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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说，《罗世文传》既是烈士自身成长的内容丰富的历史，又是四川人民在党领导下英勇奋斗不息牺牲夺取胜利的历史，又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全国人民在党领导下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夺取胜利的历史。因此，这本传记不是一般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战士的成长史去读它，可以作为四川地方党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去读它，可以作为中国人民自求解放斗争历史的一个侧面去读它。我们从中可以找到革命者个人成长的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出地方党发展的经验教训，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从这个局部理解中国革命的一些重要经验教训。这样说不是故意夸大吧？
陈文同志还肯定了《罗世文传》的文学手法的运用，并对我写作传记的认真负责的精神给予了肯定：
作者用文艺体裁写这本传记，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对历史人物的刻划，采用形象的手法，文学的语言，这对于读者来说无疑可以增加阅读的兴味，读后能在自己脑海中留下较深的印象，使传记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作者郭久麟同志现在年近四十，他在四川外语学院担任中文课教学的有限业余时间内，在完成了《随卫敬爱的周副主席》和《陈毅青少年时期的故事》之后，就集中精力写这本书。他到许多省市去考察烈士的生平，访问了罗世文同志生前有过往来的同志，查阅了有关的党史资料、档案。1979年11月完成初稿后，又经过三年时间再调查、再修改。他的稿子送给我看前后共有三遍。对于有关同志的意见他都认真对待，再调查，再核实，再修改，说明他对党史负责，对烈士负责，对读者负责，这种精神，这种学风，值得发扬。
1984 年10 月，重庆文化界在沙坪坝区文化馆召开了“罗世文出版座谈会”。重庆市人员大常委会主任、曾担任过中共川康特委秘书长的张文澄、重庆市委顾问、四川外国语学院院长陈孟汀、市文化局局长郭汝魁、市委宣传部宣传处处长胡云伦等发言，对《罗世文传》的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1984 年，四川省委组织部专门给我寄了一份为王一苇做出“彻底平反”的通知。通知上有一行签字：送任白戈同志、郭久麟同志。1987 年，四川省委组织部又给我寄来为王一苇“恢复党籍”的决定。我既非王一苇亲人，又非她们单位的领导，为什么要专门寄一份通知给我呢？显然，是任白戈给省委组织部交待此事时，特别留下了我的名字。
我把四川省委组织部文件转给王众音后，王众音回信给我：“你为了真理，为了正义，走遍山南海北，终于澄清了家姐的问题。你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世文、一苇，九泉有知，也会感激你的！”得到老同志这样热情的肯定和赞扬，我感到十分欣喜。我几年的心血没有白费。我为宣传革命烈士做了一点工作，值！
看着这来之不易的通知，回想这两三年为撰写《罗世文传》和查清王一苇的身世及还她之清白所经过的那些艰辛，所遭受的白眼，我真的是百感交集！
一天，我为一篇稿子的事情到重庆妇女杂志社去，同编辑们摆谈起这段经历，她们都十分感动，希望我马上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她们连载。回到家，我想到编辑们的鼓励，激情难抑，提起笔来，一口气写出了以王一苇为主人公的报告文学《不应被遗忘的绿叶》。《重庆妇女》分五期连载。随即，中国颇有权威的《报告文学选刊》1986 年佳作精选栏全文转载。我在开头写道：
