所在的新庄大队共三个生产队，我们是一队。全队大约10户43人（不含出嫁，当兵在外的，也不含我们7名知青）加上我们就是11户50人。另外还有一个特殊人物，就是瓦匠吴开选，男，年约五旬左右，祖籍石泉县。原黄埔十一期工兵专业毕业，上尉军衔。解放前夕在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供职。自行离开回到石泉县，他家在县城西关汉江大桥附近。镇反时被人民政府判刑劳改。刑满后回到石泉学会制瓦手艺，属石泉县敌伪一号人物。六九年被下放到新庄一队。保管室对面的瓦工工作点就是他的作坊，他做瓦的手艺很好。队里就让他专门做瓦出售。加上他就是12户51人。
吴瓦匠无处安身，队长就让他住在保管室堂屋。在大门口西侧盘了一个小灶，睡在堂屋二层铺了几块木版。他白天就在保管室对面做瓦的作坊挖土，和泥，做瓦胚。自己做饭。晚上就睡在二层。刚开始和他接触，我们高度警惕，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相处久了发现他并不像想象中的积极敌人那样狰狞可怕。相反倒觉得他还是平易近人的。对我们知青很友好，也很尊重。而且发现他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也有学问。我们时常向他请教一些问题，他都尽量用心解答。有时他偶尔也透漏出他在黄埔军校学习时的点滴。每每这时我发现他很严肃并微微漏出一点不易察觉的傲气。空闲时间我们也学做瓦，他也不厌其烦的教我们。总之，我们平等并且友好相处了。
吴瓦匠的到来使保管室三间房都住上了人。关上门其实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如果再有人来恐怕还会塞到我们这里。队上也确实没有地方安置了。
还有一个重点人物需要介绍。那就是苗德全。当时他是我们新庄大队革委会主任，妥妥的党政一把手。他就住在一队。他的家和保管室斜对门。每天他只要出门，对我们的情况一览无余。他不是本地人。祖籍江苏沛县农村，曾经在苏州煤矿学校读书，困难时期国家经济调整被下马关闭了。他从此就辍学了。这时已经成家并有了孩子，他的岳母和他们一起生活。岳父解放初期外出做生意离开家，开始还有钱寄回家，后来就了无音讯。多方查找均无消息。前几年终于打听到他在陕西石泉县，于是就在未征求意见的情况下全家处理了房产，一路打听来到这里。来后才知道，他岳父又成家并有了孩子。他岳母见到这种情况，想到自己含辛茹苦带大女儿，苦苦盼望期待他回来。结果大失所望。一气之下病倒了。他岳父见状，知道他们已经回不去了。只好托人想办法把他们全家安排在新庄一队落户了。苗德全有文化，又是外来户，在当地没有结怨。加之本人又能说会道，左右逢源，人缘和口碑尚可，又是党员，便得到公社的重视很快就当上了大队干部。知青插队工作开展后。县里一个叫文远声的机关干部被派到我们公社任革委会副主任，主抓知青安置。他在公社召开的安置会议上发现了他。首先是苗德全的苏北口音引起了他的注意，接着又被他有条不紊的发言吸引，便对他重视起来。本来他不是知青。但是一来文远声想在本公社树立知青典型，觉得这个例子可用，二来苗德全也会察言观色，知道机会来了，就紧紧抓住。在文远声的大力推荐下，苗德全渐渐在县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又经文远声运作，苗德全作为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典型被选做知青先进代表参加县，地区，省三级先进表彰大会并发言介绍自己接受再教育的事迹。终于在一九七零年末被提干直接当了另一个公社的革委会主任。他沾了“知青”的光，否则仍然是一个走不出大山的农民。
当时新庄一队有耕地面积约150亩，其中旱地120亩，水田30亩。人均达到3亩耕地。还有可开垦的荒地和林地，数目不详。
这里农村基本没有宗派势力，民风淳朴，治安稳定。对知青也还热情。总之我们就在这种环境，这种处境中插队落户了。无论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还是广阔天地炼红心，还是来改变农村落后面貌，那都是宣传口号。对于我们来说，还有一个词，那就是“身不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