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苦短，转眼就是百年。”——记不清这是什么时候从哪里传出来的社会流行语，反正它十分精准地概括出世人对生命的感悟。
2024年7月26日，是岳父李光霁的百年诞辰，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此刻又像演电影般地叠映在我的眼前。
第一次见到岳父那年我才十二岁，那时候我叫他李叔叔。
1956年12月，我离开老家长寿，由外婆护送到沈阳投奔五爸。五爸当时还在东陵疗养院住院，于是写信叫我先找李叔叔家。
12月30日，迎着漫天的雪花，我和外婆抵达沈阳，当我们推开沈阳南湖振兴街二段四里11号二楼的大门时，一股暖流迎面扑来，我这个孤儿从此有了一个温馨的家。
傍晚，一阵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响过之后，门口传来一个洪亮的男中音：“云儿到家了吗？”李叔叔走进了屋：大高个儿，大眼睛，高鼻梁，高嗓门儿。他刚下班，一边搓着冻红了的手，一边问我一路上的情况。他一会儿说东北话，一会儿说四川话，我用带有浓浓乡音的四川话回答着，初次见面的陌生感顿然消失。
1月1号，李叔叔领我到东陵疗养院去见了五爸。在回来的路上，他教我怎样过马路，怎样坐电车……成了我走向新生活的第一个领路人。
那时候，李叔叔李妈妈已经有五个儿女，我来之后，自然成了家中的老大和“座上宾”，处处受到优待，而弟弟妹妹们也都与我和睦相处，很快就打成了一片。有件事我至今还念念不忘：那时候我早晨穿好衣服后，见哪个弟妹还没起床，我就跑到他（她）耳边，用起床号的曲调填上新词小声地唱：“天大吧亮，吹猪起床，我来看猪，猪在床上——”有一次李叔叔听到我在“吹号”，便严肃地对我说：“把人当猪，是侮辱人格。不要把长寿的坏习气带到沈阳哟。”我当时满脸通红，从此再也不敢唱了。
在李家，我深切地体会到了“严父慈母”的含义。李妈妈是抗战时期的中学生，曾经的“文艺青年”，所以经常给孩子们唱《松花江上》《毕业歌》……哀婉的《渔光曲》、悲壮的《满江红》我都是跟她学的。1957年春天，沈阳复映老电影《马路天使》，于是大街小巷都能听到《四季歌》和《天涯歌女》。有一天，李妈妈正和我们几个孩子一起哼唱，爸爸听到了，便大声地制止：“小娃娃唱什么郎啊郎的呀？都别唱啦！”歌声戛然而止，只有我最能体会到李妈妈的尴尬。
别看李叔叔平时很严肃，其实他性格活泼，爱好广泛，也注重对孩子们的全面教育。他经常带我们到公园游玩，到太原街看电影。在我离开李家到皇姑区上初中之后，他还两次花高价买票请我和五爸去看演出：一次是安徽黄梅戏剧团名角王少舫到沈阳来演《天仙配》，一次是苏联某艺术团在辽宁艺术剧院演出大型歌舞。至今那位苏联男低音歌唱演员的《伏尔加船夫曲》还在我耳边回荡：“绕着茂密的白桦树，踏着世界不平的路，嗨哟哟嗨哟，嗨哟哟嗨哟，踏着世界不平的路……”
1956年夏天，因五爸从省外贸调到金州创办野牲饲养场，我也从沈阳二十四中转学到金县八中读初二，从此离开了沈阳，远离了一个温暖的家，只有过年的时候偶尔能团聚了。
1962年秋天，我下乡当了知青，63年春节，李叔叔领着小弟从沈阳来到金州和我们一起过年，还送来了李妈妈亲手为我缝制的一件带毛领、配拉链的新棉衣。在那次聚会中，我听到李叔叔和五爸在历数初中、高中同学的姓名，在谈论小说《红岩》中国民党政府强买“慈居”做特务机关的往事，还一起走进大连宾馆的高档餐厅举杯互祝新春快乐……我，一个初涉人世的年轻人，就是在两位叔叔的真诚交往中，品尝到了人间友情的甘甜。
1968年的春节，更是我永生最美好的记忆。生产队放假后，我决定到阜新过年，但在沈阳换车时，我又习惯性地先拐进了“振兴街二段四里1 1号二楼”，似乎只有这里才有家庭的欢乐。吃完了年夜饭，李妈妈照例要洗一大盆衣服——按传统习俗，不管新旧，头一年衣服上的灰尘是不能带进新年的——孩子们看书的看书，下棋的下棋。李叔叔说，“咱们开个春节联欢会吧！”他往炉子里加了一铲子优质煤，整个屋子里的气氛也一下子红火起来。弟妹们有的唱歌，有的跳舞，有的讲笑话。那时候歌剧《江姐》正风靡全国，于是大家又唱起了《红梅赞》，李叔叔还用洪亮的四川腔儿唱起了《川江号子》：
“长江流水长又长，波浪滚滚向前方，高山悬崖挡不住，冲出三峡到海洋……”
李叔叔领唱，孩子们就合唱——或帮腔，或喊号子：嘿咗嘞，嘿咗！嘿咗嘞，嘿咗！宛若一群赤身露背的纤夫逆水行舟，奋力前行。
那个春节，大家都过得特别开心。然而做梦也没想到，春节过后，“文化大革命”变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沈阳电业局一群不学无术而嫉妒心极强的的“造反派”牵强附会，甚至无中生有地编织了“四顶帽子”，将李叔叔强行遣送回重庆农村劳动改造，李妈妈和弟妹们也受到株连，来到一个贫穷落后的“半坡”，挤在一间低矮破旧的茅草屋里经受磨难。