历史上，有多少叱咤风云的英雄，他们象一座座高大的丰碑，屹立在人们心坎；他们象一朵朵烂漫的鲜花，绽开在人们心田，而同时，他们身边必然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群众，他们象载托着丰碑的基座，象扶持和衬托鲜花的绿叶。人们在赞赏丰碑，欣赏鲜花的时候，常常会忽略它脚下的基座和身边的绿叶。
然而，它们是不该被遗忘的啊！
我在结尾写道： 终于，在有关领导同志的关心之下，四川省委组织部发出了为王一苇平反和恢复党籍的决定。捧读这来之不易的文件，我不禁百感交集：在经过多年的误解和怀疑之后，王一苇终于得到了组织的信任和理解；经过漫长的、肃杀的严霜和冬雪之后，曾经扶托过鲜花的绿叶终于显露出她翠绿的色彩和芳香。
如果说，从一片落叶可以知道秋天的到来；那么，从这片重获生机的绿叶，我感受到了春天的温暖。啊，祖国的春天真的来了！我们怎能不珍惜她呀！我是多么希望，在祖国的大地上，在漫长的征途中，一切的寃假错案都得到纠正，一切的寃假错案都不再发生！所有对祖国、对民族、对人民作过贡献的人，都得到应得的评价和颂扬，都受到应受的尊敬和怀念！
在采写罗世文传记的时候，我还了解到张露萍烈士的许多事迹。1981 年夏，我到贵阳采访曾同罗世文一起关押在贵州息烽监狱和白公馆监狱的韩子栋（《红岩》英雄华子良的原型）。他那时刚刚获得解放，还住在一间破旧的民居里面。他给我讲述了罗世文在息烽监狱和白公馆监狱的斗争事迹。他还告诉我，息烽监狱有一位女烈士，叫张露萍，从延安派到重庆，领导并联系几位国民党军统特务中的共产党员。他们把国民党的情报及时地传送给延安，为党作了大量工作。不幸暴露，被关进息烽监狱。张露萍在狱中表现得非常坚强。
韩子栋介绍我去看息烽监狱原址，并拜谒张露萍等烈士之陵墓。韩子栋说，张露萍的墓是他当贵阳市委副书记时请人重新修的，但是却没有立墓碑。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张露萍没有被追认为烈士，他无权为她立墓碑。
我怀着崇敬而又抑郁不平的心情，去到息烽监狱旧址。这里群山起伏，树林连绵，几栋倾颓的楼房，是当年监狱旧址。在那里，我看到了一棵很大的核桃树，树干上竟刻有 “先忧后乐”四个大字。陪同我的同志告诉我，这是当年许晓轩同志刻的，取先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意勉励自己。
张露萍和军统的几位烈士的墓是分开的，都是土墓，上面确实没有墓碑。我只有到周围采摘了两束野花，默默地分别敬献在他们墓前。
以后,我到张露萍家乡崇庆县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县妇联去访问，问他们知不知道他们县出了个江姐式的女英雄，叫张露萍，我给他们讲述了张露萍的事迹，说这是你们县的光荣和骄傲。遗憾的是，这些单位竟然都不知道他们县有这个烈士！我感到历史的沉重，心灵的压抑！
我沮丧地回到成都，去看望车跃先的女儿车崇英，我给她讲述了我去崇庆县了解张露萍的事迹无功而返的情况。她听说张露萍，立即高兴地说：“哎呀！张露萍是我的同学！”我一听大为惊喜，忙问她具体情况。她说，张露萍是她很要好的中学同学。张露萍经常到她家向她爸爸车跃先请教。后来在车跃先帮助下去了延安。她还给我看了她同张露萍一起照的像，像片后还有张露萍写的一首热情喷涌的小诗！这下我可以肯定张露萍是真正的烈士了。我决定把她写进《罗世文传》中。我想，我应该把我了解到的烈士的事迹写出来！
我仿佛看见她在延安抗大礼堂，神采焕发地指挥着抗大女生队的同志高唱《大刀进行曲》；我仿看见她深入虎穴，在戴笠军统局内联络和发展共产党员，把秘密情报传送到周公馆；我仿佛看见她无畏地走来，昂着头，挺着胸，刽子手要她跪下，她却刚毅地回过头去，鄙夷地怒视敌人，高呼口号，罪恶的枪弹射中她的小腿，她忍受着剧痛，站起来，怒斥敌人：“再开两枪嘛”！刽子手被吓得倒退数步，用乱枪扫射。她身中六弹，牺牲后还口咬辫梢，怒目圆睁。啊，她年轻、漂亮、多才多艺。她本可以作一名教师、医生；一位学者、诗人；一个温柔的妻子，一位慈爱的母亲。可是，她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艰辛之路，大义凛然地走向了刑场。她用鲜血染红了神圣的党旗，党旗上却没有她的名字；她把忠骸砌进了共和国大厦的基石，共和国的英雄碑上却没有她的名字！
