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早期官窑”甲申殿“款莲花纹青瓷大碗

关于网络上盛传的“甲申殿”款类瓷器的探讨和研究——珠联璧和

近期关注南北宋瓷器的朋友会发现，网络上在盛传《南宋越瓷“甲申殿”官款青釉觚》的一篇博客，并被大量转载和引用。随此文的发表，网上陆续出现碗、盘等等此类“甲申殿”款瓷器，且均以该文为样本进行标注和套用（甚至还有拍卖行的标注说明） 。下面就来探讨一下此博客文章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并结合相关物证探讨“甲申殿”款瓷器中断代“非常开门”的此类器物的定位。

一、博客中的推理结论

仔细阅读并经查阅后发现，该博客所采纳的重要依据为《南宋宫廷所用越瓷祭器的几点浅识》，作者为金志伟等三人，选至《2005年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B42（以下称为引文），进而以其图示“南宋越窑青釉觚”为“实物”进行套用描述，并推理得出以下结论：

1、“甲申殿”字款瓷器的烧造时间应在韦太后生日（绍兴十九年正月初一日）之前(1148年)烧造；

2、甲申殿为祭祀场所，宫殿名“按照南宋早期宫中一殿多名、多用、随事易名的特点，把韦太后的“慈宁宫”随事易名为“甲申殿”符合当时宫殿命名的特点规律”，“按照南宋宫廷的习惯，称之为‘甲申殿’似乎更合适”；

3、器物的窑址为“寺龙口越窑址，此窑址当时为南宋宫廷烧造宫廷用瓷”；

4、底款“甲申殿”字款是在烧造前刻款的。

二、针对博文的结论，根据两部史籍和引文进行的研判和推断

通过仔细阅读，并经过查阅大量史料，本人对博文中的内容存在以下几点疑惑，欢迎大家在现有资料情况下共同探讨。

1、如果真有此类“甲申殿”瓷器（断代准确），到底烧制于何时？

先来看看博文中引用的两个重要史籍，一个是李心传的《建炎以来年要录》一五九卷，另一个是《序资治通鉴》一百二十八卷。

《建炎以来年要录》，共二百卷。记述了建炎元年(1127年)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共三十六年的史事，可谓是南宋宋高宗赵构一朝的时事编年史书。作者李心传，南宋人(1167~1240年)。

《续资治通鉴》，共二百二十卷。记述详明，文字简要，“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共四百一十一年，成书二百二十卷，展示了宋、辽、金、元四朝兴衰治乱的历史”。主要作者为清乾隆年间的毕沅(1730-1797年)，清朝经史学家，文学家，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进士，廷试第一，状元及第，授翰林院编修。

作者一个为南宋人，一个为清乾隆年间人士，两部史籍之记述已成为今天研究南宋历史的重要参考。经仔细核对，《建炎以来年要录》一五九卷与《序资治通鉴》一百二十八卷中关于绍兴十有九年的记载完全相同，并无差异，史料确凿。

博文中，结论为“甲申殿”字款瓷器的烧造时间应在韦太后生日（绍兴十九年正月初一日）之前(1148年)烧造之结论有误。从史籍中若想研判此类“甲申殿”字款瓷器的烧造时间，则韦太后到底是哪一天过生日是解读的关键。若韦太后过生日的时间研判错了，那第一项的推理结论就不会成立，理由如下：

证据(1)：史籍原文记载如下：“绍兴十有九年岁次己巳，金熙宗亶皇统九年海陵炀王亮天德元年（下划部分的字段被博客省略）春正月甲申朔，上以皇太后年登七十即宫中行庆寿之礼日，历不书此据会要”。

“岁次己巳”即年次是干支纪年的己巳年，也就是公元1149年，农历蛇年。“春正月甲申朔”中“春正月”很好理解，“甲申”为干支之一，顺序为第21个，“朔”，农历每月初一。所以此段话的解读为“公元1149年农历正月初一（春节）”，此解读与博客内容相符。

关键是下面这句“上以皇太后年登七十即宫中行庆寿之礼日”，博客中和引文《南宋宫廷所用越瓷祭器的几点浅识》，直接解读为“赵构在这个重大节日为生母韦太后在宫中举行庆寿典礼”。

中国自古就有晚辈在春节时给长辈拜年的习俗，同时还有不管生你在几月份（也许是五月，也许是十月），每逢过年都认定为长了一岁。己巳年春节，每人年长一岁，恰逢此年皇太后年登七十，只能说明皇帝为皇太后承办的春节拜年仪式比以往格外隆重，但不能说明正月初一就是韦太后的生日。注意用的是“年登”，而非“恰逢初一”。换言之，过春节时皇太后已年登七十，拜年时行年登七十的庆寿大礼，这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习俗和文化。

证据(2)：同部史籍原文记载如下；“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阴云不见帝不视事百官守职过时乃罢 甲申诏皇太后庆寿亲属各进官一等慈宁殿官推恩有差”。

