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伦贝尔分公司纪委 清风廉韵

内蒙古交通集团呼伦贝尔分公司纪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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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期

借鉴与启示: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当代价值

      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历史传承,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优秀传统文化,其中积淀了许多宝贵的廉政文化遗产。中国传统廉政文化是以廉政理念为核心的优秀文化,内蕴深厚、源远流长,是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有益探索和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廉政思想、廉政制度等文化精华,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历史走向,对推进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启示作用。

作为使命型政党,我党自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始终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并将党风廉政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常抓不懈。纵观百年党建历程,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一直是引领我党廉政建设不断走向科学发展道路的两条主线。在具体的廉政建设实践形态上,“体现在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强调依靠思想教育加以正面引导和积极完善相应制度对党员干部加以规约的两个维度的科学结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为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2013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中国传统廉政文化承载着古人对于廉洁政治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取向,是新时代廉政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精神财富。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更好地应对我党治国理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考验和挑战,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高到了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工作作风上的务实清廉,首先来自思想上的自律和清醒,始终重视思想建党,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的头脑,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思想教育既是实施思想建党的具体方法,又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环节。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国传统廉政文化蕴含的廉政智慧,对当今的廉政建设具有引领和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要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矛盾,必须依靠文化的熏陶、教化、激励作用,发挥先进文化的凝聚、润滑、整合作用。”利用传统廉政文化资源开展廉政教育已经成为当前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途径。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推崇“以德治国”,把廉洁作为官员从政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历朝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官员的官德养成和考察,西周统治者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思想,儒家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倡为政以德,把清廉作为一位合格官员的必备条件,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道德具有一种内在的无形力量,比刑罚更能对人的行为产生约束力。

      从远古神话和古代文献记载来看,先秦以前的官德教育主要体现为圣贤的语言训诫和道德教化,到西周时期,《周礼•天官冢宰•小宰》就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廉吏的六个维度:“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六廉”既是当时“选官任贤”的具体标准,也是对官员的训诫和教育,为建立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明确记录了秦代官府对于官吏的德行要求和训诫,文章中吸纳了不少当时的习语、古训以及民众对于廉吏的评价标准,体现出了官方对于社会共识的认可与重视;西汉宫廷为选贤任能设置了许多讲授和考核官德的机构,针对官员从政言行提出了明确的规范和要求。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国古代的官学如汉代的太学、明代的国子监,都将儒家学说作为官德教育的教科书,为学子官德的养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体现了古人对于廉洁政治的现实思考,与当今的廉政建设在价值取向上有着同质互促性。从教育方式来看,古人将官德和廉政、做官和做人辩证统一在一起,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主张以德养廉的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能为当前更好地开展廉政教育提供历史智慧。从教育内容上看,传统廉政文化蕴含的丰富资源可以为廉政教育提供独特的内容和载体,历代流传下来的典籍中包含了许多廉政思想、廉政言论以及廉政制度精华,可以为当代廉政建设提供崭新的思路。新时代,独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廉政建设体系的形成,其源头活水大多来自传统廉政文化。古代清官廉吏如包拯、海瑞等人的事迹所形成的典范效应,对今天的廉政建设依然具有借鉴意义,有利于教育引导当代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坚决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塑造廉洁自律的从政品格。

      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我党都能发挥学习型政党的优势,保持重视学习、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优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历来是我党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特别善于挖掘传统文化遗产的现实价值,他批判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教化先行”的理念,经常创造性地运用传统文化资源来组织开展全党廉政教育活动。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连载《甲申三百年祭》,文章讲述了明朝灭亡的经过以及原因,并从起义领导集团内部腐败的视角,首次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对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原因作出了全新的解释,文章刊发后引发了一股声势浩大的舆论风潮。4月18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毛泽东同志高度赞赏该文,6月7日,中共中央将《甲申三百年祭》列入整风必读材料印发,要求全党认真吸取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直到1949年革命胜利,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进京,毛泽东同志仍然谆谆告诫全党,“进京赶考”一定要考个好成绩,决不能当李自成,“赶考”的廉政理念由此深深镌刻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内心深处。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的伟大号召,标志着“赶考”这个廉政理念已经成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精神密码。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善于从传统廉政文化中寻找治国理政的智慧,并创造性地转化为新时代的治国理政方略。他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引用荀子“法者,治之端也。”强调法律之于治国理政的重要意义;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引用北宋王安石“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主张立善法来推动国家发展。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认真汲取传统廉政文化的智慧与精华,深刻把握“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针对我党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廉政法律法规。在监督体制建设方面,除了继续加强党内监督、建立和健全民主监督制度外,还大力拓展群众监督的路径和渠道,鼓励广大民众通过信访举报制度、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制度、监督听证会、民主评议会等方式,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职尽责情况进行监督。国家监察机构和权力监督机制的设立,增强了“不敢腐”的威慑力,廉政法律法规的颁布实行,产生了“不能腐”的震慑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机制一体推进,综合发力,涵养了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时代新风。

      历经几千年的沧桑与演变,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在反腐倡廉、整顿吏治、稳固古代王朝政局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当代廉政建设培植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不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都具有永不褪色的价值。文化具有良好的凝聚力和传承性,其“社会遗传现象形成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方式,并促使人类社会历史沿着由过去——现在——将来的逻辑线条往前推进。”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形成的价值底蕴以及携带的文化基因,早已内化为中国人的道德意识和行为准则,古今廉政文化的历史对话,符合民众的文化认知逻辑,能够传递廉政文化正能量,增强人民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厚植党的执政根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经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当代调适和转换,必将在独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廉政体系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来源:《军事文化研究》  

本期播音嘉宾:王泽宇,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分公司纪检监察室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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