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购买到一本顾棣编著的《中国红色摄影史录》，看到一位名叫吴瑕的摄影记者，忽然想到徐水县县志也有一位叫吴瑕的，他是1988年授中将。于是对照二位相关经历，发现可能是一个人。在网上搜索有关吴瑕的资料，还有一本2021年出版的《由是之路～我经历的五十年企业变革（朱焘著）》也有吴瑕的介绍。谨将相关资料列于下
《中国红色摄影史录》（下）782页
吴暇：晋察冀野战军摄影工作者。 主要作品:
《献血》(1947年，和平医院女大夫莫山第三次为战士献血，她的伟大阶级友爱精神深受广大战士尊敬)
《河北获鹿民兵担架队，随军千里远征察南》(1948年2月)
《定兴蒋军宣布起义》(1948年5月19日）
《徐水县志～2006年版》第二十六编人物696页吴瑕简历
吴瑕中将
吴瑕(1925-20 01.04),徐水县樊村人，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39年7 月参加了冀中军区游击队第三支队，次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第五支队宣传员、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政治部宣传科随军记者、冀晋军区政治部剧社队长、冀晋军区政治部子弟兵报社编辑、北岳军区独立旅政治部宣教科科长等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作战勇敢，不畏难险，在绥东龙盛庄战斗中，带领一个排的兵力，攻占了全军最前沿的一个阵地，拦腰切断了敌人的去路，赢得了战斗的胜利。在出击平汉线的战斗中，他腿部受伤， 伤势严重，在军区首长特批的马背上，坚持随部队四处转战。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空军第三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空军第二军文化学校校长、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宣传处处长；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 部长；空军第二军政治部副主任等职、空军工程学院政治部主任、空军政治学
校副政委、校长，空军政治学院院长，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等职。在全军指挥学院中率先开设了大专班、 本科班和双学位班。
图241 吴瑕
1953年被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授予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55年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1990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1969年8月，吴瑕到沈阳黎明航空机械制造厂工作担任厂革委会主任，时值“文化大革命”中期，黎明厂是辽沈地区有名的“重灾户”，“造反派”把持工厂各部门的大权，正常的生产科研秩序被打乱，产品质量事故不断发生。他深人调查研究，耐心地做群众工作，排除派性干扰，“解放”了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 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使这个前7个月只完成国家生产任务不到5%的低效“大厂”，只用了半年的时间便完成了国家生产计划。1971年12月26日，吴瑕参加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航空产品质量问题座谈会， 他向周总理提议:重视发动机的质量，必须加强发动机的科研工作，受到周总理的赞誉。会后，他领导黎明厂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质量整顿工作，使黎明厂成为产品质量信得过、主要产品寿命延长一倍的先进企业。1975年9月，吴瑕调离黎明厂。后来一些帮派势力重新抬头，使工厂再度陷人混乱，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1977年8月，他再次受命担任黎明厂党委第一书记兼厂长。他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彻底清查帮派体系，积极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彻底平反冤假错案，他带头冲破“禁区”，把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把一批应重用的优秀技术干部安排到各级领导岗位，使黎明厂被辽宁省和原三机部命名为大庆式企业，他本人也被任命为三机部副部长兼沈阳黎明机械公司党委书记。
