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久鳞教授
沥血呕心，为革命先烈树碑立传
——写在罗世文烈士诞辰120周年
郭久麟
今年是罗世文烈士诞辰120周年，也是《罗世文传》出版41周年，《少年罗世文》出版35周年,以及根据《罗世文传》改编与创作的电视剧《雕像的诞生》在全国各电视台播出33周年。近日，接到罗世文烈士故乡四川威远县党史办黄森主任电话，邀请我参加7月26日在内江市威远县纪念罗世文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我不禁想起40年前撰写《罗世文传》的那些艰辛而又难以忘怀的经历．．．．．．
1979年初春，红岩烈士展览馆馆馆长卢光特(他是重庆地下党的老同志)请我到他办公室对我说:四川省委领导很重视革命传统教育，提出要组织作家撰写革命烈士传记。你写了周总理和陈毅元帅的传记,我们想请你来写罗世文烈士的传记!
我不由想起小时候在重庆大礼堂听罗广斌、杨益言讲述烈士斗争事迹的情景。我觉得,烈士们用鲜血染红了祖国的大地，用生命迎来了人民的解放！我现在生活和工作在烈土墓旁，我有责任、有义务，也有条件把烈士的事迹收集起来，发掘出来，教育青少年，流传后代。于是，我接受了展览馆的邀请，经市委宣传部批准，开始撰写重庆共青团组织的早期领导人、原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烈士的传记。我到展览馆资料室查阅了罗世文及有关烈土的资料，真没想到，那时罗世文等烈士的资料是那样少！现在的资料绝大部分是我以后搜集起来的。1969年寒假，展览馆派出资料组戚雷同志协助我去罗世文家乡威远县与自贡市交界处的观音滩搜集到大量资料。我还找到了罗世文的堂弟罗世良，他给我提供了罗世文生前陆续寄给他的十几首古体诗。我还到罗世文战斗和工作过的川陕苏区及延安、成都等地调查采访，查阅资料，并到北京、贵州等地访问了杨尚昆、廖承志、魏传统、韩子栋（小说《红岩》中华子良原型）等老同志，写出《罗世文传》初稿。在初稿中，我引用了展览馆提供给我的罗世文妻子王一苇写的回忆文章《怀念世文》。重庆市委宣传部为我聘请的顾问、原四川地下党省委秘书长、时任西南政法学院党委书记、后任重庆市人大主任的张文澄同志指出：你在传记中称王一苇为罗世文妻子；但是，罗世文在1938 年提出要同王一苇结婚，省委并没有同意；因此，现在如要称她为罗世文妻子，须要得到党中央批准。张文澄同志的话，使我大吃一惊，也让我感到了任务的艰巨。但是，既然选择了，我就不能退缩，只能迎难而上了！
但是，当时连展览馆的领导也不知道王一苇的情况，只知道她在刚解放时到过烈士墓，留下了《怀念世文》一文；那时她好像在重庆法院工作。我向重庆市法院和西南政法大学的老同志打听，终于从一位老同志口中得知：王一苇解放后在重庆高分院工作，后来调到四川省高法院工作，是否健在，不太清楚。1980年暑期，我利用高考阅卷的机会，开好介绍信，到成都高法院。高法院政治处的同志—听是了解王一苇，非常冷漠的说：她早已死了。我说明我在写罗世文烈士的传记，王一苇同志是罗世文的妻子，我非常需要了解王一苇的情况，请他们务必帮忙，提供王一苇的档案。们依然冷淡地说：那你过几天来吧。几天后，我满怀希望而去，谁知却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王一苇的档案不在了！这怎么可能呢？我只有请他们再仔细找找！他们勉强地说：那你就再过几天来吧！过了几天，我再去高法院，得到的回答依然是没有！我又请他们请他们再找。过了几天，我再去高法院，他们又让我去成都市档案馆和四川省档案馆去看看有没有王一苇的档案；我只好去成都市档案馆和位于雅安市的四川省档案馆去查了，都没有王一苇档案！一个暑假就这么折腾过去了。第二年暑期，我又去到省高法院，政治处同志说：王一苇的档案可能是“文革”中借调到成都军区了。几天后，他们告诉我：是成都军区两位同志借去未还，让我自己去成都军区找他们。我到成都军区打听这两位同志，谁知他们早已转业到山东,军区也不知他们的单位和地址。线索就这么断了！怎么办呢？
