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几代人，对父亲的感觉是亲近的。我们读过朱自清《背影》、许地山《落花生》，父亲的形象刻骨铭心。
西方是杀父情结，中国是杀子情结。
用中国“孝子”的眼睛看外国的年轻人，则多是“逆子”。
怎么写父亲是个大难题。
罗中立油画《父亲》出来，我们都被震撼了，《父亲》成中国美术史上一里程碑。欧美的人未必能接受，父亲凭什么是这样的？
当然，现在的年轻人，肯定不喜欢这样的父亲。
西方文学中的父亲，我会想起梅里美《马特奥·法尔哥内》，那是一个风骨伟岸人物。但这一类作品并不多见。巴尔扎克《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写了父亲，不是在歌颂父亲。小仲马《茶花女》写了父亲，很明显的杀父情结。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琳娜》《复活》不是写父亲。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曼努埃尔·普依格《蜘蛛女之吻》不是写父亲，塞缪尔·贝克特《等待戈多》，约恩·福瑟《有人将至》不是写父亲。三岛由纪夫《金阁寺》也是杀父情节。
中国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鲁郭茅老巴曹，决裂时代，叛逆个性，父亲不是主角，《子夜》《骆驼祥子》《家》《雷雨》也都是杀父情结。但中国人骨子里有一个传承的父亲情结。
建国后，父亲的形象成为文学的一线风景。梁斌《红旗谱》，柳青《创业史》，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陈忠实《白鹿原》，莫言《红高梁》，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国画，方增先《粒粒皆辛苦》，刘文西《祖孙四代》，油画，钟涵《延河边上》，罗中立《父亲》《金秋》。《创业史》比较复杂，对梁三老汉这个人物的评价，和创作初心有一种距离，原先对他的评价和后来对他的评价不一样。原来对他的言行有点儿哭笑不得，保守落后，后来，不是人物升华了，而是历史在这个敦厚的毫无掩饰的农民面前沉默了。
张百隐《父亲的债》（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也是讲述一个中国父亲的故事。
我们先给张百隐《父亲的债》的父亲定个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呢？
生活在海边，靠海吃海，他可以是一个渔民吧？那时以粮为纲下海也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他是农民吗？小半辈子后赶上改革开放，挣脱了土地的镣铐。他是老板还是打工仔？他也打工也入股办厂。他为什么没有成为企业家？也许是资金不足，也许是没胆，依赖别人，结果厂子倒了。父亲看到别人挣钱了，眼睁睁看别人数钱。自己怎样？没那命。没那命是什么命？父亲不是要出人头地，用现在说法，叫守住底线。闽南话“输人不输阵”，可以不如某些个人，但不能输给整个群体。父亲找不到北，却有强烈的生存意识，父亲隐忍内心的痛，直面现实。
张百隐《父亲的债》的意义是写了父亲的具体的债：给孩子成家，送老人上山。说白了就是承前启后，他是宗族延续链条中的一环，他就做好他这一环。张百隐的“父亲”是自己独有的“父亲”，没有陷入他人的轨道。朴实求真奠定了小说的基调。对父亲的那一双畸形的赤脚的描写有一种超现实主义绘画的效果。
瑕疵是螃蟹，开头螃蟹结尾也螃蟹，大团圆结局。有一种说法叫首尾呼应，在长篇小说里显得简单，不太适用。人生不能两次走入同一河流。作家需要较真儿的地方就在这里。我预感，张百隐的《父亲的债》还会有另一个结尾，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当然要看造化，也看悟性。文学史上不乏先例，《安娜·卡列琳娜》的结局是修改过的，《红旗谱》中的春兰的结局也是修改过的；当然，《创业史》中改霞这个人物并没有作成功的修改，我们从《旷野里》多少感觉到柳青对这类人物把握的彷徨犹豫。对于张百隐来说，必须承认，纪实是一种束缚。
罗中立《父亲》《金秋》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这是很好的参照。我曾说过，《父亲》画的是一滴汗水，《金秋》画的是一滴泪水。两个意象平实深远。可惜，我们只能直面汗水，却不敢直面泪水。
文学是一种寻找，张百隐的《父亲的债》企图贴近那个千古之谜：我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他从根上从血脉上去寻找。文学不是浮光掠影，而是注视。聚焦在父亲的脸上，含在眼里的泪水，含在皱纹里的汗水，时不时的一声叹息。父亲没有什么业绩可以著之竹帛，贴着的标签只是一身债务。使命变成宿命，融入本能，于是苦涩里有一股沉实的韧劲。《父亲的债》是有源之水，是有目标的河，我们期待它的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