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曲——我们这一辈
知青岁月，是一段被汗水浸透，被梦想照亮，被青春热血铸就的时光。正是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我们在与土地的亲密接触中，大家才真正开始理解农民的辛苦，体会到了粮食的珍贵来之不易。我们每一个知青的心灵，也在这片贫瘠而又充满深情的土地上得到了洗礼和升华。从而开始懂得了珍惜和感恩。更懂得这不仅仅是一段生活的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位亲历者心中最温柔的痛和生命中最耀眼的光芒。
——择自网络文章
（图片视频来自网络）
“知青，我难以忘怀的岁月”。写下这个专题，我的心情沉重又惆怅。沉重，那是那段历史很沉重，惆怅，那是几十年来关于知青的文章，回忆，访谈，感悟以及电视，电影，等文艺作品也是层出不穷，尤其是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更是其代表。只是近几年才有所消退。我几次想涉猎这个专题，最终还是知难而退，一是该写的基本穷尽，我没法突破，所叙述的内容也都大同小异。我又不甘心就此放弃。因为我是那场“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运动或者说是事件的经历者。终生难忘。知青上山下乡活动早已结束。当年的知青也到了谢幕的年岁。我思索再三，决定另辟蹊径，按照自己的方式把亲身经历变成文字。把那一段经历做一个了断。还自己一个心愿。从中悟出感受，上升到精神层面的东西。于是，先从“感悟”开始。
我是1966年毕业的初中学生，当时初高中共有六个年级的知青上山下乡。也就是所谓的初中，高中“老三届”。我属于初中“老三届”。、
1968年11月中旬，我所在的石泉县这一天热闹非凡。县革委会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誓师大会”，从此，我们六个年级的学生离开了学校，告别了亲人，家庭，来到了深山老林的农村，在这个所谓的广阔天地炼红心了。12月份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全国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给我们这些已经到了农村的知青的肩头又增加了压力，心里又增添了负担。
后来才从有关有报道得知，“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7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很显然，上山下乡运动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五十多年过去了，回过头来反视当初，回顾经历过的点点滴滴。有对比才有鉴别。我的感悟是：自己是幸运的。那场席卷整个中国大地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影响了近1700多万知识青年的一生，而且冲击了这近1700多万知青的父母、家庭、学校以及周围的社会。可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像一道狂飙，在中国历史的平面上轧出了深深的轨迹，永远不可磨灭。
幸运之一，我还健康的活着。
在那个荒诞年代，因为各种原因死在异乡的知青成千上万。在他们中间，有的因病去世，有的为一场无关大局的草原荒火，为落水的所谓的公家的木材和集体的羊群献出了生命；有的不堪艰辛劳累的重负看不到希望选择了自我了断；有的在自然灾害中丧失了生命。还有那些因伤病失去了健康的知青。例如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农垦总局精神病院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的94名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等地的患精神病的知青及知青子女；还有患病返城后就业困难或无缘求学深造的；部分知青已在农村结婚“扎根落户”，被家庭拖累无法返城的，永远地留在了农村。他们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在回顾和抚摸那段悲壮的历史时，我暗自庆幸在农村那段日子里没有遭遇天灾人祸。 我们这一代知青，是新中国创立后的第一代儿女，在成长过程中都受到英雄主义的熏陶，造就了盲从冲动的性格。所幸我没有遇上那些需要挺身而出，奉献鲜血生命的机遇和事件而冲动冒险的行为（例如金训华烈士）。否则我也会奋不顾身的做出意想不到的冒险行为。我基本上算是平安顺利的，毫发无损的，全须全尾的离开了农村返城。人的一生还有什么比活着和健康更重要呢？
另外，据史料披露，“文革”中一些上山下乡的知青在政治上受到歧视，成为“接受再教育”和改造的对象，“接受再教育”成为到农村去的知青们的专利，因此，对有些地方的上山下乡知青来说，人的尊严和价值都大打折扣。很幸运，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在我及我的周围知青身上。
也许有人说上述的只是一少部分，占全部知青的百分比例很小。但是我要说具体到一个家庭，一个个人，那就是百分之百的灾难。
知青烈士金训华
黑龙江省逊克县插队的上海知青。因爆发特大山洪，金训华为抢救国家物质（两根电线杆）牺牲于激流中。为纪念他专门发行了一套邮票。
幸运之二， “离家近”。
当时插队也是有区别的，大城市的知青多数都是离开城市到遥远的农村或者兵团农场。其他大部分知青都是遵循就近安排的原则，因此很多知青都是离开家到不远的农村，基本不会出省。我们幸运的都没有出县。我插队的地方不通汽车，只有一条可以行走兽力车的乡村道路，大约有两米宽，当时就靠这条路和兽力车把生活必需品运进来，农产品运出去。这条联系着家和知青点的乡间小路寄托着知青们的希望。我们步行也就是四个多小时就到家了。