由是之路封面
作者朱焘简历
作者朱焘夫妇和吴瑕中将及夫人合影
下面摘录书中吴瑕的相关内容
“由是之路”神采飞扬。无论是从南天门到未名湖，还是从“北大人”到“航空人”，还是从企业改革到设计创新，以及进出中南海、如歌岁月九号院、随势转岗三里河……，一段一段写去，一桩一桩道来，风云岁月凝就笔墨春秋，读来煞有味道。其阅历之丰富、时空跨跃之大，得益于年深日久的文学偏好和写作功力，故不乏故事性甚至传奇感。例如，上篇共四章，主要讲工作经历，忆及一些人物，大多几笔勾勒而过，其中沈阳黎明机械厂革委会主任吴瑕着墨略多，亦最传神。
《由是之路～我经历的五十年企业变革（朱焘著）》上 篇013页
在解决个人问题上，因“响炮”之后又出现“哑炮”，而有了决定性的“转折”。我在班组劳动时，就听到“拆庙赶和尚”的说法，以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为旗帜，大砍管理机构，成立以工人为主体的群众管理网；以相信工人阶级为名，废除了原有的质量检验、考勤、财务、成本等管理制度。当我第一次知道车间以上管理干部不属于工人阶级，也要被下放参加生产劳动，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时，颇为惊讶和不解。也是因为这一点，厂政工组曾经要借调我到机关工作， 我一再婉拒，怕日后有人和我算“老账”。但是，在厂革委会新主任吴瑕等领导来了之后，他们除了大抓备战，促进联合，还重点抓了干部政策的落实工作，使工厂逐步恢复元气，并以甩掉“老大难”帽子为目标，组织生产大会战。在落实干部政策过程中，厂机关工作人员也进行了进出调整。在进厂近一年的时候，1969年12月中旬，我同意被调到厂政工组宣传组，参加编写“黎明小报”工作(即《黎明简讯》)。我心里也有个“小算盘”，到“非工人阶级”的厂机关工作， 也许解决“个人问题”能顺利一些。
平生第一次有了带抽屉的办公桌，心里挺美的。上班没两天，一天早上，我正埋头“天天读”(机关规定，每天7点上班之始学习毛著一个小时)，“小报”负责人老孙走到我身边，扶住我的肩膀和蔼地说，“还有几天就到12月26日了，请你写一篇祝福毛主席生日的文章，怎么样？”我立即起身连声说“好”。这类文章我从未写过，但有关颂词颂歌烂熟于心，略加构思就动笔起草，两个多小时就把题为《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千字文写好交给了老孙。这么快的速度显然令他意外，他惊讶地扫了我一眼没有吱声。看了一遍后他激动起来，竟轻声念了起来:“韶山的清泉流不断，中南海的松柏万年青……什么是最好的献礼，什么最能表达我们至诚的祝愿….看，守卫在珍宝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面对‘苏修’豺狼，把手中的枪握得更紧了……听， 亚德里亚海岸上空，正传来阿尔巴尼亚人民痛斥美帝苏修的激越的声音；我们黎明机械厂革命工人手扶机床摇把，胸怀五洲风云，正在把对帝修反的刻骨仇恨凝集在车刀尖上……”他当着四五个同事的面大声夸奖道:“写得太好了！”这篇署名“黎工”的散文诗在《黎明简讯》 第100期登载后，我自己觉得好像高考作文得了满分并被发表了一样。 此事在厂机关不胫而走，大家说“黎明小报”来了个“笔杆子”。
第一炮打响了，第二炮却成了哑炮，但也因此让我很快有机会见到了黎明厂一把手吴瑕主任。吴主任来厂几个月，到车间科室调研， 在大会小会上讲话，已经开始显示他的工作能力和魄力，全厂职工为之一振，连造反派“头头”也不得不一时“口服”噤声。在“黎明小报”时有人议论:这个新主任整天忙个不停，和他名字的意思一样。 我说，把他的姓和名连起来看不是没有空闲而是没有缺点的意思。一天，就是那篇散文诗被刊登在“黎明小报”上不久，厂革委会负责宣传的革委会常委牛书林找到我，让我起草吴瑕主任在全厂大会上的一篇讲话稿。我兴奋又茫然，这不是我们“黎明小报”的事啊！这位常委是刚“解放”了的曾做过工厂共青团书记的干部，也是两年后唯一到我狭小、阴湿的住处家访过的“大领导”。