如果说韦太后正月初一已过完生日，三月甲申日皇帝不可能在慈宁殿召集负责“皇太后庆寿”的官员和亲属，对皇太后的庆寿仪式进行安排和部署。此证据直接证明，博客和《引文》中关于韦太后过生日的时间研判是错的。韦太后到底何时（几月）过生日，两部史籍都没有交代，大家可以查找，有记载的望网友提供出处，但肯定不会早于三月。

所以，假设真有此类断代准确的“甲申殿”瓷器，烧制时间应断定为1149年（含）或在此之前。

2、南宋宫廷中到底有没有“甲申殿”？

两部史籍中的原文如下：“五月……甲申（据查是5月14日），始创太庙斋殿”，这里的甲申仍是时间。引文及博文原文记述如下：“甲申殿为祭祀场所，宫殿名按照南宋早期宫中一殿多名、多用、随事易名的特点，把韦太后的慈宁宫随事易名为甲申殿，符合当时宫殿命名的特点规律，按照南宋宫廷的习惯，称之为‘甲申殿’似乎更合适”。

作为研究结果，推断始创的“太庙斋殿”由此更名为“甲申殿”，史料的匮乏得出该结论本无可厚非，但推理略显证据不足。假设史籍原文这样描述“五月……甲申，始创太庙斋殿，命名为甲申殿”，这才能成为关键证据。

南宋（乃至北宋）宫廷中到底有没有叫甲申的宫殿，或者如何更名而来，或者始创的太庙斋殿就叫做“甲申殿”，两部史籍并没有给出非常明确的交代，希望广大爱好者踊跃查找，有记载的望网友提供出处，谢谢。

3、瓷器的窑址为寺龙口越窑窑址，此窑址当时为南宋宫廷烧造宫廷用瓷。

博文中引用《南宋宫廷所用越瓷祭器的几点浅识》的记述 ：1998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考古发掘，发现寺龙口越窑遗址出土大量不同朝代瓷片，其中越窑瓷片居多。确认寺龙口越窑址在南宋初期为宫廷烧造用瓷，这一发现被评为1998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大事件，网上完全可以查到）。据1999年1月20日《中国文物报》“越窑考古又获重大突破”报道提供的信息资料，发现刻有“御厨”、“甲申殿”等字款越窑折腹盘残片，证实寺龙口越窑址为南宋宫廷烧造宫廷用瓷。作者据此推断：所提供给的图片（南宋越瓷“甲申殿”官款青釉觚）为寺龙口越窑窑址所烧，并为宫廷用瓷。

但有以下证据证明此件（或此类）器物不是南宋越窑烧造的宫廷瓷器（记住，我说的不是南宋越窑烧造的宫廷用瓷，并未做其它定论），证据如下：

证据(1)：作者忽视的问题是，博文中及《南宋宫廷所用越瓷祭器的几点浅识》的记述中，作为1998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寺龙口越窑址，都记载“寺龙口越窑址所挖掘出来的残片，这些瓷片都是浅灰色胎！与作者提供的图片（南宋越瓷“甲申殿”官款青釉觚）严重不符，见博文中器物图片截图（见图1和图2）。

因图片上的器物为满釉支烧，胎质虽已被包裹，但从支钉痕处和器物肩部（釉薄）截图可以清晰看出器物胎质为红褐色胎（因拍照环境或角度的不同，也可以定义为酱色胎），说明器物完全与寺龙口越窑址为南宋宫廷所烧造宫廷用瓷无关。

证据(2)：《南宋宫廷所用越瓷祭器的几点浅识》的记述中，作为1998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寺龙口越窑址，经实物研究后记载的 “烧造方法采用匣钵体垫圈支烧，所以大部分器物底部留有垫圈痕。这些特征与绍兴、杭州发现的南宋宫廷所用的越瓷碗、盘、器盖等生活用瓷的特征相同……”。

作者所提供的图片（南宋越瓷“甲申殿”官款青釉觚）为满釉支烧，且支钉痕较大，不符合南北宋支钉烧（芝麻钉很小）的特征；不是采用匣钵体垫圈支烧，且器物底部无垫圈痕。因引文中针对的是现场发掘的几件器物残片研究后所下的结论，很严谨的用的“大部分采用垫圈支烧”，没发现的也没谈或下结论。由此确认，博文提供的器物与南宋越窑所烧造宫廷用瓷无关是大概率事件。

综合证据(1)和证据(2)，作者提供的器物图片，与南宋越窑烧造的宫廷瓷器无关，至于是什么年代的瓷器，或什么窑口瓷器，不是本文探讨的内容。

4、底款“甲申殿”的字款是在烧造前刻款的

放大作者所提供的器物图片（南宋越瓷“甲申殿”官款青釉觚）的底部款识图片（见图1）后仔细观察，“甲申殿”三个字字体粗糙，笔画不均，字迹模糊且间断，象形而无意境，与皇家追求的精致相差甚远。更与作为1998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寺龙口越窑窑址所考古挖掘出来的残片不符，见图3。