离家近的好处很多。首先，没有长途跋涉的艰辛，没有背井离乡，举目无亲的失落和回家的不易。二是一旦遇上难以解决的困难问题可以及时与家庭和亲朋好友联系解决。三是能经常回家与家人团聚倾述委屈，苦恼，仿徨，及时得到疏导不至于钻牛角，走极端。
那些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千里迢迢，长途跋涉到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陕北等地的插队知青。回家对于他们来讲常常是一种奢望，望尘莫及。经济收入捉襟见肘，十几元的车票就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屏障。以至于一些知青为了回家逃票。扒火车煤车，一路风尘，还十分危险。但是回家的信念支撑他们一次次重复这种冒险行为。
幸运之三， “插队时间短”：
我1968年11月插队。1970年6月被公社推荐到县粮食局协助夏粮收购工作。当时以为夏粮收购结束还回农村。后来才知道，那是知青招工返城的前奏。两个月以后粮食局领导就私下里告诉我说这就是招工，等招工指标下来就给你们转正式职工了。果然紧接着以这种方式抽调知青到各个部门的情况越来越多。只不过我一心想参军，对转正并不十分热心。年底在转正前我就入伍了。其实我真正插队时间满打满算才一年半。比起那些在农村待了3—4年，5—6年，乃至10多年，甚至一辈子“扎根”农村的知青，我真的是太幸运了。
幸运之四，“吃饱饭”：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只有吃饱饭才能扎根农村。这一点我也很幸运。我所在的生产队主要产玉米，土豆，红薯，稻谷，少有小麦和其他杂粮。虽然绝大部分是粗粮，但是各种粮食每人年均能达到400——500百斤（含薯类每五斤折算一斤稻谷类粮食），绝对保证长年能吃饱，而且队里还有余粮。当时有的地方粮食产量低，不够吃。我们公社就有生产队粮食接不到来年新粮收获，每年都到我们队借粮。外地有的农村到了春季青黄不接时农民不得已外出讨饭以渡过灾荒。电影演员刘烨主演的知青电视剧（血色浪漫）里北京在陕北的知青们在青黄不接的日子里就曾经和当地农民一样外出讨饭，一些女知青都拉不下脸不好意思。最后在要面子还是要肚子的选择中也只好入乡随俗了。
幸运之五， “返城和安置较顺利”：
进入70年代以后，国家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城。但是仅有政策，具体到每一个知青的个体情况千差万别。回城的路上充满了艰辛和泪水。
例如， 对云南农场的知青来讲，永远无法忘记在大返城的道路上付出的艰辛。他们当年的口号是：“我们要回家”五个字。发起者在振臂一呼的时候，立即呈现出一呼百应的效应。五万知青以静坐，请愿，上访，呼吁等方式表达自己诉求。当“我们要回家”五个字喊了出来以后，立即成为一种统一的行动，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大家齐心协力完成了这一壮举。最终取得回家的权利。
因为要回家是绝大多数知青共同的心愿。回家，回到出发地，回到父母和兄弟姐妹的身边已经是当时知青们梦寐以求的事情。
云南知青的返城行动代表了全国知青的心声，但是各地情况不同行动起来举步维艰，知青们闯关夺隘，各显神通，目的一个，就是返城。
和他们比起来我真的是太幸运了。
我及我周围的知青们则没有经历这么大波澜。兴许小地方事情好办一些吧。我们那一批六个年级的“老三届”都逐步分批的，基本顺利的返城并安置。
幸运之六：“”组建家庭，生活稳定，回归社会”。
返城后知青们也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们当年的知青由于安置及时，生活逐步稳定，所以基本都及时组建了家庭，哺育后代，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我参军后在内蒙古赤峰市参加京通铁路（北京—内蒙古通辽市）修建时，我们汽车连给配属的民兵团送给养。一天我给一个民兵连队送生活用煤，卸煤时他们连的文书让我到连部休息。交谈得知他是沈阳市的插队知青（当时赤峰市属辽宁省）。已经插队四年了，据他说他们不像襄渝铁路的陕西学兵们，是专门的学兵队伍。他们是公社组建的民兵队伍配合修建京通铁路的。知青待遇与农民一样。据他说他们在农村是很苦的。漫长的冬季，酷寒的气候，沉重的农活，粗茶淡饭，单调的生活，思念的痛楚和回家的不易，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当他听说了我的插队经历后很是羡慕。这是我没有料到的。
还有一次我带领全班五台车到林区拉木材，在一个旗（县）的食堂（现在叫餐馆）就餐时一个操着天津话的女服务员为我们服务，交谈得知她也是天津来的知青。她说草原上的牧民生活更艰苦。这里没有设立固定的知青点。他们都是分散在牧民家中一起放牧接受再教育。牛羊都是集体的财产。每天骑马在漫无边际的草原上与狼斗，与恶劣天气斗，经常在暴风雪中饥寒交迫的寻找丢失的牛羊。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的故事”在她们身边也多次发生。为了在暴风雪中保护集体的牛羊而冻伤的知青也不少。她已经插队三年了被抽调到现在的岗位她很满足。虽然是食堂服务员，但比起草原放牧的颠沛流离的生活还是轻松多了。
我暗暗想，和他们相比，我确实是很幸运的。这不是自我安慰的阿Q精神，我的这些想法和“感悟”来自“知足”的心态。知足，即是一种心态，也是一种成熟，一种智慧，一种宽容。
人生难得知足，当你学会了知足，就能看淡很多，对得不到的，慢慢释怀，对已失的，彻底放下。回过头来再看知青那段历史，就会不纠结，不计较、不比较，不嫉妒，过轻松的日子，过无悔的人生！对于那段难以忘怀的岁月，我现在的认识是：插队，那是我一生中的第一份工作；知青，那是我生命中的一段经历而已。