当时他笑着给我讲这篇讲话的大致内容、要求，我被他诚恳、平和的态度感染，也觉得不太难就应承了。但是，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和任务”，这一炮没有打响。他看了我写的稿子提出了意见，但不动手修改，反复两三次，两天时间过去了，他不满意我也着急，于是他干脆把我引见给吴瑕本人。 吴主任身材不高略微显胖，说话声音洪亮，思路清晰，颇有高级军官(当时是正师级，后为中将)气度，善于与对话者拉近距离。他耐心地与我俩讲明这次会议的目的、内容和讲话要点。我收集了一些材料， 加了两天夜班，总算交差了事。这次“哑炮”事故使我明白，给厂级领导写讲话稿，必须了解黎明厂现状、黎明人所思所想才行，必须掌握上级机关“精神”才行，最好是把自己想象成演讲者。所以，从此我睁大眼睛、伸长耳朵、迈开双腿、多动脑筋，像刚进技术攻关小组时一样从头学着干。
吴瑕比我大十七八岁，地位、“官”级更不能比，但我俩有两个共同点，我们都进厂不久(我还早来半年多)，都在厂内“三派”之外，因此交往起来顾忌少，话题也随意。在他直接或间接交办给我任务及私下聊天中，我感觉他极富正义感、责任感，一心想让黎明厂好起来，他那些关于航空工业如何发展的远见都深深感染、激励着我。记得他第一次让我讲在基层听到的群众意见时，我讲了不少职工中存在的问题，如纪律松散、浪费严重、偷盗物资、骗取救济等，还有新进厂的大学生说“没想到工人觉悟这么低”等话题。他说，这是工人阶级队伍内部分裂、派性斗争的结果，是暂时的，对工人阶级要看整体，看真正的代表人物(不是指造反派“头头”),并举了一些事例。这使我豁然开朗。有一次，我们谈了稿子的事之后从办公楼去文化官参会，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提出不坐小汽车，叫人找了两辆自行车(那时我还没有这个少有的交通工具)，与我一起骑车去开会。途中，他冷不丁地问我，怎么才能搞好黎明厂？我这个刚进厂一年多、资历很浅的人怎么能回答这样的大问题呢？恰好此时正要跨过厂内的火车轨道，路面颠簸不平，需要下来推着车走，我借此机会飞快思考，脑筋急转弯一般脱口而出:那得一靠思想、二靠制度吧！这个简单的回答，居然让他很高兴，称我“说得对”。我想， 他可能也是联想到《共产党宣言》了，还以为我有多少马列主义知识呢！
与吴瑕交谈时间最短但对我而言分量最重的谈话，还是“个人问题”。他主动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我很敏感，虽有思想准备，但内心仍很紧张，也担心他给我再介绍一个什么人，我立即平静地说已经有了对象，讲了她父母正在被审查的问题，并试探地询问这种情况会对我有什么影响。他明确地回答:“重在表现嘛，这还是家属问题，不会有什么影响。”略微一顿，他又补上一句，“可能出国会受到限制。”这可是那会儿能得到的最权威的政策解释了，不管可信与否，吴主任这几句话最后解除了我内心深处的惧虑。我想，只要有工作、有饭吃就行了，出不出国有什么关系。不久，我就开始与冯陶筹划结婚的事了。
1970年4月24日 21时35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消息传来，举国欢腾。当晚，我和冯陶在我宿舍整理出行用的行李，与室友们谈笑。有人揶揄“革命化结婚”是:把两只箱子放在一个房间就办完事了。我们结婚比这还简单，我们不仅没有房间，还是两地分居。大家都高兴地以卫星上天为题为我们“找乐子”，说这是好兆头啊，天上地上都在为你们祝贺呢。第二天，我们开始了“旅行结婚”，从沈阳坐火车到大连，玩了两天转乘轮船“天湖”号到上海。在船上，我们虽然感到疲倦但看万里海波，赏日出日落，在群星灿烂的夜空里寻找陪伴我们的卫星，内心充满了完成一件人生大事的舒畅和轻松。在上海，我们得到了我要好的同学郑路在新华分社工作的父亲的热心帮助，照了不少照片，尔后顺利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安徽老家。