至于是烧造前刻款的结论，也与南宋博物馆馆藏所展示的先刻款残片图片不符。博文的图片，从器物图片仅能看出款识处的颜色与胎质颜色吻合，胎质粗糙度吻合，但肯定与考古发掘不符，更不是烧造后刻款的。

5、对博文内容及推理分析的结语

以相同的史料为证，做出以上四个分析结论的目的，并非要指出作者所引用器物的真与假，这不是我的目的。而且引文中针对的是现场发掘的几件器物残片研究后所下的结论，客观反应了发现和研究的事实，但因瓷片数量较少也有其局限性（代表性弱）。也许是还没研究到的残片、或某某特征的瓷器残片，还有待去深入研究和发掘。

但博文拿来别人的研究文章套用其中的内容，结果把判定一件瓷器最关键的几个节点都套用得面目全非。不明就里者继续套用，甚至 “刚从某某处收来的”类似器物都在前赴后继的套用，使本来开始研究南宋宫廷祭器（瓷）的实物混乱不堪，造假者比比皆是。以史为鉴，以考古发掘为据，正本清源，以还原“甲申殿”款祭祀类瓷器本来面目。

三、史籍资料中南宋宫廷用瓷和祭祀用瓷是什么状态

1、南宋之初宫廷日用瓷是什么样的状态

关于南宋官窑的来由，下面两个记载已经很详实地描述了整个过程：

①据南宋顾文荐《负暄杂录》记载，“宣政间京师自制窑烧造，名曰官窑。”宣政，是宋徽宗赵佶的年号，1111-1117年（正和七年），1118年（重和一年），1119-1125年（宣和七年）前后共十五年。1126年钦宗赵恒靖康之变，1127年高宗赵构南迁偏安临安，定年号“建炎”史称“南宋”。宋南渡，在新都临安（杭州）另立官窑，称之为南宋官窑。

②南宋叶寘《坦斋笔衡》：“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开封官窑）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比之旧窑大不侔（大不相等）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都不能与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据目前公开的资料显示，修内司官（内）窑按北宋旧制重建，设于凤凰山老虎洞，烧造具体年代不详（目前仅知大概时段，大家可以查询）；郊坛下官窑，窑址设于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凤凰山南面的乌龟山上，也有说烧造年代为1200年至1276年。二十世纪初窑址被发现，目前市场存量的所谓南宋官窑器大多数为此官窑。

2、南宋之初宫廷祭祀用瓷又是什么样的状态

《续资治通鉴》中，有以下记载南宋宫廷祭奠祭器的载录，可供我们分析研究。

①《续资治通鉴》第一百二十二卷:

绍兴九年八月庚戌，诏东京留守司搜访郊庙礼器来上，时当行大礼，帝以渡江后所作礼器多不合古，故命访（仿）之旧都。

②《续资治通鉴》第一百二十六卷:

绍兴十三年十一月庚申，日南至，合祀天地于圜丘，太祖、太宗并配。自天地至从祀诸神，凡七百七十有一，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有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 。

③《续资治通鉴》第一百二十六卷:

绍兴十四年丁巳，命有司改作祭器，三年乃成 。

④《续资治通鉴》第一百二十七卷:

绍兴十六年三月乙未，时新祭器将成，而太庙殿室狭，至不能陈列。给事中段拂请正殿从西增六间，通旧为十三间，其中十有一间为十一室，东西二间为夹室，又作西神门，册宝殿，祭器库。

⑤《续资治通鉴》第一百二十七卷:

绍兴十六年冬十月丁酉朔，新礼器成。戊戍，帝观于射殿，宰执、侍从、台谏、南班宗室、礼官、正刺史以上皆与观，撞景钟，奏新乐，用皇祐故事也。

⑥《序资治通鉴》一百二十八卷

绍兴十有九年岁次己巳，金熙宗亶皇统九年海陵炀王亮天德元年春正月甲申朔，上以皇太后年登七十即宫中行庆寿之礼，日历不书，此据会要。

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阴云不见帝不视事百官守职过时乃罢。甲申，诏皇太后庆寿亲属各进官一等慈宁殿官，推恩有差。五月……甲申（据查是5月14日），始创太庙斋殿。 …………

结合引文对此的分析，我的看法如下： 南宋之初百废待兴，但生产力是极度匮乏的。虽经过战争、灭国、逃亡的洗礼，但新朝皇家的规格、礼仪、旧制仍会得到沿袭，同时也不得不受到南宋建国初期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

因新都的大多数礼器数量极少且不符合旧朝（北宋）规制，首先下令搜访“郊庙”礼器。应注意的是“郊庙”，应该特指某个场所，是特指南宋官窑的“郊坛下”？还是临安郊区（周边）的特定位置，已无法考证。其次是下令到旧都寻访，期盼得到梦寐以求的礼器。同时，因古文字一字多意，以及排版、印刷等因素，也完全有模仿旧都规制烧造的意思。

