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长征路：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会址原为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修建于30年代初。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司令部与一局（负责作战）即驻在这幢楼房里。中共中央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会址简介

      这里是遵义会议会址。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秦邦宪、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独立自主地纠正了错误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这里是国民党（黔军)25军二师师长柏辉章私邸。中央红军到达遵义时总司令驻地。现作复原布置。

　　遵义会议纪念馆是为纪念遵义会议而建立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21个革命纪念馆之一，于1955年10月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由遵义会议会址等十一个纪念场馆组成 ，1964年11月，毛泽东主席为纪念馆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 。截至2008年11月28日，该馆馆藏文物1551件。其中原物726件，复制品667件，仿制品158件。截至2019年5月14日，遵义会议纪念馆新征集到2000多件革命文物及历史资料，纪念馆收藏的革命文物中，有11件国家一级文物及30件国家二、三级文物。

遵义会议陈列馆

      遵义会议陈列馆采用室内空间布局、平面展示、模型展示、实物展示、多媒体展示、灯光设计辅助等手段。展陈内容以长征为主线，以编年带专题，“以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遵义会议，伟大转折”“转战贵州，出奇制胜”“勇往直前，走向胜利”“遵义会议，光辉永存”等五个部分突出遵义会议的主题及红军长征转战贵州的史迹。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高抗日救亡的旗帜，粉碎百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进行举闻名的万里长征。

    19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立确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标志。是中国革命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

    举办这个主题展览，就是为了生动地展现红军长征的光辉历史， 重点展示具有重大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及红军转战贵州的重大史实，继承和弘场伟大的长征及遵义会议精神，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为面建设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1931年九ー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国民党蒋介石坚持“壤外必先安内”政策，调兵百万“围剿”各革命根据地。由于中国共产党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

　　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特别是湘江战役后，严酷的现实使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以及广大指战员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危害。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指导下，克服重重难，一步步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中央红军转战贵州期间，毛泽东等党和红军领导人以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指挥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军多路重兵围追堵截的缝隙中，穿插迂回，巧妙地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取得了战路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同时，党和红军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领导创建黔北苏区根据地，在长征史和贵州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长征中，各路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和不畏艰难困苦的英雄气概，突破了敌重兵的围追堵截，征服了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战胜了党内分裂的危机，纵横十余省，长驱数万里，胜利到达陕甘宁地区，实现了红军主力的大会师。红军长征的胜利，实现了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开辟了中国革命继往开来的光明道路，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重要基础。

　　遵义会议集中体现了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历史留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遵义会议精神都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战胜困难，走向胜利的精神力量。

　　娄山关又名娄关、太平关，是大娄山脉的主峰，海拨1576米，娄山关上千峰万仞，重崖叠峰，峭壁绝立，若斧似戟，直刺苍穹，川黔公路盘旋而过，人称黔北第一险要，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自古被称为黔北第一险隘，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位于贵州省遵义市北部大娄山山峰之间，距市区50公里，这里正处于遵义、桐梓两地的交界处，是川黔公路和铁路交通要道。

　　1935年1月7日红军长征途中占领遵义。贵州军阀王家烈、候之担闻讯，慌忙调兵遣将，在娄山关一带设防，以保老巢。为确保中共中央在黔北遵义建立新战略根据地，确保主力部队在遵义休整和遵义会议的安全，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率部追击，向北逃窜的敌军，夺取娄山关，以防御川南之敌向遵义进犯。1月9日红军以猛烈火力从关南发起总攻，迅猛杀上娄山关，战斗大获全胜。2月25日凌晨，红三军团在军团长彭德怀的率领下，采取正面攻击和两翼包围的迂回战术，再度向娄山关挺进，指挥红一、三军团，与敌军为争夺关口展开激战 

       敌人仓皇应战，凭险据守，红军向黑神庙猛烈攻击，并在点灯山急调部队从东侧迂回，歼灭敌军4个团。随后又乘胜追击，击败敌军2个师，攻占娄山关一战，黔军被歼灭600余人，红军伤亡100余人，取得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娄山脉，位于黔北鸟江与赤水河之间，是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间重要地理分界线 自西南走向东北；北临四川盆地，南断乌江峡谷 东抵武陵山脉，西接滇东乌蒙山系。群山巍峨，万峰矗立，莽莽苍苍，雄浑磅礴娄山关处于大娄山主脉的脊梁上，东西两侧群峰突起，最高峰笋子山与关口相对高度为500米左右，地势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娄山关北拒巴蜀，南扼黔桂，是黔北著名的古战场，也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号称黔北锁钥。