为了把全厂职工组织、动员起来，把潜能发挥出来，厂革委会吴瑕主任的办法之一，是大讲大用“团结起来”“准备打仗”等新“矛”，不攻也不提“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之类的旧“盾”，以增强大局意识，减少小局争吵。当时，我们参加一些内部会议，知道美苏飞机、 导弹的水平之高已超出我们的想象，特别是看到内部影片中导弹从海中潜艇喷射而出的震撼画面，令人触目惊心。听了会议传达，大家很受刺激，我们厂也是新产品研制工作停滞不前，老产品生产任务完不成还有一大堆质量问题，外场事故又不断，不能不让人心急心忧，大家普遍增加了危机感、增强了责任感。吴瑕主任的办法之二，是以点带面。面上工作包括解放干部、促进联合、狠抓生产、整顿质量等， 都是选择一些个人、班组、车间为典型引路。重点是做好造反派“头头”特别是厂革委会常委里的“头头”的思想转化工作。吴瑕等几个军代表分别找他们反复谈心，请外单位先进人物来做专题报告，让老工人代表参加“头头”们的学习班，包括为了防止他们“开门说假话， 闭门说私话”，把他们的讲话刊登在小报上，还让转化好的“头头”再去做分厂、车间小“头头”的工作。吴瑕主任的办法之三，是直面职工“大多数”。他们表面上随大流，实际上心里明是非，嘴上却不敢说，有劲不知往哪里使。一旦登高者振臂一呼，引起共鸣，积聚的内在能量就会释放出来。在不同类别的大会上，吴瑕几次讲话嬴得热烈掌声就是证明。就这样，新班子调整不到一年黎明厂就在艰难中甩掉了“老大难”帽子，成为航空工业部、辽宁省、沈阳市的先进单位。
作为中国发动机摇篮、航空工业尖兵，“黎明”人的忧乐与中国空军相通，与中央领导相连，与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相连。
在生产形势较为稳定之后，厂领导和广大职工决心继续抵制、排除各种干扰，将注意力、精力更多地集中在解决质量问题和加快新机的研制上。但是，大气候风云无常，林彪事件之后，先是批极左思潮， 后又改批形左实右。在战备的阵地上，厂领导和广大职工有进退两难、 手脚被缚之感。就在这时，1971年12月11日，空军某部训练时，发生一架“歼六”飞机机毁人亡的重大事故。1971年12月下旬，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航空产品质量问题座谈会，吴瑕主任参加了会议。 会上，周恩来总理痛切地说:“飞机事故这么多，我心里很不安，很难过”，产品质量问题不是哪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部门的问题。 “各单位一把手要亲自抓质量”。对此，吴瑕在一篇纪念文章里，有生动的回忆，讲到周总理不但听了他的发言而且与之交谈，指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指示工厂和研究所要结合起来。叶剑英副主席为落实周总理关于“厂所一定要结合起来”的指示，于1972年上半年，在北京花了20多天时间进行研究讨论，倾听各方意见，吴瑕也参加了会议。
这两次重要会议，我作为随员之一，住在西苑饭店做些配合工作。 每次听了传达的内容都很受感动、受教育、受鼓舞，与吴瑕和全厂职工一样感同身受。日理万机、身心交瘁的周总理，此时不畏恶风妖言， 对质量问题、厂所结合等讲得如此高瞻远瞩，果敢求实，意浓情深， 使我们刻骨铭心，也又一次感受到周总理虽居“庙堂之高”却悉“江湖之远”，是躬身实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楷模。
航空工业部和工厂坚定不移地执行周总理整顿质量的指示。从1972年初至1973年上半年，工厂通过思想动员、暴露问题、系统整改，不但使发动机三批生产都达到优质要求，改革了不适应生产发展的管理体制和制度，加强了生产指挥系统和检验系统，恢复了以岗位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14项制度，使工厂生产管理秩序初步走上正轨。
工作“转向”不成与吴瑕二次进厂
人世间大气候与小气候有区别，但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是常态， 个人“未雨绸缪”有时也没用。1973年至1976年，国家先后发生了邓小平复出又被免、唐山大地震、三位伟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 相继去世、“四人帮”倒台等重大事件，其影响巨大深远，人们经历了欣喜、震撼、悲痛、热望等思想、情感的起伏变化，我也难以置身于外。
1973年6月，可能是我在工厂整顿质量工作中表现较好，加之岳父岳母的历史问题有了结论(均为“不做问题提出”),不再是“社会关系不清”等原因，我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高兴了不久，我却为自己要不要转变工作方向而纠结起来，起因是在全国一段时间全面整顿初见成效的形势下，重新重视业务工作渐成风气。我的不少大学同学准备“回炉”(返回母校继续学习)甚至报考了研究生。厂机关一些原是搞技术的和原是工人“掺沙子”进来的人，不少人申请调回原岗位并获批准。我去厂办搞调研、写讲稿、写报告已有四年多，虽然为领导“重用”、为一些人称羡，但自觉自己没什么可发展的政治优势(家庭成分在入党政审时已从依靠对象下中农变为团结对象中农，还有似乎永远抹不干净的“社会关系”),也渐对“背着鞋找脚”的不正文风心生厌烦， 故而想转搞业务工作。正在此时，技术大楼理化室主任找到我，希望我到他那里工作，并含蓄表达他会重用我之意。我感激又心动，对学化学的人来说，那是全厂最对口、最高级的业务单位，我当即表示同意，心里颇为舒坦，以为工作“转向”已经“八字有了一撇”。
