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江回忆二题

作者：寓真

本文选自《“老五届”三十年风云录》其一《“末代大学生”的最后日子》

茅屋生涯

五指山西麓有条昌化江，辗转流入了北部湾，昌江县因此而得名。古代的昌江一带，是朝廷流放罪人的地方。宋代著名状元赵鼎被贬做昌化知事，最后就死在这里。被放到昌江做官的人， 都说那种地方去不去就罢了。有的来了一看，扭头就抛官弃印回了家。清朝后期有个叫陶元询的人在昌江当县令，他归纳的“昌江六败”即是:“岭出东门，莫启图书之府；江冲南阁，难寻润色之女；西侧水逆，一文不积；北风吹散，万瓦霄飞；城内土粗，无养苍生之谷；井中水厉，揭尽赤子之肠。”当地也有民谣说：“昌江天地远，稀饭照人脸；瓜皮填肚满，穿衣用血染。”还有一位县太守写过这样一首诗：“煮饭不如煮粥香，各人忍耐过饥荒。一餐分派三餐食，三日均开九日尝。人客到家茶作酒，亲朋邻里水如汤。莫嫌太守诗章陋，但愿人人寿命长。”这首诗倒是苦中有乐的。

1968年8月，在广州给我换发派遣证之时，我对昌江这个地方一无所知，抱着一点探险的胆气踏上了征程。上了轮船，遇上两名石碌铁矿的女技术员，一个姓张，家在河北唐山；一个姓俞，家在广东顺德。攀谈起来，才知道海南铁矿所在地石碌，也就是昌江县城。她俩都是“文化大革命”前分配去的，为躲避武斗回了家，现在武斗平息了，矿上通知上班。她们听说我分配到昌江县，都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声叹息，同时就对我关心起来，颇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那种同情感。她们说那儿很苦，但又说大陆去的人很多，住久了就习惯了，这便使我感到了一点宽慰。 

乘船到海口后，住了一宿。次日一早，到汽车站排队上了班车。海口到昌江，有两百多公里的一条砂石公路。途中，车被纠察队拦住，我们被抖开行李搜查了一回，又在儋州吃了一次饭， 到达石碌时大约已是下午三四点钟了。下车一望，只见山野中稀稀落落散布着些平房，间杂有些热带树木。尽管我已有心理准备，仍然不能不为国中还有如此荒旷的县城而惊异。我在下车的丁字路口仿徨片刻，北边是班车来时的砂石路，南边通往铁矿， 矿山抬眼可见。朝东的一条水泥路较为宽畅，挑着畚箕的黎族妇女三三两两赤脚而行。虽不通语言，不便问话，但不难猜想这就是本县的“长安街”了。我朝那“长安街”走去，路旁有县“革委会”和武装部的牌子，大约二三百米就到了“街”的尽头，也就到了我报到的县公安局。

接受我报到的是一个军队干部，那时全国的公安局都已经军管。这个军人说有过通知，知道有个学生要来，说着便把我领到了一间茅草房中。县公安局就只有十来间办公用的砖瓦平房和十来间宿舍，当然都已占满。瓦房后还有两间茅草小屋，其中一间便给了我作住宿兼办公两用室。茅屋是几根木柱和竹片搭起来的，四壁涂抹了些泥巴，疙疙瘩瘩抹得极不均匀，像麻疯病人的脸一样，难看极了。棚顶上的稻草散发着霉味。木条拼做的矮小的门，人进出都须低头躬腰。四墙透风，屋脚浸雨，不久前有过一场台风大雨侵袭，满地还是湿漉漉的。当时我有点诧异:台风怎么就没有把这破草房卷倒呢？后来才明白了，风雨摧不垮， 是因为茅屋低矮的缘故。而且，茅屋的好处还在于即使是给摧垮了，人在其内绝无生命危险。这么一来，我便觉得住茅屋心安理得了。于是我找了一些旧报纸和招贴画来，在泥巴墙上糊贴了一通，麻疯脸稍加整容就似乎好看了一点。然后摆了一张木床、一张小桌、一把竹椅，我的茅屋生涯便从此开始了。 