我仿佛看见她大睁着困惑不解的眼睛，在询问着我们，凝视着我们。她已经被历史的风尘埋没了三十多年，如果我再不把她写出来，让人们了解，再过十年、二十年，韩子栋、车崇英等人更老了，甚至去世了，那她和她的战友们的光荣业绩，就更会被历史的风尘彻底掩埋了！那样，我会愧对历史，愧对先烈的！
我把张露萍的事迹写进了《罗世文传》中的“罗世文在息烽狱中”一章，发表在贵阳文史资料上。
《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
此文一经《新华文摘》转载，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崇庆县的四大班子都震动了。他们先后派人到川外来向我了解张露萍的事迹。四川省委也立即成立了调查组，到延安等地了解张露萍等烈士的事迹，然后肯定了张露萍和她的战友们的烈士身份，并把她们的事迹在重庆红岩烈士纪念馆展出。张露萍的英雄事迹传遍祖国大地，根据她的事迹创作的电影、电视剧在全国上演、播出。几年后我去崇庆县开会，我看到，在崇庆县的广场上，屹立着张露萍的汉白玉塑像。我久久地站在英雄的雕像前，思绪纷纭，感慨万千！我1982 年到崇庆县了解张露萍的时候，县委四大班子都不知道张露萍。可是今天，她的塑像终于屹立在家乡的广场上！她的英名和业迹终于传遍她的家乡和她的祖国！张露萍同志，你可以安眠了！人民，没有忘记你的功勋；历史，终于记下了你的英名！呵，历史，不管遇到多少曲折，终究会阔步向前；人生，不管经受多少委屈，终究会赢得两个字：公正！
2011 年，柯岩与胡笳主编的《与史同在——当代中国散文选》收入了我以此事写成的散文《写在张露萍墓前》。
著名作家张华在《神圣的使命》一文中说：
可贵的是，作为一个正直无私的传记文学作家，郭久麟在写罗世文传记的时候，还以探求真像和坚持真理的精神，不但协助党组织为罗世文的妻子王一苇平反昭雪，而且还调查了解了被埋没多年的女烈士张露萍的英雄事迹，率先在报刊上发表，促进四川省委把她和一批多年被埋没的革命者追认为烈士。
张庆豹《在“郭久麟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写道：久麟散文给我另一个较深的印象是敢言常人之不敢言。是久麟最早披露张露萍烈土的英勇事迹，为这位多年来被污名而沉冤莫白的革命女英雄呼吁，最终使之恢复荣誉，进入了被纪念的光荣的革命烈士行列。
1999 年，四川少儿出版社的杨初先生专程来到我家，邀请我为他们计划编辑出版的“革命家少年时代丛书”撰写《少年罗世文》一书。我在1979 年至1983 年采写《罗世文传》时， 到罗世文家乡采访了他读书的小学、中学，并采访了他的哥哥、堂哥，还访问了他留学苏联的同学，了解了罗世文青少年时期生活、学习的情况。但因为《罗世文传》主要是表现一个革命家的功勋和事迹，故关于罗世文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及他母亲怎样卖身葬父，怎样寒心茹苦地培养儿子的许多情节和细节都不能不忍痛删去。现在好了，这些材料找到用场了！
而且，写《罗世文传》时，我是想写一部文学性很强的文学传记，所以我到罗世文故乡观音滩、罗世文关押过的息烽临狱、白公馆监狱详细考察，搜集材料，尽量运用文学手法， 详尽描写了罗世文的成长和参加革命后的工作。可是，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文在审稿时，强调这是代表四川党组织为罗世文作传，要尽可能真实，把文学性的描写删去了一些，降低了传记的文学性。因此，我很想运用文学手法，重写《罗世文传》。现在有这个机会写《少年罗世文》，我非常高兴。