未曾想，此事过了不到半个月，没等我向组织提出申请，吴瑕主动找我谈了一次改变我“去向”的话。他真诚、委婉地提出一个问题:“你觉得留在厂办还是去理化室，哪个对全厂贡献大？”我明白此问不仅是从“工作需要”出发，器重的好意也在其中。我无法作答，心里想:他是穿军装的“飞鸽牌”啊，全国“支左”解放军官兵已经陆续调回了部队。这些话我自然说不出口。果然，一年后的1975年8月，在又一场新的政治风浪中，在厂工作六年成绩斐然、临走前却遭造反派泼污水的吴瑕和几位同事一起被调回了部队，沈阳市委派了两名地方干部接替他。此时，我恰巧在航空部帮忙，没法与他话别而深感遗憾。
很难说清“小气候”对我有什么影响。从北京回厂没几天，尚未熟识新来的厂领导，我被厂机关派去参加3个月的干部劳动，为厂外新建一栋三层宿舍小楼当小工。我曾参加过冬天到小河堰公园清淤挖冰泥，夏天到大伙房水库堤上防洪等集体劳动，这次与20多位机关同志搬砖头、运水泥，时间较长但按部就班，轻松愉快。尽管我身心得到休息，每天也可以早点下班为“小家”做饭，但心里一直牵挂着工作“转向”问题，理化室去不成了，有无新的出路？又一次想到工厂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对我说过:“你是工厂大笔杆子，怎么老写报告，不搞创作呢？”想起已是济南军区文工团创作员，曾一起在《新北大》校刊工作过的中文系校友徐恒进两次到我家做客时鼓励我“写点东西”，这些提醒了我，也增强了我自寻出路搞业余创作的信心。
在吴瑕调离工厂之后，我开始酝酿写一篇长篇小说，梦想着一炮打响。小说以在四川省峨边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背景，讲述了一位大学生的成长过程，拟名为“我的大学”。偷空摸闲地写了十万多字便停笔了，自感素材不足，编故事能力较差。之后又决定写个短篇来练笔，写成后不敢投稿，一友人看后说文笔不错，但缺少“时代感”。后来政治大气候发生巨变，我工作更加紧张，写小说的事只好作罢。
1977年上半年，在“四人帮”倒台、国家万象更新的日子里，航空工业部机关也是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忙着贯彻中央部署，“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要搞一些专题调查，筹办几个会议，我非常高兴又被调去部里帮忙。
1977年9月的一个晴日，一个意外的电话使我高兴又紧张:吴瑕约我到空军学院(现空军指挥学院)见面。我知道他回部队后先是任空军政治学校校长(在上海)，我去上海出差时看望过他一次。当时他四处奔走，想以上海为基地，建立中国第一个大型飞机维修基地，还征求过我的意见。后来他调任空军学院副院长(在北京)，反而没什么联系了。我和他夫人老李、女儿都很熟，曾几次与同事到他沈阳的住处一起包饺子、喝酒。有一次我托他把我大儿子从我岳父、岳母那里乘飞机带回沈阳，儿子主动叫他“吴爷爷”。我的大哥年龄与之相仿， 是我的小学老师，所以我心里也把吴瑕视为“老师”加“兄长”。如今，工作上已经分开两年，他再找我是有什么事情要办？
出乎我的意料，吴瑕破天荒地要第二次进厂了！之前我在部里时就知道有黎明厂群众强烈要求吴瑕回厂的呼声，但我觉得这根本不可能，毕竟部队在基层“支左”任职的名声并不好，许多人工作一两年就被“撵”或“请”回去了。尽管吴瑕前几年在黎明厂工作出色，业绩卓著，深得人心，但也经不住“批林批孔”风浪的冲击，被调回了部队。打倒“四人帮”，真个把颠倒扭曲的历史正本清源了，黎明厂职工的“民意”成真了。航空工业部会同辽宁省委向中央军委、国务院打报告，请求让吴瑕再回黎明厂工作。当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又一次被正式恢复工作。1977年8月8日呈送的报告， 8月12日邓小平就批示“我同意”，时任军委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副主席叶剑英随即圈阅同意，转军委办公厅办理。这样的“二进厂”，在全国军队、地方干部中没听说过第二例。
