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既“破四旧”。毛主席写了一张大字报，号召炮打司令部。1966年8月，中央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当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我也戴上红袖标在天安门西侧观礼台参加了这次接见。
我怀着对毛主席无限热爱的心情，对这场运动似懂非懂，和同学一起拎着浆糊，到处张贴标语口号。我还在什坊院宿舍大门外的侧墙上，用油漆写上“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红底黄字非常鲜艳，一直保留到九十年代四合院拆迁。同学们走上街头破四旧。把学校所在地路牌“和平里”改成“战斗里”。苏联大使馆离学校不远，使馆前面那条路叫“扬威路”，我们把路牌改成“反修路”。许多同学感觉自己的名字不好，有封建色彩，纷纷给自己改名字。也是这个时候，我把我的名字改成了“忠党”。我心想，是共产党挽救了我们全家，我要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报答党的恩情。当时没有法制观念，改名没有到派出所改户口，报名参军时用的就是这个名字，部队也认可了。两年后部队发展我入党，政审时向北京发函，公安系统查无此人，部队派人到北京外调，这才搞清楚。
文革使北京几所教堂也受到了冲击。其中东单二条有座三层小楼是所教会学校，从公安局里传来消息，说这里是以教会学校名义掩护的特务机关。我们接到任务去查封。其实学校早已停课了，只有几位外国老修女住在里面。我们进去后，限制她们的自由。楼顶上有座耶稣雕塑，我和几个同学用绳子把耶稣像拉了下来，摔得粉碎。院子里有几尊神像，也未幸免于难。后来我们把修女们押送到宣武门天主教堂集中看押，最后由公安部门把她们遣送回国。这事还作为红卫兵破四旧的战果，参加了展览。新华社对当时的社会现象进行肯定性、歌颂性报导，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从此以后这股潮流迅速涌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古迹，捣毁神佛塑像，禁止信徒宗教生活，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许多成分不好的家庭被抄家。破四旧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冲击，许多宝贵文化遗产遭受破坏，对国家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每当看到当年破四旧损毁的文物，内心都有一种罪恶感。尽管我没有亲手破坏更多的文物。
文革初期盛行唯成份论，流行这样一句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许多人因为成分问题而遭受迫害。对出身不好的同学，心理造成极大压力，我和班里同学议论起来都不赞成这种观点，我们班也有几位出身不好的同学，但是大家从不歧视。我认为一个人走什么道路与家庭出身没有关系，主要看个人表现。不少老革命都是富裕家庭出身，接受革命理论，参加了革命为新中国诞生做出了贡献，有的还担任了国家领导，这是最好的证明。同样出身好的也有叛徒人渣罪犯。因此，我带领班里同学在学校大食堂发起一场辩论。董文华代表全班发言，在学校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这种唯成分论流行很长时间，地富反坏右成为文革的批判对象，还影响了他们的子女，形成“家庭出身”的歧视，使得许多人在升学、就业、参军、提干等方面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直到文革结束。
文化大革命的大串联
同年中央文革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那时红卫兵是毛主席的客人，不管到那里都有人接待。大串联开始以后，我和张国良、胡铁锚、张贵泉、方利、范元恒等同学听说东北绥化有所无线电学校，群众运动受压抑，决定去东北煽风点火，跑过去支援。在哈尔滨换乘火车时没有合适的车次。正好有一列运煤的火车开往绥化我们就爬了上去。火车开动起来越跑越快，强风把煤渣吹起，打在我们的脸上疼痛难忍无处躲藏。等火车到达绥化时，人人都是一身煤灰，脸更是没法看，简直就是旧社会的挖煤工，除了牙齿其它都是黑的。就连我们路上带的馒头，装在包里拿出来也全是黑的。这是大串联给我们上的第一课。
从东北回来，我们作了更远的串联计划。先到上海，再到成都、重庆，最后还想去新疆。几乎要把全国跑遍。红卫兵是毛主席的客人，坐火车到哪里去都不要钱，因此，车厢里十分拥挤。火车一到站，很多人都是从车窗爬上爬下。路途遥远，实在累了，有人就爬上行李架或钻到椅子下面去休息。天气炎热，车窗一般都是打开的。记得是重庆去宝鸡的路上，突然听到有人喊：“谁的孩子掉下去了”，大家立刻紧张起来，趴着窗户向外看，原来是一只鞋掉到了外面。这时我才知道“孩子”是四川方言鞋的意思。
