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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图片）
1950年8月4日，政务院颁布了《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为全国农村土地改革奠定了政治基础。随后，全国农村土改前夕的阶级斗争如火如荼、轰轰烈烈地展开。
当时国家对农村阶级成份的划分标准比较复杂，所规定要划定的农村阶级成份基本分为如下几类：
一是地主，即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收取地租、放债、营商等方式剥削农民为生的即为地主；
二是富农，一般占有土地或租入一部分土地，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成本，靠雇佣长工或出租土地为剥削农民，并放债、营商等即为富农；地主与富农的区别是地主自己一般不劳动，而富农自己劳动，还有两者各自占有的土地面积有大小之分。地主和富农还有一般地主富农和反动地主富农恶霸之分；
三是小土地出租者，拥有少量土地出租量不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200%，并且自己没有劳动力而靠出租土地收入为生的即为小土地出租者；
四是工商业户，如同当今社会开店经营的个体工商户；
五是小手工业资本家，占有少量手工工具、作坊、原料等生产资料，自己从事独立手工业生产为生者即为 小手工叶资本家；
六是游民，无固定职业、无固定地区生活者即为游民；
七是富裕中农，中农的一种，指经济上比较富裕，占有较多生产资料，并有轻微剥削的中农；
八是中农，指介于富农与贫农之间，拥有一定生产资料如农具、农耕牲畜，自己劳动，没有剥削行为的阶层分子。；
九是佃中农，指自己没有土地也不租赁他人土地，而是以雇佣关系为别人耕种者；
十是贫农，指那些只有较少土地并缴纳地租的农民；
十一是雇农，指出卖劳动力靠做长工、打零工为生者。
历史翻阅到了七十余年后的2024年，我们梓洲村亲历那场土改运动、并依稀还有那场土改风云印象的在世老者已经寥寥无几，只有沉睡在官方档案馆里的一些珍贵史料，才能佐证当年那场土改前划分阶级成份的红色风暴。
梓洲村解放前长期归属洪岭乡（乡公所设在乌祥村）管辖，只在1936年被国民建德县政府设置过梓洲乡行政区划仅一年余即被撤销建制，重新划归洪岭乡。解放后被建德县人民政府设立过梓洲乡三年许，又被撤销建制划归洪岭乡，后又剥离洪岭乡，改设姚村乡直至2005年撤乡并镇划入乾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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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史料实图一）
早在2015年夏，笔者在建德市档案馆发现了1951年秋原梓洲乡人民政府向中共建德县委呈报的一份档案《梓洲乡划阶级总结》
根据这份档案，结合其它史料，加之早几年部份梓洲村老人翁维光、姚关生、姚兰生等的回忆讲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梓洲村土改运动的情景影像仿佛又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1949年5月（具体到日至今难以考证），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浙东游击纵队即金萧支队江东县县长陈湘海率部从浦江翻马岭到梓洲村逮捕了时任国民党军统系统的衢州交警总队上校参议翁寒江（因出生之日系插秧之日故乳名翁种田、国军档案名吾梦尘）到翁家祠堂边的胡公殿（因长期在村保境安民并致力村公益而在当日被村民保释）而宣告解放。
同年10月，梓洲乡人民政府成立，政府办公场所期初设立在地主乡绅翁文藻宅院堂屋楼上，后移至翁家祠堂，首任乡长系原金萧支队小队长、洪岭上姜村人姜金栋，两年后由上梓洲人任怀慈担任。
1950年初，梓洲村成立农民协会（简称农会），主任翁尧柄。
1951年10月5日，梓洲乡人民政府召开农代会，总结宣传阶级、布置划分阶级工作。
划阶级目的与要求，划清敌我界限，更进一步的加强农民团结，集中力量一致对敌打倒地主阶级。
划阶级工作明确几点：
一是政治罪恶不能代理阶级成份。
二是划阶级不要意气用事。
三是防止单纯的经济观点。
四是按实际情况来划分阶级成份。
五是不要提升也不要降低阶级。
六十要打破面情一致来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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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史料实图二）
次日结束农代会，当晚召开农会会员参加的动员大会，由农民表态，工作同志讲阶级。大会明确先划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者、游民划了后，内部成份自报公议，后张榜公布。
具体划分阶级的程序是先由村农民代表划出来，放在小组划定，经乡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审查后，提出具体意见再转土改工作委员会审查报区审查，提上意见，经县委批准。
全乡总户数442户，总人口1669人（内有男859人，女810人）。
划分阶级成份的结果是地主16户（内建德下城乡南门1）、富农5户、 小土地出租者2户、工商业1户、手工叶资本家1户、游民9户、富裕中农1户、中农56户、佃中农27户、贫农312户、雇农11户、贫民1户。具体到梓洲村各种成份的户数还有待考证。
在划分阶级成份运动当中，广大贫下中农积极踊跃、群情激昂。
毛洲女儿坑（当时金昌、毛洲、横坞口等自然村为一行政村）农会代表姚水方，在针对胡尚彬的阶级成份划分问题时表态激动大胆地说，他一定是地主，要不是地主 你乡政府来划分好了。又说，胡能谷不是地主的话，陈柏来也不是地主。
