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记
（童年记事）
随着年龄增长，我似乎出现青春反叛期，经常和母亲吵架，对母亲做的和说的很反感，有时专门和她对着干，她越说我，我越不听她的，越想扭着反着来，跟她作对，用母亲的话说就是“学说学对”，以致邻居一位姓折的老奶奶看不惯了，她见我和母亲吵架，就劝我说：“儿子不应该这样对待自己的亲妈妈，这样的话，老天都不饶你。”然后给我讲了一个儿子如何对待自己母亲的故事。
她说以前有一家人，父亲去世了，只剩母亲和一个儿子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很凄惶，吃了上顿没下顿。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母亲越来越老，终因劳累过度病倒了，只好靠儿子捡破烂过活，有一天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对儿子说：“儿啊，不知为什么，我很想喝一碗小米稀饭，你要是捡破烂能捡到一袋子小米就好了，哪怕一点点也好，总比糠皮和野菜要好吃点，我怕是有一个月米没沾牙了！”儿子听了母亲的话很是伤心，心里责怪自己年龄尚小，不能打工挣钱养活母亲，但是他还是安慰母亲说：“妈妈，你放心，我一定给你捡一些米来，给你熬一碗热腾腾的稀饭喝。”儿子去捡破烂，一直留心看哪里有富人丢弃的粮食，可是好几天过去了也没有见到小米的影子。可是有一天，他发现一家富人的狗拉下许多没有消化的米粒，他就突发奇想，把狗屎揽回来，放在筛子里，到小河里洗净，获得半碗米，就亲自给母亲熬了一碗稀饭，母亲吃了很高兴地说：“儿啊，你终于满足妈妈的心愿了，妈妈喝了稀饭，现在感觉心明眼亮，病好了一大截，如果妈妈的病能好起来，妈妈一定托人给你说个好媳妇，让你今后过上好日子。”他们正说着，只见窗外突然天昏地暗，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儿子心想自己把“狗屎”给母亲吃了，老天知道了要惩罚他，他就想：“老天啊，你要惩罚就惩罚吧！”于是他走到窗前，把两只手从窗户里伸出去，嘴里念叨着说：“是我这两只手造的孽，你要惩罚就把这两只手拿去吧？”只听头顶咔嚓一声猛雷响过，窗户震得吱吱嗡嗡响，他想：“我的手真的完了，老天是有眼的，人不能造孽，不能虐待父母和老人，不然一定是有报应的。”当他无望地把双手收回来时，发现两只手还在，更惊奇的是两个手腕上还多了一副金灿灿沉甸甸的金镯子。母子俩喜出望外，知道老天并没有惩罚儿子，而是因为儿子孝敬母亲，千方百计满足了老人的愿望，反而奖赏了他，让他有了钱给母亲看病。母亲病好后，用余钱给儿子娶妻生子，从此他们家过上了好日子。这个故事给我印象深刻，一直让我记忆犹新，知道和母亲吵架是不对的，一段时间我和母亲不再顶嘴了，吵架也就少了。
但是有一天我还是和母亲吵了架，这是因为我想和母亲要两毛钱和同学一起去看电影。那天放学的路上，有个要好的同学说电影院上映一部新电影，是阿尔巴尼亚的，叫《宁死不屈》，打仗的，很好看，我们就商量着晚上一起去看。可是那时我自己是没有钱看电影的，于是我就回家和母亲要钱，母亲不知为什么舍不得给我钱，她说电影不好看，电影是演几个坐牢的人，不愿出卖组织和自己的同志，被敌人毒打、上老虎凳、灌辣椒水……等等非人折磨，最后为了保守秘密，自己咬掉自己的舌头，成为哑巴，很惨的，小孩不要去看，等有了好电影再让我看。我很生气，就和她大吵大闹起来，还把家里的一把木梳子专门在炕栏上锯坏了。因为我不能和同学一起去看电影，觉得很失面子，吵过之后我就想离家出走。
