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夏天，我和刘道龙（左）在罗浮山脚下军营训练中。*
寻找的战友走了，让我惋惜
癸卯腊月初，山东惠民老战友突然在微信里说：“咱们两瓦班的刘道龙在2023年病逝了！”惊闻此消息，我惊诧不已：多年寻找无果的生死战友竟然不在了，真让人惋惜、悲伤，此时此刻，心中真有点“唯有泪千行”的感觉。
多年来，我们一直苦苦寻找一些失联的战友，因为曾经一起战斗，可谓生死之交。随着淡出忙碌，逐鹿夕阳，怀旧情绪不降反升。可对于并肩参战的战友刘道龙却踪迹难寻，苦苦联系不上。为此，我萌生了通过央视“等着我”节目寻找战友的想法，随即撰稿润色，还曾在公司老年大学教室里模拟彩排。然而，武汉暴发的新冠病毒及后来蔓延全国的疫情彻底扰乱了夙愿。
去年6月，寻找战友的激情重燃，还有幸结识了一位在央视某节目组工作的沧州友人，我将想法向其倾诉并将稿件发去，这位专业好友对稿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随之我进行了认真的修改。也许是生活中的艰难，环境形势的变化，媒体鲜有对越作战方面的宣传，惰性之中将此事又搁置下来，但我心中始终有一个梦：找到战友！
哪想，岁月如此的无情，刚刚过了2024年元旦，竟听到战友刘道龙病逝的消息，怎不叫人心碎！
看来，通过央视“等着我”寻找战友的愿望破灭了。但战友兄弟之情始终在我们心中，今天，我把这篇稿件呈现出来，一些内容还是头一次公开，我想央视“等着我”不能说了，但美篇里可尽情说。只是恳望我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对于我写的这些“隐私”给予宽怀大度，不能让这些信息内容总闷在我的电脑里。况且，此文也是对牺牲和去世的战友的深切缅怀和纪念！
怀念老战友，追寻的是一种情结和精神。在火热军营、生死与共的战争里，凝结的那种无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勇敢精神，无时无刻地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现将我想参加央视“等着我”的原稿件呈现，算是对战友的怀念和纪念吧！
我的战友我的兄弟，你在何方？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经历了战争的人才真正体验到这句话的内涵和分量！
自1979年春南疆作战45年来，在我们战友心中始终一个心结，亲爱的战友亲爱的兄弟，你在那里生活，你还好吗？你知道我们是多么想你！
当然，我们怀念的战友、首长还有许多。
两任老团长给我果敢坚毅的深刻印象
说来话长，情有缘由。1974年12月，我从河北献县郭庄乡霍庄农村入粤，在原42军124师372团通信连两瓦班当了一名报话兵，两年后的5月入党并当了班长。
当时我所在的师为全国战备值班师，随时拉出去执行战斗任务的。每遇部队千里野营拉练、作战演习、国内外形势紧张等，作为主台的我和班内一两名战友来到团司令部，执行团对营指挥无线通信。其他战友一般两人一组携带硅两瓦电台下到前指、营部、后勤、侦察小分队等，实施团对营指挥通信保障联络任务。
因此，作为班长、主台的我，跟团首长接触比较多。而战前、战争中的两任老团长刘祥林、丁佰令，都参加过解放战争，他们的勇敢坚毅、血性、果断、雷厉风行的典型军人作风给我留下深刻而深远的影响，难以磨灭的印象。
在对越自卫还击战穿插作战中，部队每遇突然袭击等情况，紧急、慌乱紧张气氛之中，时任团长的丁佰令总是点燃一支香烟，稳如泰山，坦然、冷静下达着命令，顿时整个指挥所就形成一个坚强的堡垒，战斗的军心立刻凝聚起来。
也许，老团长早已记不得我了，但老团长的音容笑貌和果敢作风，时常在我脑海中像过电影一样萦绕，给我坚强，给我力量，鼓励着我前行！