小茅屋对面另有个草棚，原是做食堂用的，因为武斗时期人员东逃西散，武斗结束后人又大多下放五七干校，食堂就不开饭了。我只好到县“革委会”机关去吃饭。只是到过春节时，大家捡了野菜回来，才在草棚里烧一回锅，让全局人员和家属小孩子都来共进“忆苦餐”。我平时在县“革委会”那边搭伙，比“忆苦餐”其实好不了多少。虽然有糙米饭，却只能配着咸鱼吃，改善生活时才有几小块连皮带毛的猪肉。蔬菜是极少见的，有南瓜就是好的。昌江农村里，腌了西瓜皮当菜吃，机关不吃西瓜皮而吃南瓜菜，就算是很大的进步了。开始我吃不惯那饭食，没几天就上了火，弄得口腔发炎。“长安街”上唯一的一个百货加副食商店，卖有玻璃瓶装的水果罐头，我就买几瓶来吃。然后又买了二斤白盛在空罐头瓶子中准备冲水喝，也是为下火，却想不到遭了蚂蚁。黑蚂蚁成群结队地从茅屋外边侵犯进来，从潮湿的泥土地面爬上泥巴墙面，从泥巴墙面爬上铺着草席的床面，从铺着草席的床面爬上油漆剥落的桌面，从油漆剥落的桌面终于爬到了盛着白糖的瓶中，形成了一条黑色的几何曲线，着实给我的小茅屋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到我发现时，糖瓶子中已经滚满了蚂蚁，真是黑白分明。我拿了一把铁铲把糖瓶子掇到了屋外，蚂蚁队伍才随之撤退，从此我就不再买糖吃了。 

有天是星期日，我去矿区寻访船上邂逅的女技术员。过了一座小桥，上了一段坡路，路旁有商店和邮局，山坡上还有不少房子，似有一点小山城的味道。问到了她们的住处，原来还是集体宿舍，虽然是砖瓦房，每人却只有一张床的位置，还不如我的茅草房自在。张技术员恰在宿舍，她说小俞出去了，她也正要去一个老乡家里，就叫我同她一起去。从遥远的北方来到海南边塞这个荒凉小县的人们，都感到有幸相逢就是缘分。尤其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不论是来自河北河南，还是山东山西，大家都以老乡相称，当地人则叫我们“北方佬”。我随张技术员去的那个老乡家，现在已经记不起名姓来了。只记得老乡十分热情，做了一只白蘸鸡招待我们，这大概是我在昌江的第一顿饱餐。以后认识的老乡逐渐多了，节假日就有地方混饭吃了。接着又分配来不少大中专学生，还有大批的广州知青下放到军垦农场来劳动，昌江这个小县开始热闹起来，我也就不像初来时那样孤寂了。