从1966年至1976年十年间，1700多万城镇中学生上山下乡，他们或在农村插队落户，或在兵团军垦拓荒，或在草原牧马放羊，或在农场植树耕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既未成年，也未毕业，更无法继续应有的读书深造，无端成为一场政治风暴的受害者。在阶级斗争年代，既便同在上山下乡之中的知青们命运也是千差万别。回顾当年，上山下乡时千军万马一条路，就业返城时却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下乡时场景大致相同，返城的路却是因人而异，对多数知青来说返城回家的路充满辛酸和苦难，否则就不会出现云南知青爆发的大规模要求返城的请愿，静坐，绝食。
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谈到“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时，曾经说过：“国家花了三百多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邓小平以他言简意赅的“三个不满意”对那场运动做出了历史评价。这既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全局性的结论，也是当年下乡的知青们的主流认识，这才是以人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真实的评价。
凡事都有两个方面。在那个年代，工，农，兵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都很高。毛泽东曾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并派工宣队，贫宣队，进驻大中学校。派“军宣队”到学校，工矿，机关等单位“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还让工农兵走上了各级领导层参与管理。甚至进入党和国家，军队最高领导层。例如，纺织女工吴桂贤当上了副总理，女蔬菜售货员李素文当上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大寨农民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孙玉国珍宝岛一战成名由一个连级干部直接提拔为大军区副司令。这些代表人物虽然昙花一现。但在当时为工农兵的形象增添了光彩，也为广大工农兵群众增强了信心和自豪感。但是，知青这个群体当时的社会地位十分尴尬。
当年社会上有一段顺口溜。即：“工人阶级幸福花，贫下中农向阳花，革命军人光荣花，知识青年苦菜花”。非常形像，恰如其分。知青被寓意苦菜花意义也是深远的。那就是，苦尽甜来，前程远大。有幸的是四种花我都经历过。
“老三届”与“文革”中各届中学1700多万毕业生上山下乡，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历经苦难，他们是“文革”中最早觉醒的一代，他们在反思与拼搏中成为社会的中坚，中国知青一代出类拔萃之辈群星璀璨，他们承前启后推动了中国改革大潮，为将中国建设成一个初步现代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一代对祖国和历史最好的回报。
在逆境和曲折当中，在不公平和磨难当中，1700万知青中的多数人用青春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可歌可泣的奉献。他们在荒原戈壁、热带雨林、农村边疆，在苦难中铸就辉煌，他们屯垦拓荒，辛勤耕作，修桥筑路，教书育人，传播知识，推广农业科技、传播农机知识、抢险救灾，医疗济困，改变贫困落后面貌，曾经造福一方。知青们将城市文明和文化带入农村的功绩将载入历史。
为了配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发行的（知识青年在农村）邮票
一九七七年，这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战役，终于打完了。绝大多数知青走过了漫长的严冬，迎来了莺飞草长的春天。
1978年12月10结束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提出，坚持从实际出发，调整政策，积极创造条，从1979年起的两年时间内基本解决知青返城安置。党和国家决策知青工作的重点由动员安置转移到就业安排上来，这无疑推进了知青调离农村高潮的迅速兴起。
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之所以成为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转折点，就在于其对知青上山下乡政策作出了历史性的总结与反思，制定了一系列承上启下的新政策，确定了逐步安排下乡知青的新思路，并提出了插队知青回城安排的时间表。按照这次会议的部署，各地迅速制定出安置插队知青回城方案并广开城镇就业渠道。
一九八一年年底，我有幸参加了最后一批知青招工安置工作。
那时我在西安铁路局安康分局车辆段人事室任人事干事。参与了这次招工。首先分局召开了招工安置会议，传达了中央文件，进行了安排部署。当时分配我们段负责安置140名陕西略阳的历届知青。由于是最后一次成批安置，当时的原则是;各接收单位无条件接收安置。只要是“三证”齐全（即：下乡证，安置证，户口），哪怕是病人，残疾人都必须无条件接收。在我接收的140名知青中就有受伤的，精神有问题的。我把这批知青带到单位后即按照安排对他们进行入路教育和岗前培训。
在这场历经十年的运动中，我作为第一批插队知青，去接收最后一批知青返城，看到他们疲惫，沧桑而又喜悦的表情时我心中感受五味杂陈，为最后一批知青农友尽了一点力，心里得到些许安慰。由此，又回到了我的感悟：我是幸运的，他们也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