据战友说，老团长刘祥林在北京生活，老团长丁佰令不知在哪里？我和战友们真想念两位老首长！这种思念已经超越了官兵关系。我们虽然是官兵关系，但又是战友；战友、战友，亲如兄弟！
借此机会，请允许我向40多年来从未谋面、据悉居住在北京的刘祥林老团长，还有不知身居何方、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在自卫还击作战中并肩战斗的老团长丁佰令（据战友微信说，战后到125师任副师长、退休在军干所），表示我衷心的问候和崇高的敬礼！
我的战友我的兄弟，好想你！
当然，我们寻找的主要是：我的战友、我的兄弟：刘道龙
按说，现在通讯很发达了，找个战友也不难。但说来容易找却难，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大概是1977年炎热的酷夏，时任两瓦班长的我和战友在广东罗浮山脚下，参加师通信兵无线业务集训。亚热带的酷夏天气异常闷热，令我们这些紧张集训的两瓦兵、特别是北方兵难以承受，高强度的专业集训艰苦异常，但我们参训热情很高，几乎把能利用的点滴时间都拼上了，甚至真的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写写家信，有的战友在做梦中喊着密语梦话。
一个星期六上午，兵头将尾的我，坐在双人床小板凳上进行着背诵密语的强化训练。大概10点多钟，我腹部突然剧烈疼痛，疼得在床上打滚，让我难以承受，蜡黄的脸上淌着汗珠。班内战友立刻被这突发情况搅乱，都放下紧张的训练关心围拢过来。1977年入伍的刘道龙关切地呼唤着：班长，班长，怎么啦？他用手揉着我的腹部，和战友们焦急地采取着急救措施，紧急报告集训队，给师部卫生队打急救电话。有的战友打来水，刘道龙用毛巾不时擦着我脸上的汗珠，战友们兄弟般关切着我的病情。
二十来岁的青春，是很经得起磨难的。等师部医生乘着救护车来到我们集训地后，我的病情已经稳定下来，半躺在床上正迅速恢复。医生检查后建议我去卫生队观察治疗，我考虑集训这么紧张，我又是班长，坚定地说：没事了，不去了！刘道龙关切地说：班长，身体要紧，还是看看去。我摆了摆手，坚持没有去医院。
道龙性格内向，沉稳寡柔，不善言辞，不善交际，不善变通。却特别能吃苦，训练特别肯下功夫。虽说不上聪明，但舍得用功。因此在业务上是比较突出的。我俩性情有些相近，况且我又是班长，自然关心他多了一些，而他家里有什么困难，心里有什么话，甚至有点委屈什么的，总爱给我背后说。
报话野外业务技能训练，我和刘道龙一主一辅搭档不少，在一次野外训练中被团摄影干事拍下了一张难能可贵的留影，却成了纪念的永恒。
战争中的一次上传报告，无形让战友背了黑锅
1979年2月17日，广西边境自卫还击作战爆发。我们两瓦班临时被加强了几名福州兄弟部队的战士，我们班成了有十六七人的加强班。而我作为主台在团司令部，紧跟团首长指挥所下达上传着一个个命令和战情报告。
战争，一触即发。刘道龙、周青林和福州部队加强的一个老兵携带两部电台，下到二营执行通信联络保障任务。
2月17日傍晚，部队在异域山区丘陵地带搭乘坦克的穿插作战中，刘道龙通过密语报告：“一同搭乘坦克的身边周青林战友，被敌人子弹打中，掉下了坦克---”我耳朵里感觉嗡的一声，赶忙核对，得到确认消息后，立即报告给不远处的通信股长余启光。
“血债要用血来还！战友们，发扬勇敢坚强，不怕牺牲精神，全力保障作战指挥联络畅通，用实际行动为战友报仇，为祖国争光！”我把通信股长的话简单编辑后，通过密语发给刘道龙和各台战友，以激励战友英勇作战。“请班长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刘道龙马上表了决心。
在连续的作战中，饿了，我们吃块761压缩饼干，喝口水塘或河流中的清水。只有在战斗间隙，部队临时宿营，才喝上开水，吃上热饭。
连续作战的一天晚上，天上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部队受阻在两座山涧开阔中间地带。