“臭老九”这个称谓一时很流行，似乎还起到了某种“引力场”的作用，大家很容易就凑到了一起。从大陆分配来昌江的“老九”有二三十人，经常三五成群地聚在一处聊天。有时我们还一起吹拉弹唱，也真有人才，有的同学歌唱得很好。除了唱革命歌曲，也常常忘乎所以而唱一些“封资修”的歌。一天，我在“长安街”那个唯一的商店里，看到了一把小提琴，我很惊诧这小小商店如此品类俱全。我拿琴来试拉了几下，音色尚好，就花三十六元买下来。在我的狭小的茅屋中拉琴，一不小心弓子就会碰到墙上，但我还是很有兴致。靠这把琴，还吸引了几个爱好文艺的朋友来茅屋作客。在其时其地拉琴，似乎显得清高了一点，同别的“老九”一起娱乐尤其引人注目，因此我还遭到了“脱离群众”的非议。听到那些飞短流长，我并不在乎。在当时的环境中，除了我们这些“老九”在一起聊聊以外，还有什么方式可消解寂寞呢？ 正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用当时的口头禅就是“臭味相投”。 这一群人那时虽然被打到了社会的底层，但又毕竟从才智上占取优势，因而既被人所歧视，又被人所妒忌，遭受诽谤也是在劫难逃。不过我们这群人也的确有“臭架子”放不下，似乎越是到了落后的地方越要“自命不凡”，聊天时总不免要泄发一些忿懑情绪。如听说，在某部队农场勒令接受“再教育”的“老九”不得谈情说爱，一对恋人被逼上吊自尽了；参加某农场围海造田的数百名大学生，在台风暴雨中被卷入了大海狂涛中；某地方清查“五一六”，又把哪些同学抓起来了，等等。我们一面愤愤不平，一面又觉得分配到昌江来还算幸运。我还因此多了一点自知之明：既然住在茅屋下，就须低着头，夹着尾巴做人才是。越是低矮，就越不怕被风吹倒，在社会政治台风面前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在昌江总算平安地度过了六年半时光。从离开那儿到现在，又已二十五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对我的小茅屋不禁满怀的思念，茅屋周围的风景也都历历如故。小茅屋对面是一座高山，山是那样葱茏，常有白云缭绕，当年于寂寞中眺望青山，每有“相看两不厌”之感。正是身临于那样的境地，我才真的感悟了李太白独坐敬亭山的诗意。县公安局的那个院子很大，只有些间断的篱笆墙，空地上除了几株芭蕉，就是丛生的杂草，随便放一个破缸就是男人解小便处。杂草相夹的小路上，常常碰上褐色的蛇横道而过，或是蜷曲卧于道中，冷不丁吓得人毛骨俱竦。晚间出来解手，必须拿一根棍子用以打草惊蛇。我的茅屋北侧，有一条小溪流过。溪边除了荆草，还长着木薯和野石榴树，肚子饿的时候就可以伸手摘来木薯或是酸石榴啃吃。涉过小溪，那边是我们参加劳动开垦的坡地，种了一排排的胡椒。清彻的溪中俯首见鱼，还有许多青蛙活蹦乱跳。夜静时听着小溪的淙淙水声，再配上蛙声和草丛中的虫鸣，是何等地和谐而美妙！我以为那正是古典音乐之滥觞。

办案与下乡

被冠以“文化”之名的“革命”，却演变成了一场真枪真弹的武战，就连昌江这样僻远的边塞小县，也不能幸免。非但不能幸免武战，而且当时还要定性为“叛乱”与“平叛”，其性质严峻得骇人，其激烈与残酷程度也胜于内地。我已确定分配到昌江时，那儿武战正烈，交通尚在断绝中。后来客运一通，我就去报到，其时昌江“平叛”虽已告捷，火药味却依然在弥漫中。 

我参加本县政法机关的第一次会议，就是一个批斗会。县检察院的一个干部，参加了“叛乱”的“造反派”组织，因而罪莫大焉。他原来的同事们一个个怒目圆睁，言厉声嘶，令他跪在地上， 并将一块重重的木头牌子，用铁丝挂在他脖子上。曾经在一起朝夕相处的同事，转眼间就视为寇仇，人性何至如此！目睹这种场面，我一想自己生来乍到，前程未卜，心里就有些战战兢兢。那个被批斗者关进了看守所，并立为“现行反革命”案件。县里成立了“三查”办公室，大概是一查“叛徒”，二查“特务”，三查“走资派”。 我被安排在这个办公室，办案的重点却是“现反”案件，包括武斗酿成的人命案，同时也审理其它案件。办案中我才了解，昌江两大派的分野，一派以当地土著人为主，一派以外来人为主。土著人一派被指责为“地方民族分裂主义”，据说他们提出了“赶走大陆人”的口号。我想那口号一定是个别“造反派”头头搞的，却让黎民百姓们蒙受株连。当时一位县长是本县黎族人，在“平叛”部队的进攻下跑回自己村里，乡亲们却不敢容留他，怕他给村里带来灾祸，居然放火把他活活烧死。这件事足以说明黎族村民是多么老实。一天晚上，我去县“革委会”的一个办公室，看见武装队员正在对刚刚抓来的“叛匪”严刑拷打。受拷者是个黎族农民，光着瘦骨嶙峋的身子爬在地上，黝黑的皮肤上印着斑斑血痕。我说：“别打了！”他们不理睬。我再说一遍，几乎吼了起来，打的人才住手。当然，比起处死来，拷打还算不了什么。有些人就是被插上“现行反革命”的亡命旗，给绑赴刑场枪毙了。 

