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西安人
（散文）
如果说60多年前，准确地说就是上世纪60年代初，说我是个西安人，一点也不为过。
那时，我的母亲在西安邮政局工作，她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就能看见西安最显著的标志性建筑——钟楼。我的母亲是新中国成立时，第一批入学受教育的学生，完小毕业后，正赶上西安邮政局招收员工，就通过考试入职了，算是从农村走进城市的佼佼者。因为有文化，她成为一名坐办公室的行政人员。
也就是在那时，我这个小生命在母亲的子宫里着床、孕育诞生了，并且吸收着母亲提供的营养，一天天长大成型，有了鼻子和眼睛，有了脑袋和身躯，有了四肢和五脏六腑，有了流动的血脉和跳动的心脏……在母腹里，我跟随着母亲上班下班，天天看着钟楼，伴着太阳从东大街升起，又从西大街落下。傍晚或节假日还经常跟着母亲在西安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散步和闲逛，我——作为一个附着在她身体里的小生命，也应该算是个准西安人吧！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母亲把我孕育到6个多月的日头上，我们家出现一场重大变故：远在四川南充油矿工作的我父亲先是因积极参加“大鸣大放大字报”运动，被扣上“右派”帽子，后又被打成“反革命”，最后判刑入狱了。消息传来，母亲立刻被领导找去进行谈话，要她不因为亲情关系而偏袒丈夫的错误，一定要站稳革命立场，坚决同“反革命”思想作斗争，并且要她立刻书面声明与自己的丈夫划清阶级界限……
我的父亲是个地道的贫苦农家子弟，父母早逝，帮亲戚放牛干农活长大，17岁参军，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19军57师警卫连一名战士，跟随连队文化教员识得几个字。1952年全师官兵整体改编成中国石油工程第一师。他们先是到了玉门油矿，后又到陕北延安钻探石油，就驻扎在我母亲生长的村庄里，他有幸和我的母亲相识、结缘、成婚。因为当时钻探技术、机器设备等十分落后的原因，没有在延安钻出石油，最后撤出去了四川盆地，继续钻探石油（部分人后来去了东北大庆油田）。
父亲入狱，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对我母亲的心身是个沉重的打击。尽管改革初期，即上世纪80年代，我的父亲得到平反昭雪，但他吃过的苦，受过的罪，无法免除；他的心灵饱受的创伤，无法抚平；他的家庭的变故，无法复原。母亲哭过后，受不了当时政治气氛的压力，心里暗暗下决心回到延安老家去。尽管局领导建议她把孩子生在西安(单位有幼儿园保育室），别回老家去，因为延安属于山区，生活苦焦，不如西安条件好，但是父亲的变故，使性格脆弱的母亲像吃了定心丸一样，决心要回到有慰籍的父母身边去。因为有身孕，不宜坐长途班车，她就买了一张飞机票，坐着噪音很大的老式“安2”飞机，回到延安，从此与西安邮政局，与古城分道扬镳了。
在我儿时成长的过程中，母亲常常讲起她在西安工作的事情，说那里的城市有多大，有多繁华，你真是想象不来，小小的延安城简直没法比。她当时下班后，吃过晚饭，和同事一起在宽大的街道上散步，看到过许多好吃的，许多好玩的，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遇到节假日，她们还会结伴去游玩，或在公园水平如镜的湖面上划船，或去动物园去看老虎、大象、狮子、长颈鹿等从没见过的动物，之后又到琳琅满目的商场选购自己心仪的商品。这让我这个在乡村长大的乡巴佬无法想象，羡慕不已。我有时会做梦，梦见自己独自一人翻过许多山，涉过许多河，从陕北来到母亲工作过的西安城，看到了钟楼，看到了邮政大楼，看到了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也看到了许多死气沉沉的商店，因为商店里的每一样商品都不是可以随便购买的，都需要凭票购买，甚至小小的一桶中华牙膏、一包让人馋嘴的白砂糖也一样，没有票证是不能购买的。我对母亲曾经念念不忘的城市感到难过极了，失望极了，像受了委屈似的嘤嘤嗡嗡地哭醒来了。