等到第二天早上，早饭也没有吃，书包也没有背，我就跑了。我来到街上徘徊，这会儿的街上还是静悄悄的，行人很少，勤快的麻雀在身边飞来飞去，它们一会儿落在人行道上，蹦蹦跳跳啄食吃，一会儿又惊慌地飞到路边的家槐树上，叽叽喳喳叫着，相互打闹着，好像很快活很高兴的样子。而我却闷闷不乐地独自在马路上转了一会，不知道去哪里才好。马路上跑的汽车不多，倒是有一些驴拉车，你来我往，不间断地跑来跑去。那些一清早跑到城里厕所拉茅粪的架子车，不时从身边走过，车上大大的粪桶发出很臭很刺鼻的味道。这些驾车的人都是些农村种地的受苦人，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面色苍老，神情凝重，他们一边嘴里哼着不成调的信天游，一边狠狠地甩着响鞭，一会就赶着车走远了，他们要在城里人上班前走出城去。我不知道他们是住在川道上，还是住在山沟里，如果他们是住在深山沟里的话就好了，我很想偷偷爬上他们的车，跑到深山老林里去，然后自己开荒种地，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自己的年龄太小了，现在还是个小学生，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不会干，即使给别人揽工也没人要。最后想来想去还是回乡下豹子湾村去，因为那里有亲戚，在他们那里我是有饭吃有炕睡的。这样想着我就往豹子湾的方向走去。
那天秋高气爽，晴空万里，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好天气好日子，可是我却愁眉不展，心事重重，内心充满了对母亲的不满和愤懑，决心报复一下她，走得远远的，再也不想回家了。当我走过宝塔桥，走到王家坪时，碰到豹子湾生产队进城卖苹果的两个人，一个是我不认识的男人，他弯腰弓背拉着架子车，车上装着满满一车苹果，都是发青的国光苹果，车后面跟着我原来的邻居刘穗子，她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两根辫子又粗又长，在身后惹人眼目的摇来晃去，充满青春活力。她看到我后问：“小宝，你上哪里去？”我回答：“到豹子湾去。”她又问：“就你一个人？”我说：“就我一个人。”她紧跑几步追上走到前面的架子车，从车上抓了一个苹果给我说：“给你吃个苹果，你路上小心点，要走路边边，看见汽车过来就躲远点。”然后一甩长长的辫子，转身走了。我望着他们远去后，继续赶路。
那时的公路还是碎石子路，路面并不宽，有些地方坑坑洼洼的，有些地方连石子也没有，纯粹是黄土路，很不好走，汽车过来带起滚滚黄尘，躲不及让你变得灰头土脸，吞咽好些土粒，吐半天还能感觉嘴里涩涩的，好在那时汽车很少，一天碰不到几辆。公路两边稀稀拉拉栽种着一些白杨树，高大，直溜，挺拔，有的树上架着很大的喜鹊窝，一阵秋风吹过，薇薇发黄的树叶滋滋啦啦像蝴蝶一样纷纷扬扬落下来，让我想起大人常说的“季节不饶人”的话。当我走到枣园村后，我不敢走延园后面的近路，继续沿着大路走，走到转弯处时，从后面来了一辆自行车，骑车的人是我们村的，名叫三娃，是在城里当工人小伙子，年龄二十出头，大概今天休息回村里去。他见了我，想带上我，就放慢骑车速度，说：“你跳上车来吧？我带你走！”他让我跳上自行车后座，可是我从来没有坐过自行车，这是第一次，试了几次跳不上去。“快跳，快跳！”他又说，歪歪扭扭骑着车一心想让我跳上去，但是我胆胆怯怯、犹犹豫豫，不敢跳，最后下决心一跳却跳空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坐在满是碎石子的路面上，逗得他哈哈大笑起来，我却觉得屁股都有点坐疼了。没办法，他只好停下车，两腿站在地上，让我坐上去，他才开始骑车，这样我们才顺利前行。当我们路过一个村庄时，看见临近公路的那排石窑洞面前围着很多人，不知在干什么。三娃停下车，说我们上去看看。