后来我也觉察到，武斗结束后的严厉清查，掺入了一些人的报复情绪。因为“造反派”得势之时，也曾经不择手段地惨烈整人。公安局的老靳就被“造反派”抓过打过。“造反派”逃窜时，押了老靳当人质，窜到海边的南罗公社。老靳受尽折磨，差点被枪杀，幸亏他偶然认出押他的人中有一个人面熟，原是铁矿公安科的，就瞅机会偷偷求情，才幸而被放回，得以苟全性命。 

有一次，我和铁矿“三查”办的老何同志一起去南罗公社查案。走到一个村子里，天色将晚。村口的房子是卫生所，“赤脚医生”是个女青年。她看了介绍信，带我们找到治保主任，她也就做了我们的翻译。昌江的语言十分复杂，不仅有黎族苗族语言，就是汉族人乡村也不说现代汉语。南罗靠近儋州，讲儋州话。其它乡村还有京话(大体同京族的语言)、村话(昌江当地语种)等，各不相通。治保主任给我们派了饭，在一家草棚里喝了两碗煮有咸鱼块的米粥。然后还是那个女青年带我们回到卫生所去住。天黑了，村子似乎很幽深。女青年穿着白衬衫走在前面，我看不清路，就紧盯住她白色的背影。两边是影影绰绰的房屋和苗蕉树， 时而从毛竹丛中穿梭而过。走到卫生所，周围没了人家，只是黑森森的莽野。 

女青年开了房门，点燃蜡烛，就丢下我们走了。房子里有两张床，大约是看病用的。我和老何躺在床上，都睡不着。南罗曾经是“造反派”的据点，到这里办案不能不格外警觉。我带了一支左轮手枪，那时县里没有什么好枪。老何可能是一支“五四”。夜里狗咬得很厉害，又听见有杂乱的脚步声。老何拽我：“起来，推上子弹！”他一骨碌下了床，趴在门缝里望，手里紧紧握着枪。 我也跟了过去，但门缝里什么也看不见，只有莽野一片漆黑。我们回到床上躺下，不大会儿又有狗叫，又有脚步声响，老何又叫我起来，又顶上子弹，又趴到门上。等到外面安静下来，我们再回到床上。不大会又听见有骚动，我们再一次重复前面的行动。就这样，一夜没有安眠。天亮了，我们到井上吊了一桶水，简单洗漱过，那个女青年就来叫我们吃早饭。我问她昨夜发生了什么事， 她说没有；又问狗为何乱叫，她却笑而不答。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村里年轻人在“游夜”。 

当地的少男少女们，一到夜晚就出来游动，成群成伙聚到一起，先是说笑娱乐，烧起篝火来，在火中跳舞，然后便各携伴侣去过夜，或是就在一个家里男女群宿。大约是年轻男女结婚前，要有这样一个恋爱试婚过程。那火堆上跳舞的情景，我没有亲眼看过，大概是颇有原始狂放之风的。昌江民间的男女狎玩也颇带原始之风。县里每年都要调民工上水库工地劳动，村里抽人时必定男女相当，虽是安排男女分别集体住宿，但到了夜里就成双成对了。在昌江办案没有遇过强奸案，只是办过几起偷奸案。偷奸这个罪名，我是到了昌江以后才第一次听说。因为天气炎热，男女百姓常在户外睡觉，偷奸的男人就趁人家女子熟睡时行奸。被奸女子醒来后不高兴，提起控告，偷奸罪名便成立。这个罪名在刑法中没有，而且那时也还没有颁布刑法，我们判处时便比照强奸罪从轻一些。昌江的离婚纠纷案也极少。女人只要把孩子留下， 就任她跟了别的男人去同居。离异比较随意，孩子却被看得很重要。一个男人跟前可能会有十来个孩子，但并不是一个女人生的。孩子似乎不需要太多的照料，只要有蕃薯吃，很容易长大。有一次我到昌城公社去查案，汽车开进村里，当路尘土中，有个五六岁的男孩光着身子睡觉，睡得很死，鸣喇叭都不管用。司机只好停住车，下去照着光屁股踢了两脚。孩子揉着眼爬起来，一看有汽车，撒腿就跑，逗得车上的外来客一阵好笑。 

