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农村长大的
从出生到上小学我都没有离开东南合村。父亲参加革命一直在外面工作，妈妈拉扯五六个孩子非常不容易。听妈妈说，她下地干活把我留在家里，哭着闹着也没人管。稍大一些就和我的同龄人一起去玩。村子东边有个大濠坑，春天坑里的水干了，挖出来的淤泥做成饼状可以摔响，我们就比谁摔的声音大。夏天跟着大人到地里给庄稼浇水，水井是七上八下的水桶，靠机械齿轮搅动，有个叫利民的小伙伴不小心手指被齿轮咬了一口，留下了终身的残疾。
棉花开花之前要给棉花打叉，我在一人多高（指我的身高）的棉花地里跑来跑去，撒欢似的非常高兴。麦子快熟的时候 ，妈妈给我们炒鲜麦穗，香香甜甜的感觉非常好吃。秋天爬到树上摘果子吃。冬天农村有个踩麦苗的传统，可能是为了麦芽分蘖多打粮食吧。地上点起篝火，我们顺着麦陇跑来跑去。
我有个伙伴叫“小人儿”，不知是个子小，还是排行小，起了这么个名子。农村的房顶是平的，主要是为了晒粮食方便。我们经常爬到房顶上去玩。一次在我家房上玩，新房和老房有高差，小人儿从新房蹦下时，砸断了老房的一根檩条，一脚把房顶踩出个洞。这一脚踏空，吓得他大病了一场。他妈妈也就是我的六娘，拿着他的衣服到现场哭天喊地给他降褔消灾。
1954年夏天老家接连下了几天几夜的大暴雨，平原大地汪洋一片，农田全部被淹。这时水里可以捉到小鱼和泥鳅，我和小伙伴拿着箩筐去水里扣鱼，回来可以尝尝鲜味了。由于水大，泛滥成灾，庄稼绝收。一家人生活不下去了，爷爷让我们去北京找爸爸。河水还没有退去，平常走大车的路，变成了河床。是大伯挑着筐，送我们去火车站。筐的一头坐着我，一头是衣物，我们一家逃逃难似的，一路趟着泥水，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故乡。
农村娃进京不适应
初来北京定居在景山西街，西板桥甲2号。这是个深宅大院，东边不远是景山公园，西边是北海公园。地理位置十分优越。院里有穿通前后院的长廊。后院有个花园，有假山、水池，我想以前这里一定是达官显贵的府邸，解放后成了外贸部家属宿舍。
院里住了几十户人家。我家住的是不足20平米的一间正北房。室内没有像样的家具，一张方桌，两条板凳，还有两个大纸盒箱放衣服。床是用木板搭的通铺。那个年代臭虫多，平时除了勤换洗衣服，就是用开水烫床板。即便这样，我感觉还是蛮有趣味的。景山公园西门离我家百十多米，没事就和小朋友到公园去玩。夏天山坡上的草长势茂密，趴下能把人藏起来。我们在公园里面捉迷藏、打游击。
大院与北海公园仅一墙之隔，中间有条一米左右的小夹道。公园的围墙上窄下宽，坡形墙面砖缝有落脚的地方。从小上房爬树的我，这个围墙轻松就能翻过去。景山公园不要钱，北海当时也就五分钱（小孩可能不要钱），再便宜也没有翻墙方便呀。有一年海棠熟了的时候，我们几个小朋友翻墙过去，偷偷摘了公园的海棠吃。被公园管理人员发现，把我们狠狠教训了一顿。
当时人不大，敌情观念还挺强，小朋友在一起经常玩抓特务，抓坏蛋。小学一年级我在米粮库小学，学的第一首歌记忆犹新，歌词是“老黄牛肥又大，土改以后到我家，干起活来呱呱叫，我们全家喜欢它”。
小的时候不懂事，经常惹事。有天晚上邻居哥哥去公厕，我藏在暗处，见他来了，猛然大喊一声，吓他一跳。他想揍我，但没追上，事后肚子疼痛难忍，原来是饭后剧烈活动造成阑尾炎，到医院做了手术。我家非常过意不去，买了一些东西去看望。刚从农村来，我说话带有浓重的乡音，免不了被院子里的孩子嘲笑，受大孩子欺侮，有次被大哥看见了，抓住一个，可能狠狠训斥了对方，他哭着回家告状，他家老太太不干了，找上门来不依不饶，弄得无法收场，气得爸爸让大哥下跪给老太太认错，这都是我惹出来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