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呼和浩特，不应该不来大召；来了大召，不应该不了解它的前世今生。
“召”在蒙古族喇嘛教中指的是寺庙。大召，意为大庙，汉名“无量寺”，居于明清著名的“七大召”之首，数百年来都是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的活动中心和中国北方有影响力的佛刹之一，至今香火鼎盛。
明万历六年(1578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即阿拉坦汗）与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在青海仰华寺会晤，许愿将“生灵依庇昭释迦牟尼佛像用宝石金银庄严”。俺答汗返回归化城（即呼和浩特旧城）后在城南建寺，这便是大召。
明万历七年(1579年)，大召建成后，明廷赐名“弘己慈寺”。因召中供奉释迦牟尼银佛像，故也被称为“银佛寺”。
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应俺答汗后裔僧格都棱汗邀请，三世达赖喇嘛来到呼和浩特为大召银佛主持了开光法会。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1640年)， 清廷命土默特都统古禄格·楚琥尔扩建大召，竣工后改寺名为“无量寺”。
清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晋见顺治皇帝，途径呼和浩特时驻锡大召九间楼。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 康熙亲征噶尔丹途径呼和浩特到大召礼佛；同年呼和浩特掌印札萨克达喇嘛托音二世动用自己的庙仓财产主持修葺大召，并奏请康熙恩准将佛殿青瓦换成黄琉璃瓦，改为“帝庙”。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大召札萨克达喇嘛凯穆楚克集资重修大召，这是解放前的最后一次修缮。1959年，为迎接十世班禅大师，市政府派人维修大召部分建筑，并在经堂佛殿内安装了电灯。
文革期间，大召被服装厂、商店占用。1980 年，落实宗教政策，恢复宗教活动。1986年，大召列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通过政府拨款及自筹资金对大召陆续进行维修、复建和扩建。如今，已恢复原寺院占地三万平米的规模。
【三位历史人物】
说起大召的前世今生，就不能不说三位历史人物。
第一位是大召最早的修建者俺答汗。全名孛儿只斤·俺答，是成吉思汗的17世孙，蒙古土默特部首领，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称号“阿拉坦汗”意味着“金色的汗”，反映了他在蒙古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俺答汗曾发动对兀良哈部的征战、占领青海、征服卫拉特蒙古等。1550年，俺答汗进攻明都城北京，导致了著名的“庚戌之变”，后来通过与明朝的和解，被封为“顺义王”。
在明朝以前，塞外草原上还没有一座像样的城池。1572年，俺答汗和三娘子开始共同主持修建一座名叫库库和屯的城池，后被明廷赐名为归化城，即呼和浩特旧城。
可以说，没有俺答汗，就没有呼和浩特，就没有大召。
（大召广场的俺答汗雕塑）
第二位是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
索南嘉措于藏历第九绕迥之水兔年(1543年，明嘉靖二十二年)生于拉萨附近堆龙地方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家族据说是赤松德赞时期最早出家的“七觉士”之一，在当时有一定政治势力，是元朝划分的十三万户之一。