昌城公社是昌江古时的县城，现在却看不出一点古城的痕迹。一出公社机关的院就是旷野，不远就有山冈，山冈下卧着许多零乱的巨石。吃过晚饭，我漫步到那山冈下，选取一块大石头坐下来，静静地领略周围的风光。昌化江从这里流往北部湾，河面很宽平，水波很清亮。岸边的一些田地中种了蕃薯和甘蔗，更多的却是不能耕种的荒原。车道横穿在荒原中，道边排立着高高的仙人掌，一群黄牛慢慢悠悠地向村中走去。夕阳这时像一个大的蛋黄，正在轻轻向地平线靠拢。我手里拿着照像机，从取景框中凝望，景色真是美极了。那样极清晰透明而纯正的霞色，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可惜手头是个质量很糟糕的像机，没有能把那个美丽旷静的傍晚摄下来，使我多年以后回想起来仍然深为遗憾。 

我在昌城公社不仅办过案，还在村子里下放劳动过，住在一生产队长家里。老队长年纪五十开外，一看就是个饱经风霜的人。我每天跟着他去于活，但他的话一句也听不懂。我说话他也同样听不懂，我们只能凭着眼神和手势交流。他家里吃的绝对是粗茶淡饭，以蕃薯和玉米为主，每天一顿大米粥算是对我的照顾。那时大多是集体劳动，中午常在田野中边煮边吃。村里的男女青年一边干活，一边说说笑笑，田间很活跃，可知他们并不感觉生活的苦涩。我由于语言的隔膜，对他们的情感世界了解很少，但也逐渐懂得了他们的生活乐趣。下午收工回村的时候，要蹚过一条映满晚霞的小河，少女们在水中洗腿洗脚，戏水打闹， 笑声格格，又响又脆。

在昌城下乡那段生活，使我有了一个感悟：对于贫穷而似乎落后的乡民们，我们没有资格蔑视他们，我们也不需要表示虚伪的同情。其实他们生活得很平静，只要不去搅扰他们，不去伤害他们就好了。而当时我们政府机关所做的事却往往是扰民，是害民的。一次，在昌城的一个厕所里，发现有白石灰写的“打倒毛主席”的字样，显然是小孩子涂抹的，县里却列为重点反标案进行侦破。我们军管会的一个领导从广州开会回来传达说，一个字就可以成为反标案。我惊讶地直起耳朵来听他往下说，原来是把“毛”字倒过来写就成了反标。我当时就想，首先提出一个倒写的字是反标的人，真是“绝顶聪明”。我们办昌城这件厕所反标案的同志也很“聪明”，为了向上面交差，把小学生们的作业本拿来一个一个对笔迹，然后选中一个富农成份的孩子作了侦破对象。在那样贫穷的地方，富农曾经是怎样的富，我就非常怀疑。当了专政对象已经够冤了，还要强加以“反革命”罪名，真是雪上加霜。 对笔迹其实就是骗人的把戏，小孩子乱画的东西根本就没有什么书写特征。那个时代，要想冤枉人也只能找成份不好的人做对象，因此那个富农的孩子就被带到县里，接受这样的审讯：“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你要和家庭划清界限。反标是你写的，你必须老实交待，是你爸让你写的？还是你妈让你写的？你说不是妈妈，肯定就是你爸爸了。”这个案件就这样“大功告成”了。孩子的爸爸被逮捕，被判了十年徒刑。往监狱送的时候，他挣扎着不上囚车，不让给他上手铐，大声呼叫：“冤枉！冤枉！”我当时在场，心里十分内疚，暗想，以后有机会一定要给他昭雪。 

我离开昌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所以没有能够亲自为冤案平反。前几年我重返海南时，访问了当年昌江的熟人，得知“文革”中的冤错案都已复查纠正。然而，重新回顾那段办案的经历，仍可震颤心灵。

李玉臻，笔名寓真，男，山西武乡人，1942年11月生，中共党员。1966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法律系，现任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