我挤进人群后，发现原来村里正在开批斗大会，一个留着剪发头的年轻姑娘，说着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她声泪俱下，指责站在一旁低着头正在挨批的人说：“就是他，常假惺惺来关心我，给我送吃的，我还以为他是个好人，就没有往别处想，直到那天夜里，他又来给我送吃的，窑里只有我一个人，我都睡下了，他硬让我把门打开，谁知道门一开，他一把抱住我，就想亲我，还说我答应了他，村里下来招工指标，他会第一个让我去当工人，他他他……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说着，这位女青年就用袖子掩面大声哭泣起来，有人赶紧把她扶走了。另一些吵吵嚷嚷的社员，指着受批判的人，说他徇私枉法，把生产队的粮食让人偷偷送给他的亲戚，还有人说他把当兵名额给了某某谁……等等，不一而足。我们听了一会，知道这是别人村庄的烂事情，跟我们无关，况且谁是谁都不认识，孰是孰非也不知道，三娃便从后面拉着我的胳膊让我走，我们就走了。在路上，三娃告诉我说，这几年他们的工厂和每个生产队一样，经常召开批斗会，比如有谁偷了生产队的粮食、拿了工厂的东西、乱搞男女关系，或者说了什么不合时宜的话，都要受到大家的批斗，甚至拳打脚踢，棍棒相加，有的还被公安机关一绳子捆去判刑坐牢。好在那时我还未成年，不懂这些，只是看热闹而已。那时不论在城市，还是在乡下，许多白墙上大大写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标语，所以普天下的批斗会就没有间断过。有人一再说他们那时候过得无忧无虑，十分快乐，我想那是因为他们当时是小孩子，还没有成年，不知道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不知道生活的压力和不易，更不知道阶级斗争是多么残酷，所以忧愁的和受苦受罪的是大人，是成年人，也是他们的父母和祖辈。
我们进了豹子湾村后，三娃回自己家去了，我去舅母家。舅母正在碾道碾米，见了我笑着说：“你怎么来了？你今天不上学吗？”我说没有上，也没有说和母亲闹别扭的事，她也没有问，估计她以为我在这里住惯了，想回来了，才跑回来的。我帮着舅母推碾子，碾子很大很沉，推上很费力，平时一般是要套上生产队的毛驴来拉碾子的，舅母说因为今天碾的米少，所以就没有去牛号去借驴。她碾的是未脱壳的谷子，好像是生产队新分的米，不然旧米早该吃完了。晚上我帮舅母烧火做饭，做的是新碾的小米，她把小米和豆角、洋芋熬煮在一起，做出的饭叫“和和饭”，实际上是把各种现有的食材搅和在一起做成的一种比稀饭略稠一点的饭食，算是当时农村受苦人比较好的耐饱饭。“和和饭”熟了后，如果浇上一勺葱花热油，或者油炸择莓（我在《别了故乡》第一章介绍过这种草本植物），那就更好吃了，可惜那时食用油比粮食还金贵，一般家户是不会炸油花的。做饭时，舅母的几个儿子也放学回来了，直到天已经麻麻黑了，天上的星星也出来了，舅舅才收工回来。我和舅母一家人每人舀一大碗“和和饭”，就蹲在黑漆漆的院子里，呼哧呼哧吃得非常香，非常满足。也许我饿了，我吃了两大碗，因为我早饭午饭都没有吃，只吃了一个苹果充饥。正吃饭时，听见生产队挂在小河边那棵大柳树上的铁钟敲响了，舅母说：“队上今晚还要开批斗会？”舅舅扬起脖子喝完最后一口汤，气哼哼地发牢骚说：“给爷爷就知道成天价开会，晚上也不让人早点休息！”我一听豹子湾也开批斗会，就想去看。所以吃过饭，我们一群孩子结伴跑到山底下，去看生产队的批斗会。
在楼院旁边一间大房子里，灯火通明，也没有怎么布置会场，窑里面的大土炕上挂着个有200瓦的电灯泡算是“主席台”了。“主席台”正面的白墙上写着“抓革命促生产”，两边的白墙上，一边写着“农业学大寨”，一边写着“备战备荒为人民”。村里的社员陆陆续续都到了，他们衣着破烂，神色疲惫，有的坐在脚地上仅有的七八个条凳上，有的吊儿郎当随随便便站在后面。大会很快就开始了，只听有人说：“把坏分子都押上来！”于是有五六个人被荷枪的民兵押着走进门来，走到土炕上站着，低着头，有的不肯低头，或者低头低得使人不满意，民兵就使劲掐他们的脖子，让他们低头低到满意为止。然后由村支书宣布批斗会开始，并一一数落站在台子上人的“罪行”，其中一位老年富农，是我们邻居，他因为偷拿了生产队几个烂苹果，遭到批斗。数落他们的“罪行”之后，由社员发言，一开始，会场静悄悄的，谁也不说话，后来村支书点名让一些人发言，点到名的社员就站起来说几句，他们说话时，会场就变得嘤嘤嗡嗡吵吵闹闹起来。一些不安分的娃娃开始捉迷藏，到处乱跑乱叫，甚至跑到站满“坏人”的土炕上，藏在他们的背后，向台下的人做鬼脸。于是村支书又扬起胳膊，大声驱赶起这些不听话的娃娃们了。