“时当行大礼”给了最好的解读。如此高规格的仪式，针对的肯定不是当朝“模仿”的礼器，一定是搜寻到的前朝（北宋）令人膜拜的礼器。

不管是遍地搜访，还是模仿旧都规制烧造，新朝礼器的匮乏，加之“宋高宗赵构一直以来始终不忘旧都徽宗朝的新成礼器”，总之，新帝已开始行动。

《续资治通鉴》清晰记述的是：直到绍兴十三年，宫廷所用的祭器还是以陶木（陶器和漆器）制作的，最迟到绍兴十六年，南宋官窑及为皇家烧造瓷器的越窑所烧造的祭器才烧制完成。到绍兴十九年时才能实现根据皇家需要进行定制烧造。

注：越窑是何时停止为南宋烧造宫廷用瓷（含祭器），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不在此文讨论范畴，喜欢的朋友请网上查阅研究。

四、通过“甲申殿”款残片来研判此类器物的特征

想知道某类瓷器的特有属性（如胎质、釉质、款识、制作及烧造工艺、时代特征等），同期同类且非常开门的瓷器残片是研究时代特征的最好物证。见下面“甲申殿”款瓷器残片：

1、图片介绍和说明

①图4中：(a)为器底残片带“甲申殿”款的正面特征图； (b)为 “甲申殿”款识外轮廓线与器物釉质交界处的放大图；(c)为 “甲申殿”款识字体线条的局部放大图。

②图5中：(d)为器底残片带“甲申殿”款反面的釉质特征图；(e)为(d)的釉质老化特征放大图。

③图6中：(f)为“甲申殿”款残片的口沿部位侧面及断面特征图；(g)和(h)为(f)的釉质老化特征放大图。

④图7中：(i-2)为器底残片“甲申殿”款处的侧面断面特征图；(i-1)为器底残片“甲申殿”款处的侧面断面放大特征图；

⑤拍照时的光线、拍摄角度等等都会使图片产生色差；特别是在100倍的放大镜下的对焦难度非常大，轻微的晃动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或清晰或虚化，或因放大镜的LED光线影响产生不同的颜色效果，很难避免，只有亲自动手才知道其中的难度。分析时除图片外，力求结合实物的具体特征（如胎色）进行综合分析，尽可能真实展现实物面貌并还原实物本色。

2、从残器的图片特征进行的常规观察分析

①釉色和釉质：从图4、图5和图6可以清晰看出，残片为青绿色釉，釉色色泽滋润纯正，油脂莹润，光泽内含，有玉质感，风格独特；

器壁釉层非常均匀，均为1mm左右；釉面有非常明显的不规则开片，放大镜下，釉面下可见稀疏晶莹气泡，且开片处及气泡老化特征明显，时代特征独特。

②胎质：从图6和图7可以清晰看出，虽有色差，但放大图i-1体现的最为清晰，该残片的胎质为灰色胎，且胎质较细腻，口沿断片的胎厚3mm左右，放大后可见有很均匀的黑色杂质。

③烧制工艺：器物的口沿及器底都是满釉，且器底可见一个支钉痕，支钉痕很小，说明当时的整器采用的是满釉支烧工艺。

④器型：从现有的残片目前只能定义是带有“甲申殿”款识器物，无法还原器物形状和原貌，但原器型的胎壁较薄。

3、对器底“甲申殿”款识处及下面的胎质特征进行的观察分析：

①“甲申殿”款识处颜色与支钉处所露出的胎质颜色完全不同。支钉处所露出的胎色与断面胎色吻合，为灰色胎；而“甲申殿”款的表面颜色为深褐色或酱色，从断面处清晰看出是表面的薄薄一层，完全可以断定是一层酱色（褐色）护胎釉。

且“甲申殿”款下面断面处所露出的胎色与器身残片胎质颜色接近，为灰色胎质，胎质较细腻，而颜色略深；

此发现明显解释了“甲申殿”款识本身的胎色到底是器底胎色，还是护胎釉色。

②器底釉层均匀，为1mm左右，但在“甲申殿”款识处因造型的需要釉层厚度发生变化，特别是转角处釉层厚重，且有很自然的圆润过度。

自器底开始，当接近款识时，器底釉层厚度也开始发生变化，开始隆起且厚度增加，经过圆润过度，逐渐延伸、隆起至“甲申殿”款识的外轮廓线边缘。器表釉层衔接自然，同时在断面处清晰可见的是，在款识的轮廓线外侧的转角处的器物釉层覆盖了轮廓线外侧的保护釉，但未延伸到轮廓线的酱色护胎釉上，界限分明，过度自然，色彩差别分明，恰到好处。