长大后，我从陕西洛川石油技校毕业，来到甘肃陇东的大山里当了一名石油工人，成为长庆油田的一名员工。起始我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满意，就像那首著名的歌里唱的“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心里美滋滋的。但是，有一次我在追求一位心仪的姑娘时，却感到十分伤心了，而且像被人戳穿谎言一样感到羞愧和难过了。因为这位漂亮姑娘明确表示拒绝我，说出的理由让我意想不到，心里简直像被人迎头泼了一盆冷水一样，哇凉哇凉的。她说：“我不愿在这么荒凉的山沟里呆一辈子，所以我不想在这里谈恋爱成家。”她的话让我惊讶，就问她：“那么你想到哪个城市去呢？”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西安，我想以后能到西安去工作和生活。”我更感到诧异，西安可是一个大都市，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跨省工作调动？没亲没故，谈何容易？即使放弃现有的工作，只身去闯荡，在那么个陌生的大城市里，没有一技之长，怎么谋生挣钱？怎么站稳脚跟、平平安安地生活下去？没有超长魄力，一般人是很难下决心辞去工作，丢弃“铁饭碗”，独自一人到异乡去漂泊打拼的。
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这些野外作业的石油工人，如果结婚成家了，若是双职工，基本上要在当地的山沟里工作一辈子，生活一辈子。如果工龄够长的话，能住上单位分配的水暖齐全的楼房；工龄不够长，条件达不到要求的话，只能住在普通的平房里或简易的干打垒里，甚至有的人租住农民的土窑洞里。所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对于我这个普普通通的石油工人来说，要想离开荒野山沟，去大都市西安工作和生活，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记得我第一次来西安，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回延安探亲，专门绕道走了西安。来到西安后，我跑到西安的城中心，看了看心里久仰的古老的钟楼，也看了看邮政局那座依旧保留完好的办公楼，想象母亲当年在这里工作的情景；想象母亲在得知父亲入狱后，泪水涟涟，神情沮丧，黯然神伤，毅然决然离开此地，回到陕北的乡下农村，成为一名农民，那种决心母亲下得是多么艰难，多么不容易。她迈出的那一步，和父亲入狱一样，几乎是我们全家人的灾难。后来母亲在当地改嫁，我们各自走上了另一条人生轨道，与原来本应有的人生轨迹南辕北辙，相差甚远。不论是母亲还是我，要想重新成为一个西安人，几乎成为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如今，历经数十年风风雨雨的磨砺和打拼，我终于熬到了退休年龄。退休后，我跟着在西安工作的女儿，一起在西安买了房，一起生活在西安。这次，我觉得自己真正成为一个西安人了。再见到钟楼时，我不认为自己是匆匆过客，我不用急急忙忙逛那些繁华的街道和商场，也不用气喘吁吁地去赶怕晚点的火车，也不用怀着惆怅的心情离开这座大城市。我也可以像60多年前的母亲一样，吃过晚饭后，悠闲的一条街一条街地闲逛，更不用担心像以前那个贫穷落后的计划经济年代，每一样商品都需要凭票供应。逛到尽兴时，心情舒畅地踩着月光，踩着婆娑的树影，在幢幢林立的楼影里，慢慢地走回属于自己的家，走进孙儿嬉闹的房间里，给他讲刚才逛街的所见所闻。
我以前工作过的中石油长庆油田，总部早已由甘肃庆城搬迁在陕西西安，机关人员也长久地生活在城市里。该油田在西安为职工和家属建立了多个生活基地，使数万名即使在野外辛辛苦苦工作的员工，在休假期间也能回到西安居住，他们退休后可以长久地居住在西安，悠闲地生活在以前想也不敢想的繁华的大都市里，这真是一件让油田每一位员工都感到非常骄傲和欣慰的事情。
我远在陕北农村，已经80多岁依然健在的亲戚，一见我或者视频聊天时，就会笑着说：“你尔格成了西安人了，真是人有一亏，天有一补！”又说：“你妈如果还活着该多高兴啊！”亲戚的意思是我原本是西安人，因为家庭的变故，我们才离开西安，现在老天有眼，又让我回到西安，成为一个西安人了，真是天不转水转，水不转人在转。谁能想到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终于又回到西安了。
经过三十四年的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西安——这座有着1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和上世纪60年代简直有着天壤之别，无法相比。只可惜我的母亲过早地去世了，她没能看到我们重回西安的梦，也没能看到西安如今的繁华和美丽。
唉，人生就是这样循环反复，生生不息！
——写于2024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