于是，我把十多年前的采访笔记找了出来，在此基础上，我运用了想象、联想，运用了文学的手法、文学的语言，生动地描写了罗世文在苦难中出生，在屈辱中成长的艰难历程和他刻苦学习、追求真理的精神。我还在传记中详细描写了罗世文母亲卖身葬父，忍辱负重培育儿子的坚强性格和动人形象。我还详细而生动地描写了罗世文少年时代刻苦学习文化，刻苦学习诗歌创作，以及到重庆后投入爱国运动的情景。我还适度地虚构了一些他在读书楼学习的细节，以及写作诗歌的细节。杨初先生在审稿时，也在加强文学性方面花了不少精力。所以，《少年罗世文》的文学性很强，可读性很高，深受少年读者欢迎。
1985年，成都电视台导演、我川大中文系低我一个年级的校友唐毓春突然找到我家，要我重新写一部反映成都十二桥烈士的电视剧。我们经过几个月采访调查，反复讨论研究，由我执笔，写出了一部富于创新性的电视报告剧《沉默的情怀》。1986年，《沉默的情怀》播出后，在重庆、在四川、在全国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报刊上发表了很多评论。一次我到重庆市委宣传部去办事，宣传部张富积副部长见到我，有点责备地问我：久麟啦，你怎么给成都写了十二桥烈士的电视剧，不给重庆渣滓洞的烈士写电视剧呢？我感到很委屈，因为1983年《罗世文传》出版后，我就给重庆市有关领导提出过
最好是市委宣传部出面搞一个重庆歌乐山烈士的系列电视剧。张富积很高兴，答应立即给黄友凡部长汇报此事！不久，大约是1989年吧，市委宣传部通知我参加了重庆“歌乐忠魂”电视剧创作会议。市委宣传部、市广电局、市电视台有关领导及导演和几位编剧、作家参加了会议。黄友凡正式提出了创作拍摄“歌乐忠魂”系列电视剧的计划：计划在三年左右时间拍几部歌乐山烈士的电视剧，原则上一个烈士写一集。创作以真人真事为主，可适当艺术加工。经费已经落实。与会的几位作家编剧都报了自己拟写的烈士。我自然报名写罗世文。
我希望也相信能把相信能把《罗世文》拍成精品！但是真正改编起来，却很费脑筋。电视剧和传记毕莧是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品种，要把文字上的语言艺术转化为综合性的表演型的视觉艺术，还必须要有新的构思构思和新鲜的艺术表达。开始，我想用传记片的方式，按时空线索写出罗世文悲壮的一生。但是写了一半，觉得有些平 淡。我搁下了笔，反复思索。后来想到在内容和艺术形式上作大的创新，用回忆的笔法，意识流的手法，从王一苇解放后被审查、被批斗落笔，在她的回忆中写出罗世文对革命的贡献和他遭到的坎坷命运。但是稿子在讨论时却被否定了，认为没有正面宣传烈士。我考虑了很久，认识到同志们的意见是对的。电视剧是群众艺术，应该从正面表现，塑造好革命家正面的优秀形象。于是，我重新构思，以罗世文人生为线索，重点表现他在重庆建团、建党，领导蓬溪暴动，在白色恐怖中重建党组织，抗战初期到四川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以及监狱斗争，壮烈牺牲等情节，以突出他对党和革命的一片忠心；同时又写出他同王一苇的爱情以及他们的爱情未得到省委批准时的心情，表现一个革命者不但要经受同敌人战斗的考验，还要能承受自己人的委屈和误解;我还写了罗世文在监狱中秋月圆之时对母亲的怀念，并伴唱他写的一首诗：“慈母千行泪，顽儿百战身。可怜今夜月，两处各凄清。”我想以罗世文这首抒发念母之情的诗，表现出革命家心中优美细腻的人情人性。同他在临刑前写的诗：“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相映衬，相对比，反衬出烈士牺牲前视死如归的豪迈青怀！中秋诗同他的就义诗，一柔美，一豪放，全面地展示了一个革命家的完美人格和高尚情怀，表现了他大我和小我的辨证统一。剧本以罗世文在烈火中献身落幕，显示了他临死不屈的革命精神和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
1991年5月，《雕像的诞生》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获得了“建党七十周年全国优秀电视剧展播奖”。全国各新闻媒体都报道了这一喜讯。不久，重庆广电总局也为《雕》剧评奖，颁发了奖状、奖金；不久，重庆中华文化基金会首届评奖又授予该剧一等奖；再后，该剧又获重庆首届影视文学奖特别荣誉奖。
2024—7—9于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