我是在李叔叔一家被遣送回乡两个月后才从五爸的来信中得到消息。那时候，我正在大连的梨树沟青年点“战天斗地”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简直不敢相信，高大、洒脱的李叔叔也会在烈日和淫雨中弯腰驼背地和农民一道土里刨食？一个曾经享誉东北电力战线的总工程师，一个全国首批“带电作业”工程的指挥者，竟会在摇曳的煤油灯下苦熬日月？我的耳边只是不断地响起那曲《川江号子》：“江上浓雾漫四方，乌云滚滚盖长江。”什么时候才能“联手挥动桡和桨，拨开那云雾迎太阳”啊？
从那以后，我开始和李叔叔及弟妹们通信，七五年之后，甚至一起踏上了艰难、曲折的平反之路：体会希望带来的兴奋，品尝失望带来的痛苦，体会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他那多灾多难的祖国一道起落沉浮……在那些靠鸿雁传书的日子里，我发现我的李叔叔学识渊博，文笔流畅，字体洒脱，他不但关心中国科技的发展，也关注文艺创作的动向，我记得他就曾在信中讽刺当时文艺界“公式化”“脸谱化”的创作倾向：一写知识分子，不是搞破坏，就是绊脚石……他刚强的性格，也渐渐变成了我及弟妹们在逆境中奋进的步伐。有很长一段时间，一有空，我就用蘸水钢笔模仿他那潇洒的字体，终于逐渐改变了自己以前字迹的寒酸模样。
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倒台了！可惜我的五爸却在黎明中与世长辞，李叔叔闻讯后放声痛哭。在他的影响下，我和李荣决定横跨半个中国，让周李两家的友谊继续传承和不断升华。
1979年7月，在经过了整整五年的艰辛上访之后，李叔叔终于彻底平反，重新工作了。而我也在阔别家乡33年之后迎来了“四喜临门”：重返故园，喜结良缘，岳父平反，兄弟团圆，从此彻底改变了我后半生的生命走向。
岳父回到他一生钟爱的电业战线之后，便开始了忘我的工作，他的口头禅就是“把损失了的时间夺回来！”他主动请缨，创办重庆电力职工大学，身为副校长，还自告奋勇地自编教材兼任英语讲课。解放前夕，他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独裁，曾冒着生命危险和工人们一道排除特务安放的炸药，被评为重钢的“护厂模范”。在他心目中，当年的抢险护厂和今天的育人建国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要抢时间！“四人帮”贬低知识，迫害知识分子，阻碍祖国建设，今天我们就是要动员更多的人，用知识武装头脑，加快建设步伐。为此，他积极组织中学、大学时期的同学会，宣传自己的观点，还加入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农工民主党，并担任沙坪坝区委副主席，为育人建国奔走呼号！他的付出，他的业绩，在电业局，在沙坪坝，甚至在重庆都是有目共睹。临退休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及孩子们的工作态度、价值取向和人生道路的选择。
由于十年浩劫中备受折磨和恢复公职后忘我工作，岳父患上了白内障、糖尿病等顽疾，66岁以后，他不得不从返聘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也曾两次到东北女儿家小住，尽力为俩外孙高考和中考助阵。那段时间自然成了我们今生最美好的回忆。
岳父学识渊博，性格爽朗，热爱生活，而且还做得一手好菜。直到现在，我家附近卖豆腐的小贩都还记得他那高雅的谈吐，爽朗的笑声。那时候，我和李荣开办了一家礼仪服务公司，也常用老歌填新词的形式为百姓的喜庆增辉，父亲很支持我，还常常自告奋勇地当我的第一听众。有一年深秋，我们一起到大连看望潘叔叔和何姨，几十年的患难之交喜得团聚，大家都非常高兴。他当时就鼓励我，翻唱新编的《把根留住》：
“一年过了一年，一生最盼这一天，让血脉永相连。擦干心中的血和泪痕，留住我们的根，记住人间的情！”
遗憾哪遗憾，那些用血泪换来的好日子刚刚开头，2002年3月16日，老人家就撒手人寰，驾鹤远行，连他最疼爱的外孙女考取清华的喜讯都没能听到……
情深嫌日短，恩重恨夜长。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和父亲朝夕相处的日子实在是太少了，太短了。最后，就让我借著名歌唱家刘和刚的一曲《父亲》先为本文画一个句号吧：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
人间的甘甜有十分，您只尝了三分。
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够，
央求您呀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
【2024年7月15日起笔，落笔于2024年7月26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