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的体育老师偶然发现了我会打几板乒乓球，便给了我一个参加区级比赛的机会。其实，我那时根本就懵懵懂懂，拿着一块连海绵都没有的胶皮拍子，学着大人们打球的样子胡乱挥打就是了。第一次参加比赛，什么名堂也没有，但是，一伙儿实验小学六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很看好我，把我带进了体育馆乒乓球业校。
在业校学习了一年多以后五年级的时候，我参加了天津市小学组比赛，竟然阴错阳差地拿了一个亚军，自此开始了我长达数十年的业余乒坛生涯。
整个中学时代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家大力开展女少年乒乓球运动时期，教育部、团中央和国家体委于1964年开始连续组织了三届全国女少年乒乓球赛，我均有幸得以参加并取得过团体亚军、单打第三名等成绩，直至文化大革命袭来，这一切皆成历史翻过一页的陈迹。
我没有想到的是，少年时代的这段经历对我日后命运竟产生了转折性的影响。
那是插队到内蒙古乌兰察布草原的第三个年头，正在蒙古包中放羊归来歇息的我，接到了公社以马腿和人嘴传来的信息，通知我到旗里报到，参加四子王旗乒乓球选拔赛。原来，文化革命进行到了1970年，停顿多年的体育运动逐渐有所恢复，开始“还阳”的五项球类运动其中之一就有乒乓球。上面一动，下面跟着动，内蒙古各旗县各盟市都开始活动了。
我很惊讶，公社乃至旗里怎么知道我一个大草原上放羊的会打球呢？
后来才听说，是当初接我们到草原插队的一个姓孟的干部向旗里推荐了我。老孟何以对我有印象？因为我算他的“特招”。当时我属于“黑五类”出身，学校不允许我报名到牧区插队，理由是离边境近，怕“叛逃国外”。对今天的年轻人说这些事仿佛讲“天方夜谭”，然而当年这些吓人的政治大帽子足以左右一个青年人的命运与生存。好在我命还不错，去找四子王旗来接知青的负责人时，是老孟接待的，申诉了在另一个学校的妹妹被批准到四子王旗牧区插队而我也应得到批准的理由后，是老孟毅然拍板接收了我。于是我就在1968年9月10号，妹妹出发7天后，随四子王旗农区插队的“大部队”来到了草原。
大概老孟在那时了解了我的情况，他记在了心里。他冒着同情“黑帮子弟”的政治风险接收了我，日后又在有机会的时候推荐了我。他是我在被人遗忘的“落难”时期的伯乐。我却再也没有见过他，也叫不上他的全名。不知老孟今在何处？能否看见我一辈子都会感念他的文字。
到旗里打了几场比赛现在也不记得了。那时旗里对怎么样选拔人还处于“两眼一摸黑”的状态，组织选拔赛也很不正规，男女选手分在一个组里打比赛的情况也有，反正就是“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意思。最后组成的代表队还挺“五湖四海”的，主要成员当然是知青，天津、北京、集宁的，也有四子王旗本旗的人。记得男队里有一位老大哥，是旗工厂的工人，姓尹。还有一个学生，蒙族，好像叫包建国。老尹和小包不知道现在在哪儿，七十年代初知青刚开始选调时，他们还在旗里，都帮过我们这些知青球友的忙。
有位内蒙古电信局的老师傅，姓薛，那时正在四子王旗施工，他打乒乓球多年，旗里就聘请他做了教练。老薛在呼市球友和关系很多，带我们到呼市专门打过赛前的热身练习赛。
1970年9月18日，我们乘火车到了卓资山，第二天就开始了乌兰察布盟比赛的第一阶段。过程已记不大清了，就记得我当时“出师未捷身先死”，在旗里训练时因长期不活动把腰拉伤，正式比赛第一天是做完按摩上的阵。那时干什么事都要突出政治，办个乒乓球比赛吧，还要插进忆苦报告，还要搞“讲用”毛泽东思想会，中间还去了一个后房子公社参加了起山药的劳动。第二阶段比赛是移师丰镇打的，直到10月8号才全部结束。
四子王旗代表队在乌兰察布盟算上乘的，虽然没拿冠军，但团体、单打和混合双打都在前三名里。
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照相机，但是“百年不遇”地搞了这么一次活动，也想方设法地留了一些照片。一张集体合影是在呼和浩特正式照相馆照的，另几张比赛时的照片忘记是谁给的，可能是大会搞宣传的人照的，都是黑白的，但今天看来比彩色的还珍贵，有意思。
比赛完我回到队里，放羊，日子依然照常。但实质上，这一次“出山”对日后有决定性影响。本来我没有对参加一次比赛拿点成绩抱改变命运的希望，自己很清楚父母都是“牛鬼蛇神”的人那年头不会有什么好事落头上，所以当自治区体委派来考察组建乒乓球队人选的教练询问我时，我先就一句话回绝了他：“我爸是‘当权派’。”我不忍心用更难听的话说自己的父亲母亲，但这简称已足以使对方望难却步了。我所说的决定性影响是由那次比赛使集宁铁路分局的人认识了我，一年以后开始的知青选调中，是他们千方百计帮助我，把我列入了“特招”名额，否则我不可能改变牧民的身份进入到工人阶级的队伍。那是另一段曲折的故事，本文不赘了。
总之，代表四子王旗参加乌兰察布盟乒乓球比赛，是我插队生涯中一段重要经历，那是改变了我命运的开始。