在完整器釉质掩盖下无法探知的是，此发现明显解释了 “甲申殿”款识处的釉料（层）厚度根据需要产生的变化，更证明了古人高超的制瓷技术和工艺。

③平行观察残片器底，“甲申殿”款比器底高出2.0~2.5mm左右，且“甲申殿”款外轮廓线好似挡墙一样将器底与款识隔开，界限分明。“甲申殿”款识很自然地掩映于器物底部，浑然天成，独立但不孤立。三个篆字的字体规整，笔画均匀，字迹清晰可辨，象形而意境无穷。

在完整器釉质掩盖下无法探知和界定的是，此发现明显证明，为实现和完成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古人用高超的制瓷工艺完美实现了为功能所需的定制。此特征结合满釉支（钉）烧，完美展现了古人的审美。

④放大观察“甲申殿”款器底断面(图7)可以清晰看出，从好似挡墙一样“甲申殿”款外轮廓线边缘底部开始，在“甲申殿”款下面1mm左右有一条与款底平直的线，款识外轮廓线与器底的这条直线交叉为一体，且呈现垂直角度。虽然款识下的胎色与器底的胎色都为灰色，但在这条线的分割之下，显得泾渭分明。

比较而言，被保护釉遮盖的款识之下的胎质厚度为1mm左右，胎色略深一些（也许是护胎釉的影响，实物非常清晰）；胎质细腻，杂质很少；而与器物整体衔接的器底胎质厚度为4mm左右，胎色偏浅了一些，胎质颗粒大很多，更显得粗糙（没有前者细腻），而且黑色杂质明显偏多，导致两者色差非常明显。

在残片状态下清晰可辨和验证的是，“甲申殿”款识（本身）下的胎质与器物整体的胎质根本不是一体的，是由两部分组成的。说明制胎当时是分别制作的，既“甲申殿”款识本身部分的胎质是贴敷于器底的。

⑤与（烧制前）手工刻款（件件都有差异）的特征相比，所不同的是，虽然“甲申殿”三个篆字的字体规整，笔画均匀，字迹清晰可辨，象形而意境无穷，但都有一种模印的痕迹，类似于印章款印的是印章釉一样，是一个模子出来的效果。

⑥通过④和⑤的发现，结合③的审美需求，明显证明款识部位的胎体和器物本身胎体为同一类胎质，但却是不同批次制作的，制胎时贴敷于器底，模印“甲申殿”款（不能忽视的是，模印过程也有压实作用，孔隙率下降，显得密实）。完整再现了当时的制作工艺，同时这是现代仿品采用的注浆料胎无法实现的。

4、以上发现解释了此类比较开门的“甲申殿”款祭器的众多疑惑：

① “甲申殿”款识处的颜色为什么与支钉处露出的胎色不一致？露出的到底是器底胎色？还是护胎釉色？或如果露出不是器底胎色，胎色从何处而来？

②为什么“甲申殿”款识处隆起且都比器底高出2.0~2.5mm左右？制作时受什么局限？制作目的是什么？

③釉层从器底开始经过圆润过度，逐渐延伸隆起至“甲申殿”款外轮廓线边缘，自然延伸、衔接至款识轮廓线外部，但没有覆盖包括轮廓线在内的酱色护胎釉？过度自然且如此恰到好处、色彩差别分明，是什么样的要求和工艺实现的？

④为什么高出器底2.0~2.5mm的款识视觉上并不显得突兀，独立但不孤立，且款识自然地掩映于器物底部，浑然天成？

⑤为什么此类比较开门的“甲申殿”款祭器的三字篆字款识字体规整，且笔画均匀，字迹清晰可辨，但像一个模子“模印”出来的一样？

⑥在制作胎模时，“甲申殿”款识到底采取什么制作工艺或顺序来实现的？

5、总结：

①从制作工艺分析，以上发现明显证明了此类比较开门的“甲申殿”款祭器的制作工艺，既款识的胎体和器物胎体为同一类胎质，却是不同批次制作，制胎时贴敷于器底，摸印“甲申殿”，清理轮廓线边缘，在“甲申殿”款的部位（轮廓线上及以内）施加保护釉，器物整体上釉（关键是款识轮廓线外转角处的隆起、圆润过度与衔接），满釉支钉烧，才完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制作。

②此类比较开门的“甲申殿”款祭器（也许还有没发现的款识），从制作工艺角度看，按制作工序统称定义为“贴标模印”款更为合理。反之，如果是先模印后贴标，手工制作时肯定会导致款识上的字体及轮廓线变形，而残片在器物款识的字体上和轮廓线上均未发现任何变形的情况。

③在完整器釉质掩盖下（特别是满釉支钉烧）无法探知和界定的情况下，通过此残片特征证明，古人用高超的制瓷工艺，结合皇家当时的审美和追求极致，完美实现了为功能所需的定制，才能给后人留下完美的艺术品。