1546年，年仅4岁的索南嘉措被作为根敦嘉措的转世灵童迎请至哲蚌寺，先后受了沙弥戒、比丘戒，11岁任哲蚌寺第十二任法台，16岁任色拉寺住持，22岁担任了色拉寺第十三任赤巴。索南嘉措一生最大的功绩是把藏传佛教传播到了内蒙古地区，使格鲁派跨出了藏族的地域得到了蒙古人的信奉。
格鲁派（该派僧帽为黄色，故俗称“黄教”）自宗喀巴大师创立以来，一度发展迅速，在西藏僧俗两众中广受信奉。但随着西藏帕竹政权的衰弱，继起的仁蚌巴、辛夏巴（名号为“后藏上部之王”，汉文史料译为“藏巴汗”）政权都信奉噶玛噶举派（“白教”支派），格鲁派遭到严重打压。格鲁派哲蚌、色拉二寺的僧人被禁止参加拉萨祈愿大法会，格鲁派僧人被强令不准戴传统的黄色帽子而要改戴红帽。拉萨东部的止贡噶举派还乘火打劫，出兵抢占了18座格鲁派寺院。
激烈的教派纷争中，格鲁派年轻的领袖索南嘉措可谓忧心如焚。
就在这个时候，他意外的收到了一封来自蒙古的邀请。
原来，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在征讨草原各部的过程中，深感落后的萨满教不能满足整合蒙古各部的需求，故而积极寻找一个高等级的宗教为自身势力加持。蒙古使者向索南嘉措说明了来意：俺答汗邀请他前往青海会晤、讲法。
对这遥远异族的邀约，索南嘉措敏锐的察觉到改变困境的机会来了。他不顾格鲁派部分高层的反对，决定远赴异域弘法。经过半年的艰苦跋涉，索南嘉措于1578年5月来到青海湖畔的仰华寺，与俺答汗会晤。两位领袖彻夜长谈，颇有相见恨晚之意，为表达倾慕之情，二人互赠尊号以示尊荣。
俺答汗赠与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从此才有了“达赖喇嘛”(金刚智海)的称号。索南嘉措投桃报李，回赠俺答汗“大乘法王”的尊号。
索南嘉措实际上是第一位享有“达赖喇嘛”尊号的，但为了阐明其与宗喀巴大师的传承关系，他向上追溯了两代，将宗喀巴的弟子根敦朱巴认定为一世达赖，根敦朱巴的弟子根敦嘉措认作二世达赖，索南嘉措自己为三世达赖喇嘛。
索南嘉措与俺答汗的会晤引起了明朝政府的重视，万历皇帝派人赐印信与衣物，承认了索南嘉措在西藏宗教界的崇高地位。
俺答汗集合土默特、鄂尔多斯、永谢卜诸部十余万众集会，宣布信奉格鲁派，还命一批王族子弟随索南嘉措出家，格鲁派于是在蒙古族中扎下根来。
俺答汗在索南嘉措的帮助下，废止了很多蒙古固有的陋习（如夫死妻殉、血祭），并制定一系列“禁制”，规定部属抛弃萨满教“翁衮”神信仰，确保格鲁派的宗教权威地位。
此后，索南嘉措奔走于各地弘扬佛教思想。漠南漠北各部、卫拉特蒙古四部王公属民都先后一体信仰了格鲁派。得到蒙古各部支持的格鲁派，逐渐成为藏传佛教的大宗，而佛教也从此在蒙古草原广为流传。
三世达赖喇嘛高瞻远瞩，对后世将格鲁派推向巅峰起到了奠定基础的作用，无疑是达赖世系中灯塔级人物。
第三位是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
云丹嘉措是达赖喇嘛源流中唯一一位蒙古族转世身。他生於藏历第十绕迥之土牛年(公元1589年， 明万历十七年)，父亲青格尔杰布彻辰曲结，又名苏密尔台吉，系俺达汗之孙。
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在远离西藏故土的内蒙古圆寂。为了巩固与蒙古土默特部的政治联盟，三世达赖圆寂之前认定他的转世灵童降生在土默特顺义王府，即俺答汗之曾孙。
蒙古各部以本族中诞生佛教领袖为无上光荣，作出格鲁派一旦有危难，可以依靠蒙古军事支持的许诺。
1592年，云丹嘉措在归化城受到僧俗上层等四众弟子盛大欢迎，并被迎请至三世达赖喇嘛坐过的法床，其转世灵童的身份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可。格鲁派拉萨三大寺(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闻讯召开秘密会议商讨，派出灵童寻访组来归化城访查、确认。寻访组返藏后，格鲁派高层决定确认云丹嘉措的转世灵童身份，正式派代表团前往漠南蒙古迎请。但由于父母不愿儿子远离，所以云丹嘉措在呼和浩特滞留达10年之久。