为防止阶级成份划分的扩大化，乡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负责人张永良说：我们划分阶级是划清敌我界限，不是为了多划地主。我们需要根据毛主席的政策来划，不要违反政策。
梓洲乡人民政府于十月廿三日在翁家祠堂召开了全乡大会，由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宣布阶级成份划分结果。同时组织诉苦团，对不老实地主进行批斗。广大贫下中农们不时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打到地主反动派！
大会开后，乡命令地主当晚造好一切田亩清册上缴。并向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者、游民发问是否承认其阶级成份。如不承认，就责令他们到台上来申辩，如果其理由不成立，即批判他不老实。大会上，上台了地主4个、小手工业1人，对评定他们的阶级成份有异议。
大会又布置了次日缴红契大会的工作。组织了乡村两级没收委员会，下设没收组、检查组、登记组、保管组、保卫组。
梓洲村保卫组长由村首任民兵队长朱宗贤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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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图片斗地主）
大会上，妇女翁群珠说，今天翁种田地主斗争了，我今天晚上睡都好睡多了。
农民翁其仟说，我们穷人只有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才能把翁种田地主打倒。如果共产党毛主席不来的话，我们农民格生世都要受压迫受苦、当地主的牛马了。
在廿四日召开的梓洲乡的缴红契大会上展开了阶级斗争，大会精神是先由乡政府讲明大会意义，并讲明地主今天在大会上不老实、我们怎么样来斗争他。结果在缴红契大会时，全乡有四个地主不老实，到会群众义愤填膺，纷纷怒斥斗争。民兵即当场将这四名地主做了捆绑，大会命令各村民兵将这四名地主押解回家后，下午把所有的红契上缴。
缴红契大会场，到会乡亲群众欢天喜地，口号震天，人人沉浸在农民翻身斗地主的胜利愉悦氛围当中。
乡政府领导人在大会行将结束时总结今天大会胜利的根源，讲明我们的胜利都是大家团结斗争来的，又讲明地主不老实我们要提高警惕、防止坏份子的破坏。
缴红契大会取得了极好的社会效果，梓洲村翻身农民扬眉吐气、兴高采烈。
农民翁其仟说，今天把这四个地主捆起来，我心里都高兴去不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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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史料实图三）
在当日下午的没收地主田地和农具工作当中，梓洲村组织成立的村没收委员会工作开展的也很顺利的，一下午即完成任务。
当晚，梓洲村也根据乡政府的统一部署，又紧锣密鼓地召开了农民代表会，讨论和传达了管制地主办法。
一是地主分别对待。
二是地主出外要向农民协会批准限定期限。
三是地主在土改中必须老老实实，向农会禀报工作。
四是游民如不老实也照地主一样看待。
岁月如梭，往事如烟不好说。梓洲村的阶级划分运动当中，也出现了些许面对政策或许难免尴尬的花絮。
例如，民兵翁某坤本是贫农，但他因个性问题，平日身背步枪有点工作粗暴、耀武扬威，在针对评定他的成份时，竟然被好事者组织小帮派，违背事实、违反政策地错划成了小土地出租者，而导致其含冤被收缴武器、清退出了民兵队伍。
资产私有，是人性本能，不靠侵占而是花钱购买拥有23亩田地（后在土改时被没收20亩）的地主姚某奎家，因当年私藏红契，在七年以后的1958年审干运动中被揭发，成了已经好容易当上小学校长的他的一大罪状，虽然幸免刑事起诉，但却不幸被开除公职。
地主翁某进，wg时被陷害，造反派用伪造“变天账”材料偷塞入箱底被查获的手段惨遭批判。
因为地主成份，上下梓洲在随后的镇反运动中，有一名地主被判死刑、两名地主虽然只被判基础刑期五年，但也不幸病死在狱中而魂飘异乡。而尤其悲催的是，地富反坏的子女也受牵连打击，升学、参军、入党等基本想都不要想。
阶级斗争等任何政治运动都有着其符合当时历史环境、时代条件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中国解放初期，敌我矛盾十分尖锐，不少地富反坏分子不甘心其利益被人民民主专政剥夺，阴谋变天清算的思想意识不能不说没有。故为保卫红色政权，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利益，划定阶级成份，开展阶级斗争也实属必然。
梓洲村在那场阶级斗争的红色风暴当中，被打倒的地主分子里，除个别地主有过欺压村民行为之外，恶霸地主的定性还有所牵强，反动地主因为个别当事人有着国民党军政官员的身份，定其也并不为过。
梓洲村历史上的地、富、反、坏分子也难逃被批斗、被管制（经常强制无偿参加村里打扫环境卫生等劳动）的厄运，这也是一个时代政治运动的必然现象。不要说是政治运动，就是其它国策也会在保障绝大多数公众利益的前提下，殃及极少数人的利益。WG之前，全国被打成地、富、反、坏、右等的人员占人口总数的5%，而梓洲全乡被打成地主、富农的仅占当时人口总数的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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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从解放初的敌我矛盾不再尖锐，中国历史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7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地、富、反、坏分子在政治上得以平反，他们本人及其子女也享受到了普通公民的正常待遇。
因此，梓洲村有的原地、富人员喜极而泣。
翁萌 撰于 2024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