需特别说明的是，从此残片的釉质、釉表（老化）特征、款识和烧制特征可以清晰看出残片具备高古瓷特征，而断口却明显“偏新”（断于何时无法考证），将此残片定义为“老器新残”较为合理。所以断口处的特征仅作为观察和分析胎质、胎色、细腻度、纯净度、厚度、结构布局以及当时制作胎膜工艺的项目指标，并没有将其作为断代的依据。

五、根据此类器物特征所进行的深入研判和推断

针对比较开门的到代款祭祀器物，目前有两种说法，一是北宋御用汝窑祭祀瓷说，另一个是南宋特定祭祀器说。现以“青绿釉甲申殿款兽纹四足花口洗”器物及图片举例进行分析和研判，图片如下：

1、器物图片介绍和说明

①图8中：(j)带“甲申殿”款器底的全景特征图；(k)和(l)为洗的器底釉质老化特征图。

②图9中：(m)为洗的器底 “甲申殿”款识特征图；(n)为款识字体的特征放大图。

③图10中：洗的器壁图片未拍摄，可参见图8；(p)和(q)为洗的器壁釉质老化特征图。

④图11中：(t)为“甲申殿”款洗的足部特征；(r)为洗的足部露胎特征放大图；(s)为洗的足部釉质老化特征图；

⑤图12中：(u)为“甲申殿”款洗釉表体现的“蟹爪纹”和斜裂开片特征。

⑥拍照说明同四-1-(5)，分析时除图片外，结合实物尽可能真实展现实物面貌并还原实物本色。

2、北宋御用汝窑瓷说

（1）赞成的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器型：器型较小（实测直径19.2cm 高5.3 cm）；胎壁实测最厚处6.0mm，说明胎壁较薄；器壁为十二瓣葵花纹组合；四足为“八字”撇足；造型庄重大方，器型素净、温润、古朴、典雅；

②纹饰：十二瓣葵花纹饰，与干支纪年的十二地支吻合，也与每天的十二个时辰对应，线型优美、曲折流畅，均匀对称，自然协调，气韵贯通。

洗的正面底部有刻印的生肖动物图案（保留提供）。视觉上层次分明，富有立体感，画面线条生动；把线性的美感用另一种方式进行表达的同时，生肖图案与十二瓣葵花纹所影射的十二地支对应，实现完美融合的统一体。

③款识：器底“甲申殿”款；且“甲申殿”三个篆字的字体规整，笔画均匀，字迹清晰可辨，象形而意境无穷，与皇家追求的精致吻合。

④器表釉色、釉质和釉面特征：青绿色釉；釉色色泽滋润纯正，釉脂莹润，光泽内含且柔和，风格独特，釉面微有乳浊透亮，有玉质感；器物口沿、器底满釉。

釉面开片纹理细密，呈斜裂开片，线条曲折变化，深浅相互交织叠错（很少贯通），纹片晶莹多变，排列有序层次感清晰。用60至100放大镜观察，可见釉下有稀疏（文献中美化为廖若星辰）的气泡，且气泡老化特征明显，可观察到釉面有独一无二的蟹爪纹和斜裂开片(图12)，老化程度自然。

同时，抚摸整器釉面，器表有瓷器烧制后产生的波浪变形的凹凸感，但过度自然。

⑤胎质：从支钉处和足底露胎处清晰可见其胎质为香灰色胎，且胎质细腻、质地坚硬，纯净无杂质，明显比灰色胎质且含有杂质的质量要高出一级。

⑥制作及烧造工艺：贴标模印，款识处外加护胎釉；器物底部可见细如芝麻状的支钉痕三处（最小的直径为2.5mm，最大的3.0 mm），说明是满釉支钉烧。

以上诸多特点都符合北宋御用汝窑瓷的特征，且属某个专属祭祀用瓷。

（2）持怀疑态度或反对观点的有以下两个方面：

①传世御用汝窑瓷大多都是天青釉（宋徽宗追求的“雨过天晴云破处”的色彩），此类“甲申殿”款祭祀器物的釉面为青绿釉（有人称作翠绿釉）与传统印象的汝窑器不符。

持此观点的人都是从传世完整器的釉色来判断的，同时北宋传世品大多数是宫廷日用瓷，少见祭器实物。但从位于河南宝丰大营镇清凉寺的北宋宫廷烧造瓷器的御用窑窑址发掘中，已经发现同样颜色釉色器物残片，有学者解读此釉色为是专供皇家祭祀类礼器的釉料颜色。“青如天，碧如水，翠如竹，但一个器物上绝无第二种釉色掺入”（引至范随州），已形成共识。从考古发掘和存世品角度看，青绿色是客观存在的。下图为证：

②未见北宋时期 “甲申殿”款传世器物。

北宋到底有没有叫甲申殿的宫殿，有没有“甲申殿”款祭祀类瓷器，需要史料和考古的证实。但不见传世品，未必没有存世品。

3、为南宋越窑宫廷烧造的礼器说

(1)赞成的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胎质：实物器底支钉处可见胎质为香灰胎，且胎质细腻、纯净无杂质，而通过寺龙口越窑址窑址发掘的残片可见胎质为灰色胎，有一定的杂质，基本吻合；