批斗大会还没有结束，我听得有点瞌睡，就跟着邻居几个娃娃结伴提前回家了。一路上绊脚的碎石子，让我清醒了许多，但是大家都沉默着不说话，只听见远处的狗在狺狺狂吠，路畔的草丛里有蛐蛐在叫，一弯新月让黑黝黝的远山的轮廓清晰可见。回到家，一躺到铺着光席子的炕上我就睡着了，连跳蚤咬也不知道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舅母的儿子还有几位邻居大点孩子要去山里砍柴，我也跟着去了。当时人们烧火做饭都用柴火，用量很大，近处的山上光秃秃的，找不到一棵树，一簇灌木，所以我们要跑很远的路，几乎接近原始森林的地方，才能砍到自己想要的柴火。我看见邻居一位大哥哥，为了砍到悬崖上的一棵椿树，费时费力修了一条像栈道一样长长的土路直到树的根部，才把那树整个儿砍下来。在山里，我一边砍柴，一边想，我自己这样偷偷跑了，母亲在家一定很着急，不过她应该知道我跑到哪里了，因为除了生我养我的豹子湾村，是我最熟悉最留恋的地方，其他陌生地方我是不会去的。甚至在我们坐下休息的时候，我都在想，母亲看见我的书包原封不动留在家里，她猜也能猜到我跑到哪儿了，也许今天她会来村里找我的。再想想邻居折奶奶讲的那个故事，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做，因为看不成电影和母亲吵架，实在不应该，更不应该莫名其妙离家出走，让母亲难过。所以当时我就有了悔意，考虑啥时候回去才对。
当我们背着柴火回到村里时，天已经快黄昏了，一走进院子就看见有三四个人正与舅母撕扯一只粗布口袋。问了之后，才知道真实情况，原来村里前几天给社员分了一批粮食，不知为什么给社员分多了，现在又从家家户户往回收，社员的粮食本身就不够吃，分到手的又要收回去，你想社员会心疼死，所以舅母拉住他们的口袋，死活不让他们走，这就是发生撕扯的原因。最后村支书跑来了，他又严厉又和蔼地对舅母说：“嫂嫂，你放开手，这回家家户户都得往回收，咱们得把公粮交够了，明年春天青黄不接时才能拿到上面救济给咱们的返销粮，如果咱们不交够公粮，到明年公社会还会扣下咱们的化肥和一些咱们没有的粮食种子，到那时候种子种不到地里去，返销粮拉不回来，咱们全村人就要饿肚子，就要喝西北风去了……”村支书耐心地九九八八、八八九九讲了一通大道理，舅母抹着眼泪说：“我们一大家子人，分给我们的口粮就那么一点，你们拿走眼下我们就没有什么吃的了。”村支书拍拍自己的心口说：“现在是秋天，又不是闹饥荒的春天，地里的粮食逐渐都熟了，咱们只要收回来，留够公粮，剩下的都是咱们社员的，过几天又一批新粮马上就下来了，下来了就分给社员，我一天也不会延误的，保证能多分一点就给社员们多分一点。”最后不得已，舅母松开手，收粮社员背着粮食口袋说说笑笑走了，我看见可怜的舅母哭得眼睛都红肿了。
晚上吃饭时，舅母告诉我说，我的叔叔，也就是我的继父今天骑着自行车来村里来了，他在马路上打问到我在舅母家后，放心地转身回城里去了。我知道舅母家人多粮食少，日子过得很艰难，我不能给他们增添更多的麻烦，再说我已经误了一天课，也许母亲已经替我请假了，我明天无论如何要回去上课了。所以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从炕上爬起来，饭也没有吃，徒步回城里去了。
——写于2024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