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时期
可能是爸爸为了上班近， 1956年春节前后，我家搬到了朝内南小街什坊院52号。这是一个二进制的院子。小院不大，住了七八户人家。我家住前院，屋子也是一间20平米的。过了几年，后院搬走了一户，腾出了三间房，全家搬了过去，住的条件才得到了改善。在这个小院里我读完小学、初中、考入红旗学校，经历了文革，直到1969年参军。在这里我也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国家最困难的时期。结核病在我家传播泛滥，给我人生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大院邻居和谐相处亲如一家
那时全院共用一个厨房、厕所，打扫卫生轮流值班，从没发生过邻里不和。经常是谁家做了好吃的，都会送给邻居尝尝。妹妹那时年纪小，经常吃邻居家做的饭。院子里孩子多，也没发生过打架吵嘴现象。而是在一起玩耍，做游戏。女孩子跳皮筋、跳格子、玩抓拐、过家家。男孩最喜欢的是弹玻璃球，拍洋画，斗蛐蛐，推铁环。稍大一点，哥哥姐姐爱打乒乓球，他们就把家里的铺板拆下来，支到院子当中当球台，我也在这时跟他们学会了打乒乓球。
后院唐大伯是外贸部驻德国使馆的炊事员，为人热情大方。 1957年回国带回一部照相机，他主动给院里的邻居们照相，因此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邻里互相关照，谁缺什么都能得到及时的帮助。出门一般都不锁门，真的就像一家人一样。
小的时候家里生活比较困难，爸爸一人的工资很难养活我们全家。妈妈参加街道工厂，做一些针线活，主要给出口苏联的长毛绒大衣，加工锁边，有时为童装厂制作小童鞋。当时是计件工资，为了多挣钱，她经常没白天没黑夜的干。妈妈省吃俭用精打细算，起早贪黑拼命工作。我们身上的衣服，脚上的鞋，都是妈妈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她忍饥挨饿，榨干了自己的身体，瘦得就像皮包骨。每当想起这段生活，我都想落泪
我们兄妹几人一到寒暑假，也做一些勤工俭学的工作。例如，给工厂拆旧手套一类的针织品，找到线头抻出来，制成擦机器的线团；给工厂加工云母矿，用小刀剥成薄薄的云母片，做绝缘材料。这些我们干得十分认真，就是想用我们的两只手换回几块钱，帮助家里解决一点困难。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北京市少年宫来我校召收舞蹈班学员，我的身体素质比较好，被少年宫录取了，我非常高兴。训练地点在景山公园的寿皇殿，大殿宽敞高大，学习条件非常好。靠墙一排压腿杆，我们从压腿抻筋练起，可惜我只去了两次就不去了，原因是舞蹈学员必须自带练功服，家没有条件，我只好放弃了。
1959年正是大跃进的年代，北京修十三陵水库，没有大型设备，几乎就是人拉肩扛的人海战术。爸爸和大哥都参加了大会战。
灾难临头共产党挽救了我们全家
当时他们吃住在工地，劳动强度大，营养也跟不上，又赶上流行肺结核病，他们不幸被传染上了。大哥的病比较重，做了切除两个肺叶的手术。第二年，二哥和二姐也查出来肺结核。肺结核是一种空气传播的疫病，家里七八口人吃住在一起，在全家传播开来。1961年春天，发现我咳血，一检查也得了肺结核。妹妹头痛的要命，整天哭个不停，经检查得了结核性脑炎，大姐不知怎么搞的，得了急性阑尾炎。整个家庭遭遇这么大的变故，简直就像天塌下来一样没法活了。
外贸部领导得知这种情况，分别将手术后的大哥和患病的二姐送外贸部西山疗养院疗养。我、二哥、妹妹、大姐四个人，该住院的住院，该治疗的治疗，这一切都是党组织派人帮助解决的，仅大哥一个人的手术费用就花了2000多元，治疗费用全部由经贸部报销了。当时家里生活开支非常紧张，仅靠父母工资经常是花不到月底，就揭不开锅了。为了少给组织添麻烦，爸爸拿出手表、毛毯等仅有的几样值钱东西，到当铺变卖。
我们患病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欠收，人们吃不饱饭。春天我爬到树上撸榆钱，摘槐花，妈妈给我们包菜团子吃。夏天我和哥哥姐姐到郊区挖野菜，拿回来充饥。副食品供应也极度缺乏，营养跟不上去。为了使我们早日恢复健康，妈妈养了几只鸡，每次母鸡下蛋都煮给我们吃，有时还打牛奶给我喝，因此我的病恢复的比较快。
在家休学三个月又可以上学了。休学期间自己在家里补课，学习成绩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如期考入北京第24中学。
我有一位百折不挠的妈妈
我特别感谢我的妈妈，她是一位百折不挠的母亲，天大的困难也压不垮她。在她的精心呵护下，我们终于渡过难关。我常想，全家一下病倒七个人，要不是新社会，我家那有条件治病呀！少说得死几口子。我总觉得是共产党挽救了我们全家，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条生命，我永远感谢共产党。这一点妈妈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她把对党的感恩之情化作为人民服务的行动，热心公益事业。她担任居委会主任期间，无私奉献，积极工作，赢得大家对她的尊敬和爱戴。60岁的时候，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