到上海参观了万吨水压机厂，到重庆参观了红岩村、白公馆，也算是接受革命教育了。出来时间长了，没有地方洗澡换衣服，等我们到达兰州的时候，每人身上都长了虱子。长这么大，第一次知道虱子长什么样。在兰州停留了两天，参观了兰州大学，浏览了黄河大桥。突然接到中央文革停止大串联的通知，这时我们几个同学商量去不去新疆。听说去新疆坐火车要三天三夜，而且进入10月，天气渐凉，大家衣服带的不多，御寒是个问题，于是下决心返回北京。到了兰州火车站，我们几个也没有搞清楚车次，就爬上了一辆空载的客车抢占座位。本以为是开往北京方向的，没想到火车朝着相反的方向开动，列车刚启动，列车员就把车门锁上走了，我们想出出不去，担心被拉到遥远的地方，我们决定跳车。火车刚启动速度不快，当时也不知用什么办法打开的车门，大家纷纷跳了下去。摔倒了是肯定的，有的同学带的喝水缸压扁了，有的手搓破皮了，不过都没有大碍。
复课闹革命大串联结束了，中央号召学生复课闹革命，同学们纷纷回到校园，校园重新恢复了往日的情景。课堂上学习文化，课下以文艺形式歌颂文化大革命。我班钱华同学有导演的才能，她担任总指挥。吸收了几位会乐器的同学，选拔了十几位能歌善舞的，组成了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因嗓音洪亮被选中，和大家一起排练大合唱、学跳忠字舞，还排过一个忆苦的小话剧。
1968年很快到我们这届学生毕业的年限了。然而上一届的毕业学生还没有分配。学生就业成了政府的巨大压力。当时大学停止招生，工厂停止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都处于停滞状态。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混乱，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解决“老三届”毕业生出路的应急措施。这时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在一些人眼里，下不下乡成为衡量真革命、假革命的唯一标准。同学当中酝酿着去内蒙插队。自己当时也想报名，被爸爸阻拦了。理由是我以前得过肺结核，担心受不了艰苦环境的考验。再者，我们学校属于代培生定向分配，已有工厂接收，我去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同样光荣。我被说服了，而和我要好的一位外号叫“老猫”的同学去了内蒙东乌旗，在那里一干就是十几年，招工上大学都不去，在当地成家立业，80年代末一家四口回到北京，安排在城管工作。
1969年1月份，学校正式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北京无线电二厂，在金属加工车间作一名车工。工厂发给我一身崭新的背带式工作服，穿到身上感觉很神气，心想我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了。我的师傅姬兴武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工人。他使用的车床是厂里唯一一台精密车床。车间实行三班倒，人休机器不休。赶上上夜班，前半夜还可以，后半夜就打不起精神来了。开始工作就是站在机床旁边观察师傅操作，给师傅打打下手，下班前帮助师傅把车床打扫干净。基本没有实际操作车床。
“小八路”一语成谶，我果然参了军
到工厂上班才一个月，情况还没有熟悉，就听说部队来征兵的消息了。我非常想当兵，可我的视力也就是0.4、5的样子，上课要佩戴眼镜。我担心因视力不好，部队不要。于是我找来一张视力表，没事就拿出来背。心想只要把视力表背下来了，体检就能过关。体检开始了，轮到我检测视力的时候，我先找了个视力好的同学来顶替，结果被识破了，只得亲自出马。我满怀信心走到测试位置，心想闭着眼睛也能说出每个字符的朝向。一开始指点字符看得很清楚，凭着记忆都能准确回答。越往下指，字符与字符之间分辨起来越困难。0.8以下的字符，模糊一片分不出个数，不知指的是哪儿？背表不起作用了，经常所答非所问。这下我傻眼了，检测结果左眼0.7，右眼0.8，视力肯定是不合格了。
但是我不甘心。我看到部队有带眼镜的，视力不好也不一定不能当兵。我到征兵办公室软磨硬泡，要求他们一定要把我留下。为了表达我的决心，我划破手指写了份血书：我要参军保家卫国！送到征兵办公室。大概是我的精神感动了领导，他们看我其它方面都合格，视力稍差也不是大问题，经请示上级领导，我参军愿望终于实现了，不久就接到了入伍通知书。这下可把我乐坏了，真是喜从天降。当天下着大雪，我骑着自行车去工厂、学校报告我应征入伍的好消息。由于积雪路滑，路上滑倒了两次，我也不觉得疼。和我一起还有李宗凌、崔振国、张贵全、张连福、方利一共六位同学应征入伍，大家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