我自然满心高兴，吴瑕却面色凝重，他深知又一次受命于艰难之时，不像我“无官一身轻”。整个下午，我们顺着操场跑道走了一圈又一圈，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内容主要是商量回厂以后怎么办，其间也有对过去“共事”的回想与议论。我带的烟都抽完了，两条腿也走酸了， 没有喝一口水，吴瑕仍兴致不减。后来他告诉我，航空工业部李部长(北京空军司令)找他谈话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只提了两条:一是希望部领导到厂宣布任职时，带上中央领导的批示复印件；二是要求我从部里回厂和他一起工作。李部长一口答应，但不无好奇地问了一句: 那某某是谁……就这样，我们先后回到了黎明厂。1977年9月28日， 当航空工业部政治部主任、沈阳市委书记在全厂中层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吴瑕再任黎明厂党委第一书记时，全场爆发了热烈的掌声。不久， 航空工业部又任命他兼任厂长，厂所合并后，即任命他兼沈阳发动机研究所党委书记。
在吴瑕重新任职“一把手”之后，他那思想开放、刚直不阿、求真务实、爱厂爱民的工作作风得到进一步发扬，他那善于发动、组织群众的能力得到进一步发挥。工厂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在前一阶段开展的基础上，在工厂的每个角落如火如茶地展开，大、小字报铺天盖地，大、小会议群情激昂，班上班下热议纷纷。这种历史“反弹” 的力量，出乎意料得迅猛。然而一些带有政策性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 有的上级有界限有的还没有，有的有界限也不够具体，但如果不及时引导或做出规定，斗争矛头、对象变了，内容、任务变了，就有可能重蹈“文化大革命”初期斗争形式的覆辙，甚至可能出现新的混乱。 厂党委在充分调研、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日夜兼程地讨论，及时做出类似“三查两不查”等一系列规定，重点查清“文化大革命”中“打砸”致人死伤的重大事件的骨干分子以及冤假错案等，这些事件影响大，争议小。要查的则查清、查到底，最终依法处置；不查的要自查互帮，学习提高。在他的领导下黎明厂党、团组织逐步健全，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有关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全厂职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作为战地摄影记者的吴瑕和吴瑕中将是不是一个人，尚不能完全证明。还需知道情况的美友提供，或许后续还会有更多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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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吴瑕同志逝世 新闻查询
http://iczs.sina.com.cn2001年9月17日20:47新华网 新闻标题 搜索
新华网北京9月17日电：原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吴瑕同志(副兵团职离休干部)，因病于4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吴瑕同志是河北省徐水县人，1939年入伍，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宣传员，随军记者，剧社队长，报社编辑，旅政治部宣教科长，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空军第二军文化学校校长、政治部宣传处处长，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军政治部副主任，空军工程学院政治部主任，空军政治学校校长，空军政治学院院长，三机部副部长兼沈阳黎明机械公司党委书记等职。他1988年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完)
吴瑕中将出生于1925年，明年是他诞辰100周年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