②釉色和釉质：青绿色釉，釉色色泽滋润纯正，油脂莹润，光泽内含，风格独特，有玉质感，符合南宋越窑为皇家祭祀类瓷器的特征；釉面有独一无二的蟹爪纹，釉面下气泡老化特征明显；

③纹饰：十二瓣葵花纹饰，洗的正面底部有印刻的动物纹饰（保留提供）；

④款识：器底“甲申殿”款；且“甲申殿”三个篆字的字体规整，笔画均匀，字迹清晰可辨，象形而意境无穷，与皇家追求的精致吻合。

⑤器型：素净典雅，庄重大方，胎壁较薄，四足为“八字”型撇足；

⑥史籍文献中清晰记录了南宋己巳年（公元1149年）的重大事件，虽有缺憾，按照推理可知烧制目的和用途，可清晰推理可循，有据可查。

诸多特点都符合南宋越窑为宫廷烧造的祭祀类瓷器特征，有史籍可考和推理。

(2)持怀疑态度或反对观点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①烧制工艺不符：所研究的器物是满釉支烧，且支钉痕很小，不符合南宋越窑为宫廷烧造瓷器“大多采用的匣钵体垫圈支烧方法”，且器物底部无垫圈痕。

因引文中针对的是现场发掘的几件器物残片研究后所下的结论，客观反应了发现和研究的事实，但因发掘和研究的瓷片数量较少也有其局限性（代表性弱）。很严谨的用“大部分采用垫圈支烧”来描述，没发现的也没谈或下结论，也许是还没研究到的残片、某某特征的瓷器，还有待去深入研究和发掘。

②“甲申殿”肯定是烧造前刻款的，与南宋博物馆馆藏所展示的南宋越窑先刻款残片图片（见图3）不符。

从目前的南宋御用越窑的考古发掘来看，此证据确凿。但不同的是，南宋博物馆馆藏所展示的南宋越窑的先刻款残片为手工刻款，而所研究的“甲申殿”款是“贴标模印”款，也不完全相同。若完全套用，似乎有此“甲申殿”非彼“甲申殿”的意味！

③所研究器物的胎质为香灰色，且胎质细腻、纯净，比作为1998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寺龙口越窑址所挖掘出来的残片的胎色“都是浅灰色胎”的级别要高很多。

综合以上，此器物不符合南宋御用越窑器物的特征，完全是北宋御用汝窑（祭器）瓷的特征。

4、针对此类非常开门的“甲申殿”款瓷器，该如何判定？

针对第四部分对“甲申殿”款器物残片的研究，在此提出一个说法，如果是非常开门的此类到代款器物，按照制胎的工艺顺序，定义为“模印贴标” 款比较吻合。“甲申殿”款只能定义为某个专属祭祀用瓷，因用途或需要而命名，目前的史籍或档案还不能完全佐证其出处。

与此同时，即便是汝窑器传世品，目前也只能定性为宫廷日用瓷和祭祀用瓷两大类。除“蔡字款盘”比较确凿之外，而 “奉华款纸槌瓶”的“奉华”虽有北宋宫殿可考，且有乾隆刻款，但也有争议认为“奉华”二字是后刻款。而对于其它大多数汝窑器传世品，史料的匮乏同样也无法佐证其当时是陈设于宋徽宗行宫的案头，还是陈设于宋徽宗的寝宫，亦或是皇后、贵妃的寝宫，习以为常也都莫问出处，所以，后人对传世品的认同感比当时的功能、陈设位置及用途更重要。

而关于北宋御用汝窑瓷的天青色更是如此，书籍中和研究文章有很多版本的描述，大致为：

“公元1107年，北宋徽宗皇帝在居室看到一只天青色瓷器，非常高兴，窑厂投其所好，所以大多数汝瓷贡品为天青色……”

有一天宋徽宗做了个梦，梦醒之后吟出“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的诗句，指示工匠按照雨后天空的颜色烧造汝窑瓷器。”……………

第一段文字描述无据可考。

关于“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的诗句，经仔细查阅史籍，这两句诗最早出自明代人谢肇淛（音同浙）的《五杂俎》。

谢肇淛(1567-1624年)，字在杭，号武林、长乐，今属福建省福州市人，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谢肇淛一生著作颇丰，《五杂俎》是谢肇淛著述中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一部著作，描述内容是明朝晚期社会的一面镜子，吸纳了晚明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清王朝时期《五杂俎》被列为禁书。全书共二十卷，“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引至其中的第十二卷。

原文记录如下：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也与金翠（黄金和翡翠）同价矣，（大概）色既鲜碧而质复莹薄，可以妆饰玩具，而成器者杳（查）不可复见矣。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司，请其色，御批“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然唐时已有秘色瓷……