我想：王一苇是“文革”前才去世的。应该有同事了解她的情况；同时，他们单位也应当知道她家的住址。于是我再次去到高法院。令我惊奇和愤慨的是，对我提出的这两个问题，他们的回答竟然是不知道！他们是真正地拒绝提供任何帮助了！怎么办？我还是不死心！公事公办这一条路走不通了，我只有想法走私人采访的路了！我在省作协的朋友中打听他们有无省高法院的朋友。一位作家给我介绍了一位高法院的老同志。我拿着他的私人介绍信到高法院找到了这位老大姐。当他听我讲高法院政治处同志说不知道王一苇生前的住址和朋友时，气愤的说：“一苇生前住在线香街，离我们高法院只有一两百步，高法院谁人不知，哪个不晓！而我就是她生前好友，他们批判一苇的时候非要说我是她同伙，怎么现在你来了解一苇的事迹，他们又不让你来采访我呢？”我忙问她为什么？她愤懑地说：“因为王一苇就是被他们审查批判，她才自杀的！”她说：“我现在就带你去一苇的家。”果然，没走几步就到了！正当我庆幸找到了线索时，却又碰到了新问题：罗世文和王一苇没有儿女，王一苇死后，房主已另换住户，现在的住户根本不知道她的任何情况！我到派出所、街道办事处打听，也都不知道她有任何亲人。我再次陷入了困境！但是，我还是不甘心失败！我再次走到王一苇旧居，挨家挨户地询问。终于，一位刚下班的青年女工李均告诉我，她小时候经常到王一苇阿姨家玩，经常听王阿姨给她讲罗世文烈士的故事，王一苇是咬断舌头绝食而死的，死得很惨。王一苇死的时候，是她拿着大人们的信，去通知王阿姨的弟弟来料理的后事。我一听，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她该能告诉我王一苇弟弟的名字和住址了！可是她回答说：那时候她才十来岁，记不得王阿姨弟弟的名字和住址了！
我再次失望了！我沮丧地走在成都的大街上。我想，跑了一年多，没取得任何效果！就这么算了吗！不行！我不能放弃！我得再去启发李均姑娘！暮色中，我再次走进姑娘的家，向她详细说明了了解王一苇对写好罗世文传记的重要！请她再仔细想想！她被我感动了，她抱着脑袋苦思暝想了好一会，突然站起来告诉我：想起来了！王一苇的弟弟好象是住在红星路！他是王阿姨的亲弟弟，肯定姓王，而且是个老人！我们从红星路一号找起，肯定能找到他！于是，她陪着我，冒着夏日的余威，一家一家去问：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姓王的老人。可是，找了两百多家，走了两个多小时，还没找到一个姓王的老人。眼看已是晚上10点多钟了，我必须送她回家了。送她到家门口，她热情地对我说： “明天我休班，明天我再同你一起去找！”第二天早上八点，我去到她家，她已站在家门等候我。一见我，她就非常高兴地说： “有线索了！有线索了！”原来昨天晚上她回到家，在屋门口乘凉时，一位下夜班的女工回忆说：王一苇有个叫“奶妹”的侄女经常来看她，这个“奶妹”好像在战旗文工团工作！现在我就带你到战旗文工团去找这位“奶妹”。 她热心地陪我到了战旗文工团， “奶妹”果然是王一苇的侄女！ “奶妹”带我去了她父亲家——果然就在红星路——她父亲是王一苇的弟弟，一位中学外语教师。他讲述了王一苇家的历史，也讲了王一苇与罗世文相爱的过程。他要我去山东访问王一苇的小弟弟王众音——山东省教育厅长，以后担任山东省委副书记，王一苇生前写了一份回忆录，也在王众音那儿。他还让我去采访王一苇最好的闺蜜、朱德前夫人贺志华的妹妹贺敬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