在团司令部指挥所附近，我们主台几个战友将树枝、玉米秆搭在几堆突出地面石块的上面，盖上大雨披，保持电台通信联络畅通。一会儿雨水留在雨披上面多了，我们就用手托着将雨水顺走，以防让雨水压塌我们的挡风避雨的简易窝棚。
“班长，营里让我们两瓦班夜里站岗！”刘道龙是用密语向我发来反映的。当时团通信股长考虑电台兵很辛苦，保持通信联络任务极其繁重，明确告诉下到各营、后勤的电台兵不参加站岗值班。刘道龙刚发过来这个反映，又马上发来密语说：“是福州加强部队的老兵让我反映的，就别给股长说了！”但我同情班内的战友，没有听刘道龙的后一句话，报告给了身边不远的通信股长。
“怎么搞的吗，电台很辛苦的，不要值班吗！我打电话给营通信排长！”作战间隙，有线通信联络建立，股长打电话给通信排长，明确两瓦电台人员不参加营部值班。刘道龙他们值班是取消了，可给他带来的影响是我始料不及的，甚至影响了他后来的生活轨迹和人生。
战后，刘道龙去的营部的通信排长和我说起作战中的一些通信保障情况，无意中说：“本来根据刘道龙的通信联络保障任务很好，要给他申报二等功的，可他那晚报告了我们的值班安排，虽然是用密语，但我猜得出。”战后，刘道龙被评为三等功。
当时，部队有一个据说是有个精神：考虑保留作战骨干力量，二等战功的战士一般不退伍，要提为干部。听了那位通信排长的话，我感到是我害了刘道龙，当时要是尊重刘道龙的话，不报告他第一次反映值班的话给股长，他就极有可能提干了，他的一生就改变了命运。要知道，刘道龙是农村入伍的，家庭条件很差，提干不提干是不一样的，不像城市兵。
但这事我在心里埋藏了四十多年，从未向别人说起。因为部队特别是战场上，执行命令是天职。但我一直有一种对刘道龙的愧疚感。每每想起，心中隐隐作痛。
战后，我去了解放军武汉通信指挥学院深造，毕业后留校工作。学习、工作任务紧张繁重，通讯手段也不够便利，和很多战友们失去了联系。后来听说，刘道龙复员回到了家乡。
解甲归电，我一直在苦苦寻找战友
在部队、军校服役16周年后，我于1990年10月转业到沧州供电公司。部队养成的拼搏奋斗的作风在继续，无论是宣传、还是离退休工作岗位，我始终是一个工作狂。工作生活，忙忙碌碌，也和一些战友逐渐联系上，但战友刘道龙始终联系不上。
原先，我总以为个子不高的刘道龙是广西人。那些年，除了电话，就是QQ群活跃。我在建立公司夕阳红QQ群的同时，又通过搜索等形式，加入广西多个老战友QQ群，意在寻找刘道龙等战友，多次发帖，发我俩的部队训练中的合影，甚至加入广西多个陌生的QQ群，寻找刘道龙。但没有一点结果。微信兴起后，我又多次通过多个老战友微信群寻找。经过和战友的反复联系，最后证实刘道龙是广东信宜人，且有的战友知晓一些情况，但联系不上。
据战友介绍，刘道龙战后复员回农村老家，结婚生子，过上安稳的生活。随着经济和开放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不善言辞，很是传统观念的刘道龙生活得不尽如人意。妻子离他而去，生活的艰难和变故，沉重地打击了刘道龙，据说出现了精神方面的问题，交流也出现障碍。好在儿子逐渐长大成人，带着他外出广东一带打工去了。
我曾经嘱咐班内战友想法找到刘道龙，也给予精神的安慰和物质上的帮助，战胜困难勇敢生活。我也曾经几次打电话给当地领取参战补贴的民政管理部门，但都没能联系上战友刘道龙。
烈士姐妹来信，也是我心中的一个痛！
和刘道龙一起下到二营的战友周青林在战场上壮烈牺牲，这是我们两瓦班班和通信连每个战友的怀念，战友们也曾经多次到广西龙州烈士陵园祭奠。有一件事也是刻骨铭心，1979年3月，大规模作战结束。没有接到任何信息的周青林的姐姐还是妹妹，给连队写来一封如泣如诉的信，甘指导员拿给我看了，信中哭诉着其父母和全家人的痛苦焦虑，因为周青林是家里的唯一男孩。当时我真有些心如刀绞，也萌生去看看战友家人的念头，但始终未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