作为高古瓷器大哥大的“柴窑”，窑址至今没有发现，其残片、残器乃至完整器对于今天的人们只能暂定是一个“传说”。而文中提到的陶瓷界最为传奇的“秘色瓷”，在1987年法门寺的佛塔修复过程中被发现，有据可考，此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但针对“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的出处，后人的描述与当时的记载对比，问题出现了，甚至大相径庭。

明万历年间的进士谢肇淛如何复现早于他600年前的事件？本来就值得推敲！即便他阅读的史籍为正史，而文中的柴世宗，也就是五代十国中后周的世宗柴荣（公元954年继位），柴世宗下旨时最少早于北宋晚期100年，而且他所御批（注意：可不是宋徽宗御批）命人烧造的是“柴窑”，也非后人说的“北宋御用汝窑”。

况且北宋时期的汝窑御用窑址已经被发掘，位于河南宝丰县清凉寺村。考古发掘的结果显示，清凉寺窑的规模化烧瓷始于宋初，当时还是民窑阶段，考古发掘结果证明，汝窑窑址也与周世宗所下旨御批烧造的 “柴窑”无关。

《五杂俎》刊录以后的400年间里，被后人逐渐演绎和发挥，不知何时竟被后人说成是宋徽宗的梦境中所喜欢的色彩，并渴望追求得到的汝窑作品，口口相传，甚至言之凿凿地作为标准！

如果再进一步追问，“雨过天青云破处” 到底是早晨的雨过天晴色？还是中午的雨过天晴色？还是傍晚的雨过天晴色？有人能说得清楚吗？

有文章描述说宋徽宗特别喜欢一种“天水碧”的颜色，还有文章记述为“雨过天青云破处”、“千峰碧波翠色来”，说明后人对北宋汝窑瓷的赞美并非单一，而是多角度的。如果按此去推理，宋徽宗一定喜欢“碧绿”的颜色了，那绿色也是北宋流行色了！后人的记述，就当作是对北宋艺术精品的极尽奢华的赞誉，流行与否，现有史料无法考证，像传说一样听听罢了，但青绿色是客观存在的。

凡此种种，如果认真起来都经不起推敲。回归到目前公认的汝窑传世品，比较各大博物馆的藏品后你会发现，颜色也都是有很大差异的。有比色卡的今天，谁能告诉我哪一件是标准的天青釉色？即便配料相同，窑炉环境、烧制温度、通风量等等多因素都是变量，都会导致瓷器不同的颜色并影响最终结果。

所以，无论宫廷用瓷还是皇家祭祀用瓷，当时的用途或者皇帝的喜好对于今天而言，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放平心态地去看待，就今天而言，当时的皇家用途或者皇帝的喜好仅能证明当时生产制造的目的和对结果的美好追求。史籍的匮乏，让今天的人们无法将每件传世品都能完全确认到当年的某个具体事件上。

如果非要在几乎无解的问题上去纠结其出处，未免有些刻板。清凉寺的考古发掘的结果已经证明北宋御用汝窑烧制并非都是天青色。天青并非唯一，只是，釉色是否与大多数传世品的颜色相吻合？这样的判定才是永不冒犯体制规矩的心态。所以许多传统观念需要更新了，如果还是照本宣科，甚至能将所谓的“引用标准”都能倒背如流，也无非是现代版的“刻舟求剑”。反之，即便史籍能够证明同期某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预示了你所研究的器物用途的所谓出处，如果所研究器物的时代特征不符，那个史籍印证的历史事件也仅能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和符号”，引用的人也只是随其意愿牵强附会地去强行挂靠而矣！

器物的器型、器表特征、釉质、釉色、胎质、胎色、纹饰，乃至烧制工艺才是判定器物时代特征永恒不变的主题。吻合的，必须全部具备当时的所有时代特征。不吻合的，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试图掩盖的，恰恰正是当时的时代特征所嘲笑的。900年沧桑巨变只能淹没北宋京师汴梁城（开封）的繁华，但永远不可能掩盖其留给后人的艺术造诣、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历朝历代的大规模“临摹（书画用词）”、“高仿”、甚至最为极致的“官仿”都无法解读其内在的高超制瓷技艺以及美学内涵，近现代造假产生所谓“高古汝瓷”作品更是“根本不值得一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只能“临摹”但都无法复制和再现其深邃的内涵，时光将北宋御用汝窑瓷定格在了北宋王朝“艺术造诣”之鼎盛且辉煌的瞬间。历史的年轮亘古未变，特定的时代特征和文化气息永远不会被尘封的历史沧桑所掩埋！

如果器物的所有指标都符合所断代器物的时代特征，什么“传说”都不用。如果器物器型、风格不对或严重背离所断代的时代特征，再多的装饰性或牵强附会的挂靠性传说都没用！

综合以上分析、研究和探讨，此件“青绿釉甲申殿款兽纹四足花口洗”为北宋御用汝窑烧制的祭祀类用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