　　1935年1月初 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地区后，国民党蒋介石为阻止红军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部署主力进行防堵。为保卫遵义会议顺利召开，中革军委当即命令前卫部队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继续北进，攻占娄山关，于桐梓、松坎一线进行驻防警戒。

　　遵义会议后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土城战斗失利后，红军一渡赤水河，挥师西向进至川滇边的扎西集中。根据敌情变化，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突然调头东进,摆脱敌军，渡赤水，攻桐梓，鏖战娄山关，再占遵义城，歼灭和击溃敌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

　　1935年1月上旬，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攻占遵义后 为保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第一次攻打娄山关。2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挥红军回师黔北三军团攻占类山关后，揭开了遵义战役序幕,这一战役是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 变被动为主动，从此，红军长征从胜利走向胜利。红四团和红三军团是两次攻打娄山关的主攻部队，具有光荣传统，战功显赫的部队。

　　遵义战役一举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沉重地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红军指战员的士气。这一胜利，是在遵义会议改换了中央军委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在红军长征史上留下了极为光辉的一页。伟大长征精神，是党和红军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将激励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苟坝会议会址是一座老式黔北农家三合院，传统木结构的瓦房，配有左右厢房，前有朝门。

　　苟坝会议会址原为卢姓村民居住，为木质结构三合院。1935年3月10日至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苟坝召开，苟坝会议是红军长征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继遵义会议之后举行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成立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中央新三人团(亦称“三人军事小组”)，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苟坝会议的贡献

     1935年3月10日至12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县狗坝召开扩大会议。3月9日，中央纵队到达狗坝。10日凌晨，红一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提出进攻打鼓新场（时属黔西，今金沙县县城）守敌的建议。张闻天在遵义县第十二下区平安乡狗坝新房子（今播州区枫香镇苟坝村四合组）召集驻狗坝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军委委员和部分军委局以上首长开会，专题讨论这个问题。会议一直开到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其他参会者则赞成林、聂的建议。毛泽东来了脾气，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他得到的回答也毫不含糊：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命令，11日晨下达。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来到周恩来住处要求晚一点下达，以便从长计议。他先说服周恩来，两人又一起说服朱德，继而在次日的会上说服其他参会者。平心而论，红军远距离奔袭攻坚，久攻不下可能给敌军留下增援时间，甚至会陷入四面受敌的困境。事实证明，毛泽东再度力挽狂澜，使红军免遭一次重大损失。

       为进一步削弱“三人团”专权，猴场会议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都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在“鞍不离马背、甲不离将身”的长征中，军委若所有事都向政治局报告，召集众人讨论来讨论去，恐待决议通过时已错失良机。作战方针尚可，一般的作战时间、地点则大可不必。毛泽东觉得事无巨细、不分轻重缓急地搞集体讨论，戎马倥偬，机会稍纵即逝，建议成立少数人组成的领导小组来作决定。于是，苟坝会议又讨论最高军事领导问题。有鉴于此，张闻天在3月12日提议组成新“三人团”。“3月中旬，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首，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1943年，毛泽东说：“在打鼓新场，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成三人团（毛、周、王）领导。”

       从1934年到1938年，毛泽东逐步确立了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其意见被部分采纳（通道会议）→其主张成为中央政治局决议内容（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鸡鸣三省会议）→任前敌司令部政委（遵义鸭溪）→进入新“三人团”（苟坝会议）→常委分工负责军事（沙窝常委会）→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委（俄界会议）→任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陕西甘泉）→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6年12月7日）→任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洛川会议）→实际确立领导地位（中共六届六中批准了以他为首的中央政治局路线）。

苟坝会议的启示

       一是民主团结；二是实事求是；三是坚持真理；四是勇于担当。

　　今天，曾总宜昌的朋友刘总一家人在了解我们这次“重走长征路”出行意义后，特意改变行程，从仁怀带着美酒赶到土城古镇和大家见面，并给我们安排好食宿，晚上一起共进晚餐。感谢刘总及其家人真挚的兄弟之情！这种关爱和关注之情将鼓励我们全体队员克服困难，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