1602年，十三岁的云丹嘉措在西藏代表团及蒙古骑兵护送下，经宁夏、甘肃、青海入藏，次年在藏北的热振寺举行坐床典礼，然后到拉萨的哲蚌寺居住学经，并拜甘丹寺赤巴桑结仁钦为师。桑结仁钦因自己年老体弱，为他延请扎什伦布寺住持罗桑确吉坚赞(即后来的四世班禅大师)来讲经传法。
身为蒙古黄金家族后裔的四世达赖先后接任哲蚌寺第十三任赤巴、色拉寺第十五任赤巴，多次到前后藏各地云游弘法，接受信徒礼敬供养。对当时处境困难的格鲁派起到重要的稳定作用。在此过程中，蒙古军队常驻拉萨，隐然是格鲁派的卫队。
统治后藏地区的藏巴汗及其盟友噶玛噶举派日感不安，终于与蒙古军队一度交锋。
1616年，明廷派遣使团赐予云丹嘉措“普持金刚佛’的封号和册印，请他进京朝见。同年岁末，云丹嘉措未及成行，就在哲蚌寺突然圆寂，享寿二十八年。
四世达赖云丹嘉措辞世之因历来有各种传说，成为格鲁派的一大历史谜团。
【大召的宝贝】
大召寺院座北向南，主轴线上由山门、天王殿、菩提过殿、大雄宝殿和九间楼组成，是汉族和藏族相结合的建筑风格。
过殿进门，上方有一幅光绪元年的横匾——匾上的这四个字，你认得出来吗？
答案是“慢是西天”。
这四个字，蕴含了深刻的禅意和人生哲理。修行需要耐心和恒心，欲速则不达。日积跬步，才能达到觉悟之境。这也可以引申为，在生活中要从容不迫的面对挑战和困难，最终达到内心的平静——要真正达到这种境界，或许要丰富的阅历与智慧吧！
大召的藏品丰富，不但有晾佛节展开的巨幅唐卡、108部的甘珠尔经卷等珍贵的历史文物和艺术珍品，还有被誉为“大召三绝”的银佛、龙雕和壁画。
在大雄宝殿后部的佛堂中，供奉的正是银铸释迦牟尼佛祖像，以三千斤的纯白银打造。为防白银氧化发黑，在白银外镀了一层金箔。银佛庄严肃穆，是中国保存最大、最完整的银制释迦牟尼佛祖像。
佛像前，两条金色木雕的巨龙高约10米，张牙舞爪，盘旋于一对通天柱上。令人称奇的是这两条蟠龙竟为泥巴雕制，只是在龙身外刷了一层金粉。龙体空心，全凭龙爪为支撑点盘旋而上，构思极为精巧。
佛堂四周和门外的壁画也堪称一绝，小小一面墙竟容神佛凡间七百多人，栩栩如生。这些壁画皆以天然矿物石磨成粉末，再加入动物胶和牛胆汁绘制而成。
佛堂是暗寂的，唯有摇曳了数百年的酥油灯闪烁着朦胧的光晕，营造出一种神秘而安静的氛围。亲手点燃一盏酥油灯，祝福远方的亲友平安喜乐。
玉佛殿的地面是光可照人的青玉石板。上供一尊丰盈白晰的佛像，面慈目善，盘膝而坐，神态安详。佛像身高四米四，由二十多吨整块缅甸玉雕刻而成，没有半点拼接。佛像的袈裟上镶嵌了四万一千颗红宝石，七千颗钻石。这数字是人的机心，代表了佛祖农历四月初八的生日。
大召殿堂中有不少御赐之物，如清朝康熙皇帝的“万岁龙牌”，乾隆皇帝赐的鎏金财神等等。
康熙皇帝用过的龙凤孔雀伞，是一把很奇特的伞。伞面由孔雀毛覆盖，是皇帝御用之伞，皇帝乃真龙天子，持伞人既不能与天子并行，更不能同处伞下。所以制造者一改直棍伞把的作法，别具匠心地设计出这柄扭弯伞把。这样，持伞人就可以在皇帝的侧后方，为天子撑伞。
康熙当年还从大内御赐了八盏珍珠八宝宫灯，紫檀木质地，镂空雕花，珍珠装饰。八盏宫灯高悬在殿堂上，无声地述说着历史的沧桑。
【“御马刨泉”的传说】
大召门前，有一口“御泉井”。
相传，康熙当年率部西征返京，途经呼和浩特，在大召门前歇脚。时值酷暑，大队人马口渴难挨。此时，康熙皇帝的坐骑(御马)突然扬鬃长嘶，以前蹄刨地。蹄落之处涌出一眼清泉，甘美的泉水琼浆玉液般的汩汩涌出，千军万马得以一饮为快。从此，泉水长流不绝。
此泉眼被人们称为“御泉井”，号称是中国北方最佳之泉水。该泉曾以水清味甘、常汲不竭而著称，城中许多茶馆、民户都争至取水。随着地下水位的下降，1982年玉泉水枯竭了，但玉泉井依然存在。“御马刨泉”的故事也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